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及其实质

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及其实质作者：邵龙宝来源：《江汉论坛》2015年第04期摘要：中国人是有信仰的民族，其信仰主要表现为对“道”的力量的膜拜。

中国人的信仰是在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框架当中的一种内在超越的人文信仰。

士大夫注重学理的阐发，讲中庸之道和内圣外王之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老百姓则信奉“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坏事莫为，善事多行”、“头上三尺有神灵”烧香磕头拜菩萨。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的信仰遭遇蜕变和阵痛，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和传统人之为人的做人信仰的失落。

信仰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制度和人的现代化的三重合奏。

当下，重塑信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创造性转化中国元素，将“仁爱”融入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注重“五位一体”、制度建设与心性人格建构的互动。

关键词：信仰；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建设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4-0052-05一、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及其成因信仰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并以之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是“人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的灵魂的自我形象，是人对终极价值的肯定、持有和关怀，是人对自我超越性的一种执着的探究”。

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和传统人之为人的做人信仰的失落。

一些人“仰”无所谓愧不愧于天，“俯”也无所谓怍不怍于人，这种信仰迷惘、价值困惑和道德衰退现象已经引起全社会的警觉。

党的十八大从三个层面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人心”、“道心”和文化战略上的顶层设计，其实质是对社会信仰重建的引领。

剖析信仰问题的成因：其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实践和社会存在发生了巨大变化，主体发展的空间增大了、机会增多了、诱惑也加大了，加上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导致收入差别扩大，人的意义世界的追寻就成了问题。

一些人把金钱和权力等当作人生目的，使得对幸福这种人生至善目的的追求被异化。

这实际上是“人是目的”的自我异化现象，这种情况正在泛化，人们对此却缺乏自觉的意识。

其二，权力腐败是问题之症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主观心理上对腐败的认知远比客观存在的腐败问题更要严重得多。

官本位与权力至上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现象。

有的腐败官员利用这种集体无意识假公济私、欺压百姓，他们的内心良知是这样被自己欺骗的：倘若谁要是反对他们的腐败行为就意味着反对者在政治上反动：谁反对官僚集权制的遗存就是反对今天当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于是，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坏事。

这是一种十分微妙的社会心理。

其三，在城市中住房、交通、环境、就业、安全、卫生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繁荣表象的背后潜藏着人们对社会的怀疑、失望和不信任的极端心态和行为。

其四，当今世界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资本向全世界加速度和大规模地扩张，货币资本朝着更具整合性、囊括性的金融资本发展，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资本的逐利性质刺激着人的原始欲望不断膨胀，资本的个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渗透到人的血脉和骨髓之中，使人性出现严重危机。

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诚、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事实上，在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之后，现代性危机一直困扰着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中国社会在进入全球化之后不可避免地也要受到这股浪潮的袭击。

一旦政府官员的公共权力不是对此予以制约和引导，而是与这些资本相勾结，权力便会转变成私人的“权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力量共同构成“资本怪胎”。

这种“资本怪胎”压低劳动者工资，侵占土地环境等公共资源，非法地追求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成资本力量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

其五，以历史观审视，近代中国受到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意识到“天变了”，“道”自然也要跟着变，如严复就曾顿觉中国落后的原因是缺乏“物竞”，惟有在斗争中优胜劣汰，社会才能进步。

后来这种理论扭曲为“强者为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原本强调个体意识，但与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思想一结合，集体意识占了上风。

个体觉醒被遗忘了。

之后引进西方启蒙理性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制度，再后来又模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基本制度。

这种只知拿来而缺乏客观评价与合理利用的思路不仅无法使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内生性的资源、价值、理念相结合，而且也因为缺少自身特色的文化价值的建构，难以为当代人建立信仰体系。

二、中国人的信仰之历史嬗变鉴古而知今。

考察今日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必须追溯传统中国人信仰的演化过程。

中国人究竟是不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一直以来是一个问题。

如果以西方基督教信仰作为坐标——基督教信仰是一种纯精神性、彼岸性和超越性的宗教，它信奉人世以外的人格神上帝，那么，中国人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

但如果按照广义的信仰内涵来看——信仰有民间信仰、宗教信仰和科学信仰，中国人当然是有信仰的民族。

中国人的信仰是有超越性的。

主要表现为对“道”的力量的膜拜，认为“道”无处不在，是创生万物的总源头，是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运行的总规律，是一种内涵真善美的精神实体，是社会人生的指导原则；是天道的阴阳、地道的柔刚和人道的仁义，这种内在超越表现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和早熟的人文主义，以及自然复归性的人文主义。

士大夫和读书人信奉悟道、体道和践道。

一心想通过修身达到人格的完善，成为得道之人。

在儒家这就是君子、贤人和圣人人格，在道家则是真人、至人、神人（是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一种补充，也是作为社会平衡机制对儒家的社会动力机制的补充）。

儒家讲内圣外王，贤人君子在治国平天下中济世拯民、安邦治国，践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理想。

倘若遇到坎坷磨难，传统人士则退居到“知足、无为、不争、顺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道法自然”的生存境遇中，秉持“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信念。

两千多年来，在统治者那里主要注重阳儒阴法，霸王道结合的治国理念；在知识分子那里主要是儒道互补、能进能退、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在老百姓中间则是膜拜神灵，崇拜老天爷、观世音，信奉所谓“头上三尺有神灵，多做善事，坏事莫为”的准则。

可见，中国人的信仰是在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框架当中的，士大夫注重学理的阐发，信奉儒家的三个崇拜，即天命崇拜、圣王崇拜和祖宗崇拜，讲中庸之道和内圣外王之道，“三纲领，八条目”，“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老百姓则信奉祖宗，烧香磕头拜菩萨。

在古代中国，儒学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它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真正的民族（民间）宗教。

及至宋明，儒释道三教合流（三学或三家合流）仍以儒家为主干、主流、主导，这基本上没有什么疑义。

儒教作为国家宗教或官方信仰，在祭祀社稷方面历来有章有法，在宋代，孔子甚至也成为民间神灵。

道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世俗化和功利化，探求修仙成道，这是人所共知的。

佛教本是自力信仰，后来大乘佛教开展造神运动，造出了东方佛、西方佛、未来佛、现在佛，佛教信仰也转化为对佛祖、文殊、观音、地藏菩萨的崇拜，所以才有“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临时抱佛脚”的说法。

与儒家文化相比较，佛道二教与民间信仰的联系更紧密，但在民间信仰体系中儒教思想及其精神始终处于核心地位。

尽管儒教仅有书院和文庙作为载体，缺乏纯粹宗教意义上的仪式、教规，但它不是宗教胜似宗教的义理在中国老百姓的精神意识当中却是根深蒂固的，它形成的无形的影响力既深且广，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辐射力，在传统社会中自上而下、由表及里，可以说无所不在。

直到现在，这种影响力仍然存在于世界华人文化圈。

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中国化的佛教，以及近代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渗透着儒学的思想。

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寺庙、道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堂和清真寺中的善男信女和信徒们是怀揣儒家“善事多做，坏事莫为”、“头上三尺有神灵”的信仰走进寺庙、道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的。

这是中国人的信仰的底色，是各种宗教在这块大地上生存下来的文化背景和土壤。

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中至少有20多种宗教信仰，都受到儒学深深地的影响，西北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本民族宗教传统，也都或多或少有儒学的元素，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也受到儒学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儒、释、道传统相结合，同样会出现生存危机。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和思想史的现实存在，是中华民族的信仰的根基和演化的形态和状况。

近代以降，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在西方文化和器物文明尤其是洋枪洋炮的冲击下瓦解了。

当然这种瓦解，实质是有内在的紧张和突破、断裂与承续的。

中国文化由此产生的“古今”、“中西”的冲突、对话与融合足足持续了上百年。

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家信奉两种信仰。

一种是以理学为基准，认为世界具有内在统一性，试图通过科学来理解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给出的救亡图存的方子乃是自强不息、善于竞争，预示着中国人对科学与民主的执着。

另一种以心学为根本，试图使认识论与伦理学结合，通过“知行合一”来沟通自然世界与道德世界之间的鸿沟。

现代新儒家注重“人心”、“道心”和人的主体性，接着思孟学派和王阳明的心学讲，都试图通过心灵和道德力量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理性相结合。

然而以上几种思想流派都未能解决时代的根本问题。

因此也难以为现时代下的中国人提供信仰支撑。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传统断裂了，信仰的文化因子离散了，新中国的“新人”欠缺了传统社会的儒道互补的文化底色，而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动力效应的社会革命的主题也发生了转向，现代化发展对理性、科学、民主和自由等价值的诉求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协调运作需要重新建立。

于是，中国人信仰迷惘了，不知应该信仁义礼智信，还是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信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信金钱、权力抑或自我？三、中国社会信仰问题之实质中国人的信仰之变迁到了近代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给中国人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在中国的伟大成就首先表现为取得了社会结构变革方面的伟大成果，建立了新中国。

但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结合上却只是刚刚开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