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张-五-常佃农理论读后感一、《佃农理论》的主要理论：正像作者在导言中所说“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推导出了一种分成租佃理论，用它来探讨在分成租佃制下的资源配置的性质。
传统的观点认为，分成租佃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这本书从理论上和经验上两个方面证明了这种无效率的观点只是一种错觉，并认为在自由市场私人产权约束的条件并且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合约安排并不意味着资源使用的不同效率，相反，这些合约所暗含的资源配置都是相同的。
接下来作者又探讨了为什么在同样的竞争约束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作者抛弃了理想的交易成本为零这一限制条件，并引入了规避风险的可能性，其答案就是人们之所以选择不同的合约，是为了在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下，从分散风险中获得最大收益。
第二部分把分成租佃理论应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上，即地租所占的比率受到政府所规定的最高比率的限制这样一种情况。
作者推衍出了两个假说：一个是补偿性合约再安排假说，根据这一假说，为了维持在减租前市场上的合约条款所达到的均衡状态，地主会采取补偿性支付和土地使用权再安排两种方式，使政府控制最高地租比例的作法无情轻重，这一假说得到了证实。
不过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几率很小，促使作者又进一步提出了耕作集约度假说，这种假说认为在没有任何非法的补偿性支付的情况发生的.情况下，佃农土地上使用的非土地资源将会增加，这样土地的产出总量将会增加，地主因为减租所导致的地租的减少就会得到补偿。
这种假说得到了作者的证实。
作者提供的资料证明了减租后佃农劳动的密度增加了，而且佃农土地上的肥料质量及其他投入都有了质量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台湾1949年三七五减租后作物选择模式的改变。
二、作者的思维方法、分析方法及写作方法：1.证伪的方法：就像作者所说的“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不被推翻”，作者在研究佃农理论的过程中从头到尾都运用了证伪的方法。
写作之初，作者努力寻找逻辑上的错误；在逻辑上找不到错误之后，又努力以台湾土地改革的农业资料来推翻他的佃农理论。
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首先得说，这本书真的是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广大农村世界的大门。
以前我对农民的印象就是在地里干活，脸朝黄土背朝天，觉得他们的生活虽然苦，但可能也就那么回事儿。
可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这背后深深的无奈、挣扎和被忽视的诸多问题。
书里那些一个个鲜活的农民故事，就像是一把把小锤子，不停地敲打着我的心。
那些农民，勤勤恳恳地种地，一年到头就指望着那点收成能过上好日子。
可是呢，各种税费、摊派就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比如说有的地方，农民种的粮食还没卖出去，就被各种名目的收费给划拉走一大部分，这就好比一个工人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产品，还没拿到工钱，先被各种克扣，哪有这个道理嘛。
还有那些村干部，本来应该是带着农民发家致富的领路人，可有些却成了作威作福的“土皇帝”。
在村里一手遮天，虚报账目，中饱私囊。
这就好比羊群里混进了恶狼，把原本就不富裕的村子搅得乌烟瘴气。
农民们是敢怒不敢言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向谁去诉说自己的委屈，感觉就像被世界遗忘在角落里的一群人。
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去农村亲戚家的经历，那时候就觉得农村很穷，但是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么穷。
现在才明白，这里面有着太多的人为因素，而不是农民不努力。
他们比谁都渴望过上好日子，可是各种制度的不完善、执行的不到位就像一道道绳索，捆住了他们的手脚。
不过呢，这本书也让我看到了希望。
就像黑暗中总有那么一丝曙光，有一些正直的人在为农民奔走呼喊，试图改变这种状况。
他们深入农村去调查，把这些真相揭露出来，就是希望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让农民的生活能得到改善。
读了这本书后，我觉得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不能再对农民的处境视而不见。
我们吃的粮食是他们种的，穿的衣服棉花可能也是他们种出来的。
我们应该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关注。
政府呢，也应该更加重视农村的发展，把那些不合理的东西都给它改正过来。
让农民真正能够挺起腰杆，过上有尊严、富裕的生活。
这不仅仅是为了农民，也是为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佃农理论之读后感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是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今天《佃农理论》之价值随着时间推移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它不仅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而且其中的几文在期刊上发表后也成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佃农理论》主要是以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分成租佃制度作出了新解释，推翻了以往的传统理论，建立了“新佃农理论”。
其理论的要义是透过某些因素的变动，不管是分租、定租或地主自耕等，其土地利用的效率都是一样。
如果产权弱化，或是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时，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如果能够定土地为私人产权，明晰产权制度，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是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门。
概括地说，该理论有两个主要论点。
第一，倘若没有交易成本（其中包括风险），则分成合约的效率与固定地租合约完全相同。
第二，地主和佃农实际选择哪种合约是由交易成本和风险所决定的。
第一个论点可以视为著名的科斯定理的（或许首次）应用。
它也是在下述意义上对科斯定理的重要引申，即：在没有交易成本的“理想”世界上，不仅产权的转让无关紧要，而且各种形式的合约安排也无关紧要。
这种不相关性亦广泛延伸至经济学的其他领域。
譬如，从本质上说，该恒定性论点类似于公司财务领域中资本结构理论的著名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MMT），并类似于宏观经济学和财政领域中税收和债务理论的李嘉图等价定理（RET）。
MMT 证实了投资融资中债务和股本的等价，而RET 证实了财政支出融资中税收和公债的等价，两者都是在某些“理想”条件之下作这种证实的。
第二个论点描绘了在具有风险和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上人们会如何选择合约。
所观察到的各种合约的共存，是用风险多样化和成本最小化这两个目标来加以解释的。
因此，从性质上说，第一个论点规范性较强——主要关心不同合约安排的效率含义，而第二个论点是实证性的——力图解释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合约选择。
同样，若在实践中破坏某些“理想”条件。
MMT 和RET 中指出的基准情况也就不再成立。
佃农理论读后感佃农理论读后感（一）重读后，总体上感觉，《佃农理论》在论证方式上非常严密，有大量的证伪的篇幅。
而且与现在张的文章现比，这篇文章的文字简练。
第一章的开头就是“本书由两部分组成”。
据说这是他的导师Alchian 所改。
现在他的文章结构与此论文有点差异，是一种探险式写法，但往往没有给出一个很解渴的答案。
因此多有争议。
而且文体上较趋繁杂，甚至有“卖关子”和故意显露的倾向。
文章中觉得有意思的三点：1、以私产、合约、竞争作为三局限。
因私产有自由转让权，而佃农间、地主间都要有竞争，在零交易成本（风险）下，分成式租佃与定额式租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样的（之与传统观点相左，也是本书的最大创新点）。
特别是台湾厘定地主收37.5的租之后，劳动力边际产出下降，土地的边际产出上升，收成反而更好。
2、“而对于斯密所称的英国式固定地租而终身保有土地的安排要比欧洲其他地方来得更为先进。
分析土地占有权发展的适当方法，是考察财产法的变化，而不是像斯密那样通过考究似乎有缺陷的土地出租安排来解释法律的变化。
”这句话非常经典。
张五常认为，是英国这种法律规定终身合同导致了英国不使用分成式租佃。
3、减租后，只要佃农获得的耕作收入大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获得的收入，地主就能成功地诱使佃农承担更多的耕作投入，因为其他潜在的佃农愿意这样做。
这样就产生了耕作集约度提高的效果。
地主的收入也没有减少。
因此，政策得到较好的实施。
佃农理论读后感（二）《佃农理论》是我学生时的论文习作，大约1966年5月动工，1967年4月交卷。
那时在加州长堤大学任教职，每星期要教十二课，又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什么个人摄影展览，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时间不到六个月。
66年的秋天，我有三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
1967年9月到了芝加哥大学，见到那里的图书馆有很详尽的资料，就把论文加长了四分之一。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把该书精装面市时，已是1969年了。
《佃农理论》这本书有两个特色。
菜农和学究读后感
故事里的菜农，那就是实实在在干活的人。
每天和土地打交道，种着各种各样的菜。
他的生活围绕着菜地转，关心的是啥时候播种、啥时候浇水、啥时候能收成。
他没那些文绉绉的大道理，可他懂的都是生活的实在事儿。
就像我们生活中那些在基层默默耕耘的人，他们可能不会高谈阔论，但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的。
再看看那个学究，满肚子都是学问。
一肚子的墨水，说起话来引经据典的。
可这学究在有些事儿上就有点“笨”了。
他觉得菜农种的菜不好，就按照书上的那一套来指挥菜农。
他不知道啊，书本和现实的菜地那可隔着不少距离呢。
这就好比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人，理论知识一大堆，可真要动手做起来，就抓瞎了。
这故事让我想到，学问虽然重要，但不能脱离实际。
学究以为书本里的东西就是万能的，却忽略了菜农那日积月累的种地经验。
这就像现在有些读书读傻了的人，在象牙塔里待久了，一出来碰到实际问题，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而菜农呢，虽然没那么多书本知识，但他的经验也是一种财富。
如果学究能和菜农互相学习，那多好啊。
学究把新的种植知识带给菜农，菜农把自己的实际经验分享给学究，这就是理想的状态嘛。
从这个故事里我还明白一个道理，人不能太自负。
学究就有点自负了，觉得自己啥都懂，瞧不上菜农的做法。
结果呢，按照他的办法，菜种得一塌糊涂。
我们生活里也有这样的人，总觉得自己厉害，不听别人的意见，最后只能自己吃亏。
这个故事就像一个小警钟，时不时在我耳边敲一敲，提醒我做人要谦虚，不管是有学问的还是没多少学问但有经验的人，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读《佃农理论》有感陈晓红S1******* 区域经济学谈起《佃农理论》的著书者，很是有一番传奇意味。
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却并非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他的求学之路颇为坎坷，曾从事摄影职业，直到24岁进入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就读经济学科之后才算入门。
1967年他在长堤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助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佃农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不同的合约安排其效率相同；二、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条件下，不同合约安排其效率不同。
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是为了在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下，从分散风险中获得最大收益；三、在法律强制减租的约束下，由于地主的土地收益权被弱化且没有被排他性地转让，造成资源配置无效率，并引起耕作集约度提高。
张五常认为地主追求财富最大化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第一种是提高地租，这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
第二，将土地分给多个佃农耕种。
这会使得土地边际生产力最大化，佃农收入减少但地租比例降低。
这两条途径最终都会使佃农收入与其他可选收入相等。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想状态，或者说，比较适用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而不完全适用于类似台湾土地改革这样的情况。
从叙述中可以看出，张五常完全是站在地主这一边考虑的，而且这个地主是资本化了的地主。
但是，张五常的佃农却不是。
当他的地主在盘算如何收入最大化时，而他的佃农却只满足于农业活动的收入不低于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收入。
张五常完全忽略了分成制下的佃农已经不完全是单纯的农民，他还是一个经营者，一个小资本家。
他除了满足于得到自己的劳动所得，还要追求更多、更高的东西。
关于佃农理论的分成效率，总的来说就是只要合约安排本身是死人产权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合约安排对资源使用的效率是相同的。
佃农理论中关于合约选择也有论述，它的假说是人们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是为了在交易成本约束下，从分散风险中获得最大收益。
《佃农理论》读后感《佃农理论》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学生时代的论文习作，也是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尽管在此书出版四分之一个世纪内销量仅有两百余本，但张五常这本论文集主要以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分成租佃制度作出了新解释，推翻了以往的传统理论，建立了“新佃农理论”，奠定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基础，因此论文一出，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且《佃农理论》之价值随着时间推移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它不仅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而且《佃农理论》其中的几文在期刊上发表后也成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佃农理论》主要是以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分成租佃制度作出了新解释，推翻了以往的传统理论，建立了“新佃农理论”。
其理论的要义是透过某些因素的变动，不管是分租、定租或地主自耕等，其土地利用的效率都是一样。
如果产权弱化，或是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时，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如果能够定土地为私人产权，明晰产权制度，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是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门。
作为产权理论大师阿尔奇安入室弟子又熟读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著作的张五常，这时便尝试着用产权理论来解释这种情况：首先，土地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劳动力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所以要从私有财产的局限性入手对此进行解释；其次，佃农分成制度是一种合约，它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再次，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竞争，地主之间也有竞争，因此佃农合约中的条件（包括分成的百分比），是在私有财产竞争的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
所以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佃户租种土地面积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以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都是由上述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
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佃农合约的条件了。
从上述理论出发，张五常很容易地推断出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
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是大体一样的。
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张五常又进一步研究了在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在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学的研究。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 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读后感篇一：农民问题、暴力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农民问题、暴力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学校：北京大学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姓名：朱竞雅学号：1301213107邮箱：zhujingya@农民问题、暴力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朱竞雅摘要：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摩尔以其宏观的全球化视野向我们展现出农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容忽视的地位以及暴力革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作用。
回顾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暴力革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其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亦值得我们深思。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在中国近年来形势依旧严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本文拟对如何解决以上问题进行探索，以求为加快现代化进程，构建和谐社会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径。
关键词：农民问题暴力革命民主专制现代化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成书于 1966 年，一经出版立即风靡欧美文化思想界，后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埃米尔·德克海姆的《自杀论》并称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三大名著。
在这部恢宏的巨著中，摩尔以世界现代化1的政治演进为主轴展开了全书的构架，并梳理出三条通往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形式，即西方的民主道路；第二条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反动形式，也就是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以中、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
还有一条非典型路径就是印度道路，它的存在证明了在十分有限领域里的三种历史类型之外，是完全可能建立起其他的路线和选择。
之所以会形成三种不同类型的典型历史路线，摩尔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阶级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异和转换”2。
佃农理论读后感一、地租理论40年代末到50年代，台湾也施行了土地改革，这其中一个重大过渡性举措，就是“把地租在年收成中所占的百分比，从平均估计数的56.8%减少到统一的法定最高比例37.5%。
”（第5页）1949年的实施办法，有：“本省私有耕地之租用……其地租租额不得超过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其约定地租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应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依其约定。
”（160至161页）张五常说，“传统的观点是，分成租佃制会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
本书将证明，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经验上来说，这种无效率的观点都是一种错觉。
在私人产权的条件下，无论是地主自己耕种土地，雇佣农民耕种土地，还是按一个固定的地租把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或地主与佃农分享实际的产出，这些方式所暗含的资源配置都是相同的。
换句话说，只要合约安排本身是私人产权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合约安排并不意味着资源使用的不同效率。
”（第2至3页）张五常所说的“传统观点”，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固定租金条件下，农民上缴一定数额之后，全部剩余都归自己所有；而分成租金条件下，农民所有的劳动产出都要分出一部分上缴给地主，这会打击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假设土地一年的产出为I，固定租金为A，分成比例为r，则固定资金条件下农民的剩余为I-A，而分成制下为I（1-r），如果分成制下农民所得超过固定租金制度下所得，即：I(1-r)>I-A,得，rI<A,即，I<A/r。
也就是说，如果由固定租金制改革到分成制，总产量不会超过A/r这个点，否则农民的收入将不升反降。
或者，两边同除以I，得，1<A/(rI)。
由于没有充分的资料，所以我们无法确定A，也不知道改革前后产量分别为多少。
但是，张五常提供了一个数据，改革前地租在年收成中所占的百分比的平均估计数为56.8%（第5页）。
即，A/I平均为0.568。
0.568/0.375大于1，也就是说，年收成在A/r这个限定点内。
可见，但从这种土地改革本身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在减轻农民负担，所以，产量有了大幅度增加是合情合理的，谈不上符合还是不符合“传统观点”。
当然这只能说明依照传统的观点也可以解释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但却并不能否定张五常的理论本身。
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传统观点也没什么意义。
很明显，只有在刚刚由定额地租向分成制改革的头几年，这样的对比才有意义，多年之后，人们将无从量化对比固定租金与分成地租，而且，固定租金条件下的A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产量持续上升，A也必然将水涨船高。
所以，张五常所说的传统观点，是缺乏起码的想像能力的表现。
也就是说，他所说的传统观点根本就是难以成立的。
下面，我来分析一下张五常独到的地租理论。
在确认了土地改革前，台湾的农业资源是“私人产权体制下的资源”（第18页）后，张五常以这样4个前提假设开始了他的佃农理论，或者更广泛的说，是“分成合约下的资源配制理论”（第19页）。
这4个前提建设是：1、自由市场中私人产权约束条件下追求财富最大化；2、资源具有排他性和可转让性；3、合约当事人可以自由的接受或者拒绝通过协商达成的分成合约条款；4、除非特别说明，假设签定合约成本为零。
（第19页）从这四个前提条件来看，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与台湾的现实相悖的基础上的。
首先，对第1个条件来说，台湾当时绝对不是自由市场，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自然经济中。
（白先勇回忆1960年的台北：“大概那时台北还是农业社会——清晨牛车满街，南京东路还有许多稻田，夜总会是一个神秘而又邪恶的名词，好象只有一两家。
”《白先勇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336页。
）对于中国传统的地主和农民来说，除了经济关系，还有相当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且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套伦理道德体系，简言之，对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来说，对财富的追求是相当有限的。
对第2个条件，很明显，这里所说的“资源”并不包括劳动，而似乎是专指土地。
劳动的特殊性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能力无法转让给其它人，这往往决定了劳动者在经济关系中的不利地位。
而且，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农民恐怕也不能自由的流动，他也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可供选择。
对于第3个条件，同样，和约当事人不可能自由的接受或者拒绝，对于没有积蓄的农民来说，不接受对自己不利的契约，往往意味着生存的窘境。
就是对发达市场经济来说，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以来，人们也已经意识到了，传统的不承认非自愿失业存在的理论是多么的错误。
特别是，对于张五常自己的佃农理论而言，地主可以提高地租比例、把土地划分为许多小块出租给农民，这本身就是与这一假设直接对立的。
对第4个条件，我们可以认为，在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面积不是非常大，而佃农又来自于在同一地区（村庄等）生活的农民中，签定契约成本为零的假设是合理的。
张五常的地租理论，其实可以用语言描述如下：对于农民来说，其收入=土地产出-地租。
除了从事农业活动外，他还有其它的经济来源。
“如果佃农的耕作收入与他在其他方面可选择的收入一样高或更高，只要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而且除土地之外所有的耕作投入保持不变，那么佃农就会继续从事农业耕作，并尽可能的利用他所承租的土地。
”（第20至21页）对于地主来说，他有两个方法可以控制自己的收入。
一个是提高地租比例，“直到佃农的耕作收入等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获得的收入为止。
”（第21页）另一个，就是把土地划分成几块分别租给几个佃农。
此时，相对于把整块土地出租给一个佃农，每小块土地的边际产出会变大，同样，此时，地主对每个农民收取的地租，要保证每个农民从事农业耕作的收入“不会高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收入。
”（第22页，原文如此。
考虑到这句上一句非常匪夷所思很可能翻译或者排版错误，这句也存疑。
不过，这一句也说得过去，只不过“不会低于”更合理一些。
）但是，虽然土地的边际产出上升了，但是由于佃农承租土地的面积减少了，每块土地的产出会减少，所以地租必须降低每一小块土地的地租比例，也意味着归地主所有的土地的边际产出的比例在减少。
划分得越多，比例越小。
这样，“这种减少将导致从每一个佃农获得的地租的减少，而且，如果每一个佃农获得的土地面积继续减少的话，地租的比例最终会变得很低，以至于土地的地租总额将下降。
因此，解释可以明确的定义为：在地主所拥有的土地总量与佃农对土地的投入成本给定的情况下，地主的财富要最大化，就得同时决定每个佃农所租种的土地面积和地租所占的比例。
”（第22至23页）可见，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想状态，或者说，比较适用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而不完全适用于类似台湾土地改革这样的情况。
另外，除了前边我所分析的那些情况之外，从叙述中可以看出，张五常完全是占在地主这一边考虑的，而且这个地主是资本化了的地主。
但是，张五常的佃农却不是。
当他的地主在盘算如何收入最大化时，而他的佃农却只满足于农业活动的收入不低于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收入。
张五常完全忽略了分成制下的佃农已经不完全是单纯的农民，他还是一个经营者，一个小资本家。
他除了满足于得到自己的劳动所得，还要追求更多、更高的东西。
而且，他的佃农对耕种土地投入的成本是一定的。
显然，当张五常这么说的时候，他把劳动的投入并没有算作成本。
否则，就无法解释，当佃农耕种面积较小些的土地时，土地的边际产量怎么会上升。
对佃农来说，按比例来说，他租种较大面积的土地所投入的成本要比租种较小面积的土地成本小。
至少，他会在较小面积的土地上，付出更多的劳动来保证其收入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假设，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佃农可以租种面积较大的土地，面积为S，也可以租种较小的土地面积为s，租种面积为S的土地时其机会成本为A，劳作时间为T，租种面积为s的土地时其机会成本为a，劳作时间为t，那么，显然，t/T>s/S。
对佃农来说，只有a/A<s/S时，租种较小面积的土地才是合算的。
也就是说，a/A<t/T。
可是，对于机会成本a来说，a/A<t/T,是“不可能”的，是违背劳动产出边际递减规律的。
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佃农租种较小面积的土地，无论如何是不合算的。
因此，张五常所谓佃农对土地的投入的成本是一定的，这个假设，是绝对错误的。
这样，他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同样至少是不完全适用的。
随后张五常给了一个数学表达，这个表达是建立在文字说明的基础上的，与文字说明实质上完全一致。
他只是证明，在他的逻辑下，存在这样一个点，这个点是地租与佃农收入的均衡点，这个点能够达到地租的最大化。
有关的数学内容，在下一节分析。
当然，这些对其逻辑和方法的质疑并不能表明张五常由此得出的结论本身也是不正确的。
其实从张五常的这些分析中，只有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地主追求财富最大化，显然分成地租制比固定地租制要合理。
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是非常明白的事。
当然对于主流经济学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是主流，而且简直要把它驱逐出经济学去。
在随后的分析中，张五常发现，很多时候佃农的效率要比自耕农更高。
其实，对于当时的亚洲来说，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单从这一点上并不能说明分成承租意味着高效率。
因为，在当时（50年代的台湾），以及张五常所引用的资料研究的年代（20、3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自耕农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中，他不需要从市场上去寻求什么，因此也不需要向市场提供什么，所以，对自耕农来说，效率的低下是非常正常的，这意味着他可以用更多的时间用来休息。
如果有人在现在的台湾再做一个统计的话，我敢断言，如果还存在自耕农的话，自耕农和佃农的这种效率的差别即使依然存在，也一定小得可以忽略了。
因为在现代的经济中，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独立在市场之外了。
而且，也没有确凿的资料能够证明，自耕农拥有的土地与地主拥有的土地在肥力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相比有无劣势。
在提出了交易成本为零的地租理论后，张五常又去研究了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
事实上，这部分内容也是《佃农理论》这本书依然有人阅读的主要原因。
二、对地租理论的数学分析但是，在对有关于交易成本这部分内容进行分析前，我们还是要再仔细解读一下他的地租理论。
张五常的地租理论，其实还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就是，土地的潜力没有全部利用，地主在划分土地前后土地的产量都没有达到极限。
否则，他的理论就完全失效了。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无关紧要的东西。
我在上边已经说明，其第3个前提假设存在很大问题，而且，在他构造他的地租理论的时候，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就是佃农租种土地的收入大于至少是不少于从事其他工作的收入。
这样，张五常的佃农租种土地就是一种有选择的理性行为，而不是由于被束缚在土地上、缺乏生产资料、没有其它就业机会、没有其它经济来源等等诸如此类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