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理论

张-五-常佃农理论读后感一、《佃农理论》的主要理论：正像作者在导言中所说“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推导出了一种分成租佃理论，用它来探讨在分成租佃制下的资源配置的性质。

传统的观点认为，分成租佃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这本书从理论上和经验上两个方面证明了这种无效率的观点只是一种错觉，并认为在自由市场私人产权约束的条件并且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合约安排并不意味着资源使用的不同效率，相反，这些合约所暗含的资源配置都是相同的。

接下来作者又探讨了为什么在同样的竞争约束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作者抛弃了理想的交易成本为零这一限制条件，并引入了规避风险的可能性，其答案就是人们之所以选择不同的合约，是为了在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下，从分散风险中获得最大收益。

第二部分把分成租佃理论应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上，即地租所占的比率受到政府所规定的最高比率的限制这样一种情况。

作者推衍出了两个假说：一个是补偿性合约再安排假说，根据这一假说，为了维持在减租前市场上的合约条款所达到的均衡状态，地主会采取补偿性支付和土地使用权再安排两种方式，使政府控制最高地租比例的作法无情轻重，这一假说得到了证实。

不过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几率很小，促使作者又进一步提出了耕作集约度假说，这种假说认为在没有任何非法的补偿性支付的情况发生的.情况下，佃农土地上使用的非土地资源将会增加，这样土地的产出总量将会增加，地主因为减租所导致的地租的减少就会得到补偿。

这种假说得到了作者的证实。

作者提供的资料证明了减租后佃农劳动的密度增加了，而且佃农土地上的肥料质量及其他投入都有了质量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台湾1949年三七五减租后作物选择模式的改变。

二、作者的思维方法、分析方法及写作方法：1.证伪的方法：就像作者所说的“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不被推翻”，作者在研究佃农理论的过程中从头到尾都运用了证伪的方法。

写作之初，作者努力寻找逻辑上的错误；在逻辑上找不到错误之后，又努力以台湾土地改革的农业资料来推翻他的佃农理论。

《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张五常《佃农理论》是我学生时的论文习作，大约1966年5月动工，1967年4月交卷。

那时在加州长堤大学任教职，每星期要教十二课，又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什么个人摄影展览，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时间不到六个月。

66年的秋天，我有三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

1967年9月到了芝加哥大学，见到那里的图书馆有很详尽的资料，就把论文加长了四分之一。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把该书精装面市时，已是1969年了。

《佃农理论》这本书有两个特色。

其一是历久犹新：出版后30年，该书及书内的文章每年还被引用大约二十次；另一方面，好些学者朋友认为该书是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的“始作俑者”。

其二，作为一本“名著”，这本书的滞销可能破了世界纪录。

天下间怎会有这样可怜的事？1969年艺大出版社印制了10OO本；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自动买了500本；作者及其学生、朋友等买了大约300本；25年后芝大出版社决定把版权交还给我时，竟然还有“货尾”20多本送给我。

可以这样说吧，真正在市场出售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不到2O0本！今天朋友们要求重印，而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又花了3年时间搞中译本，我就闲笔回顾，好叫后学的知道《佃农理论》的一些往事。

寻寻觅觅的日子1959年我进入洛杉机加州大学，61年学土，62年硕士，63年的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试。

殊不知这势如破竹的进度，在博士试后却碰到铜墙铁壁：有整整3年的时间找不到自己满意的论文题材。

两年中我换了四个题材，到最后都放弃了。

败走麦城，要不是因为理论上的困难解决不了（如风险的高低如何量度），就是资料不足（如林业的各种定价），或语言不通（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又或者是题材过于庞大（如香港的租务管制）。

这些强攻不下的题材，当时使我气馁。

于今回顾，这些失败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大有好处。

这不仅使我在四个题材上成为一个准专家，而更重要的是对搜集资料学满了功夫。

1965年8月，心灰意冷之余，我放弃学术，工余之暇拿着相机静坐在一个园林中搞摄影。

一、张五常与《佃农理论》《佃农理论》是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他学生时代的博士论文，也是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说到张五常，很是有一番传奇意味，他是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却并非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他的求学之路颇为坎坷，曾从事摄影职业，直到24岁进入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就读经济学科之后才算入门。

1967年他在长堤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助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二、《佃农理论》创新《佃农理论》主要运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分成租佃制度作出了新的解释，推翻了传统的理论，创立了“新佃农理论”。

其理论的要义是透过某些因素的变动，不管是分租、定租或地主自耕等，其土地利用的效率都是一样。

如果产权弱化，或是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时，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如果能够定土地为私人产权，明晰产权制度，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是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门。

三、《佃农理论》解析《佃农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一、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不同的合约安排其效率相同；二、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条件下，不同合约安排其效率不同。

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是为了在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下，从分散风险中获得最大收益；三、在法律强制减租的约束下，由于地主的土地收益权被弱化且没有被排他性地转让，造成资源配置无效率，并引起耕作集约度提高。

《佃农理论》中关于合约选择的论述，它的假说是人们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是为了在交易成本约束下，从分散风险中获得最大收益。

基本上风险的衡量是基于三种合同模式：定额合同、分成合同、工资合同。

“分成合约的总交易成本（谈判成本与实施成本之和），似乎要高于定额租约或工资合约”。

因为分成合约要规定地租的比例，非土地投入对土地的比例，种植的作物种类，还要弄清实际的产量。

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分成合约呢？张五常认为，这是为了规避风险，因为分成合约使得地主和佃农分摊了风险。

“合约的选择可以用交易成本的不同及规避风险的假设来分析。

佃农理论之读后感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是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今天《佃农理论》之价值随着时间推移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它不仅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而且其中的几文在期刊上发表后也成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佃农理论》主要是以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分成租佃制度作出了新解释，推翻了以往的传统理论，建立了“新佃农理论”。

其理论的要义是透过某些因素的变动，不管是分租、定租或地主自耕等，其土地利用的效率都是一样。

如果产权弱化，或是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时，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如果能够定土地为私人产权，明晰产权制度，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是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门。

概括地说，该理论有两个主要论点。

第一，倘若没有交易成本（其中包括风险），则分成合约的效率与固定地租合约完全相同。

第二，地主和佃农实际选择哪种合约是由交易成本和风险所决定的。

第一个论点可以视为著名的科斯定理的（或许首次）应用。

它也是在下述意义上对科斯定理的重要引申，即：在没有交易成本的“理想”世界上，不仅产权的转让无关紧要，而且各种形式的合约安排也无关紧要。

这种不相关性亦广泛延伸至经济学的其他领域。

譬如，从本质上说，该恒定性论点类似于公司财务领域中资本结构理论的著名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MMT），并类似于宏观经济学和财政领域中税收和债务理论的李嘉图等价定理（RET）。

MMT 证实了投资融资中债务和股本的等价，而RET 证实了财政支出融资中税收和公债的等价，两者都是在某些“理想”条件之下作这种证实的。

第二个论点描绘了在具有风险和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上人们会如何选择合约。

所观察到的各种合约的共存，是用风险多样化和成本最小化这两个目标来加以解释的。

因此，从性质上说，第一个论点规范性较强——主要关心不同合约安排的效率含义，而第二个论点是实证性的——力图解释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合约选择。

同样，若在实践中破坏某些“理想”条件。

MMT 和RET 中指出的基准情况也就不再成立。

对张五常《佃农理论》的理解及反思对于佃农地租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做出了研究。

在以往的佃农理论看来，佃农在分成租佃制下，劳动者的劳动收益都会小于其边际产出，因此，这种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或无效率的。

但是，在欧洲、亚洲，分成制长期都存在。

台湾1949年开始了土地改革。

在改革中，当局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为地主的地租不得超过农产品的37.5%。

但让经济学家难以置信的是，就在当局的这种硬性约束下，台湾农业产量非但没有如斯密和马歇尔理性所预言的那样下降，反而出现了急剧的上升。

张五常对此进行了多方的调查，经过研究在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土地改革》（以下简称“《佃农理论》”）一文中给出了一个模型。

张五常尝试着解释这种情况：首先，土地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劳动力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所以要从私有财产的局限性入手对此进行解释；其次，佃农的分成制是一种合约，它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再次，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竞争，地主之间也有竞争，因此佃农合约中的条件，是在私有财产竞争的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

所以在分成制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佃农租种土地面积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以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都是由上述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

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所谓佃农合约的条件。

从上述理论出发，张五常推断出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

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是大体一样的。

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研究了在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在随后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学的研究。

在上述理论做得满意以后，张五常又加入台湾土地改革中的约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的想法。

于是，他很快就把台湾土地改革中，当局对地租施加限制，但农产量不降反增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了：这是因为这个约束是在市场决定的地主分成之下，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所以在竞争下他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为生产的增加而有点补偿。

《佃农理论》读后感《佃农理论》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学生时代的论文习作，也是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尽管在此书出版四分之一个世纪内销量仅有两百余本，但张五常这本论文集主要以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分成租佃制度作出了新解释，推翻了以往的传统理论，建立了“新佃农理论”，奠定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基础，因此论文一出，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且《佃农理论》之价值随着时间推移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它不仅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而且《佃农理论》其中的几文在期刊上发表后也成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佃农理论》主要是以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分成租佃制度作出了新解释，推翻了以往的传统理论，建立了“新佃农理论”。

其理论的要义是透过某些因素的变动，不管是分租、定租或地主自耕等，其土地利用的效率都是一样。

如果产权弱化，或是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时，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如果能够定土地为私人产权，明晰产权制度，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是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门。

作为产权理论大师阿尔奇安入室弟子又熟读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著作的张五常，这时便尝试着用产权理论来解释这种情况：首先，土地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劳动力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所以要从私有财产的局限性入手对此进行解释；其次，佃农分成制度是一种合约，它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再次，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竞争，地主之间也有竞争，因此佃农合约中的条件（包括分成的百分比），是在私有财产竞争的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

所以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佃户租种土地面积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以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都是由上述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

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佃农合约的条件了。

从上述理论出发，张五常很容易地推断出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

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是大体一样的。

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张五常又进一步研究了在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在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学的研究。

张五常佃农理论解读
张五常是中国现代经济学家之一，他提出了一种佃农理论，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他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和农村经济结构上，旨在解决中国农民的低收入和低生产力问题。

首先，张五常认为土地问题是导致农民低收入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中在少数富农或地主手中，大部分贫农只能依靠租地耕种，而且土地租金往往占到农民收入的很大比例。

张五常提出，只有通过土地制度的，实现土地的平均分配，才能真正改变农民的生活状况。

其次，张五常指出，农村经济结构的问题是制约农民生产力提高的关键。

在农村，许多农民依然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缺乏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导致了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缓慢。

张五常主张，农村需要加强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农业科学知识，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量，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此外，张五常还关注农村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的教育和医疗条件较差等。

他认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应得到充分重视和发展，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

总的来说，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强调土地问题和农村经济结构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提出通过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调整来改善农民的生计和生活条件。

这一理论为中国农村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参考。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和多种因素的影响，实现农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仍然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实践的探索。

扯淡经济学之（三十六）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在《佃农理论》的第六章，张五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设（不受限制的）市场地租比例为70％（r＝0.7），由于减租，地租比例下降到的40％（r ＝0.4）。

地主现在实际上获得年产出的40％，而且没有其他方面的补偿。

佃农现在从年总产出中获得的是他原来分成比例30％的两倍。

由此，佃农会愿意承担更多的耕作投入吗？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这会导致资源更有效的使用吗？”张五常认为：“减租后，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耕作的集约度。

一种方式是，保持佃农的投入不变，而竞争促使地主收回部分土地从而减少佃农所承租的土地；另一种方式是，保持佃农承租的土地面积不变，而竞争诱使佃农在所给定的土地上增加投入，这也是有利于地主的。

当然，地主也可以两种方式并用。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结果都是佃农在他所承租的耕地上增加了对土地的投入。

……两种情况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解释。

”但不管怎么样，减租后总是还要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而按照张五常的理论，只要适当调整地租比例和佃农人数，分成地租和定额地租可以具有同样的效率。

换言之，市场地租比例为70％时，有一个与之等效的定额地租——比如每亩300 斤；而地租比例减到40％后，又会有一个与之等效的新定额地租——比如每亩200 斤，总之要比300 斤少。

因为等效性，为简便起见，我们就可以改为考察定额地租减少的情况。

但是，“假设不存在任何类型的补偿性支付”（比如贿赂），在定额地租的情况下，地主不可能收回部分土地另租给他人，因为这不会增加他任何的收入。

如果可以贿赂，则潜在的佃农可以通过贿赂地主，而使自己成为佃农，不过随着佃农人数的增加，最终会达到均衡状态，潜在的佃农就消失了，而贿赂也就自动消失了。

由于佃农人数的增加，其承租的土地会减少，但其投入要怎样变化，地主其实一点都不关心，因为他只管按每亩200 斤来收地租就是了。

可是，佃农要关心自己的投入，而关心的结果就是要减少投入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