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秦汉史研究综述_张燕蕊

2011年秦汉史研究综述凌文超2011年秦汉史研究成果丰硕，成功举办“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论坛：出土简帛与地方社会”、“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出版论著、整理资料4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以出土文献与传世史籍的结合为主流，各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政治文化、祭礼、社会变迁、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

现将重要学术成果和动态分类综述如下。

一、政治史研究政治史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中的重点。

本年度秦汉政治史研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传统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成果渐多，祭礼研究勃兴，皆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政治文化研究：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系统探讨了“以礼为治”与“以德化民”政治思想互动下的汉代政治变迁史，深入细致地论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书中新增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值得关注。

楼劲《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商务印书馆）讨论了西汉一代革命论展开和退化的基本背景、阶段和内容，及其与当时政局和政治思想转折变化的密切关系，揭示了景帝以来“革命”等同于“易代改姓”，昭、宣以来“禅让”入主“革命”内涵，王莽以来“改制”必与“革命”伴生的全过程。

陈侃理《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京房灾异论是以“儒学为体，数术为用”，属于灾异论的儒学传统，具有与董仲舒和刘向、刘歆相一致的儒家立场和追求。

同作者《罪己与问责——灾异咎责与汉唐间的政治变革》（《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中华书局）对汉唐间灾异责任的追究方式在君主罪己与问责大臣之间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探讨。

礼制研究：近年来，礼制研究异军突起。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时期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自建国以来，这一历史事实受到普遍的重视。

历史学界与有关部门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关于秦汉时期民族史的研究，匈奴史、百越史和西南夷史有比较显著的成就。

匈奴史匈奴是秦汉时期活跃在大漠南北的一个重要民族。

解放前发表的论文，对匈奴族源族属、匈奴地理、汉匈关系以及匈奴西迁等问题作过探讨。

建国以来，史学工作者结合匈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对匈奴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以及匈奴和汉族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成绩显著的是马长寿和林幹。

马长寿的《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①一文认为，匈奴的历史，在冒顿单于即位时，“是一个大的转变时期”。

在此以前，“是从氏族群体经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的历史”；在此之后，“是奴隶制的部落国家的历史”。

关于匈奴的奴隶制，他的看法是：最初是家族奴隶制，自成立国家以后，便发展为部落奴隶制。

在奴隶制下，其主要矛盾是奴隶和奴隶主、部落奴隶和统治阶级的矛盾。

匈奴国家在此矛盾中生长着，最后也在此矛盾中消灭着。

他的《北狄和匈奴》一书，对匈奴的人种和语言，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经济文化，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以及匈奴入居中原地区的活动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林幹的《匈奴史》，是继马著后又一部研究匈奴史的专著。

这书对匈奴的经济主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习俗、部落盛衰、政治演变及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特别是汉族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将匈奴的历史面貌描绘出一个轮廓。

在这基础上，作者修订和扩充成《匈奴通史》一书。

书中不仅对匈奴历史的叙述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对某些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书末还附有《近60 年来（1919—1984）国内研究匈奴史的概况》。

此外，他还编有《匈奴史论集》。

百越和西南夷的历史秦汉时期，南方民族比较复杂。

据史书记载，主要是“百越”和“西南夷”。

“百越”是长江下游以南地带的族群。

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

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的改变，秦汉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本文将从改革开放前的秦汉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上）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下）三个方面，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

在改革开放前，秦汉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秦汉史研究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

例如，对于秦始皇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暴君”为主，这种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

对于汉武帝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学术界往往将其简单地归为“英明领袖”，而忽略了他在位期间所采取的一些错误政策。

因此，改革开放前的秦汉史研究存在一些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的改变，秦汉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考古发现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

例如，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的发掘，为研究秦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洛阳出土的文物也为研究东汉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些考古发现不仅丰富了秦汉史研究的素材，也提高了研究的精度和深度。

文献整理也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加大了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力度，出版了大量校注、今译等形式的文献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同时，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对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居延汉简》等，这些资料为研究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思想史研究也成为了秦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过去，秦汉史研究多注重政治、制度等方面，而忽略了思想方面的研究。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等方面。

例如，对于秦朝法家思想的研究、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认识，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评价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秦汉东北民族关系研究的综述一、总体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关于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王文光的《秦汉时期东北的民族识别》将东北从总体上分为三个民族,即肃慎集团,东胡集团和秽貊集团。

又分别介绍这三个族系的由来与发展,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蒋秀松的《关于关于问题民族源流的标题》分别从民族、种族、语族三方面介绍新旧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东北各族的文化是由秽貊族等发展成今天东北各民族。

从两篇文章来看,前者偏重于各民族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过程的叙述,而后者更偏重于文化上来区分各个民族。

孙己进的《关于东北民族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在内容上显得更具体,“在东北民族史上的研究中所了解到分北范围的界定内容的确定、源流、民族的形成、分布、体质特征、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方面介绍,内容详尽,是可供借鉴的佳作。

王国成的《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从民族发展史上进行论述,以鲜卑、高句丽到后来的满族的形成与发展等多个民族形成的先后顺序,都分别以东北为基地建立民族政权,确立民族关系。

文章以独特的民族发展史的视觉,叙述秦汉时期的东北民族关系。

近些年来有许多专着分别从不同的领域上研究秦汉时期东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中国东北通史》、《东北史纲》、《中国东北史》、《东北通史》、《黑龙江文化通史》、《吉林通史》、《辽宁文化通史》、《东北历代疆域史》、《东北地方史稿》、《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东北历史地理》等。

每部通史的内容近二十年来也有很多相关着作出现,并且涉及一些关于秦汉东北民族关系的内容。

大体上可以分为对该书的评价,该书与作者,该书与其他书的关系,该书是怎样形成的等等,其中《东北通史》就有介绍。

王珊珊的《金毓黻研究》,介绍了金对东北史的分期、族系的划分、分布及归属,该篇文章内容丰富,有说服力,较其他介绍东北史的文章更具有代表性。

从一九九四年至今,一共有五百七十四篇文章内容涉及到秦汉东北地区的民族关系,但叙述详尽者却很少,如渤海大学历史系的王海在《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中,运用大量文献如《汉书》、《后汉书》、《史记》等说明辽西走廊对东北民族关系的重要性,并列举文献中的大量史实,但却没有进一步介绍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仅仅介绍了辽西走廊的具体地点和它起着怎样的作用,缺少了相对详细的内容。

2013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之探析2013年的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在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的同时，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出现了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论著，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相关著作和论文集40多部，发表论文400余篇。

其中，如果就个人的研究成果统计而言，当以王子今最为突出。

他出版了三部著作——《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合著)[1]、《细说秦汉》(合著)[2]、《中国社会福利史》(合著)[3]，发表学术论文23篇，并在《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诸报刊发表文物考释、读书随笔、学术综述等11篇。

以一人之力而有如此丰厚的收获，实在令人惊讶和钦佩。

正是由于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出现了秦汉史研究全面推进和步步深入的可喜局面。

兹依据见闻所及，分七个专题综述如下。

为了节省版面，对作者的尊称一律省略;成果出处凡是学报“社科版”者皆略去三字。

遗珠之恨，恐所难免;论说失当，尚祈鉴谅。

一学术交流与成果结集重要学术讨论会议有：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西安，8月11日至15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办，由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咸阳师范学院等单位承办。

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台地区以及韩、日、英等国的200多位学者参加了年会，提交会议论文(含提要)175篇。

在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上，与会者围绕“政治与制度”、“学术与文化”、“简牍与考古”、“农业与科技”四个中心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

特别是对新出张家山汉简相关问题的讨论，构成了此次会议的明显热点。

与之相关的会议论文多达45篇，并有多位学者在大会发言时交流了研究张家山汉简的心得体会。

这充分反映出重视利用新出考古资料、注意跟踪学术前沿问题，已经成为秦汉史学者的共识。

会议还选举出以周天游教授为会长的新一届秦汉史学会理事会。

与前几届年会一样，一批海外知名学者(来自日本的学者东晋次、江村治树、鹤间和幸、吉村昌之、太田幸男等人，来自港、台地区的学者管东贵、廖伯源、陈文豪、吕宗力等人)参与了盛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秦汉妇女史研究妇女史是作为社会史的一支发展起来的，是史学发展的一个成果。

真正意义上的妇女史研究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在经历了停滞、复兴的曲折历程后，到了80年代，妇女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

80年代以来，秦汉妇女史研究也获得了长足进展，虽尚缺乏系统的通论性专著，但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据笔者粗略统计，有百余篇。

这些论文涉及范围广，探讨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婚姻家庭、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问题。

为了便于今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秦汉妇女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总结。

一、关于妇女的社会地位自从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兴起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焦点。

秦汉妇女的社会地位总体较高，但呈递降趋势，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是多数秦汉妇女史研究者的共识。

施红在《试论西汉前中期妇女地位》(《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一文中，对西汉前、中期妇女拥有诸多权利的现象进行了剖析，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一方面，妇女在社会中能广泛从事各种职业，她们的劳动是家庭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经济上的独立是其地位较高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汉代前中期还残留着远古时代的尊母遗风，束缚奴役妇女的理论和风气还未形成，这是汉代妇女在政治中享有特权的重要原因；最后，封建家长制不完备，妇女受宗族的管束和压迫较浅。

认为秦汉妇女在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权是受母系旧俗遗存影响的文章还有葛志毅的《秦汉风俗与贵族女权》(《光明日报》2002年9月10日)等。

刘厚琴的《论汉代妇女的地位》(《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认为：尽管汉代妇女地位远远高于其他时代，但有汉一朝妇女地位存在着明显的两重性和不平衡性。

妇女在享有较多自由权力的同时也开始受封建礼法规范的约束，并逐渐有意识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法则，后汉妇女所受道德束缚较西汉明显增大。

汉代妇女的自由开放局限于统治阶级的中上层，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下诏书曰：“立号为皇帝。

”建立了封建集权大一统的秦王朝（公元前221~前207年）。

“汉袭秦制”，汉朝建立后（公元前206~公元8年为西汉；公元25~220年为东汉），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打通了横贯亚洲的中西陆路交通。

自此，西域音乐的东渐和歌舞伎乐形态的盛行，成为中国音乐两大新的时代潮流，直至隋、唐王朝的一千余年岁月中，缔造了一个以多民族歌舞音乐并存为其特征的灿烂辉煌的音乐多元化时代。

据《史记．秦始皇本紀》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允入之。

”说明秦朝是六国音乐的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集成大者，这种辉煌的文化成果的取得并非单纯出于胜利者掠夺的结果，而是有着善于吸收各国文化的传统基础。

早在秦始皇十年，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即有“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说明当时秦国对异国音乐是不排斥的，而且民间音乐、乐舞还非常盛行。

秦代的宫廷音乐的规模与水平不比曾侯乙随葬乐器所证实的曾国宫廷音乐之下。

甚至骊山秦始皇皇陵中说不定保存着可以和举世瞩目的兵马俑相媲美的秦代宫廷音乐排场，秦王朝全盛时期无与伦比的音乐规模有朝一日或许会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先秦的弦乐器，无论是抚弹的琴、瑟、筝，还是击弦的筑，全部都是横放在案上或膝上演奏的，而后代广泛使用的抱于怀中演奏的弦乐器还没有出现。

秦朝的音乐可以说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可秦始皇的暴政,秦二世的昏庸,导致秦王朝的衰败,秦朝的音乐发展收到了瓶颈。

随后便迎来了汉朝,在汉朝,音乐的发展则又是增加了一个高度。

秦汉音乐是以歌舞伎乐为主流形态的历史新时期。

“歌舞伎乐与乐舞”不同之处在于，它已经脱离了乐舞阶段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早期形式，而是在歌唱、舞蹈、器乐三者独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歌舞艺术，具有更为细腻生动的艺术表现力，因而是音乐艺术讲入更高发展层次的一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