鲁迅与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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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鲁迅与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位杰出作家,他们在小说创作方面都有着不俗的造诣和成就。
鲁迅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奠基人”,张爱玲则被誉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这两位文学巨匠的小说创作风格各有特点,在内容、形式、语言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下面将从这几个方面来比较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艺术。
一、内容方面的比较鲁迅的小说创作内容多从中国社会和人性角度出发,关注弱势群体、贫苦百姓及其受压迫的生存状态,批判封建主义制度和文化传统。
他的小说多具有强烈的社会意味和人性关怀,例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
在创作上,鲁迅多运用夸张、讽刺、幽默的手法,以达到社会批判的效果。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内容则更多关注人物内心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状态,关注女性身份和角色的转变和挣扎,对城市生活及现代文化的抨击和反思。
她的小说多情节曲折,人物复杂,多暗示和隐喻,例如《色戒》、《金锁记》等。
张爱玲多强调爱情主题,赋予女性情感世界新的表达形式,以达到文学表现的效果。
鲁迅的小说创作形式多采用简明紧凑的叙述方式,内容生动、情节明晰,多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呈现,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
鲁迅在小说中多运用对话,表达出人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现代中国社会的深刻问题。
鲁迅多注重描写现实场景,使得小说具有更强的现实感。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形式多采用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内容多朦胧和含蓄,不断探寻和挖掘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和思想。
她的小说注重描写城市生活的细节,刻画出上海滩的繁华与虚荣,体现出她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和个人风格。
鲁迅的小说创作语言朴实、质朴,不太注重修辞和华丽的表达方式,更多采取白话文种的语言表现,用一种较为普遍的语言书写出普通百姓的生活与斗争,更具可读性和文学感染力。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语言华丽优美,注重修辞和韵律方面的表现。
她的小说多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和艺术为背景,充满着精致的文化内涵。
她的小说语言流畅、娓娓动听,富有诗意和意境。
张爱玲与鲁迅的“人生悲剧宿命”张爱玲和鲁迅在人格上有相似的地方,在爱情上也是:沉稳、内敛、理智、敏感、自由、清醒、宿命……他们都选择了“懂得”的知心伴侣,因为他们知道爱的真谛:自由心灵的交通。
这样的爱情有着灿烂的开始,他们处于这样的爱的氛围中虽然自然而然地感到甜蜜、迷醉,但同时又很清醒地认识、承认自己处于这种甜蜜、迷醉当中,知道这就是爱情。
虽然也爱的深沉,但他们不会像年轻人那样完全沉浸其中,强烈表达,写下誓言,并相信这份爱会永垂不朽。
相反,他们即使在爱情最灿烂的时刻也是怀着悲剧的预见性的。
这就是宿命,说不上是谁的错,反正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走向凋谢,谁也无法阻止,无力改变。
所以在悲剧最终来临时,他们没有惊愕,没有呼天抢地,只是默默地接受了……鲁迅先生有《伤逝》一文。
这名字起得真好,阐释了这种淡淡的,深沉的,爱情逝去的无可奈何。
仿佛尽头那人回头时黯淡的一声叹息。
涓生与子君爱情的悲剧正显示出鲁迅对可预见的,爱情走向衰落及至灭亡的担忧与无奈。
涓生与子君最初是因为勇敢、独立、自由的光芒而互生爱慕,走到一起的。
但是后来由于生活空间的狭隘,子君逐渐陷入了无聊的家庭琐屑,失去了战斗反抗精神,落入俗流而失去了原有的人格光芒;而涓生自由精神的光芒也使他在社会中谋职屡遭挫折,从而经济窘迫,心境惨淡……这时他们的爱情便走向毁灭。
因为促使他们当初相爱的精神光芒已被时间、现实环境所磨灭了,那么爱情也就不复存在。
因此,即使子君的死令涓生感到负疚,却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涓生只能祭奠子君的死,而不能痛恨自己没能继续爱她。
现实中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管你说它是爱恋、是生活、是意义,或是别的什么。
乍看之下很是温情,仿佛就是合理的、理想的结局。
但切不可深究,否则一切真相都指向了悲剧……张爱玲的人生悲剧在于用自己真诚的、深刻的爱,全心全意地爱上了一个不值得付出的人,可谓遇人不淑。
但是这样的女人,我们怎么能用“算了吧,重新开始一段感情”而劝慰她呢?她自己说“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张爱玲眼中的鲁迅先生什么样在民国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不仅众多的屌丝实现了政治上的逆袭。
而且涌现出了很多的天才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以及可以称之为大师的人物。
提起鲁迅和张爱玲,总感觉两人不是一个年代,同样是没有交集的两个人物。
就好像时下的王朔和张小娴一样没有交集,要说有,充其量都是主要以文字和思想示人。
其实也就是这样,鲁迅作为十九世纪的八零后,而张爱玲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人。
当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一个十六岁大的花季少女。
两人的家境说是相似,其实也又不尽相同。
鲁迅先生是家道中落,从一个小康家庭坠入困顿局面,生活拮据。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1828—1904)曾是前清“体制内”的人物,三十七岁的时候中了进士,殿试三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但仅仅过了三年就散馆。
之后又当了金溪县知县这个芝麻官。
即使就是这么一个小官,也遭到弹劾,被朝廷“归部改选教职”的处分。
直到1888年才被循例捐升内阁中书。
虽是京官,但是十分清苦,丝毫无油水可捞。
按照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乡》中说,“虽然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
”。
其清苦程度可见一斑。
等到了1893年的时候,由于母亲也就是鲁迅的曾祖母去世,离京回乡为母奔丧守孝。
等到翌年因为慈溪六十大寿,恩科提前一年举行乡试。
而周福清因为对当时浙江的主副两个考官比较熟悉,就想通过行贿帮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顺利通过。
谁知不料行贿之时苏州知府也在现场。
于是事情败露,投交信函的佣工当场被抓。
而留下的祖父也最终被判以死刑。
之后鲁迅的父亲又身染重病,由是开始家道中落。
张爱玲的家庭比起鲁迅相对要好一些。
他的祖父张佩纶生性耿直,得罪了不少人。
中法战争爆发后,因为张佩纶主战,那些平时嫉恨他的人就说:“你说打,那你就去打吧。
”之类的,让他去打仗。
张佩纶抵达福建后,那些官场老油子们,也乐得推卸责任,放开手让张佩纶去搏。
但是文人只会清谈,真让他去做了就怂了。
战事已失败告终,张佩纶本人在大雨中顶着铜盆逃走。
谈鲁迅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作者:王建来源:《文学教育》2008年第03期《祝福》中的祥林嫂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鲁迅和张爱玲笔下较为典型的女性形象。
她们同处旧的时代,同是旧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同样以悲剧的命运了结了凄惨的一生。
但深刻地去考察一下,我们又会发现两位作家在关注女性命运的同时,也存在有很多方面的不同,本文就此谈一点浅薄的认识。
首先,从两位作家作品中女性生活原型来看。
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是来自于农村这一社会底层,她们不仅饱受生活的磨难,更重要的还要受到封建文化等各方面的精神摧残,所以她们的性格往往是逆来顺受,心甘情愿、麻木地对待一切不公正的待遇。
在他的笔下,更关注女性自虐现象的描写,透过祥林嫂我们似乎更能看到女性这一扭曲心态的形成过程。
祥林嫂两次出嫁,两次守寡,在她第二次被逼嫁于贺老六为妻时,她甚至一头撞在香案上,在这里,与其说鲁迅要塑造她的烈女形象,不如说鲁迅要表现她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深度。
“从一而终”的思想是祥林嫂撞头的主要原因。
当贺老六不幸死于伤寒,她害怕自己死后会到阴间被两个男人抢,为了摆脱这份“罪孽”,她甚至到庙里捐门槛,让千人踩、万人踏,种种荒唐可笑的行为背后,无不掩藏着那个时代女性在长期封建男权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否定的自虐倾向。
如果在祥林嫂身上还看得不够彻底的话,那么鲁迅作品《离婚》中的爱姑不正是在封建势力的代言人“七大人”的威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不公正的安排吗?而张爱玲却不同,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沪港洋场上的女性,选材也多数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婚姻生活,在张爱玲诅咒男权封建制度迫害女性的同时,并不讳言女性的弱点、缺陷,自觉地展开女性生命中的丑陋。
因此,“把一切都怪在男人身上,不是彻底的答复”,悲剧不仅由外界的因素造成,而是更植根于人性的弱点,更源于人性中非理性的潜意识力量。
她的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七巧原是麻油店店主的女儿,为了满足金钱的欲望,她嫁给了姜家二少爷——一个患软骨症的富家子弟。
鲁迅和张爱玲的女权思想比较如果遵循传统的文学观念看待现代文学,那么30 年(1919年——1949年)的文学创作,公认为是开始于鲁迅的《狂人日记》,而大体终止于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孤岛”文学。
许子东戏称是从“呐喊”到“流言” 。
鲁迅无疑是个辉煌的开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红极十里洋场的张爱玲似乎只是这一阶段里无足轻重的尾巴。
把她和鲁迅一起比较,好像很是抬高了张爱玲的历史地位。
80 年代初,理论界陆续提出种种消解文学意识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在大陆销声匿迹了30 多年的张爱玲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渐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张爱玲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话题:鲁迅和张爱玲的比较研究。
其实早在60 年前,有个她(张爱玲),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
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卫士的凄厉的呼唤。
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胡兰成就首先将张爱玲和鲁迅进行比较,他说:鲁迅之后胡兰成的评价即便有些过于主观,但大体上也不失为一种准确的观点。
再如梁云的《论鲁迅与张爱玲的文化关系》,也是非常具有学术眼光的文章。
汕头大学的王富仁曾在非正式场合称张爱玲为“女鲁迅”。
“五四以来,作家以数量有限的作品而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者,除鲁迅外唯张爱玲而已。
现代文学界中,过去只有鲁迅的研究被称为“鲁学”,时至今日,已有学者将张爱玲的研究叫做“张学”。
难怪学者刘再复感慨“好不容易才刚刚走出鲁迅的神话,希望不要再为张爱玲制造新的神话”。
无论是褒鲁褒张,还是褒鲁贬张,鲁张的比较研究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因此,假如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把张爱玲的作品作为纯粹的文学文本来解读,她的女权思想也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他们的女权思想相互补充,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鲁迅与张爱玲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他们各自创作的作品在中国文学界都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虽然鲁迅与张爱玲的作品风格和题材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的小说创作艺术却有着一些相似之处。
本文将从角度对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艺术进行比较,探讨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共性与差异。
鲁迅与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上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意识。
鲁迅的小说大多以揭露社会黑暗、批判封建社会为主题,他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种种弊病,以及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
张爱玲的小说则更多地关注人性、情感、家庭关系等话题,但她的作品中也不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
她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和情感的描写,间接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某些现实问题。
可以说鲁迅与张爱玲都将自己对社会的深刻思考融入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
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都具有很强的个体意识和写实风格。
鲁迅的小说呈现出了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关注,他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和命运的描写,直观地展现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
而张爱玲的小说则更多地关注女性的内心动态和情感体验,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对个体情感的描写,使她的小说更加贴近人性和生活。
尽管他们的作品所关注的人物及情节有所不同,但都以深刻的写实风格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
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鲁迅所创作的小说语言凝练、形象生动,行文严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他的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的文学修辞和象征手法,使作品更加富有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同样,张爱玲的小说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她凭借出色的文字功底和敏锐的感悟力,将生活中的琐碎转化为文学艺术,并巧妙地将情感、人物和情节融入到了小说之中。
她的作品既有文学性的高度,又兼具戏剧性的张力,展现了非凡的艺术魅力。
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都具有独特的文化自觉和情感表达。
鲁迅的小说中不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他以犀利的笔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关切与期待。
鲁迅与张爱玲
————————————————————————————————作者:————————————————————————————————日期:
鲁迅与张爱玲-汉语言文学
鲁迅与张爱玲
李丽
摘要:鲁迅与张爱玲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登峰造极的作家,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存在着一致性,笔者正是从这一共性出发探索共性中的个性。
由此可见,张爱玲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两位作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关键词:鲁迅张爱玲异同
前言
尽管鲁迅与张爱玲是分属于两个时代、两个阵营的作家,似乎毫不相干,然而文学界将鲁迅与张爱玲放在一起并非新鲜事,1944年,著名翻译家傅雷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中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着。
”他们之间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共性与个性呢?
一、从对女性命运的观照来看,礼教与自身
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极为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道出了女性生存境遇的艰难与所受的不公正待遇。
而就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探讨上,两位作家的意见并不一致,鲁迅将女性的悲剧命运归咎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戕害,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勤劳、善良、朴实,却在糊里糊涂中成了旧礼教的牺牲品。
使祥林嫂饱受磨难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困苦,更重要的是受到封建礼教文化制度影响的精神摧残。
“从一而终”是祥林嫂固守的封建思想,为此被迫改嫁时她撞得头破血流,甚至到庙里捐门槛来试图解脱这个“罪孽”,让千
人踩、万人踏,种种荒唐行为的背后,无不表露着那个时代的女性在长期封建礼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否定的自虐倾向。
《离婚》中的爱姑不正是在封建势力的代言人“七大人”的威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不公正的安排吗?而张爱玲将其归咎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所言:“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
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所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单怪别人是不行的。
”[1](P65)因为“是何等样人,就会遇见何等样事”,其中“总免不了有些主动的成分在内”。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初到香港求学“我念我的书”“要行得正,立得正”。
可是,在姑母家看了一橱子“金翠辉煌”的衣服之后,在“看看也好”自我宽慰掩饰之下,她渐渐堕落了,无法从生活环境的栅栏里拔出来,她恳求梁太太能够“在旁随时的指拨帮衬”[2](P49),成了“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3](P50)的交际花。
而这源自她那内心深处的一股渴望,即乔琪“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是基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性。
因此,即使社会制度天翻地覆,葛薇龙的故事仍会继续。
二、从对国民性的批判角度来看,大我与小我
1971年在旧金山与水晶先生的谈话中,张爱玲曾说:“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
”这表明张爱玲对鲁迅国民劣根性的认同。
同样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可两位作家的立足点却不同。
鲁迅是站在整个社会文化、民族的立场上来揭露国民性格中的冷漠、奴性、愚昧等,是民众的呐喊,是启蒙的话语,表现的是“大我”,如鲁迅笔下的具有“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最底层农民——阿Q,面对生存的困境,备受欺
凌的遭遇,他采取了欺瞒自己的态度,“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
”[4](P75)从精神上获取了胜利。
这何尝不是“人们”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态度方式,力求保住“奴隶”的地位,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满足于“奴隶”的地位。
正是从这一点上,阿Q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现象,成为一种文化载体。
鲁迅思考的不仅仅是阿Q的精神状态,而是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文化状态,他是站在“大我”的立场上来审视和解剖这一国民性的。
而张爱玲是站在个人生存状态(人生现实中诸多的“麻烦”)的角度来批判人性的扭曲、压抑,是个人的私语,不负载社会使命,表现的是“小我”,写的是普通市民的人生。
张爱玲主动回避时代的声音,她的作品不是政治的扬声器,也拒绝反映广大世界的苦难真实,而是从自我熟知的晚清洋场一群没落的遗老遗少出发,在新旧交替的文明中展露一群普通市民扭曲、压抑的人性,承载着个人的情感、个人的话语。
在曹七巧的身上,读者看到了一个由受害者到迫害者的冷酷蜕变,是长期压抑的情欲与穷极一生想要得到的金钱迷失了她的心智,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已荡然无存。
曹七巧的生存境遇不是站在时代民族的立场上去表现的,而是从曹七巧个人的生存状态表现,谈及其被情欲与金钱迷失的人性,承载着张爱玲独特的个人体悟:人的私欲使人不像人。
三、从对悲剧人生观的探寻上来看,未来与现在
一个人的幼时经历对其人生观的形成至关重要,早年的心理阴影在鲁迅与张爱玲的以后的生活中并没有被消除反而被强化,他们都无法颠覆深烙于记忆中的对于生命的悲剧体验,从而形成了悲剧人生观。
同样是表达悲剧人生观,可他们所寻求的出路抑或是解脱方式不同。
鲁迅是在反抗绝望的同时寄希望于未来,“所
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两地书》鲁迅笔下的青少年就是希望,《故乡》中少年的闰土是生机勃勃的小英雄,“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5](P59);而中年的闰土自卑、迷信,如同一个木偶人,“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6](P62)。
《狂人日记》的结尾,那句触人心弦的呐喊:“救救孩子”依然响亮,救救那并未受封建制度、礼教禁锢的孩子。
而张爱玲寻求悲剧人生观的解脱方式是把握现在,享受当下,张爱玲是惶恐于未来的。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7](P156)现在才是真实可触摸的,张爱玲发出这样的感叹:“出名要趁早呀!”“我懂得怎样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8](P3)张爱玲以一贯的审美态度来肯定现在的生活,以“残酷的天才”、奇异的智慧来发掘现实世界里的点滴乐趣并甘之若饴。
她固执地守候现实的安稳,生命也早已描定她的式样,像是“绣在屏风上的鸟”,静且美。
“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9](P101)
鲁迅与张爱玲分别是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然而他们因时代背景、思想渊流、个人气质禀赋等方面的不同,在共同之处又见不同。
注释:
[1][7][8]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3][9]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4][5][6]钱理群,王得后选编:《鲁迅小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李丽江苏省南通大学文学院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