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三十年的理论与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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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R EN S OE RESEA RC H 现代国企研究NOR 5,2010中国经济所有制格局能够稳定一段时间。
国有与民营企业已经在层次上错开了,形成互补的良好局面。
它们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基础,缺哪一个都不行。
破除垄断、引入竞争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另外一条主线,这条主线从来没有逆转过。
只有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盐总公司这三家是真正垄断的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五家是寡头竞争。
垄断并不是中央企业的普遍特征,而是部分企业的特征。
大家看到,这几年中央企业有的在进,实际有的也在退。
进和退必然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国进民退”的争论没有意义,不如把精力放在改善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上。
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决策效率很高,但是风险也特别大,而且还面临代际传承的问题,让他们接管国有大企业显然不合适。
因此,对竞争性大国企,我们做的转变就是整体上市,尤其是“A+H ”模式。
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可能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
没有集团公司,没有存续企业,也没有包袱,完全按照市场的要求运作。
共同支撑中国经济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访谈文=特约记者张红岩从表面看,“国进民退”是近两年中国经济领域引起争论最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从实质看,国企民企的关系(矛盾、竞争、合作、共赢等)是多年来以及今后许多年中国经济领域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理性对待国企民企的关系,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分析。
三十多年来,民营经济突飞猛进,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更取得重大进展。
这个过程,伴随了抉择与阵痛、争论与成就。
应该如何公允地描述这个宏大的过程?如何尊重历史、客观地评价国有和民营企业共存的所有制格局?国企改革的下一步将如何展现?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国企民企的关系。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站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高度,用历史的眼光对这些问题作了全景式的答问。
国有企业改⾰三⼗年回顾与发展趋势展望国有企业改⾰三⼗年回顾与发展趋势展望1978年12⽉召开的党的⼗⼀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的号⾓,也拉开了国有企业改⾰的序幕。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体制改⾰初期存在着两种改⾰思路的争论:⼀种是从宏观体制改⾰⼊⼿,即所谓先按照⼀定的⽬标建⽴和完善宏观经济体制,然后再“开闸放⽔”;另⼀种则是从改⾰微观机制的企业改⾰⼊⼿,即“企业本位论”的思想。
1984年10⽉,党的⼗⼆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的决定》指出,增强企业的活⼒,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中型企业的活⼒,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的中⼼环节。
《决定》肯定了国有企业改⾰的重⼤现实意义,开启了以国有企业改⾰为中⼼环节的中国经济体制改⾰新航程。
毫⽆疑问,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的中⼼环节的国有企业改⾰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度重视,这都清晰地体现在党的⽅针、政策和历次党中央的决议,以及⼀系列法律法规中。
国有企业改⾰也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的成就。
30年的国有企业改⾰不仅使国有⼩企业转换机制,焕发了勃勃⽣机与活⼒,也使国有⼤中型企业实现了脱困⽬标,初步建⽴了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特别是使⼀些⼤型⾻⼲企业真正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柱,开始担负起增强我国综合国⼒和国家竞争⼒的重任,并逐步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
国有企业改⾰成效的取得与最初的改⾰思路设计密不可分。
因此,在国有企业改⾰3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回顾我国国有企业改⾰之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展望未来,具有⾮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改⾰历程回顾(⼀)扩权让利改⾰开放以前,我国⼀直采取的是⾼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成为⾏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任何经营⾃主权;⽽统收统⽀的分配关系⼜限制了对企业和职⼯的激励,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经济活⼒不⾜、甚⾄停滞不前。
1978年12⽉,党的⼗⼀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地⽅和⼯农业企业在国家统⼀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主权,最初的改⾰思路是要通过“放权让利”调动企业和职⼯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有企业劳动人事制度的变迁与展望牛效龙(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6,100034)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相伴而生共同深入,虽取得一定成绩,但艰难曲折,改革中仍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需要在实践中解决,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选人、用人、收入分配、劳动社会保障体制等各项制度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文章首先对中国国有企业三十年来人事制度改革进行简要回顾,总结了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成就,剖析存在的问题,展望了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原则和方向。
【关键词】国有企业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劳动人事制度变革历程(一) 中国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用人制度)的发展演变建国以后我国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曾经多次调整。
从解放初期国营企业实行的军代表制到1950年开始普遍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到1951年东北地区部分国营企业推行并在1956年前广泛推行的“一厂制”再到1956年起延续到1984年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都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息息相关。
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也成为必然。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开始对国有企业领导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从此进入厂长(经理)负责制时期。
1987年8月国家经委等三部委召开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会议,标志着我国国有企业领导制度改革已经从试点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在厂长负责制下,在企业的厂长(经理)、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三个权力主体中,厂长(经理)的权力得到极大提升,“一厂之长,法人代表,全面负责,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厂长(经理)实际上处于无从监督的地位,不利于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国企改革的痛点和难点国企改革的痛点和难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受到关注。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中国国企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但是改革的进程并不顺利,痛点和难点也逐渐浮现。
国企改革的痛点主要包括产权问题、机制问题、员工问题以及市场竞争问题。
首先是产权问题。
在改革初期,国有企业由于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和资本,往往成为相关部门的经济命脉。
然而,过去的国企改革过程中,由于产权关系不明晰,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导致了国家资产损失和产权纠纷的发生。
产权问题的存在也挫伤了国企改革的积极性和效果。
其次是机制问题。
很多国有企业的运营机制落后,缺乏市场导向和竞争意识,管理水平低下,决策过于官僚主义。
这导致了国有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和竞争环境,自身效率低下,难以快速适应市场需求。
另一个痛点是员工问题。
由于一些国有企业存在事业单位化的管理模式,员工权益过高,形成了腐败和浪费的土壤。
此外,一些国企的员工素质、技能和创新能力相对较弱,无法适应市场竞争压力。
员工问题不仅影响了国企的经营效益和发展潜力,也给国企改革带来了阻力。
最后是市场竞争问题。
国企在改革开放初期往往处于垄断地位,面对生产、销售和价格等方面的自由竞争时,存在一些困难。
一方面,国企改革的开放程度不够、行业壁垒过高,导致一些本应具备竞争力的私营企业在国企改革中无法生存或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国企改革的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存在问题,导致一些私企对国企存在偏见和质疑。
除了痛点外,国企改革还面临一系列难点。
首先是利益分配问题。
国企改革涉及到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收益的分配,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往往存在分歧和矛盾,导致改革难以推进。
其次是制度创新和创新能力不足。
国企改革既需要制度创新来解决产权问题和机制问题,也需要依靠员工的创新能力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干预和体制约束,国企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与进展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从上世纪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到如今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效。
本文将从改革的背景与目的、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改革的进展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和进展。
一、改革的背景与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
中国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化条件下面临着许多问题,如负债度高、效益不佳等。
因此,改革国有企业的体制结构,提高企业效益,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鉴于此,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1. 减轻财政负担: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过去,在市场主义改革的初期,政府承担了多数企业的财务和管理责任,而现在这些企业需要逐渐变成自负盈亏的商业实体。
2. 提高企业效益:改革企业体制,引进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使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竞争力,更适应市场需求,实现盈利。
3. 完善资本市场: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展股票和债券市场,优化各类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二、改革的具体内容国有企业改革有多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改革产权制度:在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改革中,国有企业的产权划分和交易的规则被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完善公司制的法律框架,加强产权保护。
2. 改革公司治理:为了提高企业效率和透明度,同时为进入资本市场做好准备,改革过程中注重严格的公司治理和股东权利保障,提高企业效益和市场信誉。
3. 深化职工制度改革:职工福利制度的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一环。
现在,国有企业的职工已经不仅仅是被官方的福利制度保障,而是公司员工,享有公司收入和利润分红的权益。
4.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改革国有企业也意味着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要照顾企业自身的利益,还需要考虑到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尊重员工权益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等。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点思考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承接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牵动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在全球经济变革的大环境中,国企的改革与发展在近年来更是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它们关系着我国经济实力,更在于它们关系着广大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稳定。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一、国企改革具体进程三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978年底至1984年9月,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阶段;1984年10月至1991 年底,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阶段;1992 年至1997 年,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阶段;1997 年至2002 年,为大中型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改革阶段;从2003 年至今,以股份制为现代产权制度主要形式的改革阶段。
1) 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演化到20世纪70年代,已充分暴露出其缺陷,本应归企业行使的各项权利被高度集中在各级政府手中,企业成为行政的附属物,严重抑制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企业缺乏活力。
在这种情况下,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由此进人第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
但是这一阶段改革是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建立企业激励机制,具有较大局限性。
2) 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阶段:经过第一阶段放权让利的改革,国有企业活力有了一定的增强。
由于许多扩权措施没有落实,特别是由于这些改革本身的局限性,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并没有真正活起来。
针对这一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又提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这一阶段是力图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多种激励机制,探索自主性国企改革模式,但是并没有摆脱国有企业困境。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迅速走上富民强国的金光大道。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艰苦奋斗,锐意创新,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成就在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问题上。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既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绕中国的姓“社”姓“资”问题,也为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在过去的十年中主要是围绕以下方面展开的:第一,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极大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已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普遍推广。
第三,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表现在以集贸市场为起点,其他各类市场包括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都已逐渐形成。
第四,较为完备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已经形成,以计划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政策手段的有机组合和协调配合效果显著。
第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与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和健全。
具体表现在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收入形式多样化,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同时,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三条保障线”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重点的社保体系初步形成。
二、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已初步转轨,市场已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国企改革历史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性决定,开始对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和改革。
这一重大决策,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掀开了历史性篇章。
回顾三十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每当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都非常及时地总结经验,提出新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方针。
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历次重大决定为主要标志和动力,国有企业改革从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
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五大阶段(一)1980年前后,进入初期的放权让利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形式,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针,在企业内部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企业领导体制上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重点调整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
这一阶段的改革试图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内,通过向企业放权让利来增强企业的活力。
自主权的扩大和利润留成制度的实行,激活了传统体制下作为生产单元的国营企业的盈利意识和发展意识,为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初步奠定了基础。
但这一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仍居主导地位,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仍受指令性计划的控制,市场体系尚属萌芽状态。
(二)1985年左右,开始以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
1984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出现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税利分流以及股份制试点,探索搞活企业的多种经营方式。
1984年,出现包括股份制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改革尝试。
1984年12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这种股票是1949年以来我国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1986年,邓小平同志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森,这一历史性会晤最具意义的场面是美国客人赠送给我国领导人一枚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会徽,而我国领导人则赠送给这位美国来访者一张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
浅论防范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立法监管体系摘要:国有资产流失,多年来一直是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难题之一,2008年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对国有资产流失构建了全方位的防范体系,本文将对这一体系中的监管作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有资产流失监督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资产流失,是指对国有资产负有管理或者经营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将国有资产及其收益转归非国有单位或个人占有,从而使国有资产遭受损失。
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一直是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难题之一。
据统计,从1982年到1992年,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失高达5000多亿元,平均每天流失1.3亿元。
2008年10月28日,历经15年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终于出台,成为了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和保护企业国有资产的法律。
为此,本文从分析《企业国有资产法》中比较明显的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立法概述、《企业国有资产法》的监管方式,初步探讨了防范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立法监管体系问题。
一、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立法过程从历史发展上看,我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立法有两次明显的转折,其一是2003年国务院发布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其二便是2008年通过的《企业国有资产法》。
前者伴随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起到了划分职权、明确监管的作用;后者则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巩固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来的经验和成果。
在此次《企业国有资产法》通过之前,我国已经先后颁布实施了《公司法》和《物权法》,为公司治理和物权保护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保护模式,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国有资产的物权保护两个方面,提供了相对特殊的保护措施。
所以该法承担着与前述两法有效衔接的责任。
二、国有资产的监管立法概况1、对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监管目前,我国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存在多部门并行的局面,除了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国资部门监管的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146个中央企业)之外,还有财政部监管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和部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中央汇金公司监管的9个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以及其他部门监管的国有资产。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三十年的理论与实践(上)2011年12月13日16:41 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年第11期作者: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8郑海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摘要:1978年以前,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决定,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特征是国有资产由中央各部的“条条”和各级地方政权的“块块”分别管理。
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处理政企关系、政资关系和资企关系的顺序,由浅入深地逐步展开,不断深化。
为了构建国有出资人到位的新国资管理体制,必须对若干重要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和重新梳理,为此,本文提出了所有者具体化理论、所有者直面化理论、内外两类主体平衡论等思路。
关键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思路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与起因在建国后到1978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30年中,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性,中国的国有资产是通过中央各部的“条条”和各级地方政权的“块块”分别加以管理的,当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第一,政资不分,无人负责。
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又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
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众多部门对国有企业实行直接行政干预而不承担经济责任。
第二,两权不分,国有国营。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传统国有企业都是将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合一。
理论上把国有资产的国家所有与国家直接经营相混同,将国有企业称为“国营企业”,形成了国有企业听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特征。
同时,国有资产所有权与行政权合一,并依附于行政系统。
国有企业的决策机制和经济地位行政化,是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附属物。
第三,国资管理,中央集权。
国有资产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缺乏积极性和灵活性。
第四,中央各部,“五龙治水”。
在中央政府层次,则是各个部门“五龙治水”,讲权力人人有份,问责任无人负责。
正是这种体制导致了国有资产所有权虚置、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等弊端,这在客观上要求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因此,在对僵化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也必然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30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过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过程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相适应,也具有渐进式改革的特征。
改革自下而上,总体上是一个以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自身创新的过程。
笔者认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处理好政、资、企三者的关系,而国有资产体制的改革过程则是按照处理政企关系、政资关系和资企关系的顺序,由浅入深地逐步展开和不断深化的。
具体来说,从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政企分开阶段(1978~1988年)。
在这一阶段,从微观层面,以企业扩权为重点,尚未深入涉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改革几乎没有触及宏观层面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没有明确区分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
在政府机构中没有设立独立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部门。
在管理职能划分上,也未明确提出国家的资产所有者职能或国有企业产权管理的问题。
总体来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整体架构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并没有实质性变化。
这一时期的改革基本上处于国有资产经营权和经营方式的层面上,还没有触及所有权或者所有权实现形式这一层面。
改革的重点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性分权。
改革的主要手段是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内容包括:一是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入手,沿着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的思路,强调两权分离,政企分开,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二是改变中央过度集中管理国有资产的做法,把大量原来由中央管理的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尤其是下放给中心城市管理;三是改变国有企业作为政府附属物的地位,确立其作为经济实体的地位,需要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四是探索国有资产的多种经营形式,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先后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制度等。
这一阶段探索的实践表明,仅仅从企业层次着手改革难以真正搞活企业,更不能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从宏观层次出发,从整体上建立合理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才能搞好国有企业。
在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理论探讨方面,此阶段主要是关于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关系的探讨,集中表现在关于企业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地位的探讨上,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
“企业本位论”强调的是企业的“独立性”和“独立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相对独立”。
这一认识对于明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和分配关系,跳出行政性收放权的怪圈,使企业与国家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此阶段的末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人们开始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已经不能局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配上,而需要进行产权改革。
有一批学者较早从产权和所有制相区别的角度提出产权概念。
例如,唐丰义于1988年1月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应当变革传统的产权观念”的文章,指出国有企业改革从所有制变革进入到产权关系变革,是一个有实质性意义的进展。
其后人们对于产权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争论。
这些观点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二)政资分开阶段(1988~2002年)。
在这一阶段,开始从宏观层面探讨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分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开放10年来,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开始形成,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需要为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开展公平竞争制定统一规则,这客观上要求政府相关部门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在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方面,中央决策者也认识到了产权改革的必要性,而要进行产权改革就不能不涉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宏观层面。
1988年10月,国家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局,这标志着宏观层面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初创阶段的开始。
国有资产管理局设立的初衷是行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全部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具体来说就是行使“国家赋予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权、国家投资和收益权、资产处置权”。
但当时中央政府尚未考虑建立一个管理权力集中统一的机构,而是把出资人权力分散给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经贸委、计委、中组部、主管部局等部门,力图建立一个相互约束、相互监督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在实际运作中,因为没有相应的立法、定位不准、权责不对称等原因,国有资产管理局在管理上矛盾重重,职能地位迟迟不能清晰,工作无法有效开展。
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基本职能只不过是组织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与登记、资产评估认定、制定资产界定与评估及转让的政策等,还算不上真正的所有权行使机构。
原来分散于各部门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并未得到有效整合,多个部门可以对同一个企业发号施令,弊端甚多。
这就导致在1998年的机构调整中,国有资产管理局被归并到财政部。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法律上肯定了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将“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这也在法律上将国家所有和国家经营分开,认定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不采取国家经营而是独立经营的方式。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对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体制。
除政企分开之外,首次提出了政资分开的概念,着力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在改革实践方面,各地在国资管理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这一时期走在前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深圳、上海两地。
它们的改革试验对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全面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深圳:1987年市投资管理公司成立,1992年9月市国资委诞生,1994年后,深圳市开始逐步构建“国资委/国资办~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三个层次”国有资产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了“三级授权经营制”。
第一层次是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第二层次是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第三层次是国有控股、参股企业。
上海:在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上海也起步较早。
1993年,上海撤销了设在财政局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作为政府管理国有资产的最高机构。
1993年后,上海相继将19个行业主管局或行政性公司改造为由政府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控股公司和集团公司,由它们代表国家对下属企业行使国有股东的权利。
形成了“三个层次,两级管理,三个体系”的国资管理体制框架。
“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派员组成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市经委等归口管理部门,组织部、财政局等党政部门;第二个层次是39家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控股公司和集团公司,相当一部分是由原行业主管局翻牌而来;第三层次则是由第二层次控股和持股的1万余家企业。
“两级管理”,是指市、区县两级政府(含党的部门)各自对市属和区县属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
“三个体系”,是指管理体系、监督体系、运营体系。
这一时期“政资分开”的改革探索取得了明显成就,其主要特点包括:一是区分政府的社会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双重身份,各级政府逐步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专职机构,提出了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的任务;二是确立国有资产产权意识,先后建立了企业资本金制度和项目资本金制度,提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三是探索产权制度改革和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强调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承包制、租赁制、企业兼并、企业出售、破产等多种形式搞活搞好国有企业;四是强调盘活国有资产存量,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思路和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的方针,重视国有资产营运,并确立了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制或目标。
随着企业产权观念的深入特别是股份制改革试点的推行,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管理好国有资产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
学术界广泛开展了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等方面。
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模式选择上,人们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几种模式包括:一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研究”课题组主张建立三层级的“层级持股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中央部委很多领导和学者主张的“将行业管理部门改组为行业性控股公司”;第三种模式是1996年由郑海航和邵宁主持、由原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中国社科院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专家们共同组成课题组完成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实施研究”课题提出的“将现有大型企业集团改组为国有控股公司,并充当国有资产授权投资机构”,即由大型集团公司成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并充当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国家通过对这些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授权,使之成为出资人代表,拥有国有资产经营权,由企业集团负责集团核心企业及成员企业国有资产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