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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日本遣唐使出使的目的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后汉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遣使来朝开始，日本一直通过派遣使者的形式与中国保持着联系，随着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的大量派出，中日交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高潮。
关于遣唐使出使的目的这一问题，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大都是仅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进行探究。
本文试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国家和个人双重角度出发来分析遣唐使出使的具体目的所在。
标签：遣唐使；出使目的；中日交流遣唐使作为历史上中日两国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其中遣唐使出使目的的研究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近来国内学界关于遣唐使出使目的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多集中于从遣唐使出使的国家目的出发，并将遣唐使出使的情况按时间顺序划分为不同阶段来分期进行研究，本文旨在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之上打破这一分期研究模式，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来展开对出使的国家目的方面的探究，并在此基础上试对遣唐使出使的个人目的加以探析，以期对遣唐使出使目的的研究予以辅充。
一、遣唐使概况所谓遣唐使是指唐朝时期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使者。
遣唐使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除大使、副使、判官和录事外，还包括入唐学生、学问僧、请益生、请益僧、医师、乐师、画师及水手等。
除派遣人员的多元化以外，出使的人数也相对较多，“最多时直接参与的人员达四五百人，相当于一个省（中央机构名称）的规模。
”[1]日本自“公元630年八月（舒明天皇二年）派大仁药师惠日遣唐”开始，①至公元894年（宇多天皇宽平六年）遣唐使制度废止，其间共历时260年，派遣出使19次，其中成功到达唐朝本土13次。
“孝德白雉四年（公元653年），日本遣唐使在入唐途中经过萨摩国萨麻郡附近时遇难；另外，齐明五年（公元659年）日本遣唐船队中的第一舶漂流至南岛时被岛上人所杀，仅东汉阿利麻等五人乘岛人船到唐括州。
”[2]64可见由于途中受到自然因素及人为等因素的影响，加之日本航海技术的局限，遣唐使出使的危险性较大。
日本遣唐使兴废因由浅析作者：姜威来源：《科学与财富》2019年第31期摘要：中日两千余年文明交流史中形成的最大规模交流高峰当属遣唐使的派遣，自公元630年首次派遣时起，至894年菅原道真上书建议停止派遣时止的264年间，日本共计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3次因故未能成行;1次仅达百济未至大唐;2次“送唐客大使”;1次“迎入唐大使”;其余12次派遣几乎都以输入制度文物为主、以促进国际贸易为辅。
这成行16次的遣唐使对唐日两国交往贡献极大，在两国交流的青史之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试对日本派遣与废止遣唐使的因由浅作分析，以求加深对中日交流历史的理解程度。
关键词：遣唐使;派遣原因;废止原因;中日关系;引; 言在首次派遣遣唐使之前，日本已向中国隋朝先后派出过四次遣隋使，通过派遣遣隋使，使日本开始直接接触并汲取到中国的先进文明;623年，遣隋留学生惠日、惠光、福因等回国奏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
”奏请日本朝廷同法制完备的大唐国建立邦交，保持经常的友好往来，建议朝廷继续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以为日本改革之本。
鉴于此，日本朝廷终于采纳其意见，与唐修好，在公元630年派出第一批遣唐使。
一、遣唐使的派遣原因（一）第一阶段，延续遣隋使时期的历史传统遣隋使船队规模不大，在曾派往中国隋朝的留学生建议下与唐交通，大致可以视为对遣隋使的延长，另外此阶段的遣唐使还带有重要的外交宣示使命，重点在于彰显日本天皇地位的正统性。
日本国内的律令注释书《令集解》中明文载有“邻国者大唐，藩国者新罗也。
”前句宣示日本与大唐拥有对等的国际地位，后句含有新罗是日本属国的意味。
日本虽也自命为拥有若干附庸的小型帝国，但对于与大唐在当时作为东亚宗主的地位也不敢小觑，在第一次派遣遣唐使时任命原留学隋朝的药师惠日为副使，在第四次派遣时，任命自隋而唐留学三十三年之久的高向玄理为押使（凌驾于大使、副使之上），这样的安排，明显带有向唐朝表明对人才遴选的高度重视以及与唐亲善交好的深切诚意。
日本派向中国的遣唐使
目的：学习唐朝的文化，促进两国的交流。
1.最著名的一个遣唐使是阿倍中麻吕，及晁横，和李白等人的私交都是不错的。
2.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
3.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晁衡（阿倍仲麻侣）
天宝十二载（753），阿倍仲麻侣随遣唐使藤原清河使舶东归，途中遇暴风，漂流至安南。
十四载，辗转再返长安。
时误传其遇难，李白曾有《哭晁卿诗》以悼之。
遣唐使及其始末探究摘要：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向中国派出遣唐使，630年第一次第一次派遣唐使，公元894年废止遣唐使制度。
其中，关于遣唐使的目的、次数以及遣唐使终止的原因，众说纷纭。
本文则从遣唐使的概况及始末就行探究。
作为中国古代史隋唐史的读书汇报，选取“遣唐使”这个角度来写，对我而言，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之前可以说基本上并未了解过日本史，下定决心从该话题出发进行探究，很大程度上是听老师讲的“大学生要学会去读一些原先并不会积极投入阅读的专业著作，专业水平才能慢慢提高”，因此从陌生的日本史入手，选择这一方面的书籍，一方面是受同学读日本学者著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去年刚读的《菊与刀》，出于解读日本思维的自然心理，从遣唐使角度去印证书中讲的二战中的日本民族心理，也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唐朝历史。
总的来说，这一片文章，并不能算是一篇实质意义上的研究性论文，于我而言，则是突破文学初次触碰纯专业的一次尝试。
关于遣唐使，在文章中，我想介绍的是其概况，重点是学术界对于“遣唐使”的三个讨论，一是日本重启国交、派遣唐使的原因，二是日本派遣唐使的原因，三是遣唐使废止的原因。
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是中日两国交往最频繁，也是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时期，在这延续两百多年的遣唐使中，不同时期，按规模、交通路线的变化，基本上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是舒明天皇时期（公元629——641年）到齐明女皇时期（公元655——661年），约30年的时间其特点是：规模小（最多两只船），人数少（不超过250人），组织不严密各色人等配备不整齐，一般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口，到山东半岛登陆，在经陆路前往长安。
第二期是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年）的两次遣唐使,这两次规模和航线与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义十分突出，不同于一般遣唐使活动。
因663年，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日本失败，撤回军队，并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
揭秘日本历史派送遣唐使的理由编辑点评：日本一直给人以走在时代尖端、科技卓越、文明程度高的印象。
但你是否知道，日本史上有一段派送遣唐使的时期，究竟是大唐文化的哪里吸引了他们，他们又从中学到了什么呢……科学の発展や学問的な進歩により、日々新たな出来事が発見されている歴史。
今の30歳と10歳でさえ学校で習った日本史は異なります。
常に新たな情報をアップデー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日本史ですが、今回は遣唐使と日本文化の関係について調べてみました。
調べてみると分かったのですが、遣唐使時代の日本文化はかなり遅れていたらしいのです。
随着科学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新的历史也不断被发掘。
就连现在30岁的成人和10岁的儿童在学校学到的日本史都不同。
日本史必须不断更新信息，本次我们调查了遣唐使与日本文化之间的关系。
经过调查得知，遣唐使时代的日本文化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
■遣唐使時代の日本について关于遣唐使时代的日本遣唐使とは？遣唐使是？630年から始まり、「白紙（894）に戻そう遣唐使」の通り894年に終わった遣唐使。
日本から唐（中国）に使節団を送るというものですが、遣唐使を送る目的として大きかったのが情報収集です。
特に海外情勢の把握や先進的な技術、仏教の経典等の収集が目的とされていました。
从公元630年开始，按“白紙（はくし，与894发音相同）に戻そう（即894返回日本）遣唐使”一说，遣唐使的派遣在公元894年结束。
遣唐使是从日本派往唐朝（中国）的使节团，首要目的是收集信息。
尤其是把握海外局势、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收集佛教经典等。
唐は凄かった！！盛世繁华的唐朝！！当時の唐は文明や制度がとても発展していた国でした。
例えば、中央集権的な統治体制である「律令制」やそのための「科挙」、税制としての「租庸調制」を維持していました。
また、後の宋や元の時代になっての商工業や文化の発展の下地を築いていました。
当时的唐朝是一个文明与制度都高度发达的国家。
作者： 孙宏
作者机构：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出版物刊名： 黑龙江社会科学
页码： 51-54页
主题词： 遣唐使;经济文化交流;留学生;日本文化;中日关系史;友好往来;中国和日本;天皇;大化革新;日本社会
摘要：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有着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
到了唐代,双方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逐惭达到了高潮,日本陆续不断地派出遣唐使来中国,吸收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果。
一、遣唐使出现的历史背景 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遥远的古代起,东亚大陆和日本之间就有往来。
在《汉书·地理志》中“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的记载,说明至少在西汉时中国已和日本有交往了。
一、遣唐使概况中日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中日两国交流追溯于西汉时期。
日本航海技术的欠发达以及海上环境的极端性，为遣唐使的路程增加了风险，“有去无回”、沉船现象时有发生，但唐朝仍是中日交流的顶峰时期。
促使日本政府不断地派遣遣唐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东亚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而存在，吸引着东亚各国。
唐朝的疆域辽阔，政治经济高度发达，文化科技繁荣，各民族融洽相处，且热情欢迎各国来唐友好交流；二是日本尚处于奴隶制社会，国内民族矛盾尖锐，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较为落后，日本需要学习唐朝的先进文明，以此来改造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实现日本本国的发展。
日本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不辞艰险，远渡重洋，开启了中日交流的新篇章。
关于遣唐使的次数，有很多学者提出不同意见，目前为大家普遍认同的是十三次：贞观四年（630年）、永徽四年（653年）、永徽五年（654年）、显庆四年（659年）、麟德二年（665年）、总章二年（669年）、大足元年（701年）、开元四年（716年）、开元二十年（732年）、天宝九年（750年）、大历十年（775年）、贞元十七年（801年）、太和八年（834年）。
遣唐使制度始于7世纪，结束于9世纪，经过了漫长的238年，状况盛大。
遣唐使主要由文臣与好学之士构成，他们作为天皇的文化使者，肩负着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科技并传播回国的使命。
遣唐使在唐的主要活动分为两类：一是觐见皇帝。
因为中国自秦朝以来实行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古代中国国力的强盛，到达中国的遣唐使只有一人可以进京朝见皇帝，其他的人在当地等待。
例如，834年，遣唐使到达中国后，进京的只有大使一人，而其余的类似长岑判官等杂职35人均留在扬州。
留在扬州的遣唐使团成员，或学习中国文化，或准备回国物资，或购买物品带回日本，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唐朝文明。
进京的遣唐大使代表日本与皇帝沟通，进行外交活动。
比如，在与皇帝进行交流时，会涉及到派遣到中国的日本学生和僧人的事宜。
2002年第1期No.1.2002杭州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ofHangzhouTeachersCollege2002年1月Jan.2002收稿日期:2001-09-28作者简介:王心喜1960-男浙江省杭州市人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浙江地方史研究至今发表论文30多篇。
3本文得到杭州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林正秋教授的悉心指导以及历史系吕红环老师的帮助谨致谢意。
日本“遣隋使”来华目的及年次探讨王心喜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2摘要:根据中日历史文献分析输入佛教和学习隋文化是遣隋使来华的主要目的。
日本遣隋使先后于600、607、608、610、614年分5次来华。
遣隋使在中日关系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不仅是日本直接向中国全面汲取优秀文化的嚆矢更是以后规模巨大的遣唐使的前奏。
关键词:日本遣隋使目的年代次数中图分类号:K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46200201-0077-05一缘起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
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及其后续者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若干因素在日本远古时代有所反映因此有学者指出古代中日之间的海陆交通从河姆渡文化和绳文文化时代就已经开始。
1然而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中日双方的海上交通开始于汉魏时期。
《汉书??地理志》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
”最早记载了中日交往的情况。
《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传》上记有“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于都城洛阳”。
这是首次到达京师洛阳的倭国使臣。
2其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上载日本女王卑弥呼在魏明帝景初二年238遣使来华朝贺。
魏明帝对此表示嘉许册封日本女王为“亲魏倭王”并派使臣回访。
特别是《宋书??倭国传》上载自413年到502年日本先后13次遣使朝贡。
这些使者来华只是一般性的修好并不具有政治的或文化交流的意义。
试析日本遣唐使出使的目的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后汉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遣使来朝开始，日本一直通过派遣使者的形式与中国保持着联系，随着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的大量派出，中日交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高潮。
关于遣唐使出使的目的这一问题，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大都是仅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进行探究。
本文试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国家和个人双重角度出发来分析遣唐使出使的具体目的所在。
标签：遣唐使；出使目的；中日交流遣唐使作为历史上中日两国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其中遣唐使出使目的的研究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近来国内学界关于遣唐使出使目的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多集中于从遣唐使出使的国家目的出发，并将遣唐使出使的情况按时间顺序划分为不同阶段来分期进行研究，本文旨在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之上打破这一分期研究模式，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来展开对出使的国家目的方面的探究，并在此基础上试对遣唐使出使的个人目的加以探析，以期对遣唐使出使目的的研究予以辅充。
一、遣唐使概况所谓遣唐使是指唐朝时期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使者。
遣唐使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除大使、副使、判官和录事外，还包括入唐学生、学问僧、请益生、请益僧、医师、乐师、画师及水手等。
除派遣人员的多元化以外，出使的人数也相对较多，“最多时直接参与的人员达四五百人，相当于一个省（中央机构名称）的规模。
”[1]日本自“公元630年八月（舒明天皇二年）派大仁药师惠日遣唐”开始，①至公元894年（宇多天皇宽平六年）遣唐使制度废止，其间共历时260年，派遣出使19次，其中成功到达唐朝本土13次。
“孝德白雉四年（公元653年），日本遣唐使在入唐途中经过萨摩国萨麻郡附近时遇难；另外，齐明五年（公元659年）日本遣唐船队中的第一舶漂流至南岛时被岛上人所杀，仅东汉阿利麻等五人乘岛人船到唐括州。
”[2]64可见由于途中受到自然因素及人为等因素的影响，加之日本航海技术的局限，遣唐使出使的危险性较大。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大批遣唐使出使唐朝。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听从国家的命令，为满足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实现其个人的一些目的。
下文笔者将分别从国家和个人的角度出发，试对遣唐使出使的目的进行探究。
二、遣唐使出使的国家目的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可从时间上将遣唐使的出使情况划分为四个阶段来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舒明天皇（公元629-641年）至齐明天皇时代（公元655-661年）；第二阶段，天智天皇时代（公元662-671年）；第三阶段，文武天皇（公元697-707年）至孝谦天皇时代（公元749-758年）；第四阶段，光仁天皇（公元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时代（公元834-850年）。
不同阶段遣唐使出使的目的有所不同，究其差异，大体可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日本遣唐使出使的国家目的进行分析。
首先，遣唐使出使的外交目的。
这一目的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体现的较为明显。
随着隋朝的灭亡，唐朝代之兴起，遣隋使回国后曾描述唐朝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
”②面对此景日本急于向唐朝学习，遂在遣隋使的基础上增派遣唐使来唐，以期与唐朝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这是遣唐使出使的最初目的。
公元663年，倭国援助百济水军与唐罗联军在白村江一带展开决战，百倭联军战败，唐倭关系出现危机，“齐明五年（公元659年），日本派出遣唐使，但因唐援新罗灭百济，遂将日本使节羁留长安达十个月。
”[2]90-91但之后日本分别于天智四年（公元665年）、六年、八年、文武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派出遣唐使。
可见，日本此举目的主要在于与唐朝重修旧好，欲恢复之前与唐朝的友好外交关系。
其次，出于政治之目的。
部分学者将第一阶段遣唐使出使的目的归结于“期望通过遣唐使，直接从唐朝吸取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经验，进而推进大化年间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
”[3]但笔者认为从第一阶段遣使的时间和大化改新的时间来看此观点存在不妥之处，遣唐使派出的时间分别是公元630年和公元653年，而大化改新的时间为公元645年，从这点来看二者之间时间跨度过大，对大化改新的作用并不大。
大化改新的核心人物是于推古十六年（公元607年）派出的遣隋使高向玄理、南渊清安等人，其于舒明十二年（公元640年）学成回国，并带回了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大化改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说对大化改新有真正作用的是遣隋使而非遣唐使，但后来遣唐使带回的唐朝政治制度也促进了日本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此外，为实现与唐朝之间经济交流之目的。
遣唐使出使的又一目的即与唐朝进行贸易往来，主要可分为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
遣唐使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充当经济交往的媒介。
遣唐使来唐带来一定数量的礼物，唐朝则照例回敬礼物，这种国家间的相互馈赠，可以看作是官方贸易的表现形式。
除日本进呈的物品外，由于来唐朝路途遥远，日本朝廷亦资助遣唐使一些经费作为其日常生活开支，唐朝方面也会按其品级对其进行赏赐，以上构成了遣唐使在唐进行私人贸易的来源。
此外，遣唐使回国时还会带回一些唐朝的物品献给日本皇室贵族，其中不免流入民间，遂成为贸易的对象。
以上贸易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间的贸易往来。
最后，为实现与唐朝进行文化交流之目的。
文武天皇（公元697-707年）至孝谦天皇（公元749-758年）时期是中日两国间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此时正值唐朝开元盛世，日本急于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藤原清河、吉备真备、玄等遣唐使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其中吉备真备（公元693-775年）于公元717年出使唐朝，带回《唐礼》《太衍历经》等书籍，《唐礼》后来成为日本平安朝宫廷礼仪的范本。
遣唐使积极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并将儒学、汉文化、佛学等文化传入日本。
由于当时的唐朝是国际化大都市，包容性较强，通过遣唐使与唐朝的交流，日本间接的接触并学习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目的都是站在国家的角度分析进而得出的。
但遣唐使作为各个独立的个体，其中不免掺杂一些遣唐使个人的目的，下文笔者将从遣唐使出使的个人角度出发，试着对遣唐使来唐的个人目的进行探析。
三、遣唐使出使的个人目的关于遣唐使出使的个人目的，根据遣唐使身份的不同，因而存在差异，主要可分为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欲通过出使唐朝以达到快速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欲通过在唐朝的经历以实现其在宗教造诣上追求。
关于实现快速提升其自身生活品质与社会地位这一目的，在遣唐使人员中的使臣和留学生身上体现较为明显。
前文已提及当时出使唐朝存在较高危险性，正因为其有一定的危险性，“遣唐使回国后日本将对其论功升叙，赏赐物品，有时豁免徭役。
”[2]90-91在《续日本纪》中有“又遣唐使水手已上一房徭役咸免”①的记载，可见遣唐使在日本会享受一些免除徭役等特权。
除免除徭役外，遣唐使学成回国后大多都会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委以重任。
吉备真备（公元693-775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其先后于公元717年和公元752年两次入唐学习，并于“公元754年，第二次入唐归国后在日本任太宰大贰，后官至从二位右大臣。
”[4]此外，“到达唐土后，在宫内设宴，颁赐赏品有差，间或授予唐朝官职。
也有受唐朝的重用或因仰慕唐朝风华而自愿留于唐朝者，其中阿倍仲麻吕（公元698-770年）先后于公元717年和公元755年两次入唐，其出使唐朝时期，在唐最高担任过正三品的官职，并最终于公元770年殁于长安。
另据《旧唐书》中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
”②综上所述日本遣唐使皆通过其出使唐朝的经历实现了其自身的发展，生活品质遂随之提升。
由此看来，当时在日本出使唐朝不免是一个快速提升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的途径。
另一方面即欲通过出使唐朝达到满足其自身需要和追求的目的。
这一点则在遣唐使人员中的学问僧身上体现的较为明显。
遣唐学问僧一般是从有才华的僧侣中进行挑选而来，他们来唐之前大多已经有了一些对佛教的认知，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疑问，他们来唐的目的之一便是来唐进行学习和解疑，加深其对已有知识的理解。
如日本天台宗僧圆仁（公元794—864年），于“开成五年五月十七日，将延历寺未决三十条当上志远和尚，请决毅。
”③除解疑之外这些学问僧还注重在唐朝收集日本未有之经书，并将其带回日本，为日本佛教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学问僧大多在唐潜心学习并钻研佛法，回国后便在日本创建了诸多佛教宗派，为日本佛教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空海（公元774—835年）于公元804年出使唐朝，在长安青龙寺潜心钻研跟从惠果钻研密教，并于公元806年归国，在日本开创了山岳佛教。
与空海一同入唐的最澄（公元766-822年），其在中国天台山国清寺从师，带回230部经典，后在日本创建了天台宗即法华宗。
综上所述，遣唐学问僧的主要目的是来唐对佛教进行学习并解疑，实现其在佛学方面的追求，进而在佛学上达到更高的造诣。
四、结论遣唐使的派遣是中日两国历史交往中特有的一项外交政策。
遣唐使出使的目的体现了当时时代背景和国际背景共同作用下日本国内的需求，其中包括宏观的国家目的，同时也掺杂着狭隘的个人目的，但不论是从国家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出发，遣唐使的一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对当时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1]胡锡年.唐代的日本留学生[J].陕西师大学报，1981（1）.[2][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3]王金林.遣唐使的使命[J].日本研究，1998（3）.[4]陈璐一.日本遣唐使研究论述[D].郑州：郑州大学，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