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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学术姜天一（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江苏南京211199）摘要：《文心雕龙》作为我国首屈一指的文学理论专著，从成书直至今日，一直是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
研读刘勰对于“道”的定义是理解“文之枢纽”乃至全书核心思想的关键所在，试以《原道》为核心，辅以全文各篇以及各家之言，试论《文心雕龙》中“道”之所指，以及其思想成因与古今意义。
关键词：《文心雕龙》道文论发展儒道融合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097(2021)06-0084-05DOI:10.13525/ki.bclt.202106033作者简介：姜天一（1997—），江苏启东人，本科学历，二级教师，江苏省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小学部语文教师。
研究方向：教育学、古代文论学。
浅论《文心雕龙·原道》中“道”的思想内涵2021年6月语文教学通讯June,2021第1154卷第6期Bulletin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Vol.1154No.6◆古典品藻《文心雕龙》作为我国首屈一指的文学理论专著，一向以“体大而虑周”的特点标榜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的最直观表现，就是其共分四部分、总计五十篇的体量。
其中，从第一章《原道》至第五章《辨骚》，乃是刘勰认为的“文之枢纽”部分。
在这五章中，刘勰提出了文学创作的总的指导原则，即以“五经”雅正文风为倚重，辨析、吸取纬书和《楚辞》之辞采。
这五章虽然并称“枢纽”，但其在《文心雕龙》核心思想中还是有轻重之分的。
按照写作顺序及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出本书是以《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为主，《正纬》《辨骚》为辅的。
刘勰更是直接在《原道》中提出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论断，提出了其“道、圣、文”三位一体的写作原则，刘勰对“道”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由此，如何理解刘勰“道”的思想内涵就成为理解“文之枢纽”乃至全书核心思想的关键所在。
华中师范大学网络教育《中国古代文论》练习测试题库及答案一、填空题1、《乐记》是代儒家文论的重要总结。
2、曹丕的《》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篇现存的文学理论专文。
3、《》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篇讨论文学创作全过程的专论4、《》是中国第一部诗论专著。
5、清代章学诚评价《》为“体大思精”、“笼罩群言”。
6“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语出的《》。
7、清代最富于创造性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提出了人物理论。
8、“立主脑”是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的《》篇中提出的。
9、我国古代第一篇词论专文是《》。
10、“诗有三境”是唐代提出的关于诗歌意境创造的看法。
11、《曲律》的作者是。
12、儒家有三不朽：、、。
13、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的思维方式，大体上分为、、。
14、先秦的思想文化主要指和。
15、《》最显著的特点是兼容了儒道两家的思想，成为实行儒道互补的最早的成功典范。
16、儒家将经籍《》《》《》《》《》尊为五经。
17、汉人的文学评论对象主要有三方面即《》《》和汉赋。
18、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较系统的音乐理论著作。
19、曹丕将文气大致上分为两类，清为之气，浊为之气。
20、作为创作时作家的心理特征，缘情又有三种情况即、、。
21、陆机论的主体心理包括：、、驾驭语言的心理能力。
22、钟嵘的文论思想分为：吟咏情性说、、、。
23、三教是指：、、三种文化思想。
24、儒道释三种文化对唐宋金元文论的影响表现在：、、三大理论中。
25、金圣叹评点《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合称“”。
26、墨子的学说与儒家并称“”。
墨子的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在《》篇中。
27、萧统的《文选序》揭示“”了是选文的标准。
28、《庄子》"得意忘言"和"言不尽意"说主要是指。
29、司马迁认为: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理想和正确的政治主张,而遭到统治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的产物,并因而总结出了“”。
712021.2•高中黄宗羲为文思想：文道合一（扬州大学附属中学，江苏扬州 225002）◆写作寻根摘 要：以经史之学名世的黄宗羲突破了理学家对“道”的狭隘理解，赋予“道”以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和历史哲学内涵，推崇“文道合一”的为文理念，为载道之“文”摆脱附庸式存在寻找到了坚实的现实依据，建构起文道之间的哲学框架。
文章主要探讨如何在对《黄宗羲全集》第10册进行整本书阅读的基础上，带领学生探究复社代表人物黄宗羲提出的“文道合一”的文学思想，及其对高中生写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黄宗羲；文道合一；高中生写作“文”“道”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论题。
早在唐朝，韩愈和柳宗元提倡的复古运动中就将“文”“道”二者的关系概括为“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到了宋朝，周敦颐正式提出了“文以载道”说，彻底将“文”的地位降为明“道”的工具；随后的程朱理学更是将“文”的地位降之又降，最终使“文”失去了独立于“道”之外的意义。
黄宗羲的“文道合一”思想扩大了“文”的内涵，是以变换多样的“道”为核心内容的“大文”；“道”也并非独立于“文”的存在，而是可以随“文”幻化的多样性存在：“道一而已，修于身则为道德，形于言则为艺文，见于用则为事功名节。
”一、黄宗羲的文学思想——文道合一笔者以《黄宗羲全集》第10册为整本书阅读的素材，引导高中生从三个角度理解黄宗羲“文道合一”理论的思想起源、创作路径和衡量标准。
【课堂节录】（一）思想起源：为文应深于经术师：黄宗羲论文，重视探寻为文的本原。
他从经史学家的角度出发，将为文的本原归之于经术。
他认为儒家经术是治学、为文的根柢，只有熟于经术，才能深有所得，文章也才能具有不可磨灭之真精神。
生：我读到先生的《高元发三稿类存序》就看到这样的话：“今去其时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诸君子皆原本经术，出为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风者不下六七人。
”先生还在《〈吕胜千诗集〉题辞》里对比那些末学无知之徒只会作些“高张簧舌”的空论。
“文以载道”理论的语义溯源及当代意义作者：赵玉敏来源：《北方论丛》2021年第04期[摘要]“文以载道”既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又是现代文论视野中饱受批评的一种文学观念。
从对“文”这一语词进行语义溯源的角度重新梳理“文”的内涵以及“文”对“道”的关系，可见由于“文”这一语词对“规范性”与“审美性”的双重要求，“文以载道”这个命题既有对艺术的追求又有内容上的框范，该命题呈现出其他命题所没有的自我调适性。
在全球化视野下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不仅不应该被摒弃，反而应融汇符合当下文化精神的“道”的内涵，使之成为保持民族特色、指导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学观念。
[关键词]“文以载道”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典学与中国早期文学的历史格局研究”（20&ZD26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周代雅乐与中国传统艺术观念的形成研究“（2019BA04286）[作者简介]赵玉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北京102488）[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4-0120-08引言毋庸置疑，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和建设正在走向一个全新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主要表象就是，我们打破了在西方文论和思潮的引领下亦步亦趋地跟随和调整的步伐，开始停下来思考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的适用性与适用程度的问题。
在这种调整的视野下，既然西方文论之源无法解中国文学之渴，那么如何向我们自己的文论寻求能够滋养我们新时代文学之林的源头活水，便显得举足轻重了。
本文以为，这种回归与寻找，应该建立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回到中国。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应该包含这样四个要素，即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
中国的艺术家和欣赏者所面对的世界首先是中国的文化和文明。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相对于其他早早中断、难以为继的文明来说，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兼容性，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特的。
四部区分与刘勰的大文论观◎贾奋然内容提要 刘勰在魏晋南朝四部区分和集部形成的语境下，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出发，建构以道、经为本原，以《离骚》为经文贯通的文学风标，以集部之文为主体，以史、子冠笔类之首的大文论批评视域。
他论文四部并包，但始终立足于文章本位，一方面吸纳经史子的文艺精髓建构理想文章范式，另一方面则竭力在文章中贯注经史子的文化精神。
四部之分固然意味着经史子集各有疆域，但它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源共生，彼此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内生力的完整知识结构和思想谱系。
刘勰提出风骨、通变等批评范畴践行文化与文学融通的理念，力图在整体文化视域中重构文论话语的历史维度和精神价值，拯救南朝形式主义文学之弊。
刘勰四部融通的大文论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批判精神，具有指向未来的超前性特质，为唐宋古文运动提供了有益借鉴，对于我们今天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文章本位 四部融通 大文论视域 精神之维 现代启示〔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Ｉ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０５－０９ 魏晋南朝四部区分，集部形成，文论话语大都将言说对象聚焦于集部文章。
刘勰认同文章本体属性，又强调在整体文化传统中审视文章。
他突破四部界域，将经传史子重新纳入文章视域中观照，融合其文艺精髓和文化内蕴建构理想文学范式，①创建了“大文论”的学术视野和批评方法，②促进了文学新变与文化精神的融合。
本文诠释《文心雕龙》的大文论构架，探讨刘勰论文纳入经史子类之缘由，论述其创立的以文章为本位，融通四部的大文论思想的内在理路、价值旨归、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
一、四部区分与刘勰论文立场从汉代刘向、刘歆《七略》之“诗赋略”到魏晋南朝四部之分和总集编撰，中国古代集部形态逐步确立，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献整理与研究”（１８ＢＺＤＡ２３６）①中国古代“文学”概念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较大差别，刘勰论文重点关注以集部为中心的“文章”，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与现代意义的“文学”不尽相同。
作者： 漆绪邦
出版物刊名：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8页
主题词： 文学思想;《文心雕龙·原道》;《文心雕龙》;文学理论家;文学实际;文学观;文学批评;基本线索;文学创作;哲学观念
摘要： <正> 文学理论家形成自己的文学思想,不管他自觉还是不自觉,总是以客观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欣赏的实践为基础的。
但文学理论家在根据客观的文学实际形成自己的文学思想时,总又不可避免地要受一定的政治、哲学观念的指导或制约。
产生于南朝齐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对周、秦以迄齐代一千多年中丰富而复杂的文学实际的理论总结,而这种理论的。
中国古代文论史试卷及参考答案绪论根本知识1．儒家的文学教化论是从先秦到汉代逐渐形成的。
2．一般而言，儒家思想主要影响文学的外部规律方面，而道家思想主要影响文学的内部规律方面。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和X畴主要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因素的影响。
4．意境说和教化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两大支柱。
5．诗话的源起，应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最早。
6．何文焕的?历代诗话?，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郭绍虞等的?清诗话续编?是重要的诗话资料的汇编。
7．?词话丛编?的编者是唐圭璋。
8．最早运用评点的批评方法的批评家是南宋末年的X辰翁。
9．金圣叹把评点的批评方法推向了顶峰。
10．重要的文学评点有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X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和脂砚斋的?红楼梦?评点。
思考题1．简述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与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以及中国文学的特点及其演变开展等因素的影响有关。
〔1〕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历史悠久，独具体系，有其深刻性与正确性，但变革缓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
〔2〕由于受到古代社会农业性和宗法性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X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有确定性，又有多义性。
〔4〕受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发展为义意境说和教化说为两大支柱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同于西方偏重于再现〔摹仿〕，发展为以典型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
〔5〕由于汉语独特的构造和声律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从中总结出一套结构形式和使用技巧。
“古雅〞的审美X畴和“复古〞的文学思潮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特色。
〔6〕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家和批评家往往一身二任，故其理论批评文字也往往也具有浓烈的文学性。
2．简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现形态。
朱熹基本文学思想浅议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摘要：“文从道出”、“文道合一”的文学本体论是朱熹文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
本文主要从朱熹的思想渊源、哲学主张，及其在具体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理论倾向等方面浅要探讨朱熹“文从道出”、“文道合一”的基本文学思想。
关键词：朱熹；文道合一；基本文学思想两宋之际，儒学重光，理学兴起。
理学亦称道学，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等远绍孔孟，融会佛老。
宣扬义理性命之学。
朱熹崛起于南宋，非但集北宋儒学之大成，亦可谓“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
朱熹是一位艺术修养很高的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极富哲学修养的诗人，钱钟书谓“朱子早岁本号诗人，其后方学道名家。
”钱穆亦以为“朱子倘不人道学儒林。
亦当在文苑中占一席也。
”(《朱子新学案，朱子之文学》)朱熹以理学名高，其余遂为所掩，实际上，朱熹的文学成就及其文学思想是非常值得研究者重视的，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值得重新审视。
朱熹的文学思想不仅自成体系且独具特色，“文从道出”，“文道合一”则是其最基本的文学思想。
一、朱熹“文道合一”基本文学思想的提出朱熹的文艺思想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
总的来说，其文艺思想直接渊源于孔子，而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他与北宋的理学家是一致的，但朱熹学识渊博，思路开阔，他的文艺观不像周、程那么偏激绝对。
朱熹并不摒弃文艺创作，而是反对沉溺其中，他主张“文从道出”，文道体用合一，也就是“即文以讲道，则道与文两得而一以贯之。
”(《答汪尚书》，《朱文公文集》卷30)朱熹一方面站在道学立场上明确提出“文道合一”、“文从道出”，与“文以贯道”、“文与道俱”划清界限，对古文家进行党同伐异，不容重文轻道，本文末道的文艺思想立足：另一方面则着重补救道学家无心之疏失与无理的偏激。
朱熹的理学文学理论系统与前儒相比，更为周密完善。
也比较合理可行。
唐代韩愈虽为海内大儒且以道统自任，创作很多，但在文学理论的建设上并无太大成就，宋代周、程诸儒之文艺观则失之偏激和绝对，传统儒家文艺思想最终发展到朱熹而集大成。
以“道之文”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杨清之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曾一度成为《文心雕龙》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
今天看来,其中的许多观点仍可谓真知灼见。
然笔者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推陈出新,况且《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本身又是十分复杂的,对它的研究不能停滞,故不揣浅陋,将近年来的一些思考结撰成文,以乞教于方家。
我们认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与刘勰所谓的“道之文”直接相关。
“道之文”是一个贯穿整部《文心雕龙》的概念,它既是刘勰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其最终的归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道之文”为核心,建构了一个“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体系。
一、“正文救弊”之旨与“道之文”的提出矫正“近代”以来文坛流弊是刘勰著述《文心雕龙》的直接动机。
刘勰“正文救弊”的内容又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矫正创作上的流弊,二是矫正文论界的弊端。
创作上的流弊,主要体现在“近代”以来因辞人爱奇而导致“文体讹滥”的现象。
《序志》篇谓:“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离本弥甚,遂将讹滥。
”刘勰认为,由于追求新奇,“近代”创作普遍存在“言贵浮诡”的不良现象,其结果导致文体“解散”甚至是“讹滥”。
他在《定势》篇中对时人“效奇之法”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本,讹势所变。
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
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
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外出,回互不常,则新色耳。
”为了“适俗”而“逐奇”,本来“正言明白,而常务反言”,这种“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外出”的“颠倒文句”之实例,江淹《别赋》中“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恨赋》中“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等句子,即是。
同样,魏晋以来文论界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刘勰在《序志》篇中历数魏晋文论之弊,说:“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王易)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
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
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
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在他看来,魏晋文论诸家之弊虽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通病,那就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所以,“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就成了刘勰为超越以往文论家而努力追求的目标了。
那么,文学之“根”“源”何在?刘勰认为,“文”源于“道”,因此,其撰《文心》以《原道》开篇。
在《原道》篇中,刘勰首先从本体论的高度提出一个重要概念——“道之文”。
他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又说:爰自风姓,暨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
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
《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这两段文字所提出的“道之文”,前者指宇宙万物之形色,是“天文”;后者是历代圣哲为教化黎甿而作的礼乐文章,是“人文”;刘勰在此统称为“道之文”,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本体——“道”。
其所谓“道”,由于受到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已经着上了玄学色彩,可以理解为“自然之道”。
在刘勰看来,“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皆“自然之道”也。
何谓“道之文”?简言之,即“明道之文”,刘勰认为,“文”乃宇宙本体“道”之“德”。
不管是“天文”,还是“人文”,其作为“道之文”而具备的基本特质有二:一是其美的属性,具有审美价值,譬如,龙凤、虎豹、林籁、泉石等皆“郁然有彩”;二是合乎自然之道,“云霞雕色”、“草木贲华”,“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刘勰之所以将“人文”亦称作“道之文”,主要原因在于,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而作为“有心之器”的人,“其无文欤”?所以,“人文”的产生,亦自然之道也。
“道之文”的提出,强调了“道”与“文”之间的“体”“用”关系,是刘勰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而且,刘勰论“文”而原“道”,意在为文“寻根”“索源”,其终极目的还在于有益于“后生之虑”(《序志》),也就是矫正当日文坛流弊。
那么,刘勰又是如何以“道之文”去矫正文坛之弊的呢?那就是“征圣宗经”的提出。
二、“征圣宗经”与“道之文”的标准刘勰在提出“道之文”时,就巧妙地将它与圣人、经典联系在一起,初步建构成一个由“道”—“圣”—“文”组成的文学理论体系内核。
在他看来,“道”、“圣”、“文”三位一体,圣人创作的经典即是“人文”中最早的“道之文”,也是后人写作的最佳范本。
因此,“原道”之后,刘勰继而提出“征圣”“宗经”的主张。
然则,何以谓圣人创作的经典就是“道之文”?除了上述人为“有心之器”外,刘勰还作了更为细致的推论。
首先,从“人文”的创作过程看,圣人是依据“道”来立言的。
《原道》篇谓:“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这里所谓的“道心”、“神理”、《河图》、《洛书》、“蓍龟”、“天文”等,在刘勰的眼里都是指上天以不同的方式向人类垂示的“天道”,所谓“原道心”“研神理”“观天文”云云,就是指圣人根据这些启示,著文以教化黎。
而“察人文”,则是研究人类社会之道。
这样的创作过程,亦即《宗经》篇所谓“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实际上就是依据“自然之道”而创作的过程。
因为圣人是依据“自然之道”来撰述文章,其文合乎“自然之道”,故谓之“道之文”。
其次,从圣人的创作方法看,也都合乎“自然”之道。
《征圣》篇有一段文字专门论述圣人“变通适会”的创作方法,文曰:“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
……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也就是说,圣人在创作时,能根据不同内容、不同的目的需要而采用相应的创作方法,使“文成规矩,思合符契”,充分自由地表达出其旨意。
这就是圣人在创作方法上合乎“自然”之道,而这种自由灵活、合乎自然的创作方法,也是圣人之文之所以能成为“道之文”的又一个必要条件。
再次,从圣人创作的结果看,也是合乎“自然”之道的。
刘勰认为,作为创作主体,圣人的智慧非普通人所能比的,他们能“则天法道”,一方面对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有深刻的认识,能“洞性灵之奥区”;另一方面在文章写作上,又深于文理,能“极文章之骨髓”。
所以由他们创作的“五经”,在内容上“义既埏乎性情”,能鼓动天下;在表达上“辞亦匠于文理”。
一言以蔽之,“五经”无论内容还是文理方面皆合乎“自然之道”,是“道之文”。
在刘勰的推论中,“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与“圣人”、与“经典”实际上构成了“体”与“用”、“道”与“德”的关系了。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认为“天道难闻”、“妙极生知,睿哲惟宰”,只有圣人才能“则天法道”,一般人是不能像圣人那样直接去则天法道的,只能通过圣人创作的经典这一中介去感悟深奥莫测的“神理”。
“五经”既为“道之文”,“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引出其“征圣宗经”文学主张。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征圣宗经”并不是刘勰文学理论的最终目的,它只不过是一种途径,具体说来,刘勰是想通过“征圣宗经”这一途径使后世作者能写出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来,所谓“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即是。
所以,创作出“道之文”才是刘勰文学理论的归着点,是刘勰矫正文坛流弊的具体蓝图。
那么,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它有哪些具体特征或者说它必须具备哪些具体条件?我们认为,《宗经》篇提出的“六义”可视为刘勰对此一问题的回答。
《宗经》篇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在这里,刘勰分别从文章的“情”、“风”、“事”、“义”、“体”、“文”等六个角度来说明学习圣人经典对于写作之益,而“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等所谓的“六义”就是征圣宗经后所著文章能达到的高境界。
既然圣人的经典是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那么通过学习经典而具备此“六义”的文章亦应为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断定,“六义”既是刘勰所谓“道之文”的具体特征,也是他为后世文章所设立的具体标准了。
再者,颇值得玩味的是,刘勰在《序志》篇中自称:“《文心》之所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云云,这无疑是在向世人暗示:《文心雕龙》本身就是继圣之作,是具备“六义”之文,是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
那么,撇开其理论价值,我们还可以推断,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另一个意义在于,欲在写作实践上通过《文心雕龙》为时人树立可以师法的文章典范。
三、“论文叙笔”与“道之文”的规范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为“论文叙笔”部分,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它“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各种文体,被刘勰视之为全书的“纲领”(《序志》篇)。
我们认为,刘勰之所以如此看重“论文叙笔”,是因为它实实在在地为各类文体的写作制定规范,对后生写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且,“论文叙笔”也是刘勰建构其“道之文”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这一环节里,刘勰将其“道之文”的理念具体落实到各类文体的写作之中。
那么,刘勰又是如何将其“道之文”的理念落实到各类文体的写作之中的呢?我们认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将各类文体与圣人经典联系起来,为其“寻根”“索源”,从而为各类文体的写作确定具体的师法对象。
因为“去圣久远,文体解散”,后世作者对文体特征的认识越来越模糊,所以,有必要为各类文体“寻根”“索源”,使之从本源上认识各类文体。
上文已述,在刘勰的理论中,“五经”为“道之文”,它不但“洞性灵之奥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容,而且也“极文章之骨髓”,蕴涵着丰富的文理。
因此,后世各类文体都可以从“五经”那里找到其源头。
所以,《宗经》篇谓: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诛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