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学》对韦伯的“官僚形式主义非人格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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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韦伯官僚制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浅析韦伯官僚制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班级：姓名：学号：浅析韦伯官僚制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摘要：官僚制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韦伯从权威结构理论与组织类型、官僚制的内涵及其特征构建了官僚制，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不断地遭到各种批评与指责，但是韦伯所开创的理性与科学的研究范式在目前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面对当前“官僚制”发展不足的现状，要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吸收官僚制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自身的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官僚”体系。
关键词：韦伯；官僚制；理性；评价；现实意义一、韦伯“官僚制”理论产生的背景韦伯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官僚制理论对世界各国的公共管理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题目中的官僚制，是韦伯意义上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即以法理型权威为基础，以专业化官僚为管理主体，以层级制为组织形式，以理性制度为运作规则的行政管理体制。
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它的诞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社会政治背景现代官僚制源起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19 世纪后半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
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经济基础———封建庄园。
为此普鲁士王朝把重要的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容克作为补偿。
统一后，德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但是受到德国容克政权束缚，德国处在以旧的、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制度向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过渡的阶段。
随着社会发展，行政管理事务变得复杂繁多，工业社会意欲突破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传统的习俗、伦理及道德的束缚，而追求稳定的和有法律保障的制度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要求，行政管理日益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韦伯理性官僚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得到产生和发展的。
（二）社会经济背景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促进了官僚制的产生与发展，官僚制作为一种稳定的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极大地迎合并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需要。
从韦伯的视角看官僚制
从韦伯的视角看官僚制“官僚主义”一直以来吸引了人们太多太多的目光，也遭受了人们太多太多的批判。
“官僚主义”就仿佛是一个毒瘤，在现今的社会遭到无数的人贬低。
然而这只是现代人在现今社会以市场经济的视角来给予“官僚主义”的含义；或者说是现今社会组织给予“官僚制”的一种诠释。
那么“官僚制”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还原“官僚制”的本源面目，马克斯.韦伯又是以怎样视角来赋予“官僚制”的深刻含义呢？马克斯.韦伯被公认是官僚模型的集大成者，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他在行政管理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提出的“官僚制”理论。
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指的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
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也是一种管理方式。
只是表明组织结构设计中的某些特点和规范。
官僚层级组织并不是文牍主义、效率低下的组织现象，而是一种组织形态及其结构特点。
理性合法的职权是官僚概念的内涵，这种组织是应用于复杂组织的最有效的形式，因而是已知的对人类进行必要管理的最合理的形式。
在大型行政管理组织，官僚组织形式是不可避免的，韦伯将他的理论称之为“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
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目的在于勾勒出一种客观理性的纯粹、抽象、标准化的关于组织形态的理论模型。
具体来说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见解。
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组织基础是统治与权力。
从统治学的角度分析组织的类型；统治学主要是研究政治有其独特的现象与权力现象的学科，正是统治及其实施方式的需要，导致了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的产生——这正是组织存在的前提。
而官僚组织的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每个职位的权利与义务都应有明确的规定，并将这些权利和义务作为正式职责而使之合法化。
每个职位具体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职位在组织中的重要性。
明确的职位权利规定可以给组织人员行使权力的最大制度保障，使其行使权利时具有合理性。
官僚制韦伯名词解释
官僚制韦伯名词解释嘿，朋友！咱们来聊聊“官僚制”这个韦伯提出的名词。
你知道啥是官僚制不？这可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哦！想象一下，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每个零部件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作用。
官僚制呢，就是这台机器的运作规则和结构。
韦伯说的官僚制，可不是咱们平时随便吐槽的那种“官僚作风”。
它是一种非常理性、有组织、有规则的管理模式。
比如说，在一个官僚制的组织里，职位是按照明确的等级划分的。
这就好像爬楼梯，一级一级，清清楚楚。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哪个台阶上，上面有谁，下面是谁。
而且啊，每个职位都有详细的职责和权力范围。
这就好比你家里的厨房，每个餐具都有固定的摆放位置，谁该用哪个，什么时候用，都规定得明明白白。
在这种制度下，选拔人员靠的是能力和专业知识，而不是靠关系或者走后门。
这是不是挺公平的？就像一场比赛，谁跑得快谁赢，而不是谁有关系谁赢。
再说说工作流程，那叫一个规范和标准化。
做什么事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就像做数学题，有固定的解题步骤。
可有人会说，这样的制度太死板啦！但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些明确的规则，那不乱套了？就像开车没有交通规则，那还不得撞得一团糟？官僚制也强调非人格化。
啥意思呢？就是工作的时候不看人情，只看规定和职责。
这听起来有点冷酷无情是不？但这也是为了保证公平和效率呀。
不过呢，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官僚制虽然有很多优点，但也不是完美的。
有时候，它可能会让人觉得缺乏灵活性，应变能力不足。
比如说，遇到突发情况，那些死板的规定可能就成了绊脚石。
这就好像你穿着一双尺码刚刚好的鞋子，正常走路没问题，但要是突然要跑起来，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束缚。
而且，过于强调等级和规则，可能会让组织里的人变得冷漠，只关心自己的职责，不关心整体的目标。
这就像一群人一起划船，每个人都只盯着自己手里的桨，不看方向，能行吗？所以说啊，官僚制是个很复杂的东西，有好有坏。
我们得客观地看待它，既要看到它带来的秩序和效率，也要注意避免它可能带来的问题。
解读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韦伯在学术上的深远影响，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和发展上就可以看出。上世纪60年代，一些世界级的跨学科泰斗们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战，长达十年之久。其中最有名的，包括科学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与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阿多诺（他曾以说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警句而闻名）争论的社会科学逻辑问题，社会学大师帕森斯与马尔库塞争论的社会学“价值中立”问题，德国社学会学会主席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和绍伊希（Erwin K. Scheuch）、阿多诺争论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这些重大争论，有的是直接来自韦伯的命题，有的是间接受韦伯的影响。可以说，韦伯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整个社会科学的一场风暴，而且余音一直波及到现在。
经过几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韦伯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谋取到了大学教职。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但好景不长，他同自己严厉的父亲关系一直较僵，在海德堡，两人发生了剧烈争吵。不久他父亲暴卒，使他非常悔恨和内疚，导致自己神经失常。有人说，如果佛罗伊德能够与韦伯碰面，绝对能有所收获。疾病的折磨使韦伯放弃工作去度假。他到处旅游，1904年，他到了美国。这块大陆上的生机勃勃和社会平等，使他转向了社会学。美洲的启发，孕育出了他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此，他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到处耕耘，法律、历史、经济、文化、社会、宗教、政治等等，似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他的专长，近代科学的专业分工在韦伯那里失灵了。
法理型权威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然，它最稳定且最有效率。这种权威下的组织关系是法定的，组织的行为规则体现了理性。所以，它是现代社会最为普遍的权威类型，其他两种权威最终会向这种权威演变。
韦伯的权威理论，从学术上理清了人类社会权威的头绪，对繁杂的权威现象进行了类型学论证，试图揭示权威背后的本质含义。不管是赞成韦伯观点的，还是反对韦伯观点的，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都跳不出韦伯构建的权威体系。甚至在有关权威的术语上，三种权威的词汇和表述都成为后人很难超越的范式。管理离不开权威，所以，管理学研究也就离不开韦伯。很有意思的是，在管理学著作中，对韦伯介绍的详细程度，同著作的普及程度成反比，同著作的学术深度成正比。也就是说，对管理学研究得越深入，韦伯的重要性就会越明显。
经过几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韦伯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谋取到了大学教职。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但好景不长，他同自己严厉的父亲关系一直较僵，在海德堡，两人发生了剧烈争吵。不久他父亲暴卒，使他非常悔恨和内疚，导致自己神经失常。有人说，如果佛罗伊德能够与韦伯碰面，绝对能有所收获。疾病的折磨使韦伯放弃工作去度假。他到处旅游，1904年，他到了美国。这块大陆上的生机勃勃和社会平等，使他转向了社会学。美洲的启发，孕育出了他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此，他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到处耕耘，法律、历史、经济、文化、社会、宗教、政治等等，似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他的专长，近代科学的专业分工在韦伯那里失灵了。
法理型权威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然，它最稳定且最有效率。这种权威下的组织关系是法定的，组织的行为规则体现了理性。所以，它是现代社会最为普遍的权威类型，其他两种权威最终会向这种权威演变。
韦伯的权威理论，从学术上理清了人类社会权威的头绪，对繁杂的权威现象进行了类型学论证，试图揭示权威背后的本质含义。不管是赞成韦伯观点的，还是反对韦伯观点的，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都跳不出韦伯构建的权威体系。甚至在有关权威的术语上，三种权威的词汇和表述都成为后人很难超越的范式。管理离不开权威，所以，管理学研究也就离不开韦伯。很有意思的是，在管理学著作中，对韦伯介绍的详细程度，同著作的普及程度成反比，同著作的学术深度成正比。也就是说，对管理学研究得越深入，韦伯的重要性就会越明显。
从韦伯关于官僚制的苦恼议及治理理论
从韦伯关于官僚制的苦恼议及治理理论———以非人格秩序神话背后的真实故事为观察点周毅之内容提要现代民族国家是由普遍理性哺育成长并以权利平等的名义走上历史舞台的。
这里存在着无法破解的形式与事实的对立、普遍和特殊的对峙、抽象和具体的对抗。
非人格秩序的神话以及韦伯对非人格秩序范例的官僚制所产生的苦恼,就是这种对立、对峙和对抗的结果。
但韦伯式的苦恼只是一种面对形式分析中的悖论产生的浅表层面的不安,而生活真实中的故事则是政府被俘获和役使,官僚制“钢铁外套”不过是社会强势集团合身的技术工装或政治礼服。
这一真实故事的情节在治理、善治的形式外套中同样继续,“元治理”困境即为明证。
关键词非人格秩序官僚制治理理论本文所述的非人格秩序,主要是指工业化背景中坐拥形式合理性权威的秩序,是由工具主义所论证并进而造就如马尔库塞所称“单面人”现象的权威化的秩序,而不是指前现代的神学秩序。
由于这种秩序特别典型地体现在科层式的官僚制中,所以在本文中尤其特指被韦伯论证的在官僚制中的技术合理性秩序。
现在的人们久已对官僚制这件“钢铁外套”愤愤不平,对这种官僚制的独立性深表憎恶,视之为以理性的名义使人遭受蒙昧和奴役的技术神话。
所以,人们在谈论哲学时热衷于使之“祛魅”,瓦解其神话化的性灵,促使其“碎片化”;在谈论政治时则热衷于打破其独立性壁垒,寻找“最小政府”的当下乌托邦,或代之以政府和社会合作的“善治”。
但是,生活并不理会这些用辞句反对辞句的言说,生活中的故事要比书斋里的逻辑更为鲜活,当学者们为官僚制独立性、为“钢铁外套”而苦恼时,真实的故事却是政府早被强势集团所俘获和役使,“钢铁外套”不过是这些集团合身的技术工装或政治礼服,在这个僵滞的形式里面实际展开着的是无比生动却常常令人憎恶的情节。
因为这个故事与韦伯关系最密切,所以我们从韦伯和他的官僚制说起。
韦伯被迫面对“官员统治”、“灵魂分割”的苦恼19世纪末,现代民族国家开始越出制宪时期而转向公共管理时期①,因而放弃了近代的民主政治理想,转向了管理的科学和技术,理性主义从理想原则转向了科学原则,官僚制也由此开始在技术合理性的框架中获得说明。
《组织行为学》对韦伯的“官僚形式主义非人格化”的理解
对韦伯的“官僚形式主义非人格化”的理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于20世纪初提出了官僚制理论。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
韦伯认为组织的合法权威有三种来源：习俗惯例；个人魅力；法规理性。
法理权威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
一．韦伯认为层级官僚制理论具有如下特征：（1）合理的分工。
在组织中明确划分每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将这种分工固定下来。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在组织中实行职务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化，整个组织是一个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
在组织中任何管理行为都不能随心所欲，都要按章行事。
（4）形成正规的决策文书。
在组织中一切重要的决定和命令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达，下级易于接受明确的命令，上级也易于对下级进行管理。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
在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公私分明，对事不对人。
（6）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
量才用人，任人惟贤，因事设职，专职专人，以及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
二．官僚组织建立在法理权威之上，它的合理性来源于这三个方面：（1）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2）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3）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
三．韦伯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非人格化。
在韦伯眼里，官僚组织是规章的体制，而不是个人的体制。
所以，官僚制是排斥个人魅力的。
组织的运行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个人的感情的支配。
理性化的另一种表述，就是非人格化。
官僚制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和个人忠诚，职业官僚接受上级的指挥和命令，是因为他们要服从法律和规则，而不是服从命令者本身的人格魅力感召，或者是服从附着在他身上的身份地位，更不是服从由传统习俗决定的社会等级。
尽管韦伯自己也不讳言，这种完全排除了情感的官僚组织，会使组织变成冷冰冰的机器，会产生人的异化。
组织理论——对韦伯官僚制组织效率悖论的反思
“向内性”特征不仅不是韦伯官僚制行政组织的盲 点和缺陷，反而是官僚制组织走向“理性”的必然要求。 立 足 于 政 治— — — 行 政 二 分 法 基 础 上 的 官 僚 制 组 织 张 扬 的 正 是 工 具 理 性 和 技 术 理 性 的 “科 学 ”， 揭 示 的 是 文 官 制度的特征，官僚制成了独立于政治领域的技术体系，
韦伯进一步指出：基于合理、合法权力之上的官僚
16
制行政的职能是可计算和预测的，“在诸如官僚体制的 国家里有其理性的法律， 那种地方法官或多或少是一 台法律条文的自动机器， 人们从上面投入文件加上费 用和手续费， 以让它从下面输出判决与多少能站住脚 的 理 由 。— —— — — 因 此 ，他 的 职 能 无 论 如 何 大 体 上 是 可 以 预 计 的 ” 很 ［3］（p739） 显 然 ，韦 伯 把 官 僚 制 及 其 官 员 看 作 是 一台自动售货机， 不仅排除了官僚制成员所可能具有 的任何政治取向，而且排除了官僚制成员对个人情感、 利 益 和 权 势 的 追 求 。［4］政 治 行 政 二 分 ，在 实 际 运 作 中 ， 由于非人格化、 规则化和职能与人员的专业化等原则 的作用， 官员因个人主观因素而滥用职权的机率大大 降低，照章办事成为主流方式，就连领导人一时产生的 错误想法甚或决策失误， 由于难以适用既定的程序和 规则，对组织本身的危害程度也会减弱，这对于公平行 政无疑是个有力的促进。 公平行政并没有导致官僚组 织效率的降低，相反，由于职能和人员的专业化，使得 政府有能力管理更加复杂的问题。同时，非人格化的绩 效评估也促使官员全身心地投入公务活动， 这些都使 得官僚制一度成为政府效率的代名词 。［5］以此为基础， 官僚制组织不仅通过基于知识的分工和职业化使组织 效率得到了保证，更为重要的是，官僚制组织还借助非 人格化使组织成为一个运转良好而稳定的机器， 从而 保证了组织内外部的稳定性， 这同时给组织内部的职 业化公职人员、 组织外部的政策和制度的需求者以稳 定合理的预期， 这种预期反过来又促成了官僚制组织 和 社 会 的 良 性 发 展 。［6］（p34）
韦伯进一步指出：基于合理、合法权力之上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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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行政的职能是可计算和预测的，“在诸如官僚体制的 国家里有其理性的法律， 那种地方法官或多或少是一 台法律条文的自动机器， 人们从上面投入文件加上费 用和手续费， 以让它从下面输出判决与多少能站住脚 的 理 由 。— —— — — 因 此 ，他 的 职 能 无 论 如 何 大 体 上 是 可 以 预 计 的 ” 很 ［3］（p739） 显 然 ，韦 伯 把 官 僚 制 及 其 官 员 看 作 是 一台自动售货机， 不仅排除了官僚制成员所可能具有 的任何政治取向，而且排除了官僚制成员对个人情感、 利 益 和 权 势 的 追 求 。［4］政 治 行 政 二 分 ，在 实 际 运 作 中 ， 由于非人格化、 规则化和职能与人员的专业化等原则 的作用， 官员因个人主观因素而滥用职权的机率大大 降低，照章办事成为主流方式，就连领导人一时产生的 错误想法甚或决策失误， 由于难以适用既定的程序和 规则，对组织本身的危害程度也会减弱，这对于公平行 政无疑是个有力的促进。 公平行政并没有导致官僚组 织效率的降低，相反，由于职能和人员的专业化，使得 政府有能力管理更加复杂的问题。同时，非人格化的绩 效评估也促使官员全身心地投入公务活动， 这些都使 得官僚制一度成为政府效率的代名词 。［5］以此为基础， 官僚制组织不仅通过基于知识的分工和职业化使组织 效率得到了保证，更为重要的是，官僚制组织还借助非 人格化使组织成为一个运转良好而稳定的机器， 从而 保证了组织内外部的稳定性， 这同时给组织内部的职 业化公职人员、 组织外部的政策和制度的需求者以稳 定合理的预期， 这种预期反过来又促成了官僚制组织 和 社 会 的 良 性 发 展 。［6］（p34）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提到官僚制，很多人都会把它和另一个词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官僚主义。
或者说，很多人会直接地把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等同。
其实，官僚制和官僚主义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从定义上来说，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是指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一种科学理性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
而官僚主义则有不同的定义。
［1］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作风，更是一种组织意义上的、制度性的现象。
就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词一样，官僚主义揭示的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
但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不同的是，官僚主义与组织和制度密切相关。
有学者认为，［2］官僚主义是组织和制度在结构上以及运行中的功能性变异。
最常见的表现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命令主义等。
所以，从含义上看，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就是不同的。
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学者维森特·德·古尔内，首次使用了“官僚制”这一概念。
但是，我认为官僚制在古希腊、罗马时就应该出现了，官僚制应与政治相伴相生，是构成政治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基础和运行机制。
只不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官僚制没有显示出严格的组织体系和等级制度。
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3］他说，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逃避的现代性命运。
现代官僚制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业。
而官僚制也一直发展至今。
对于中国的官僚制，韦伯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官僚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法治和理性的基础上，且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官僚制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熟知的是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封建官僚制。
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官僚制存在着浓厚的人治因素，缺乏现代官僚制应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
［4］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官僚制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专制衙门作风的反映。
［5］有学者认为，科层化所引发的官僚主义和传统的官僚主义十分复杂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官僚主义的复杂形态。
韦伯官僚等级制的非人格化特征及启示
[收稿日期]2003-09-10[作者简介]吴智鹏(1980-),男,安徽岳西人,硕士生,研究方向:国家政治制度。
韦伯官僚等级制的非人格化特征及启示吴智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北京 100872) [摘 要]韦伯的官僚等级制设计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在对传统官僚等级制的批判中提出的这种非人格化特征既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同时在实践中又存在着偏差。
本文在肯定其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实践中的偏差提出救治的方案,从而揭示这种非人格化特征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官僚等级制;非人格化;以德行政[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3)04-0021-03 作为政治学家的韦伯,他对政治学的贡献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对于“合理”的官僚等级制的理论设计。
合理的官僚等级制是现代官僚等级制,是在对传统官僚等级制的反思和批判中提出来的理想的行政模式。
现代官僚等级制从工具理性来看,有着无可比拟的高效的执行功能,但这种非人格化的角色设定将个人的价值强行抽出,忽视了“人”的存在,必然会引发实践上对理想的偏离。
在这个官僚等级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世界性命运”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寻求对实践偏离的救治。
既然价值的缺失是官僚等级制的相对弱点,那么在实践中引入价值的因素是符合逻辑的救治方案。
因此,在我们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时候,“以德行政”的理念是我们可以诉诸的最佳的救治方案。
一、非人格化的现代官僚等级制的提出基于对历史的解析,韦伯认为“非人格化”是现代官僚制区别于传统官僚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正是对传统官僚制的人身依附、人职不分,公私不明的缺陷的不满,韦伯才提出他自己对现代官僚等级制的理想化的设计。
由于在现代官僚等级制生存的合法型统治下,权力不是出自血统或者世袭的,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念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所以,官员的工作和利益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和客观化,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也就是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从心理学角度看官僚制非人格化的影响
从心理学角度看官僚制非人格化的影响摘要：韦伯在对传统行政的批判基础上提出官僚层级体制的设计，具有很明显的非人格化的特征。
这其中，既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同时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某些偏差。
本文力图以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入手，从心理学的理论角度，来解读官僚制忽视人价值因素，论述其在实际公共行政中容易导致的后果。
关键词：官僚制非人格化心理学公共行政官僚制理论，是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提出的伟大学说，开创了行政管理发展史上的新时代。
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体制，是在对传统行政的反思和批判中提出来的理想行政模式。
韦伯将官僚制看做是一种建立在权威和理性基础上的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它有几个重要特点，即专业分工、等级制、管理的非人格化、专业的培训机制以及合理的人事行政制度等等。
其中非人格化最能体现官僚制的主体精神,它也贯穿于其他几项特征之中。
由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很多都是建立在行政人员的“非人格化”基础上的，因此几个世纪以来，不少学者专家为此对韦伯的官僚制进行批判。
在《公共管理导论》中，欧文休斯曾如此说，“这种设计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现实的不可能性和官僚制实施过程中的偏向从一开始就为官僚制最终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 。
这种非人格化的角色设定将个人的价值强行抽出，忽视了“人”的存在，也必然会引发实践上对理想的偏离。
一．人性假设与效率低下韦伯设立官僚制的初衷主要就是解决传统行政的效率低下问题的。
“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及可依赖方面,它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
”，从理论角度出发，纯粹非人格化的官僚集权式行政组织是能够最大程度发挥效率的。
官僚制犹如一架庞大的机器，而根据科学和技术性的原则，足以使它能够更高效得运转。
美国行为科学家麦克雷戈于1957年提出了“人性假设理论”。
“应当肯定,这种根据合理性原则而作出的设计,的确具有科学的客观面目。
但是,正是这个理想化的科学设计成了现代社会所有政府失灵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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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韦伯的“官僚形式主义非人格化”的理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于20世纪初提出了官僚制理论。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
韦伯认为组织的合法权威有三种来源：习俗惯例；个人魅力；法规理性。
法理权威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
一．韦伯认为层级官僚制理论具有如下特征：（1）合理的分工。
在组织中明确划分每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将这种分工固定下来。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在组织中实行职务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化，整个组织是一个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
在组织中任何管理行为都不能随心所欲，都要按章行事。
（4）形成正规的决策文书。
在组织中一切重要的决定和命令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达，下级易于接受明确的命令，上级也易于对下级进行管理。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
在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公私分明，对事不对人。
（6）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
量才用人，任人惟贤，因事设职，专职专人，以及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
二．官僚组织建立在法理权威之上，它的合理性来源于这三个方面：（1）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2）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3）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
三．韦伯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非人格化。
在韦伯眼里，官僚组织是规章的体制，而不是个人的体制。
所以，官僚制是排斥个人魅力的。
组织的运行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个人的感情的支配。
理性化的另一种表述，就是非人格化。
官僚制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和个人忠诚，职业官僚接受上级的指挥和命令，是因为他们要服从法律和规则，而不是服从命令者本身的人格魅力感召，或者是服从附着在他身上的身份地位，更不是服从由传统习俗决定的社会等级。
尽管韦伯自己也不讳言，这种完全排除了情感的官僚组织，会使组织变成冷冰冰的机器，会产生人的异化。
但是，人们尚无法找到比它更好的组织模式。
韦伯也承认官僚组织的缺陷，他曾试图探讨以个人魅力来校正官僚组织的异化，但他未能完成相应的研究。
官僚制本质是一种追求形式合理性的管理体制。
在这种管理体制中，行为主体的行动受形式化、非人格化，贯穿着理性精神的组织程序和行为规范的支配，体现出一种特殊的“官僚制精神”。
所谓“官僚制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理性精神。
这里的理性精神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如规范官僚行为的法律法规、组织程序及契约等等是事先基于效率和形式公正原则合理地制订的；整个官僚体制具有严整的结构和内在逻辑，是体系化的；官僚的行为选择是基于逻辑分析并由理智控制的等等。
韦伯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在他看来，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主要特征，而形式合理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
形式合理性工具-功效的行为逻辑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法制精神与理性精神，它摒弃了传统经验型管理所掺杂的大量人治因素，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管理者的任性专断和感情用事。
韦伯认为，正是这样一种非人格化的管理体制适应了现代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显示出了以往其它管理模式无法媲美的管理效率，以致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说它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
”（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4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四、官僚制：批判中的辩护官僚制在今日“风雨飘摇”的处境，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精神的内在悖论，另一方面则是当今现实环境的变化而使其表现出不适应性。
一般而言，组织管理模式的应用是和其所处的内外环境密切关联的。
在一个相当稳定的环境中，组织运行可以是一种传统的等级制的方式：行动迟缓、等级制的组织结构；将员工划分为各种职能专家；“命令与控制”式的思维；由高层思考，而由底层执行命令；将管理活动分解为一系列便于传授、考核和控制的小任务；建立了财务报告和控制制度来适应这种运行的方式等。
然而，在当今时代，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相伴随的，是日益扩大的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产品品种的多样化，由此而引发了深刻的组织和管理模式的转变。
一些理论家甚至毫不留情地宣判了官僚制的死刑。
当今风靡全球的企业流程再造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都对官僚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如下放权力，减少中间层次，注重合理性，提高生产效率。
接近广大的消费者，力求更加灵活，更加革新，更加富有企业家精神，等等。
尽管官僚制组织模式存在如上自身难以克服的种种弊端，但它所体现出的“官僚制精神”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应该为任何社会组织所提倡和鼓励。
这种官僚制精神体现为建立在理性精神支配下的法治观念、契约观念等秩序化价值。
毕竟，官僚制的理性与冷静永远是对冲动与无序的制约。
因此，试图完全否定官僚制的历史意义，完全剔除官僚制的当代价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其实，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当前对官僚制的种种反叛，并不是对官僚制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扬弃：一方面，官僚制本身包含的制度化、合法合理的精神已经内化为行政主体的行为，成为行政过程中普遍信守的原则。
当今风靡世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如压缩层级、解除规制、下放权力、实施民营化、实行绩效管理、实行更灵活的人事管理等，其实没有哪一项是否定合理分工、减少理性因素、反对专业技能的。
正如阿尔蒙德·小鲍威尔在《当代比较政治学》中所指出的：“在现代政治制度中，……官僚制机构的作用不可或缺，人们不可能发明一种方法在没有官僚机构提供的组织、分工和专业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工作。
”另一方面，在现代公共行政的组织构架、规章制度、运行方式上，也保留了不少韦伯的传统。
正如英国学者约翰·基恩在《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言：“现代资产阶级世界是一个精打细算的、机械化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机器似的统治机构的运转和协调依靠严格客观的专门技术知识。
这种专门技术知识本身越来越在各大学按官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科学研究机构里受到考验。
和其他形式的机构(例如家长制和世袭制管理制度)取得成就的能力相比，机械化的、由专家指导的官僚主义机构———尤其是其独裁统治形式———是不会被超过的”。
20世纪的世界确实像韦伯所断言的，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全球性进程，理性化的官僚制已经普遍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行政管理的追求目标，成为强化管理体制，调配社会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优选体制。
即便如此，我们不能排除对官僚制进行改进的可能和放弃这种改造的努力。
官僚制悖论现象说明，官僚制已经逐步演变成为与日益扩大的社会民主相违背、与追求个性与人性化的现代社会相矛盾的一个制度性约束。
这是由于官僚制中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实质合理性，使官僚制体系和官僚个人有着自我膨胀和随心所欲地行使公共权力的可能。
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意识的提高，我们社会的组织模式及其价值追求将会越来越合理，但是，我们不可能彻底消除官僚制的一些要素，诸如理性精神、机械模式、极权主义乃至效率追求。
更何况，对于官僚制中的一些“悖论”的克服，如制度与人的异化，就像马克思所言的，须待“人类共同体”到来之日才有望实现，等等。
因此，官僚制的如上诸多要素，注定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延续很久。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生活的高效率，都是建立在行为过程及环境的某种程度的可预见性基础上的。
人们只有在能够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相关的事务和社会环境作出起码的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基于功效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公共事务是否具有可预期性，对于人们的行为选择及其效率影响尤为关键。
韦伯指出：“现代文化的特性，特别是它的技术-经济的基础，恰恰是要求效果的这种'可预计性'。
充分发展的官僚制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也处于'不急不燥'的原则支配之下。
它的特殊的、受资本主义欢迎的特性，使这种可预计性发展得更为充分，它越是'脱离人性'，发展就更为充分。
”（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第297-29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
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
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
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
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当然，官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于这种缺陷，韦伯曾毫不客气的指出，家长制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问题更大，人们在管理社会时当然可以选择不同方式，要么是官僚组织，要么是外行治理，别无他途。
时至今日，人们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了，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现实中的管理运作，还是在书斋里的理论探索，政府也好，企业也好，人们都无法跳出韦伯的组织模型窠臼。
韦伯对组织理论的贡献，有点像如来佛给孙悟空展示出的广阔世界，管理学家们在上面跳跃驰骋，最终却会发现自己依旧在韦伯所画的圈子里。
跳出韦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过还有待时日。
五．韦伯官僚制理论的时代意义正如黑格尔所说的“, 任何时代的理论都只不过是用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的精神。
”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的内在缺陷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它的伟大的时代意义。
从官僚制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19 世纪末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城市化和工业化国家迈进。
随着工业革命的向前推移,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相继凸显,例如:政党分赃制造成政局的动荡和行政管理的混乱低效;30 年代的大萧条动摇了民众对自由市场主义的信心,人们产生了对良好政府的预期等。
另一方面,社会事务的增多,国家行政职能的迅猛扩张成为现实的必然,原有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方法已经无法解决现有的问题,也滞后于需要效率的时代要求。
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和组织模式来注入新的血液回应时代的要求,韦伯的官僚制模式正好在理论上迎合了这种对于技术理性的诉求。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从产生起,不仅对于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对工业社会的其他大型组织,甚至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行政管理领域。
一方面,官僚制的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是对于那个时代政府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彻底纠正。
另一方面,官僚制倡导的官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克服了资本主义建立初期政党分肥制所造成的政府动荡和低效,适应了工业社会对于政府效率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官僚制是政府效率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