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资料能否入史_刘知几的困惑及其引起的争论

刘知几《史通》的卓识与局限●夏祖恩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人,唐代历史学家。

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博览群书。

20岁中进士,醉心于史学研究。

公元702年起担任史官,参与编撰许多史著。

公元721年受贬。

刘知几著述甚丰,《史通》是他唯一留存于世的作品,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著作,堪称第一部中国史学史专著。

《史通》共20卷,分为内篇与外篇,另有刘知几《原序》。

《史通》取名是受《白虎通》影响,“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

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

”也受司马迁封为“史通子”名称所影响,“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

”(《史通原序》)史学界对刘知几《史通》已有诸多研究,认为刘知几是在怏怏不乐的心境下私撰《史通》,且断断续续历时十多年。

因此该书比较敢于说话,但又语意重复,自相矛盾。

这些看法无可厚非。

然纵观全书,《史通》的利弊不止于斯,笔者以为是书既闪烁着真知灼见的智慧之光,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本文爰就《史通》一书的卓识与局性限稍作剖析,讨教于学界同仁。

先谈《史通》的远见卓识问题。

其一,洞察中国传统史学流弊之源。

唐代以前,中国史学已发育十分充分,体载也较完备,形成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等。

当时许多文人陶醉于中国传统史学,认为其内容与体载都十分完备。

刘知几却独具慧眼,他在肯定唐朝以前史学的优点之余,指出其弊端,且洞察到弊病之根源。

刘知几认为中国史学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常以权贵监控修史,说“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

”(《史通・内篇・辨职》)致使史著质量低劣,芜劣之作盈室;有才识的学者被排挤,不学无术之徒却充斥史馆。

刘知几以任史官的亲身体验,感慨地说:“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

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

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又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

编者按院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有关它的研读和探讨一直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本期特约了一组《史通》专题稿件，其间既有老一辈学者勤学善思的躬身实践和对青年学者的殷殷期望，也有中年学者深刻的理性反思，还有史学探索中青年学者的蹒跚学步。

今一并刊发，以飨读者，正以见史学研究道路上之薪火相传。

收稿日期：2017-03-18作者简介：瞿林东（1937—），男，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第33卷第2期Vo l.33No .22017年6月Jun .2017·《史通》专题研究·1981年的一二月间，我计划在通读刘知幾《史通》的过程中，一边思考《史通》的理论价值，一边也指出《史通》所论尚存在可议之处，并就后一方面随手写点札记，进而求得对这部名著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后因教学任务繁重，计划中辍。

1981年5月，我奉调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在史学研究所工作，科学研究的头绪多了起来，尽管时不时地还在读《史通》，但难得把札记之作继续下去，说到底还是自己笔懒的原因。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金久红教授偶闻此事，希望我把当时已经写出的札记整理发表出来，供青年朋友参考。

雅意难却，然顾虑甚多。

一则，这是三十多年前随手写成的，不免失之草率，以至浅显与错误都是存在的；二则，当时所论，即或有所得，事隔三十余年，时贤当有高论发表，我的一些浅见，业已成为“老生常谈”了。

犹豫多日，但想到这是一种“原生态”的治学方法，如同章学诚所说“札记之功，必不可少”（《文史通义·家书一》），这本是“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文史通义·与林秀才》）的过程，想来读者也不会因其浅显以至有误而为怪了。

第42卷 第5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 .42N o .52019年9月J o u r n a l o fY a n g t z e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S e p.2019收稿日期:20190128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旅游广告语言的历时研究(1927-2015) (17N D J C 261Y B )作者简介:张泓(1968-),男,浙江浦江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古代小说研究㊂古代小说归类的悖论张泓(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社科部,浙江杭州311231) 摘 要:在古代图书分类中,经具有特殊的地位㊂‘汉书㊃艺文志“把与经风格类似,但不太重要的称为小说,归入诸子略,虽然其中既含有叙事作品,也包含说理之作㊂四部分类法设立后,史㊁子两部便有了明显的区别,史部以叙事为主,子部则以说理为宗,所以‘隋书㊃经籍志“将叙事为主的归入史部杂传,说理为宗的则归入子部小说㊂作为偏爱历史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采取援子入史的方法,把小说归入史部,而不顾其中含有说理的作品㊂此后的小说以叙事为主,但大多是民间叙事,将其归入史㊁子均于理不合,这是目录学小说在归类问题上无法解决的悖论㊂叙述㊁说理的区分是四部分类法的重要问题,但历代目录学家在给小说分类时,却抛弃了这一小说的本质属性,转而注重小说的地位问题,以子部内容驳杂为借口,给小说安置了一个容身之所,这是为了解决小说归类的难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㊂关键词:小说;史部;子部;叙事;说理分类号:I 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9)09-0058-05章学诚曾道: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㊂ [1](P 61)战国之文无非说理和叙事两类,后世将这两类文分为子和史㊂虽然说理文和叙事文有明确的分类,但古代学者在具体归类时却往往比较随意,所以经常出现似是而非的现象㊂我国传统目录学小说在归类时,最核心的问题也在于此 小说如以叙事为主,则应归入史,如以说理为宗,则应归入子㊂而古代学者却经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时而看重其叙事一面,时而看重其说理一面,导致古代小说在归类时经常在子㊁史两者间徘徊㊂对这一问题,似乎少见有人涉及,所以本文试加以探讨㊂一㊁后人对‘汉书㊃艺文志“小说性质的争论对于小说,班固在‘汉书㊃艺文志“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㊂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㊂孔子曰: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㊂ 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㊂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㊂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㊂ [2](P 1745)正如‘隋书㊃经籍志“所说: 儒㊁道㊁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㊂[3](P 1051)而鲁迅则对小说采自民间不以为然: ‘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 出于稗官 , 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㊂ [4](P 14)由于‘汉书㊃艺文志“所收录的小说早已失传,我们无法了解当时小说的真实情况,也即这些小说到底是说理为主还是叙事为主㊂古人对此早就有争论㊂胡应麟曾道: ‘汉书㊃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㊁志怪等书迥异,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㊂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立义命名,动依圣哲,岂后世所谓小说乎? [5](P 280)胡应麟认为汉代的小说是杂家者流,仅仅稍错以事耳,所以是以说理为宗,但其中会穿插一点叙事㊂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却道: 小说家之‘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其书虽不可知,然班固注‘周考“云 考周事 ,注‘青史子“云 古史官纪事也 ,则其书非‘尚书“所部,即‘春秋“所次矣㊂观‘大戴礼㊃保傅第42卷第5期张泓:古代小说归类的悖论篇“引青史氏之记,则其书亦不侪于小说也㊂ [1](P1049)章学诚认为至少‘周考“等小说如非‘尚书“一类,即为‘春秋“一类㊂ 君举必书,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㊂ [2](P1715)则至少其中一部分小说应该是以叙事为主的㊂随着西方的文学理论进入中国,今人在探究‘汉书㊃艺文志“所收录小说的叙事或说理特性时,往往会受到现今文学类小说观的影响,比如江瑔提出: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 ,稗官者,野史也,则小说家亦与史同出一源㊂今按‘汉志“所录,如‘周考“‘青史“‘臣寿周纪“‘虞初周说“诸书,必皆纪述古代之事,补史官所未及,与史无异㊂ [6](P11)又道: ‘汉志“所录‘周考“‘青史子“‘臣寿周纪“‘虞初周说“诸书,亦纯然史体,则小说家亦出于史官矣㊂ [6](P27)蒋伯潜也认为,‘汉书㊃艺文志“中的小说, 以其书名度之,约可分为四类 为野史轶闻之类 为外史别传之类 为‘齐谐“‘搜神“之类 实寓言之类㊂ [7](P415)这就更明显是以现在文学类的小说观来设想汉代的小说,认为当时的小说也必以叙事为主㊂比如‘伊尹说“,蒋伯潜就认为 所录故事以人为中心 [7](P415),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㊂宋人王应麟即推测‘伊尹说“和‘吕氏春秋㊃本味篇“有关,余嘉锡更明确说: 惟‘吕览“之为采自‘伊尹说“,固灼然无疑㊂ [8](P272)而众所周知的是,‘吕氏春秋㊃本味篇“中的伊尹尽管在用长篇大论阐述如何烹煮美味,其核心要义却是在论说欲食美味必先成天子,欲成天子必先行仁义之道㊂换言之,这是一篇典型的论说文㊂‘汉书㊃艺文志“中的小说尽管都已消亡,但从‘伊尹说“即可推测有一部分是以说理为主的㊂对此,鲁迅早就有准确的论述㊂他在谈到‘汉书㊃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五家小说时曾说: 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㊂ [4](P3)可见,虽然使用了猜测之词,鲁迅还是认为‘汉书㊃艺文志“中的小说兼有叙事与说理两类㊂侯忠义则将‘汉书㊃艺文志“中的小说分为三类: 第一类近史之书,包括‘周考“‘青史子“‘天乙“‘臣寿周纪“四种;第二类似子之书,包括‘伊尹说“‘鬻子说“‘师旷“㊁‘务成子“‘宋子“‘待诏臣饶心术“‘百家“七种;第三类方士之书,包括‘皇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虞初周说“四种㊂ [9](P5~6)他的观点和鲁迅大致类似,仅仅增加了一类方士之书㊂综上所述,‘汉书㊃艺文志“中的小说兼有叙事与说理两类似已可成为定论㊂二㊁‘汉书㊃艺文志“为何将小说归入诸子略‘汉书㊃艺文志“中的小说是采集自民间的言论㊂百姓的言论比较琐碎,所述内容比较杂乱,既有叙述事情的,也有探讨理论的,根据子部说理㊁史部叙事的标准,似乎应该将其区分为两部,但班固统一将其归入诸子略,也即子部㊂班固为何不将小说分为子㊁史两部?原因很简单,‘汉书㊃艺文志“中并无史部㊂众所周知,‘汉书㊃艺文志“采用七略分类法,把所有图书分为六艺㊁诸子㊁诗赋㊁兵书㊁术数㊁方技等六略,其中兵书相当于战略军事,术数相当于天文历法,方技则相当于医学巫术㊂和四部分类法相比,六艺略相当于经部,诸子略加上兵书㊁术数㊁方技相当于子部,诗赋略则相当于集部,而后代非常重要的史部在‘汉书㊃艺文志“中竟然没有单独设立㊂针对班固不另立史部的原因,后代一般认为当时史学著作太少,没有专门列出独立一部的必要㊂ 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惟秦汉之事,编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㊂ [10](P1619)对此,逯耀东有不同意见,他曾有评价: ‘汉书㊃艺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学著作篇帙的多寡无关,‘汉书㊃艺文志“所以将史部书籍附于‘春秋家“,是因为当时史的独立概念还没有形成,经史没有分立,史学只不过是依附于经学下的一个旁支而已㊂同时汉代认为‘春秋“本身就是史,不论在体例和义例方面,都是中国史学最高的原则,又是中国史学的根源㊂ [11](P24)逯耀东认为汉时经史一家,这种观点章学诚早就有所阐述㊂章学诚曾将‘春秋“和‘史记“的关系解释得清清楚楚: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㊂其范围千古㊁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㊂ [1](P464)所以章学诚明确提出史和经的关系是 以史翼经 [1](P463)㊂但仔细审视汉时的历史观,我们即可发现,除了上述原因以外,班固不单列史部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因素㊂李零曾道: 在‘汉书㊃艺文志“中,史书是附属于‘六艺略“的春秋类,不是单独的门类,这是汉武帝 独尊儒术 的结果,未必能反映早期学术㊂ [12](P280)似乎也认可史书是仅仅附属在‘春秋“之后的,但他马上解释: ‘汉志“中的史书,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在‘六艺略“的书类(如‘尚书“‘周书“),一部分在‘六艺略“的春秋类(如‘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和‘楚汉春秋“),一部分在‘数术略“的历谱类(如‘帝王诸侯世谱“‘古来㊃95㊃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9月帝王年谱“)㊂ [12](P280)也即后人对史的认识和汉以前有很明显的区别㊂ 史 在西汉以前的传统中,是作为 天官 的一部分而存在,其内容远远超过后世所谓的政与事㊂ 实际上,古代的典章制度㊁档案文书㊁天文历法㊁巫祝占卜,都属于史的范畴㊂ [13](P8~9)史的范围如此之广,班固当然无法将史单独归类㊂既然经史一体,小说自然不能归入经,所以将其归入子应该说是适得其所,虽然其中也含有叙事的成分在内㊂由此,学者们给班固的小说归类找到了一个最合理的理由;但这种观念又恰恰是对班固的误解,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㊂后人认为叙事和说理是区别文章的重要标准,以此将其区分为史和子,所以班固也应看重两者的区别;但事实上是班固并不关注说理㊁叙事等区别,他更看重的是文章的重要性与否㊂其实,只要仔细观看班固对史类书籍的归类,即可知班固并没有对叙事和说理格外关注㊂班固将‘史记“‘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均收入‘六艺略㊃春秋类“之后,而‘列女传颂图“则被收入‘诸子略㊃儒家类“之下㊂‘春秋“以叙事为主,将历史学著作附录在‘六艺略㊃春秋类“之后尚且情有可原,但‘诸子略“自然应以说理为宗,将历史附录在‘诸子略“之下,很明显于理不合㊂由此,我们自然得出结论,班固在处理叙事与说理这一后人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时非常随意,在他心目中,经史固然一体,子史照样一体,与其说班固经史不分,不如说他子史不分㊂涉及到小说时,他甚至根本不关注小说到底是以叙事为主还是以说理为主,而只关注其重要性,所以,小说之所以被归入子是因为其在重要性上无法归入经,而史也同样,其中比较重要的被归入经,不太重要的也被归入子㊂‘六艺略“和‘诸子略“的区别仅仅是重要与否,最重要的归入‘六艺略“,不太重要的归入‘诸子略“,而‘诸子略“中最不重要的则是小说㊂‘六艺略“可以将叙事与说理之作兼收,‘诸子略“也如此,小说照样如此㊂三、唐代的小说归类汉魏之际,史学逐渐脱离经学㊁子学,魏晋以后,经史㊁子史并称的现象很普遍,而到了唐初编撰‘隋书“时,史学著作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了给史学一席之地,‘隋书㊃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所有图书分为经㊁史㊁子㊁集四部,其中史部更分为正史㊁古史㊁杂史㊁霸史㊁杂传等十三类㊂既然史㊁子都已各自存在,所以‘隋书㊃经籍志“叙事㊁说理有了明显的区分,叙事为主的如‘搜神记“等归入史部杂传,而说理为主的如‘世说新语“归入子部小说㊂张舜徽曾道: 临川‘世说“,昔人虽列之子部小说家,而实为记事之作㊂乃乙部之支流,诸史之羽翼㊂得刘孝标为之注,缺者补之,误者订之,或阐述其理,或疏论其事,而‘世说“之用益宏㊂唐修‘晋书“,采掇过多,容有失于甄别者㊂若谓一无可取,不当以入史,则非也㊂ [14](P136)他认为‘世说新语“并非说理之作,而是叙事之作,所以应该归入史部,甚至其中的史料是可以采集入正史的㊂这是一个误解,正如章学诚所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㊂ [1](P1)‘世说新语“的叙事仅仅是说理的铺垫㊂其实,只要仔细比较‘论语“和‘世说新语“,即可发现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是非常明显的:‘世说新语“首列孔门四科,即是对‘论语“的因袭,‘论语“无论记言㊁记行都很简洁,而‘世说新语“的记载也是如此㊂骆玉明认为‘世说新语“源于子书: 在著作模式上它是源于子书的,尤其接近儒家借故事以说理的类型㊂ [15](P6)可谓一语中的㊂‘世说新语“很少记事,而以记言㊁记行为主,以说理为宗,所以‘隋书㊃经籍志“的分类是严谨的归类㊂作为历史学家,刘知几对历史是如此偏爱,因为此前修史书时大量采自小说,所以刘知几把小说归入历史,认为小说是历史的一部分㊂ 他将矛头指向以 小说 为代表的杂家文化,从功能上取消和否定杂家小说的独立文化价值,有选择地收编进入史书文化㊂ [16]‘隋书㊃经籍志“把小说归入子,看重其说理一面,而刘知几则将小说归入史,当然就更看重其叙事一面㊂刘知几在‘史通“中把历史分为六家㊁二体: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㊂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17](P2), 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㊂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 [17](P32)他明确提出编年体和纪传体是最重要的两种正体㊂尽管正体只有两类,但在正体史料的采集上则可以兼容并包: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㊂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㊂爰及近古,斯道渐烦㊂史氏流别,殊途并骛㊂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㊂ [17](P454~456)刘知几将这些史料统称为偏记小说,在‘史通㊃杂述“各分类评价中反复强调,这些偏记小说是正史的有益补充: 求诸国史,最为实㊃06㊃第42卷第5期张泓:古代小说归类的悖论录 [17](P464), 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17](P465), 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 [17](P465),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为言,犹贤于已 [17](P459)㊂但同时刘知几又对这些偏记小说非常反感,他经常指责 异端 ㊂所谓 异端 ,指材料来源于传闻㊂他认为偏记小说中的民间传说编入正史会使正史的人物形象有所改变,影响正史的真实性㊂ 又‘魏志“注:‘语林“曰:匈奴遣使人来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己握刀侍立㊂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 曹公何如? 对曰: 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㊂ 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㊂难曰: 夫刍荛鄙说,闾巷谰言,凡如此书,通无击难㊂而裴引‘语林“斯事,编入‘魏史注“中,持彼虚词,乱兹实录㊂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遂为此说㊂ [17](P869~870)在偏记小说中,刘知几尤其喜好批评‘世说新语“等一些琐言类,几乎对此嗤之以鼻㊂他对‘世说新语“的指责比比皆是,如: 又自魏㊁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㊂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㊂ [17](P395)之所以经常有这些自相矛盾的言论,恰恰是因为刘知几自己混淆了史和子的界限 ‘世说新语“等琐言类在‘隋书㊃经籍志“中是被归入‘子部㊃小说类“的㊂既然归入子部,其中的记言㊁记行都仅仅是最终说理的铺垫,就如同‘庄子“中的寓言仅仅是最终说理的铺垫一样,是无法保证其真实的㊂刘知几认可‘庄子“中的内容是可以虚假的,因为‘庄子“原本就属于子,其中的叙述是寓言,但嵇康竟然将‘庄子“中的叙述当做真实的史实就很荒唐: 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㊂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㊂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至如蛙鳖竞长,蚿蛇相邻,莺鸠笑而后方,鲋鱼忿以作色㊂向使康撰‘幽明录“‘齐谐记“,并可引为真事矣㊂夫识理如此,何为而薄周㊁孔哉? [17](P774)但刘知几自己恰恰犯了和嵇康同样的错误,‘庄子“属于子部,‘世说新语“也属于子部,‘庄子“的虚假可以理解,为何‘世说新语“的内容不真实就要被指责?刘知几可以指责正史将‘世说新语“当作史料,但不能要求‘世说新语“必须真实,而将‘世说新语“归入偏记小说,认为其是正史补充的恰恰又是刘知几自己㊂到了唐代,史和子㊁叙述和说理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之后,刘知几援子入史的小说观,势必给后代小说的归类带来无法解决的难题㊂四、唐以后的小说归类程千帆曾道: 商㊁周二代之散文,概括言之,可分记事说理两派㊂记事之文,大体为经史;说理之文,大体为子书㊂前者起于商世,后者源于周季㊂ [19]但他马上解释: 经史之中,亦有说理,诸子之中,颇多记事,无从严格划分,兹但示其重心所在而已㊂ [19]如果说汉代以前人们对叙事㊁说理并不关注,所以史㊁子不分尚可理解的话,等到‘隋书㊃经籍志“已经将史㊁子区分得清清楚楚以后,刘知几还要援子入史,就只能让人理解为对历史的过度偏爱了㊂班固在‘汉书㊃艺文志“中将小说归入九流十家,其作品兼有叙述和说理两类㊂而自‘隋书㊃经籍志“开始,小说一直是以议论为宗,被归入子部㊂刘知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扩大历史的范畴,采用了援子入史的方法,将原本归入子部的‘世说新语“等书归入史部,但在形式命名上又采用了援史入子的方法,将正史㊁古史之外的历史均称为小说,如‘搜神记“在‘隋书㊃经籍志“中被归入史部杂传类,刘知几却将其归入偏记小说㊂刘知几的影响如此之大,导致后人在小说收录时均以他马首是瞻,只要他收录进偏记小说的均被收录为小说,看重小说的叙事性,而不论其终极目的是否为说理㊂唐宋以后,朝廷对史部的要求日益严格,民间叙事已无法进入正史,而街谈巷语的小说很明显属于民间叙事,所以在小说总的归类时,后代的目录学家只能采用‘汉书㊃艺文志“的子部归类法㊂比如北宋欧阳修等人在编修‘新唐书㊃艺文志“时,也照样将‘搜神记“等归入了子部小说家类,这就使得小说名实不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㊂以‘世说新语“为例,‘隋书㊃经籍志“认为小说以说理为宗,看重‘世说新语“的终极说理目的,故将其归入子部㊂刘知几认为小说以叙事为主,看重‘世说新语“的记言㊁记行的铺垫,故将其归入史部㊂应该说上述两者尚且都能自圆其说,但唐以后的目录学家均以为小说以叙事为主,也看重‘世说新语“的记言㊁记行特点,但又将其归入子部㊂由此,我国传统小说在内容上从说理向叙事有了一个重要转变,但在形式上自唐后却一直保存在子部㊂唐宋以后的小说已经形成一个悖论 如归入史部,其内容过于琐碎;如归入子部,其表达方式又以叙述为主㊂可见,无论将其归入史㊁子均于理不合㊂两害相较取其轻,相对于史部,子部的内容要驳杂得多,而其重要性也要轻得多,所以目录学家均继㊃16㊃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9月承了班固的子部小说归类 以重要性与否来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小说㊂这是因为‘汉书㊃艺文志“的巨大影响,更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后代已由七略分类法变为四部分类法,而小说的实质也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㊂如前所述,‘汉书㊃艺文志“将小说归入诸子略,我们还能以当时并无史部为借口,认可小说中是存在叙事之作的;当‘隋书㊃经籍志“将小说归入子部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小说必须以说理为宗,因为当时史部已存在㊂刘知几却将‘隋书㊃经籍志“中以说理为宗的子部小说更名为偏记小说,归入史部,认为偏记小说可以补充正史,和正史参行㊂在后代目录学家的心目中,班固和刘知几成为两座无法跨越的高峰,只能将他们两人的观点模糊地加以统一㊂如果将古代的目录学分类法作一个比较,‘七略“的六部分类法,史的范畴比后代四部分类法要大得多,尽管其中并没有设立史部;相反,子的范畴则比后代要小得多㊂江瑔对四部分类法似乎不以为然: 以术数㊁方技诸类附于子部之后,亦无大害㊂然以之与周秦诸子相较而并观,则渊源各别,拟非其类,而失诸子之真矣㊂ [6](P3)又道: 古人著书,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一家言,而后可以名为子书㊂唐宋以后,诸子道衰,类书繁起,钞胥是务,剿袭相因,亦褒然列名于子部之中㊂子书之体不明,先民之绪遂湮㊂无惑乎诸子百家之学响沉景绝于后世,而缀学汲古之士所以惕然而惧也㊂ [6](P3)所以有学者评论: 纵观子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似可分为两个阶段:唐宋以前,子书单纯,名副其实;唐宋而后,子书驳杂,名不副实㊂ [20](P464)余嘉锡也对四部分类法颇有微词: 限之以四部,而强被以经史子集之名,经之于史,史之于子,已多互相出入㊂又于一切古无今有㊁无部可归之书,希举而纳之子部㊂ [21](P161~162)四部分类法将术数㊁方技㊁兵书㊁天文㊁图书等内容均归入子部,就使得子部内容显得非常驳杂㊂如果就此而言,上述评论自然是正确的,但如认为唐宋以前的子书均是说理之作,则很明显是误解,‘汉书㊃艺文志“中的诸子即是以重要性来判定,而非以说理为标准㊂原因很简单,既然‘七略“的六部分类法中没有设立史部,叙事之作不是归入经,就只能归入诸子,但正因为子部内容驳杂,才使得小说有了容身之所,因为小说中的叙事之作固然不能列入说理类,但如将其归入博物类却是可以勉强为之的;而四部分类法中的子部除了保留了诸子略中说理的内容以外,还加上了博物类内容,所以,刘知几的援子入史使得小说没有容身之所的问题总算得以勉强解决㊂在四部分类法的归类中,纯粹的叙事文如‘左传“归入史部,纯粹的说理文如‘韩非子“归入子部,这些都不构成任何问题,不会引起任何争论,但是如‘论语“‘世说新语“等作品,虽然以记言㊁记行为主,却又以说理为宗,在目录学的归类中就成了进退两难的大问题㊂如果说‘论语“可以凭借经的地位暂且不论,‘世说新语“的归类就成了目录学家的难题㊂在古代小说的研究中,有关‘世说新语“是不是小说的争论也与此不无关系㊂总之,我国小说归类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汉书㊃艺文志“中的小说以说理为主,兼有叙事,被归入诸子略;‘隋书㊃经籍志“中的小说均为说理之作,被归入子部;刘知几将叙事和说理之作合称为小说,归入史部;此后的小说以叙事为主,均被归入子部㊂四部分类法设立之后,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就有两个关键点:一㊁小说之名与小说之实的问题;二㊁叙述与说理的问题㊂只要抓住这两个问题,一切研究都会豁然开朗,而现在研究中之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与没有抓住这两个关键点有关㊂参考文献:[1]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6]江瑔.读子卮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蒋伯潜.诸子通考[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8]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M].北京:中华书局,1963.[9]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10]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8.[13]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14]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15]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6]韩云波.刘知几‘史通“与 小说 观念的系统化 兼论唐传奇文体发生过程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17]刘知几.史通[M].北京:中华书局,2014.[18]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9]程千帆.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之二)[J].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2).[20]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2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责任编辑韩玺吾 E-m a i l:s h e k e b a n@163.c o m㊃26㊃。

试析刘知几的史学编纂理论及思想【摘要】:《史通》是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史学理论成就。

书中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反映了他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及思想。

文章总体分三部分：关于选材的理论；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评论；关于编纂的理论几部分。

主要通过对《史通》编纂理论与方法的理解，试着探讨他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及其史学思想。

【关键词】：刘知几；《史通》；编纂学；史学思想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是唐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史通》是他私下整理历年所写的札记而撰成的著作。

刘知几一生著述颇丰，但大都失传，只有《史通》流传至今。

刘知几从理论上对文献编纂进行颇为系统的论述、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编纂原则。

他对文献编纂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有开创之功，其史学思想影响深远。

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其史学编纂理论及思想进行分析。

一、关于选材的理论刘知几很注意在史书编纂过程中对于史料的精选。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①他认为精选史料，不只在于能区别史料的精华和糟粕，还在于史家之肯割爱。

他在《断限》篇中引了陆士衡的话“虽有爱而必捐”，来说明这一意思。

关于“用晦”他指出，晦与显的区别在于：“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

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

”②在《史通·补注》中提到，史料在精而不在多。

要想“取信一时”,“传诸不朽”就应该像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做过的那样，“征求异说,采摭群言”③。

将笔记、小说中的神怪故事或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之言,不加考证地视为信史史料,写入史书之中，刘知几是坚决反对的；对于谱牒一类的史料,他主张研究核实后也可使用。

刘知几这种审慎的科学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也表现了他对“子不语怪、力、乱、神”④以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原则的维护。

刘知几原文_翻译及赏析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

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年～707年）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

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年）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刘知几生平家学渊源刘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

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

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

唐高祖武德年间为信都令，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

刘知几的从父刘延佑进士及第，颇有文名。

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

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对，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

其执法如山，无所阿私，言词抗直，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

刘知几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

知柔“性简静，美风仪”，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在官也有善政。

累迁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

据李邕《刘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于东都康俗里之私第。

”依此推断，知柔当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比知几长十二岁。

李邕称颂知柔先人“莫不都长忠方，简质贞亮，业行优绝，政理殊尤”，赞美知柔“立年博达，典学为海；懿文为林，镇重为山，幽静为骨，清谈事约，言遣理深。

谦常后身，俭不逼下”，且“仪形硕伟，风神散逸”。

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那年，其父五十有四，知柔一十有三。

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使刘知几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小说资料能否入史——刘知幾的困惑及其引起的争论一“小说”一词源于先秦，但当时尚无固定含义。

最早著录小说书目并予以相关解说的是《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

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一观念代表了汉唐时期对文言小说(本文所用“小说”都是指此)的理解。

其内容是不见于经典的传闻、杂说或民间故事，篇幅短小，大多属丛残小语、尺寸短书。

魏晋以来，小说创作盛行。

唐代官修《晋书》，对小说文献的资料大量采入，由此引发了小说资料能否入史的问题。

而其直接提出者，就是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对《晋书》颇多微言贬斥的刘知幾。

刘知幾在《史通》卷5《采撰》篇云：“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持为逸史，用补前传……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讥讽《晋书》多采小说资料入史。

对此，近代史家刘咸炘简明扼要地指出：“此驳本正，而失在一概。

”在刘咸炘看来，史书囊括一代，譬诸天地，何所不容？旁及委琐，并无伤史体。

《晋书》去取褒贬之谬，诚所不免，然晋人祖尚清谈，当时士大夫性情学问特多此种，所以此乃其时弊使然，而非作史者有意偏嗜，肯定了《晋书》采择《世说新语》等小说资料入史，以反映晋世时代特色的做法。

同篇末，刘知幾又对史家“采彼家人”、“访诸故老”的史料采择方法进行批评，指出：“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夫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毁誉所加，远诬千载。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此论看似弘通，但仍然遭到了现代学者的非议，如张舜徽指出，刘知幾强调“史家采撰之必察传求是，真不刊之伟论也!惟此处颇以采访为非，则又失之拘隘耳……刍荛之言，圣人择焉，奚可一概目为鄙说不足取乎？”程千帆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刘知幾此论是“拘执一端，未见其可”。

简析刘知几评二体至左丘明之《左传》，司马迁之《史记》成行于世，中国封建史学便有了两种成型成熟的写作体例，即编年体和纪传体。

然而，因个人偏好不同，二体优缺各异，致使后继史家多有争论舍弃。

至唐时，刘知几愤而作《史通》，其在《二体》篇中第一次周详而概括地总结对比了两种体例的优缺之处，为后继致史者提供了阅读认识上的方便。

在《二体》篇中，刘氏以断代《汉书》代表纪传体，荀悦《汉记》代表编年体进行比较，论其得失。

刘氏认为编年体有“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继”、“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被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三处优点。

就是说，刘知几认为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历史，保持历史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是编年体的第一大优点。

同时，编年体在同一时间内部分中国外夷，依实记入则是编年体的第二个优点。

更为重要的是，编年体有记事详备，无重复记录有的优势。

同样的，刘氏认为编年体有“贤士贞女，高才俊地，事当要冲者”方能“目于衡而备言”；而“迹在沉冥者”，则“不枉道而详说”的遗漏。

刘知几相继列出“绛县之老”、“杞梁之妻”的列子说明“事当要冲者”“备言”的事实；继而又以贤者柳惠，仁者颜回被《春秋》拒绝的事实证明事未当要冲者，不能“彰其名氏”的编年缺漏。

简而言之，刘知几认为编年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历史，历史事件与人物在一个时间段上记录清楚，没有重复是其优点；而记载之时以是否“事当要冲者”为考量，导致许多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不得收录则是编年体最为不足的地方。

在论及纪传体的优缺之时，刘知几则以《史记》为例。

他指出纪传体“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屈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综括遗漏。

”至此“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于一体，“顾隐必该，洪细靡失”。

什么意思呢？刘知几认为纪传体记事全面，少有疏漏，该记载的必定都能收录，而这就是纪传体最大的特点。

而刘知几认为纪传体有两大缺失。

第一是纪传体“同为一事，分在数篇，相续相离，前后屡出”，使读者阅读时极为繁琐，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