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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是一部叙述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期的汉语研究发展的历史。
该书以研究对象为线索分类，分为训诂为主的时期；韵书为主的时期；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西学东渐时期，这种分类方式虽然与其他的以时间为线索的分类方式不同，但也基本上与之相吻合。
按照王力先生的观点中国语言学史，真正的语言学始于五四运动以后，之前的各种研究均属于语文学研究，或称为语言学的萌芽时期、积淀时期。
本书从先秦时期的零星的语文学知识开始叙述到解放以前，应视为广义的“语言学”研究，严格来说，应称为汉语言研究简史。
王力先生对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简单来说可称为“两个阶段，四个时期”第一阶段，从汉代到清代末年，这是封建主义文化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899年到1949年，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分期，是以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问世。
按照四个时期来说，第一个时期是经学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以疏解经义为目的，其中重要的著作《说文解字》、《尔雅》。
秦汉时期有很多编纂的识字课本，当时国家对语文教育非常重视。
直到《说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个阶段，童蒙识字课本阶段。
汉代崇尚经学，“训诂”由此兴起，但读古书，在学校讲授经书，不能随便乱讲，《汉书·艺文志》又说“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读书应尔雅”就是讲解应该正确，《尔雅》实际上是一种故训汇编。
第二个时期是佛学与理学时期，在这一时期经义虽也还算重要，但主要不在于字义的辨析，而在于章句的阐述，于是语言学的重点转移到音韵学上，以与文学上的声律，哲学上的佛教相配合。
韵书产生的原因是为了适应诗赋的需要。
莫有芝《韵学源流》说：“今韵者，隋唐以来历代诗家承用之谱也。
”莫氏的话可以说明韵书的性质。
在韵书为适应诗赋需要的同时，出现了超过这种需要，而进入语言学领域的《切韵》，虽然已经亡佚，通过学者的考释以及《广韵》前面的作者的《切韵序》，可以将《广韵》的语音系统看成是《切韵》的语音系统。
中国语言学史一、1.研究对象：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语言学家，语言学著作，语言学现象和理论，中国语言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二、中国语言学史的特点1.小学：传统语言学，相当于广义语言学，只要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部分组成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汉字三要素：形（文字）、音（音韵）、义（训诂）含义：①小儿学习的学校②学科（见《汉书》）③除字书外，又包括训诂类书籍（音韵《尔雅》放入了经部，未入小学，（隋书）④《尔雅》入小学⑤宋代，小学又被称为“文字之学”，晃公武《郡斋读书志》，“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横竖曲折之书（形）；其二，训诂，谓称谓由古今雅俗之志（义）；其三，音韵，谓呼吸有轻浊高下之不同（音）。
音韵—《四声谱》字形—《说文解字》训诂—《尔雅》2.传统语言学与西方语言学对比：传统（音韵、训诂、文字）西方（语音、词汇、语法）三、中国语言学史分期六个时期：1.先秦（公元前三世纪以前），诸子著作涉及语言问题，语言学萌芽时期2.两汉，重点讲文字词汇，语言法确立时期3.魏晋南北朝，语音研究的开始阶段4.隋唐宋，语音研究趋向稳固5.元明，语音面向实际（今音）6.清代，古音古义研究为主，传统语言学的大总结时期四、中国语言学史是世界语言学史的一部分：国外语言学史，古印度，古希腊，中世纪阿拉伯中国语言学在国际上未受重视的原因：①语言文字上的障碍②长期闭关自守③缺少介绍第一章先秦语言研究（公元三世纪以前，包括秦代）有语言学的证据：①有方言调查②词义辨析③有修辞④出现训诂（《尔雅》）⑤语言理论⑥汉字第一节1、先秦诸子的语言观（见于诸子哲学观点，不系统的，片段的）1.孔子—正名论（名不正，则言不顺）2.老子—名的产生（道可道，非常道）3.墨子的语言学理论①交际过程（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②谈论事物名称的分类2、事物的分类：名：达（通称，物）类（马）私（专用名，臧）荀子的语言学思想：《正名篇》1.论词和概念语言思维的关系异：目异，耳异，口异，鼻异，形体异，心异☆人们有了抽象的语言思维，就可以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方式来认识社会、自然界的规律，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来看，语言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工具。
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六期：第一期：先秦——中国语言学的萌芽期这个时期的表现是：诸子著作中有关语言问题的论述方面及训诂学的产生萌芽。
首先是诸子的语言观，表现在：(1)孔子，名丘，字仲尼，汉族，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认为,只有正名,国家的政策和官员们的言论才能统一,政令才能顺利地下达,政事才能成功,礼乐才能复兴,刑罚才能准确,老百姓才能有所依从。
只有通过正“名”以正实,重建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与制度,使其名实相符。
君主和各级官员们都按照自己的名份来行事,就能够实行"仁"政,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这样社会便可以转危为安,转乱为治。
由于其政治主张在各国都无法采纳，于是开始修《春秋》，想通过编书来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寓褒贬于一字，在语言运用上非常严肃。
《公羊传》、《谷梁传》里分析《春秋》的语言很注意孔子的正名思想。
我国训诂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孔子在谈论正名问题的时候，对语言的运用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他反对过于浮华的辞藻。
主张言辞足以达意，这就是《论语·卫灵公篇》所说的“辞达而已”。
《论语》里还提到言语的朴实和有文采是对立的两方面，君子要使这两方面配合得当，统一起来。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些看法，今天还有积极意义。
修辞学的著作谈到修辞的起源，还是认为孔子起了很大作用。
（2）老子著有《老子》，这本书在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关于汉语史分期的一点思考
汉语史的分期是对汉语发展、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总结，这也是汉
语史（言语）学研究的基础。
首先，汉语史可以分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个时期。
上古汉语大致
是指从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221年，这一年就是秦朝统一六国的时候，这段时期汉语从野蛮语到文明语发展，其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汉
语出现了笔画、正式条理结构等等。
中古汉语可以从公元前221年到
清朝灭亡。
中古时期汉语的主要发展是书面文字的制定，书面汉语的
制定也极大地推进了汉语词汇和文法的发展，比如“汉语方言统一”，“五音统一”等等。
此外还有汉语的近古时期，大致是指从元朝到清朝的时期。
这一时期
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古代成书的结构被精炼到完整，文言文逐渐被普及，口语也随之发展，汉语词汇更加完善，普通话也出现了。
最后，我们可以把汉语史分为现代汉语时期，从清朝灭亡到现在，汉
语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汉字也推出了大量的改革，
比较系统地刻画了汉字的拼写规范和汉语护颜，文言文也出现了改写
的版本，普通话的书写和口语也越来越丰富，这也是汉语史上比较重
要的一个时期。
总而言之，汉语史的分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汉语发展的变化，
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我们今天对汉语的理解和运用的。
中国语言学史重点一、语文学和语言学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语言学包括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
狭义的语言学指的是同语文学相对的现代语言学。
传统的语言学称为语文学，以研究古代文献和书面语为主。
现代语言学则以当代语言和口语为主，而且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
语文学是为其他学科服务的。
现代语言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区别：P3前者是文字或署名语的研究，特别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
（王力）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
二、中国有无语言学？片面观点：没有，是语文学而不是语言学。
欧洲有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anguistics)的区分，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传统中，往往强调语文学和语言学的区别。
我们有的人也一切以欧洲模式自蔽，谓我国在“五四”以前的语言研究都是属於“语文学”范围的，是“前科学”的。
原因：(1)我国历来对语言学的重视是不够的，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很少，至今仍有一些问题得不到澄清.(2)根据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认为有三点理由：P4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成果驳斥：这些理由似是而非，不能令人信服。
（1）研究对象：“文字和书面语”与“语言本身”并不对立研究事实：古代语言学有优秀的著作，已超出语文学范围。
如《方言》（2）研究目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兴起，都有它的目的，不能以此就判断它的性质。
西方语言学最初也是为阅读古典文献服务的。
（3）研究成果：我国古代语言学是研究有丰富的理论成果。
文字、词汇、方言、语音三、“小学”中国传统语言学也被称为“小学”，包含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方面。
但小学最初是指教育童蒙的学校，后用来指语言文字的学习。
P36四、古代语言学史大致分期及特点：（1）先秦：萌芽时期，以研究事物名称为特点主要成就：童蒙识字课本的编撰――《史籀篇》名实关系大讨论――孔子、老子、荀子（2）两汉：确立时期，小学的建立，以研究文字、词汇为特点1主要成就：识字课本――史游《急就篇》；训诂学、词汇――《尔雅》、扬雄《方言》、刘熙《释名》、《小尔雅》；文字学――许慎《说文解字》；（3）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发展时期，语音研究开始，词义研究进一步发展主要成就：训诂学、词汇――张揖《广雅》、顾野王《玉篇》、孔颖达《五经正义》文字学――《字林》、正字法专著音韵学――韵书：陆法言《切韵》、孙�摇短圃稀�（4）宋元明：研究范围扩大、承前启后的时期，以语音研究为特点主要成就：音韵学――韵书：《广韵》、《集韵》、《中原音韵》、《韵镜》等（5）清代到“五四”之前：鼎盛和转型时期，以研究古音、古义为根本特点，是对古代语言学的总结时期主要成就：古音学研究、《方言》、《尔雅》、《说文》研究语法研究兴起――马建忠《马氏文通》知识点：三仓（秦朝）――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西汉史游《急就篇》：唯一流传下来的识字课本。
从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看语言学史的分期问题张瑶（辽宁大学文学院，沈阳110036）摘要：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先秦至新中国成立前汉语研究的历史，是中国语言学史的开山之作。
整体来看，这本书内容宏富，史论结合，实事求是，为语言学史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王力先生分为两个阶段四个时期，但有学者指出该书分期不明、历史年限不清楚。
此后出现的语言学史著作在分期问题上各持己见，众说纷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各家关于语言学史分期的探讨，并提出在语言学史分期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语言学史；王力；分期中图分类号：H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8572（2017）05-0091-04一、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王力《中国语言学史》说道：“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个因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1］。
据此标准，他把中国语言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封建主义文化阶段（汉代末到清代末），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文化阶段（1899—1949）。
还细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训诂为主的时期（经学时期），该时期的特点是以疏经解义为目的；第二时期是韵书为主的时期（佛学与理学时期），这一时期语言的重点转移到音韵学上；第三时期是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经学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清儒在研究方法上超越前人，“小学”硕果累累；第四时期是西学东渐的时期，这个时期语言学的领域扩大，方法改进，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1］。
这本书史论结合，庞大宏富，让大家对语言学史有了整体的了解。
但是赵遐秋和曾庆瑞指出该书历史年限不清楚，例如，第一期是汉代的训诂时期，却讲到先秦荀子的《正名篇》和魏张揖的《广雅》等［2］。
其实，出现分期不明的情况也是事出有因的。
王力先生在该书《前言》就曾指出，自己这本书是讲义性质，是用来做教材，并不是写学术论文做学术研究，后者当然不需要交代任何语言学基本知识，完全可以单刀直入地叙述语言学这一学科的历史。
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六期：第一期：先秦——中国语言学的萌芽期这个时期的表现是：诸子着作中有关语言问题的论述方面及训诂学的产生萌芽。
首先是诸子的语言观，表现在：(1)孔子，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南辛镇）人，中国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认为,只有正名,国家的政策和官员们的言论才能统一,政令才能顺利地下达,政事才能成功,礼乐才能复兴,刑罚才能准确,老百姓才能有所依从。
只有通过正“名”以正实,重建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与制度,使其名实相符。
君主和各级官员们都按照自己的名份来行事,就能够实行"仁"政,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这样社会便可以转危为安,转乱为治。
由于其政治主张在各国都无法采纳，于是开始修《春秋》，想通过编书来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寓褒贬于一字，在语言运用上非常严肃。
《公羊传》、《谷梁传》里分析《春秋》的语言很注意孔子的正名思想。
我国训诂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孔子在谈论正名问题的时候，对语言的运用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他反对过于浮华的辞藻。
主张言辞足以达意，这就是《论语·卫灵公篇》所说的“辞达而已”。
《论语》里还提到言语的朴实和有文采是对立的两方面，君子要使这两方面配合得当，统一起来。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些看法，今天还有积极意义。
修辞学的着作谈到修辞的起源，还是认为孔子起了很大作用。
（2）老子着有《老子》，这本书在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其中第二个“道”的一是就是称说，也就是言语表达。
第一个与第三个“名”是名称，第二个“名”是动词“取名。
”名称与事物的关系，用今天语言上的惯用的说法就是解决语言在认识过程中作用的问题。
老子以后，不少学者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3）墨子，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其着作《墨子》里面有些论述反映了当时人对语言问题的看法。
如“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言，口之利也。
”“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
”这些话谈到了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过程。
（4）荀子，名况，赵国人。
《正名篇》的写作目的在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是为政治服务的。
内容上大大超过了孔子的正名论。
名实关系的社会约定性在文中占有重要地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这些话就说明了名称与所表示的事物之间关系的约定俗成原则。
，也就是语词成立的社会因素。
当然他没有用“社会”这个词，用的是“群”。
在名的分类方面，荀子和墨子也不同。
其次是训诂学的萌芽，表现在：（1）《公羊传》中写道“《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这实际上是指古汉语里同一个词兼有正反两方面意义的现象。
（2）《谷梁传》不止一次提到了“名从主人”的问题。
其一，鲁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
”这里是说，孔子是依照“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原则将郜大鼎之名记于、《春秋》的，郜是春秋国名，在今山东省城武县东南十八里。
鲁隐公十年(公元前713年)宋灭郜，并取其所铸之鼎。
桓公又从宋得到这个鼎。
《公羊传》记此事说“此取之宋，谓之郜鼎何器从名（从本主名名之)，地从主人(从后所属主人)。
”对照《谷梁传》可见，“名从主人”是指器物之名遵从原主人所定之名。
其二，鲁襄公五年(前568年)，“会吴于善稻，吴谓善，伊;谓稻，缓。
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其注云“夷狄所号地形及物类当从中国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缓，而言善稻。
人名当从其本俗言。
”此注说得十分明白，所谓号是指地形及物类的名称，这些名称应当依从“中国”的叫法，(“中国”是当时对周王朝名义上统辖区域的称呼，又特指周直接控制的中原一带。
)为的是教化夷狄。
《左传》记此事为“会吴于善道。
”古时地名无定字，依音书之，故善稻可作善道。
从《谷梁传》及其注来看，似乎吴地将善稻叫作伊缓，并不是一地两名，而是一名两音，是“中国”音与方音的不同。
这说明“号从中国”包含有在地名读音上，方音要服从中国音的意思。
至于“名从主人”只是作为与“号从中国”并列对举出现，其意为：人名要遵从本名。
其三，鲁昭公元年(前541年)“晋苟吴帅师败狄于太原。
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这里大原，在今太原市西南约二十五里，《公羊传》亦记为大原，而《左传》记为大卤。
可能大原、大卤为一名两写。
《谷梁传》引“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的原则，认为夷狄名应当服从中国名。
“名从主人”在这里仍是并列对举。
其四，昭公五年(前537年)“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贲泉。
狄人谓贲泉失台。
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贲泉，古莒、鲁交界之地。
《公羊传》作濆泉，《左传》作蚡泉，盖一名三写，而《谷梁传》说狄人称为失台，可能是贲泉之地的别种语言名称。
果如是，“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原则又显示更进一层的意义，不仅方音要服从“中国”音，而且，若一地有两种语言的名称时，应取“中国”的称呼为正式地名。
从上述摘引分析来看，《谷梁传》所载“名从主人”并不具有使用地名应尊重地理实体所在地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习惯这层意思，甚至与地名根本无关，只是器物名、“人名当从其本俗言”的意思。
在谷梁的词典里，今天所说的地名，不属“名”，而是属于“号”的范畴，疑此划分在先秦是较为明确的，汉以后才出现地名一词。
“号从中国”与地名大有关系，这个原则、要求，一名多音、一地多名的，都要依从“中国”习惯，为的是“以教殊俗”，显示了儒家处理地名问题上的大一统思想。
与此同时，以上两部书都提到了语法分析的问题，而且还有不少解说虚词的地方。
再次是综合词典的编写，表现在：《尔雅》一书的编写应该是战国晚期的学者缀拾前代故训而成，它是先秦时期的著作。
《尔雅》是最早的一部解释的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
《尔雅》也是的经典之一，列入之中。
其中，“尔”或作“迩”是“接近”、“走近”的意思；“雅”字从牙从隹，“牙”指前排上下齿，用于咬文嚼字；“隹”原指尖嘴鸟，在此表示“锥形”；“牙”与“隹”联合起来表示“锥形牙”，即“犬齿”。
古人视犬齿为“基准牙”，故“雅”有“基准”、“标准”的意思，通“正”。
“”就是古代的官方语言，就是标准语、规范语。
“尔雅”就是“使人们的语言接近标准”之意。
《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尔雅》被认为是中国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其中的今话是汉代的话。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是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词语古文的重要工具书。
《尔雅》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
这些条目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yuè）”、“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chù）”等19篇。
这19篇的前3篇与后16篇有显著的区别，可以分成两大类。
前3篇，即“释诂”、“释言”、“释训”解释的是一般语词，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
《尔雅》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名词词典。
其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等4篇解释的是亲属称谓和宫室器物的名称。
第二期：秦汉——中国语言学的确立期这个时期的表现是：秦帝国的“书同文”文字政策的颁布，古书注释的大量出现。
（1）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著有《》。
研究《》的著作，即《》。
简称《毛传》，30卷。
现存的毛诗每篇都有一个题解，叫做“小序”。
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
现在一般都认为解说文字除少数几篇可信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
但是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
古人做诗、写文章用典都爱用里面的解释。
所以《毛诗》就是《诗经》的《毛传》。
《毛诗故训传》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诗经》注本，全书以解释字义为主，其章句训诂大抵取自群籍，保存了许多古义。
末年，郑玄为之作《》，唐代又进一步疏解《毛传》、《》而作《》，遂使《毛传》在经学研究领域地位不断提高。
但毛亨解诗，常以封建伦理观点歪曲诗的主旨，语多，不足凭信。
通行有《》等。
（2）《郑玄<毛诗笺>研究》以汉代学术为背景，通过严密的考证，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等方法，从文献学、文学、哲学、文字学等多角度对《毛诗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着重论述其校勘和注释成就及其所反映的主要思想。
创新之处在于挖掘了笺注中所蕴涵的德治、阴阳和谶纬思想，弄清了郑玄融合今古文的大体情形，对郑玄引用经典、笺序释兴等情况作了充分的论证说明，这些对致力于汉代学术、《诗经》学和郑玄经学研究的学者无疑具有启发作用。
（3）王逸，东汉文学家。
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
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
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
《楚辞章句》是《楚辞》注本。
《楚辞》为西汉刘向所辑，原为十六卷，王逸增入己作《九思》一卷，改编为十七卷。
书中对《楚辞》各篇作了文字注解，记述了各篇的创作由来和作者经历。
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
王逸注释《楚辞》的体例是，逐句作解，着重训诂，大多言之有据。
他其实是完成了当时的一个集大成的工作。
这部书中所凝结的，除了他个人的勤奋努力之外，其实还有在他之前或与他同时的很多汉代学者的辛勤与智慧。
刘向、、、等前辈大家的遗说，就有一些是靠《楚辞章句》才得以保存。
王逸虽然很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并不囿于一己之见，他常常用“或曰”来引用别人的观点。
王逸《楚辞章句》是楚辞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王逸之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再出现优秀的《楚辞》注本。
（4）扬雄（公元前53－18）是著名的辞赋大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名副其实的一位“通人”。
他花了27年时间，记录了大量的方言口语词汇，并整理成《方言》一书，成为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
扬雄《方言》历来备受推崇，影响深远，但素称难读。
《方言》之难读，大概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年代久远，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字讹、脱、衍、倒等问题，需要校勘复原；二是《方言》多奇字僻字，需要考释；三是《方言》所记均为西汉口语词，有不少在古籍中难觅例证，流存于后世方言中的也不多，因此释义极难。
从晋代郭璞为《方言》作注以后，研究《方言》者代不乏人，而尤以清代以来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