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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一、语法概述语法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语言结构、用法、规则等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说。
现代汉语语法是研究汉语语音、语义、语用、句法、语篇等方面的规则性、规律性的工作。
现代汉语语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语音：主要研究汉语语音的规则和现象，如音节、声母、韵母、声调等。
2.语义：主要研究汉语的词汇、词义和语义的规则与现象。
3.语用：主要研究汉语在社会交往中的应用规则，如言语行为、语用关系、交际策略等。
4.句法：主要研究汉语句子的结构和语法规则，如成分、句型、主谓结构等。
5.语篇：主要研究汉语的表达方式、逻辑、连贯等，以及汉语篇章结构的规律。
二、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1.字母和音标现代汉语的音标采用的是国际音标，这使得汉语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另外，汉语拼音的简单易学、操作方便，也方便了各国人民学习和使用汉语。
2.词性和词序现代汉语的词性非常简洁，多为单音节，较少复杂词缀，常见的词性只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和介词。
另外，汉语的词序比较灵活，常常用动宾结构来表达动作。
3.语态和时态现代汉语的语态有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时态有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但汉语并没有明确的时态标记，而是通过句子结构和上下文来表达。
4.语音和语调现代汉语的语音较为平板，而且音调的变化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四声和轻声。
此外，汉语也有一些特殊发音方式，如儿化音、兼音等。
三、现代汉语语法常见问题1.汉语的主谓宾语结构常常体现为“主语+谓语+宾语”的顺序，但因为语言表达的需要和修辞手法的使用，这种顺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2.汉语中有很多动词表达方式的变化，如同时兼有谓语和宾语功能的“会”、“能”、“要”等助动词，以及使用不规则的动词形式表达时态、语态等。
3.句法错误也是汉语学习者经常面临的问题，如词语的搭配、语法错误和语气的表达等。
四、现代汉语语法实践现代汉语语法的学习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渐熟练掌握、灵活运用。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的演变及原因摘要：本文以特定时期著名的语法理论和语法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在一个世纪的演变与发展，并试图找出语法研究方法演变与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语法研究、方法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概况1898年，马建忠参阅西洋语法，写出了《马氏文通》，才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全面建立。
1924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问世，这是以白话文为对象，全面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第一部力作。
《新著国语文法》建立句本位，打破了《马氏文通》以来的“词类本位”的传统。
他把句子划分成主语、述语、宾语、补足语、形容性的附加语、副词性附加语等六种成分，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分析句子的方法，建立了完备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
这个时期，语法专题论文较少，最重要的当推赵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
1938年，陈望道等人在上海发起了关于文法革新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目的是“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
真正建立起新的汉语语法体系的是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此外，还有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1948）美国赵元任的《国语入门》（1948）（《北京口语语法》）等重要作品问世。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汉语语法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党和政府的提倡，社会上很快掀起了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
这个时期可以称作语法学的发展时期。
毛泽东对有关人士指示：“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要在全社会普及“文法教育”。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从此开始普及语法知识，重要的著作有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1）、吕叔湘的《语法学习》（1951）和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1952）等。
一些学者进行科学的语法研究，对当时及以后的语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王力的《汉语史稿》和陆志韦的《汉语构词法》等。
汉语语法研究概况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随着20世纪初白话文在文化教育界的普及而迅速兴起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不仅很快成为通行语文形式，也自然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
继早期最有影响的以文言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之后，20年代初以《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为代表的一批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语法论著相继问世。
80多年来，汉语语法学者借鉴国外语法理论，发掘汉语事实，探讨适合于汉语的分析方法，在汉语的语法范畴、语法关系、语法单位以及语法表达功能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究，研究方法也呈多元化的趋向。
汉语语法范畴研究汉语语法学者从一开始就关注语法范畴的确立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词类”问题的广泛讨论和不懈探究就是一部汉语基本语法范畴确立的历史。
和其他语言的研究者一样，汉语语法学者首先准确地辨析出了名词、动词、形容词这样的基本词类范畴，但在分析手续上却遇到了许多西方学者所未曾遇到的难题。
因为汉语几乎没有可供辨识的外在词形标记，在确定词类成员的问题上就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
早期的汉语语法学者看到英语这样形态不太发达的语言仍然可以分清词类，由此得出一种“词类是分别观念自身在言语中的品类和性质”的认识（黎锦熙）。
20年代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的现代汉语语法论著都是完全从意义的角度确定词类的。
但划分词类的目的毕竟是为了说明语法，由于汉语中的许多实词可以在不改变形式和基本语义的情况下充当不同的语法成分，从而造成了词类虽已确立，而不能服务于句子分析的尴尬局面。
20年代的语法学者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留下了“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样一句引起众多争议的断语。
20世纪30年代末的“汉语语法改革讨论”可以说是对按照意义标准区分语法范畴的做法的不满。
这一讨论初步达成了词类区分应以句法功能为基础的认识，并触及了词类与句法的关系。
吕书祥的《汉语语法要领》（1942-1944）和王力的《现代汉语语法》（1943-1944）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虽然它们基本上是从意义的角度解释词类，但它们明确坚持“词有定类”的原则，并引入“词积理论”，试图解决词性在句法上的不同功能。
中文语法研究现状及趋势在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汉语的语法特点和结构不易于清晰表述。
受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汉语语法研究者在寻求表述汉语语法特征和结构的方法时，主要采用了传统的类比、转换及影响分析等方式，而非及时探索汉语自身的语言规则。
这也让中文语法研究陷入了一个长期被动的状态。
然而，在新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不断涌现下，中文语法研究逐渐获得了新的机遇。
本文将从中文语法研究的现状及趋势两个方面进行展开。
一、中文语法研究现状中文语法研究现状可以从语法特点、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
1. 语法特点中文的语法特点主要体现在词汇形态、语序、修饰关系、主谓关系等方面。
(1) 词汇形态：中文的词汇变化比较少，而且没有时制、语态等变化。
因此，在表达动作发生的时间和状态转换时，常常需要使用副词、助词以及特定的语序方式等手段来表达。
(2) 语序：中文的语序比西方语言更加自由。
尽管汉语的主语一般位于谓语之前，谓语动词位于句子的中心位置，但是在句子的不同部分中，词语的先后关系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灵活的变化。
(3) 修饰关系：修饰关系在中文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汉语中，一个名词可以被多个形容词修饰，或者一个形容词可以修饰多个名词。
(4) 主谓关系：和其他语言相比，中文的主谓关系比较紧密，同时，主语和谓语之间没有其他成分可以插入。
2. 研究方法从研究方法来看，中文语法研究主要采用了传统的比较、归纳、类比等研究方法，而较少使用现代的语料库研究、实验研究和计算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
这是由于中文语言学研究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发展相对较晚，而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又需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
因此，对于中文语法研究来说，要尽快利用现代的技术手段，拓宽研究方法的范围，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二、中文语法研究趋势中文语法研究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涉及众多分支领域，因此，未来的中文语法研究也将继续朝多元化、细分化方向发展。
1. 语言习得和教学语言习得和教学一直是语法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未来也不例外。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汉语语法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其历史和演变是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本文将从不同方面对近代汉语语法史进行综述。
1.句法
汉语句法指的是汉语句子的各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则。
早期的汉语句子缺乏明确的主、谓、宾等成分，较为自由。
但随着句子结构的日益明晰，主谓宾结构成为常规。
又如，中文中修饰语的排列方式、并列语法的运用等，也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2.词性
近代汉语在词性方面也有不少的变化。
从古代到现代，由单音节向多音节，由不确定词性到确定词性，词性分类也不断完善。
例如，近代汉语阶层语言中出现了许多外来词，如保龄球、电视机等，而一些汉字的用法和词性也发生了改变。
3.语音
随着近代汉语语法的变革，汉语语音也日趋规范。
例如“南北音”、“普通话标准音”等不同的汉语语音，都有明显的规范化趋势。
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一些外来语的发音也逐渐规范起来。
4.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对于汉语语法的准确表达是非常重要的。
早期的汉语缺乏明确的标点符号，读写难度较大。
但随着标点符号的日益规范化，汉语的表达也越加准确。
总体来看，近代汉语语法的变化是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密不可分的。
在今天的汉语教育中，深入研究近代汉语语法的演变，加深我们对现代汉语语法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综述现代汉语语法学是对汉语语言结构、句法规则以及语义意义的研究。
本文将综述现代汉语语法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
1. 语法理论现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基于不同的语法理论，包括生成语法、转换语法、依存语法等。
这些理论用于描述汉语句法结构和语义规则，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语言现象。
2. 句法结构现代汉语的句法结构包括短语结构和句子结构。
短语结构研究短语的组成规则和词汇搭配，句子结构研究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和语序规则。
3. 词类和句法功能现代汉语的词类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等。
研究词类可以帮助理解不同词汇在句子中扮演的句法功能。
4. 句法关系和语义角色研究句子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可以揭示句子结构的组成。
同时，还可以研究语义角色在句子中的扮演，揭示句子的意义。
5. 语义规则研究现代汉语的语义规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句子的意义和推理过程。
语义规则包括语义搭配、语义依存关系等。
6. 语法分析和语料库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语法分析和语料库研究。
语法分析通过分析句子的结构和成分，揭示语法规则。
语料库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的语言数据，验证和丰富语法理论。
7. 应用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语言教育、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
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汉语语法规则，为实际应用提供指导和支持。
本文简要综述了现代汉语语法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
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者可以深入阅读相关文献和参与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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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功能语法研究一、引言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关注语言在实际运用中的功能和意义。
通过研究语序、虚词、词类、语气与功能、句型与句式以及特殊句式等方面的内容，我们能够深入了解汉语的内在结构和表达特点，进一步揭示语言的本质。
二、语序研究语序是汉语功能语法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汉语的语序包括主语、谓语和宾语的排列顺序，以及其他成分如定语、状语和补语的排列顺序。
通过研究语序，我们可以了解汉语表达信息的方式，探究语言的结构和逻辑关系。
三、虚词研究虚词是汉语中一种重要的词类，包括介词、连词、助词和语气词等。
虚词在句子中起到连接、辅助和表达语气等作用。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注重虚词的意义和用法，探究虚词在句子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虚词在不同语境中的运用。
四、词类研究汉语的词类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不同的词类具有不同的语法特性和功能。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注重词类的划分和辨析，探究不同词类的语法特点和语义内涵，以及词类在句子中的组合方式和表达效果。
五、语气与功能语气是汉语表达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语气可以传达说话人的情感、态度和意图。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注重语气的研究，探究不同语气的表达方式和功能，以及语气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
此外，还关注语言的交际功能，探究语言在实际交流中的运用。
六、句型与句式汉语中存在着丰富的句型和句式，不同的句型和句式具有不同的表达效果和语法特点。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注重句型与句式的分类和研究，探究不同句型和句式的构成和表达效果，以及句型与句式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
此外，还关注句子的信息结构和语义关系，探究句子信息的组织方式和意义表达。
七、特殊句式研究汉语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句式，如被动句、把字句、强调句等。
这些特殊句式在表达方式和语法特点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注重特殊句式的研究，探究特殊句式的构成和表达效果，以及特殊句式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
此外，还关注特殊句式的语用功能和语义内涵，探究特殊句式在实际交流中的作用和意义。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随着20世纪初白话文在文化教育界的普及而迅速兴起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不仅很快成为通行语文形式，也自然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
继早期最有影响的以文言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之后，20年代初以《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为代表的一批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语法论著相继问世。
80多年来，汉语语法学者借鉴国外语法理论，发掘汉语事实，探讨适合于汉语的分析方法，在汉语的语法范畴、语法关系、语法单位以及语法表达功能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究，研究方法也呈多元化的趋向。
汉语语法范畴的研究汉语语法学者从一开始就关注语法范畴的确立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词类”问题的广泛讨论和不懈探究就是一部汉语基本语法范畴确立的历史。
和其他语言的研究者一样，汉语语法学者首先准确地辨析出了名词、动词、形容词这样的基本词类范畴，但在分析手续上却遇到了许多西方学者所未曾遇到的难题。
因为汉语几乎没有可供辨识的外在词形标记，在确定词类成员的问题上就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
早期的汉语语法学者看到英语这样形态不太发达的语言仍然可以分清词类，由此得出一种“词类是分别观念自身在言语中的品类和性质”的认识（黎锦熙）。
20年代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的现代汉语语法论著都是完全从意义的角度确定词类的。
但划分词类的目的毕竟是为了说明语法，由于汉语中的许多实词可以在不改变形式和基本语义的情况下充当不同的语法成分，从而造成了词类虽已确立，而不能服务于句子分析的尴尬局面。
20年代的语法学者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留下了“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样一句引起众多争议的断语。
3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可以说就是出于不满足于根据意义标准区分语法范畴的做法而兴起的。
这次讨论初步得出了区分词类应以句法功能为标准的认识，并触及了词类和句法的关系问题。
40年代中期出版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两部著作，虽然都还基本上是从意义角度说明词类，却明确地坚持了“词有定类”的原则，并引进了“词品说”试图解决词类在句法中的不同功能问题。
这两部著作前所未有地挖掘了丰富的汉语事实，在词类范畴的具体分析中揭示出许多新鲜的语法特点，为以后关于词类功能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50年代汉语语法学者集中讨论了区分词类的标准问题和词类与句法的关系问题。
在这次讨论中，持意义标准的、持形态标准的、持广义形态标准的以及持功能标准的各种主张都得以充分阐述，最终还是看重“结构关系”的主张逐渐成为主流认识，吕叔湘明确提出“结构关系指一个词的全面的、可能有的结构关系，不是指它进入句子以后实现出来的一种结构关系”（《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国语文》1954年第9期），这表明其后产生深远影响的“分布说”此时已具备一定的共识基础。
朱德熙是“分布说”的明确主张者和身体力行者。
早在1956年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1956年第1期）中他就出色地例示了分布原则在区分词类（乃至次类）方面的巨大潜力，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更明确地提出：“词类是反映词的语法功能的类。
但是根据语法功能分出的类，在意义上也有一定的共同点。
可见词的语法功能和意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不过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却只能根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
”（《语法讲义》，1982）“我们能够根据形态划分词类，是因为形态反映了功能。
”（《语法答问》，1985）应该说，这种学说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者在语法理论认识上有了更为清醒的理解，使汉语语法研究真正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
进入90年代以后，汉语语法学者已经有意识地把汉语研究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来认识，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从结构角度为语法单位进行分析式的划类，而是努力用一种综合式的观点对语法范畴和语法关系作出深入的解释，以期进一步丰富对汉语事实的了解。
跨语言的研究表明，名词和动词这两种存在于所有语言中的语法范畴，其实质是人们对现实世界中处在空间关系中的事物和处在时间关系中的事件这二者在语言中的表现，语法系统中各主要词类的种种句法表现都与这种基本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的表达动机有关。
汉语语法学者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得出了基于原型的词类范畴观，揭示出了一系列关乎词类系统的语法事实。
汉语语法关系的研究在语法关系问题上，早期的汉语语法学者遇到了跟语法范畴方面一样的难题：汉语里的语法关系同样没有外露的标记，故而也不容易确定什么是汉语的主语、宾语等语法成分。
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仍然是首先寻求语义途径。
如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就是把语法中的句子观念简单对应于逻辑命题的结构，用“主语”“述语”这样的概念来分析句子结构和词语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做法不仅陷入了语义关系难以精确描述的麻烦中，而且也使句子分析与结构特征脱节，因为它没有全面兼顾形式和语义诸方面的因素。
吕叔湘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开明书店20周年纪念文集》，1946）中指出：“格变，语态，位置，这三样都是形式的评准；施事受事的分别，和主语谓语的分别，这两样是意念的评准。
印欧系的语言，无论像拉丁那样完全倚赖格变和语态，或是像英语那样一半倚赖格变一半倚赖位置，总之都是倚赖形式的评准。
对于这些语言，主语和宾语的意念的内容只是语法学者的论题，只有理论的兴趣，没有实用的价值的。
但是国语的情形就不同了，名词和代词没有格变，动词没有语态。
主语是‘陈述的对象’，这只是一句空话。
我们所能凭借的只有位置和施受关系这两项，而这两项评准给我们的答案，有时候一致，有时候不一致。
”50年代汉语语法学界关于主宾语问题的大讨论就是这两种观点的一次正面交锋。
较早系统运用位置标准确定主宾语而产生广泛影响的语法著作是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
该书指出：“语法就是讨论句子的各种格式。
……句子的格式里头，最要紧的就是词的次序。
”在确定了几种基本的句法结构的基础上，该书进而描写了与结构对应的种种语义关系。
朱德熙在其后的一系列研究中更彻底地贯彻了这种方法，他指出着眼于位置的分析方法并不仅仅是依靠词序，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区分主宾语这件事的实质……就是确定包含这个成分的结构是主谓结构还是述宾结构的问题。
”（《语法答问》）他以不同语义成分所组成的主谓（述宾）结构的句法平行性证明了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的不一致，并指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结构关系总是同时影响着句子的意义。
这样的观点成为80年代汉语研究与教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观点。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坚持从语义角度揭示语法关系，如李临定的《现代汉语句型》（1986）一书完全使用“名施”“名受”等概念描写汉语句型。
这是因为，单纯从结构角度或单纯从语义角度出发都难以全面揭示汉语纷繁的句法特点。
朱德熙提出的“隐性语法关系”的概念和李临定直接侧重于语义特点的主张都是面对同样的双重难题。
侧重语义的观察在句子格式描写和汉语教学中起到了良好作用；而隐性语法关系的观点则直接导致了90年代一批学者对“配价语法”的浓厚兴趣。
早在40年代成书的《中国文法要略》中吕叔湘就在“起词”“止词”之外分析出受事、关切、交与、凭借、方所、时间、原因、目的等与动词相关的语义成分以及相应的若干句法特点。
朱德熙则借鉴了70年代形成于美国的“格语法”方法运用于汉语的结构分析中。
动词语义支配能力的研究成为90年代语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学者们试图通过研究动词的不同语义角色跟句法成分的配位关系，说明这些语义成分在句法位置上共现或制约的条件。
这方面的代表论著是沈阳《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1994）和袁毓林《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1998）。
前者建立了一个反映基本配位关系的抽象句法结构形式“句位”，用空语类的概念辨析各种异常配位现象；后者则是为配位关系本身分出四个层级，给出了从基础句到派生句的推导过程。
20世纪末盛行于国际语言学界的语言类型学方法给观察汉语语法关系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视角。
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1999）在讨论汉语的主宾语问题时指出，主宾语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症结在于把“主语”“宾语”这样的语法范畴看成是可以用充分必要条件定义的绝对的、离散的范畴，事实上语法范畴都是典型范畴，施事、话题这样的语义、语用范畴也是典型范畴。
主语、施事和话题有自然的关联；宾语、受事和焦点有自然关联。
典型性的差异是造成各种有标记句法组配现象的根本原因。
陈平《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中国语文》1994年第3期）具体描述了汉语里主宾语选择和话题选择的两条语义角色优先序列，以期以简驭繁地概括句法配位机制。
汉语语法单位的研究对汉语语法单位的认识也是随着语法研究的进展而深入的。
词、词组、句子这些语法单位是所有语法学者都注意到了的，但是，由于个人语法观念不同，导致各家语法中各个语法单位的地位各异。
具体而言，有着重于词和句子的，有着重于词组的，也有着重于比词更小的或比句子更大的语法单位的。
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简单地模仿西方形态语言的语法模式，只着眼于词和句子这两级语法单位，认为这样就可以说明组词造句的规律。
由于汉语的语法特征并不反映在词形变化上，而这些没有词形变化的词所组成的千变万化的句子又不是仅靠这两级语法单位足以概括出特征来的，显然，要揭示汉语的语法规律，还需要探索其他语法单位中反映出的特征。
本世纪中期结构主义思潮影响汉语语法研究时期，词组（也称为结构）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
赵元任著、李荣编译的《北京口语语法》（1952）就用几种基本结构阐释汉语口语的造句法；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汉语的五种基本句法结构，即：主谓结构、补充结构、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并列结构。
后来，朱德熙从理论上论述了这种做法的根据，他指出，由于汉语词类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形式标记，导致汉语语法有两大特点：一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二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就有可能在词组的基础上来描写句法，建立一种以词组为基点的语法体系。
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各类词组作为抽象的句法格式来描写它们的内部结构以及每一类词组作为一个整体在更大的词组里的分布状况，……如果我们把各类词组的结构和功能都足够详细地描写清楚了，那么句子的结构实际上也就描写清楚了，因为句子不过是独立的词组而已。
”（《语法答问》）这种学说极大地推动了汉语语法结构的研究。
在结构以及结构间的层次关系成为语法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后，其他层级的语法单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并分别得以深入研究，如从结构观点出发的语素研究、复句结构关系的研究（如邢福义《语法问题探讨集》、《语法问题发掘集》，1986，1992）以及更大的语法单位——篇章的组织关系研究（如廖秋忠《廖秋忠文集》，1992）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