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讲唱文学中的佛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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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敦煌壁画中的佛教文化摘要:在唐代,卷轴画和屏风都得到了广大唐代人民的喜爱,但是对壁画却甚是喜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一时期促使了壁画的兴盛。
唐代的敦煌壁画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精湛的技巧和斑斓的艺术,体现出浓郁的大唐盛世风情。
敦煌壁画是传统宗教壁画的代表,其内容丰富、规模巨大,艺术技巧最为精湛,有“当今最大的美术博物馆”的美誉。
关键词:敦煌壁画;佛教;中国文化;故事画一、佛教的起源古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具有悠久的古代文明历史,并且孕育了许许多多的宗教文化和哲学思想,“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则是在古印度应运而生的。
佛教的产生,极大的地影响了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他并不是后人虚构的一个人物,而是像我们一样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在许多年前,古印度有特别多的大大小小的处在奴隶制统治下和依旧保留着“大酋长合议制度”的国家,迦毗罗卫国是当时处在这种制度下的一个小小的国家,释迦就出生在这里。
根据佛经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推算出佛祖的出生年月。
他所生活的年代几乎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孔夫子大概为同一时代的人,享年80岁。
佛教与中国本土宗教两千多年来的相互感染和影响,使佛教逐渐形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三种佛教派别。
他们都朝着普及化、世俗化、汉化方面发展。
二、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文化的交汇融合佛教经过一系列的发展、演变,逐渐成为了相当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之一,与中国原有的儒教、道教鼎足而立,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也为佛教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隋唐是中国佛教典型的时期,使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逐漸走向了成熟并以此进入鼎盛期,此间出现了许多宗派,他们大部分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除此之外,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在于它对中国传统绘画理论的影响。
它在传入过程中,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内在和价值观念也被中国的书画艺术所借鉴、吸取其精华,其中影响最显著的为壁画。
敦煌莫高窟的壁题材与意象研究佛教故事与民间传说的交融敦煌莫高窟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之一,以其丰富多样的壁画题材和独特的意象而闻名于世。
这些壁画题材涉及到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展现了佛教与民间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
本文将对敦煌莫高窟的壁题材和意象进行深入研究,以探讨佛教故事与民间传说在其中的相互影响和交融。
1. 敦煌莫高窟壁画的题材及其源流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题材广泛,包括佛教故事、佛教经典、佛像图像、佛教诗歌、宫廷乐舞、历史人物等。
其中,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作为主要的题材之一,对于了解佛教与民间文化的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故事作为敦煌莫高窟壁画的重要题材,源自于佛教经典及传统文化。
这些故事包括佛陀的生平事迹、佛教菩萨的传说和神话故事。
这些故事曾被广泛传播和演绎,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
而在敦煌莫高窟中,这些故事通过壁画的形式得以永久保存和传承。
与佛教故事相类似的是民间传说,它们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莫高窟中也有一些壁画描绘了民间传说的场景和人物,这些传说与佛教故事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敦煌莫高窟艺术的独特风貌。
2. 佛教故事与民间传说的交融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将佛教故事与民间传说相融合,形成独特的题材和图像意象。
首先,佛教故事与民间传说在题材选择上相互交融。
一些佛教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和情节在民间传说中也有所体现,如《金刚经》中的普贤菩萨和《谭公案》中的谭嗣同,他们既是佛教经典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民间文化中的传奇英雄。
通过在壁画中同时描绘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的情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使两者之间产生了互动和交融。
其次,佛教故事与民间传说在意象上相互影响。
一些佛教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和象征意象在民间传说中也有所出现,如龙王、白象等,这些形象被广泛运用于民间传说中,并逐渐与佛教故事中的人物相融合。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这些复杂的意象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图像语言。
3. 佛教故事与民间传说的共同价值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的交融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展示了两者之间的共同价值和文化意义。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
《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文学的含义及特征敦煌文学是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文学活动、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
文学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敦煌文学也一样,所以要从内涵和外延上给它划分一个明晰的界限,是比较困难的。
本文所说的敦煌文学作品,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的是敦煌遗书中仅存的文学作品;第二层次既包括敦煌遗书中仅存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敦煌遗书中保存且见于传世文献中的文学作品;第三层次则指敦煌遗书中具有文学性的文献,包括上面一二层所说的文学作品,还包括一些有文学性的应用性文章,如世俗应用文和宗教应用文等。
而敦煌的文学思想,主要指敦煌遗书对有关文学的看法和论述以及从敦煌文学作品中发掘出来的文学观念。
敦煌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具有相对独立性。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敦煌及整个河西地区被吐蕃人占领,与中原王朝基本上处于文化隔绝状态。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率众推翻了吐蕃的统治,收复了瓜、沙诸州,建立了以敦煌为中心,长达180多年的归义军政权。
归义军政权一开始虽则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原王朝的政令并未真正影响敦煌地区,敦煌地区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
在这个独立的文化圈内,由于受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敦煌文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汉文化圈的组成部分,敦煌文学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的自觉是一个免不了的问题。
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除了比较通行的魏晋说外,还有先秦说、汉代说和六朝说等。
各家都能摆出很多文学史实,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
我们认为,文学自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的文学体裁自觉的时代并不相同,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学创造者和接受者对文学的自觉也不相同;对于中国最下层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文学的自觉更是一个慢长而懵懂的过程。
研究敦煌文学,应当清楚这么一种情况对唐五代敦煌民众来说,他们对文学并不是像一般文人那样的自觉;对他们来说,文学仅是某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某种社会文化仪式的组成部分。
凉州宝卷作者:李万兴来源:《参花(下)》2018年第09期凉州宝卷是在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的俗文学。
其有佛教类、历史故事类、神话传说类、寓言类四种类型,变文发展到后来就是说经、讲经和俗讲,再后来就是宝卷了。
宝卷开头一般都有定场诗,中间夹有议论和抒情诗,结尾都有劝善诗。
宝卷的表演形式非常独特,是一门韵白诵结合的艺术形式。
白是叙述故事情节,韵是用来渲染气氛和强调故事情节的,诵是朗诵诗词。
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主题多谴责忤逆凶残,宣扬孝道和善行。
凉州宝卷的主要表演形式是讲唱过程中韵白结合,有说有唱,以“接佛声”为主要手段吸引听众积极参与演唱。
白话是念卷人为了叙述故事情节、交待事件发展、铺叙人物关系、点明时间地点而采用的一种表演手法,以“讲”或“说”的形式来表现。
而韵文则是为了寄寓善恶褒贬、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抒发爱憎情绪、烘托渲染气氛而采用的手法,以“吟”或“唱”的形式来表现。
韵文体宝卷融会了各种曲调,亦加进了部分凉州民歌调,如《哭五更》《莲花落》《十劝人》等。
念卷是非常庄重、虔诚的,念卷大都选在农闲的时候,过去只有在正月过年的时候才能闲下来,主家把土炕烧得热乎乎,炉子里的火上搭一把茶壶,冒着热气,屋外面寒风刺骨,屋里却温暖如春。
土炕中央摆一个八仙炕桌,桌上放一杯热茶,旁边放一本卷。
念卷先生在正中央正襟危坐,表情严肃,周围按辈分年龄挨次坐满了听卷人,炕上一般情况下坐的都是老人和大人,地下小凳子上挤满了年轻人和小孩子。
等到听卷人来得差不多了,先生说要念卷,开始下炕净手洗脸,漱口点灯上香,再上炕念卷。
先生念一段故事,再唱一段韵词,过一阵诵一首古诗,或七言、或五言,还有六字诗、四字诗。
如《观音宝卷》七言诗:“奉劝世人心须正,怨天恨地切勿行……”如《康熙宝卷》十字言诗:“你拿了老爷的补褂顶帽,走大街串小巷小心察访。
我一拐又一歪出了府门,街上的众百姓都把我笑……”故事听起来曲折动人,扣人心弦,韵文或诗句则朗朗上口,余味悠悠。
敦煌的壁艺术与佛教传播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世界重要的历史遗产之一。
莫高窟壁画不仅在艺术上具有独特价值,更在佛教传播、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壁艺术的特点、佛教传播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壁艺术的特点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技巧而闻名于世。
首先,敦煌壁画具有多样性。
在不同洞窟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风格的壁画,既有贵族寺庙的宏伟盛景,也有平民居所的日常生活场景。
其次,敦煌壁画贴近生活,给人以亲切感。
无论是佛教故事、民间传说还是历史事件,都以形象生动的画面展现,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再次,敦煌壁画注重细节的表现,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
无论是佛陀的慈悲面容,还是战马奔腾的姿态,都充满了生命力和动感。
二、佛教传播的影响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既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佛教传统文化的载体,对佛教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壁画以图像的形式展现佛教故事,使人们更容易理解佛教的教义和禅意。
学者们通过解读壁画中的内容和符号,对佛教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传播。
其次,壁画同时又是信仰的表达。
佛教徒可以通过观看壁画,加深对佛陀和菩萨的崇敬和信仰。
再次,壁画所蕴含的智慧和信仰也对后来的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论是中国绘画艺术还是西方文艺复兴,都可以找到敦煌壁画的影子。
三、壁艺术与文化交流敦煌莫高窟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壁画不仅独具艺术特色,还具有文化多元性。
在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丝绸之路沿线的多个文化元素的交融。
例如,壁画中的服饰、建筑等,既有中国传统元素,也有中亚和西亚的影响。
这种文化交融不仅在艺术上展现,还对各类文化学科研究和人类文明交流有着重要意义。
壁画中的敦煌音乐、舞蹈等也成为了中亚和西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敦煌壁画的保护与传承敦煌壁画所蕴含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对其保护与传承极为重要。
首先,科学规范的保护方法是保护壁画的关键。
30年,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
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ology这个新词。
敦煌学渐趋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研究对象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历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西文化汇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此传入中国内地。
从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灭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圣地。
历代地方长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庙、珍藏文物。
这些是研究中国中古历史文化、敦煌学中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贵资料。
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文物,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敦煌学一词由史学家陈寅恪在1930年提出。
当时的含义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发现的文献资料(敦煌遗书)。
经过演变发展,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有所拓展。
具体包括5个分支领域:①敦煌石窟考古主要考订各个石窟的建造年代、分期和内容,为石窟艺术和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②敦煌艺术对敦煌彩塑、壁画、书法、音乐、舞蹈和建筑艺术进行考察研究。
③敦煌遗书主要整理研究藏经洞所藏各类写本和刻印本书籍。
这是敦煌学研究的最大领域,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许多方面。
④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包括敦煌小区域气候观测,流沙治理,窟内、外温、湿度控制,壁画、塑像病害治理,壁画色彩褪变化验与研究等。
⑤敦煌学理论主要包括敦煌学的概念、范围、特点、规律的研究,敦煌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研究敦煌学的现实意义,敦煌学发展史等等。
对于敦煌学研究对象的宽度与广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
国际上有广义敦煌学与狭义敦煌学之说,但不论研究范围的宽泛或狭窄,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为基础,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这个特点是没有疑义的。
发展史(1938~1978年)抗日战争期间,西北成为国防重地,交通较为便利,大批学者、艺术家前往敦煌考察,对敦煌艺术的研究热极一时。
敦煌文献中的太子成道故事变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刘秋兰指导老师:汤君摘要:本文收集整理和考察了敦煌文献中的三十三个太子成道故事变文及其相关写卷。
认为,八个《太子成道经》写卷可分为三种版本;《悉达太子修道因缘》的斯3711卷与伯2249卷为同一人据同一写本所抄录,且该写本是某癸未年抄写或创作的;《八相变》(一)的抄写采用了分章节形式,与伯2299号《太子成道经》采用小标题形式存在着共性。
斯4504卷《太子成道经抄》的抄写时间在公元875年之后。
除之前已被其他变文集收录的五种《太子成道变文》写卷外,本文另外增加了三种(斯4401卷、俄Дx02114卷、俄Дx01225卷)。
本文考察了现存的与太子成道故事相关的所有韵文,发现这些单独抄录的押座文、解座文、赞文既可单独作为讲唱对象,也可成为太子成道故事变文讲唱中的一部分。
另外,本文对敦煌文献中的伯2459V《佛本行集经卷七》、斯4194《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八、第二十九节录》、伯2837《佛本行集经》(拟)、伯3317《佛本行集经第三卷已下缘起简子目号》四个写卷进行了一一考证后发现伯2459V卷、斯4194、伯2837卷并非抄写的《佛本行集经》原文,而疑似是《佛本行集经》讲经文,伯3317卷简子目号也可能是《佛本行集经》讲经文的提纲。
此四卷内容显示了佛经到讲经文的发展痕迹,似是讲经文的草创阶段。
本文认为,根据具体故事情节的异同,可将太子成道故事变文分为九类。
太子成道故事变文综合《佛本行集经》、《过去现在因果经》、《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异出菩萨本起经》、《修行本起经》、《普曜经》等诸部佛典情节内容,通过移植精彩故事情节加以演绎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太子成道故事变文。
此类故事变文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展示了各种神通变化,这也是这类故事变文大量存在并得以不断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敦煌文献太子成道故事变文写本佛本行集经讲经文文学性绪论课题的研究意义敦煌文献中的太子成道故事变文讲述释迦牟尼托生净饭王宫为太子,后入山修道,苦行六载最终成道的故事。
2004年5月第20卷第3期唐都学刊Tangdu JournalMay.2004Vol.20No.3收稿日期:2003-12-15作者简介:钟海波(1965-),男,陕西子洲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佛教文化钟海波(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敦煌讲唱文学中宣扬佛教文化的作品占很大比例,其主要内容表现禁欲修炼观,因果报应观,六道轮回和天堂地狱观等,这些作品明显混合着儒家和道家思想文化,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关键词:敦煌;讲唱文学;佛教文化;因果报应观;天堂地狱观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4)03-0031-03一、敦煌地区积淀深厚的佛教文化敦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站,接触佛教文化较早。
约在两汉三国时,已有佛徒在此传道。
西晋时,敦煌已有寺院,也出了一些佛经翻译家。
最著名的翻译家竺法护世居敦煌,他组织了自己的译场,在此翻译了大量佛经。
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宾文士侯征携《修行道地经》至敦煌。
南北朝时,敦煌佛教空前发展。
最著名的翻译家昙无谶在此活动,翻译了大量佛经。
宾僧人昙摩密多由龟兹来到敦煌“建立精舍,植榛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沼,极为严净”,他也通过译经、讲学传播佛教文化。
此外,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竺法乘、竺佛念、释宝云也曾在此活动。
唐五代时,敦煌佛教文化臻于鼎盛。
唐代,太宗佛道并重,武后专崇佛学。
太宗令敦煌吏民“赴流沙迎接”玄奘东归。
武则天利用佛教为自己登基大造舆论,在莫高窟建造33米弥勒大像,附会她是“弥勒下世”。
吐蕃统治敦煌67年,佛教得到独尊,佛教文化成为压倒其他文化的核心文化。
这样形成晚唐以后社会各阶层普遍崇佛的风尚。
沙洲军事统帅、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信仰佛教。
他执掌敦煌政事时,兴建佛寺,广度僧尼,还设置了管理佛事的专门机关。
五代时,中原社会动荡,敦煌地处偏远,和平安定。
太保曹议金重视佛教,他统治时敦煌佛教文化活动十分活跃。
二、佛教文化在敦煌讲唱文学中的表现1.灭欲修炼思想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创教学说,主要包括四圣谛说、十二因缘说、业力说、无常说与无我说等,其核心是四圣谛说和三法印说,它们主要阐发佛教的人生观。
其中,四圣谛说包括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四方面内容。
苦谛指生命之苦。
由于众生为无常患累所逼,不能自主,因此没有安乐性,只有痛苦性。
生命的无常是生命痛苦的根本原因和基本标志。
[1](P73)灭谛指人灭尽贪欲就可以灭除痛苦的根源,亦即人只要抛弃对外在物质的追求,断除私心邪念,尤其是对爱情、生存、金钱、权力的欲望,多多行善,来世才会有好运,从而证得了“正觉”(大智能)得到完全解脱,成为“佛陀”(大彻大悟的觉者)。
这就要求佛教徒通过灭欲修炼实现成佛目的。
然而修炼者要断灭与生俱来的本能与欲望十分艰难和痛苦,必须有超人之毅力与勇气。
敦煌讲唱文学中《破魔变文》(P.2187)和《维摩变文》(P.3079)用象征手法描述释迦牟尼与维摩居士修炼过程中艰难的心灵历程,赞颂他们刻苦修炼的崇高精神,以指引人们修炼。
《破魔变文》写悉达多太子为普度众生,舍弃王位,去雪山苦修道行。
六年后下山入到尼连禅河沐浴,洗去多年污垢,金光闪现,后来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
当他进入禅思妙境时,魔宫波旬王派众魔扰其道心。
王子发其定力驱走妖魔。
魔王的三个女儿为解父忧来到下界,以其美色扰乱太子不让他修成正果。
这三个魔女一个个肌肤胜雪,貌美如花,倾国倾城,悉达多王子又以其・13・定力降伏魔女。
《维摩变文》之二用形象生动的文字描写维摩修炼经历。
那持世菩萨在禅堂打坐,波旬摩王派12000个盛装艳质魔女下界搅扰,那些魔女们像一朵朵美丽的鲜花,又像一块块珍奇的美玉。
面对美色的诱惑,维摩居士以金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极力克制自己最终驱走魔女。
这两篇变文从表层来看,描写魔与道的冲突,从深层分析,它们表现的是修行者内心的冲突。
正如《金刚经》云:起心动念是天魔。
扰乱佛心的魔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源于内心。
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就是魔。
[2](P76)精神分析学认为,人的心理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
“本我”又叫伊特(id),属于无意识,它代表人格中最原始的心理能量和本能冲动,即所谓“里比多”(libido),其中最主要的是性本能冲动,它是非理性的,受“快乐原则”支配,一味寻求满足。
“自我”在本我之上,以知觉为核心代表人格中的理性,遵循“现实原则”。
“超我”,又叫良知,是体现社会道德标准和自我理想,以及人格中自我批判一类的东西,它按“至善原则”活动。
[3](P83)本我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心理能量的原始本能冲动和欲望,它强烈要求得到宣泄和释放,以求获得快乐满足,但超我从“至善原则”出发则力图通过自我去限制和压抑本我的活动,这就产生了内心冲突以及自幻梦等心理现象。
古人不能理解这样的心理现象称之为魔,但古人已认识到这种魔是以情欲为主体的,所以,佛教文学中将这种魔的形象地描写为象征性爱的美丽无比的年轻女子。
变文中王子、维摩与魔女的冲突本质上是他们内心的自我冲突,是崇高的宗教理想与强大的性本能的冲突。
《破魔变文》和《维摩变文》反映了佛教的灭欲修炼观。
2.六道轮回及地狱观念 佛教宣扬六道轮回,其中也涉及到天堂地狱观。
佛教所讲六道是指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和天道。
地狱道是指众生灵魂受惩的场所,里面烈火熊熊,布满炽热的铜床铁柱,堕入地狱者要受火焚烧。
地狱道中的第八阿鼻地狱,也称天间地狱,罪人在其间受苦永无间断,最为痛苦。
鬼道是众生死后之灵魂栖息处。
鬼有若干类,夜叉是有大威德者,而饿鬼则是鬼中最苦的鬼,因常受饥渴苦迫,千年万载也不得一食,即使得了也立即化为猛火烧成灰烬。
畜生道指飞禽走兽以及水游地藏的各种动物所在位置。
阿修罗道是被逐出天界之魔神。
人是人类,天指天神,居于美妙的空间(天堂)。
六道中最低、最痛苦的是地狱,最高的、最清净的是天堂。
众生根据自己修善与作恶的行业结果或上升或下堕,不断地在苦海中沉浮,在六道轮回中流转,永无了期。
只有皈依佛教,弃恶从善,虔诚修持,才能跳出六道的樊笼,求得超出生死的解脱。
[1](P89)敦煌讲唱文学中,《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S.2614)较为集中地体现这方面内容。
这一变文讲述了佛弟子目连到冥间救母的故事。
目连以善因证得阿罗汉果。
他借了佛力,上天堂见到了父亲,但不见母亲青提夫人。
佛告目连曰:“汝母已落阿鼻,现受诸苦。
”目连于是遍历地狱,亲睹其间惨状。
目连来到奈河之上,只见无数罪人,脱衣挂在树上,大哭数声,欲过不过,凄凄惶惶,五五三三,抱头啼哭。
牛头狱卒岸边厉声催促。
至五道将军坐所,只见金甲明晶剑光交错,千军万众簇拥的五道将军有雷霆之威,令人生畏。
此处群鬼或有劈腹开心,或有面皮生剥。
目连见了魂惊胆落。
目连再向前行。
行至十处地狱,左名刀山,右名剑树。
地狱之中,锋剑相向,血流成河。
只见刀山白骨乱纵横,剑树人头千万颗。
目连再行至铜柱铁床地狱,那些生前犯奸淫之罪的男鬼女鬼在此受罚。
目连几乎找遍所有的地狱不见母亲,最后在气氛十分恐怖的阿鼻地狱第七隔中见到受难受苦的母亲。
目连母亲瘦骨伶仃腰间围饶29道长钉铁锁,小鬼呵斥着驱出门外,只见她七孔流血,口喷猛火,身如枯骨气如丝。
目连见母亲可怜,乞得饮食捧与母亲。
那母亲悭吝成性,至此业障未除。
她见儿子送来吃食,“恐怕被侵夺,举眼连看四伴,左手抱钵,右手团食,食未入口,变为猛火。
”母亲吃食不成又索水喝,目连取恒河之水,但是那清凉净水到青提夫人口中便成了脓河猛火。
(P.2193)《目连变文》又讲:青提夫人得目连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之善根,转却饿鬼之身,向王舍城中转生为黑狗,这表明青提夫人巴由饿鬼道升到畜生道。
作品对地狱情景之描绘,其价值与《奥特赛》、《阿尼特》、《神曲》相当。
[4](P445)3.因果报应观念 印度佛教认为众生的业力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和意志,它是众生所受果报的前因。
“业”,梵语为“羯磨”,本意指行为、行动。
佛教认为业力的影响不会消除,众生所作的善业和恶业都会引起相应的果报。
众生在善恶因果的严密关系中,修善的随福业而上升,作恶的随罪而下堕。
《有部毗荼耶》卷四十六曰:“不思议业力,虽远亦相牵,果极成熟时,求避终难脱。
”人若想来世得善果今生需种善因。
印度这种轮回报应观传入中国后,中国僧人将它进一步发展。
东晋后期,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学说又吸取我国原有迷信观念直接从人自身的主体活动中建立因果报应说。
慧远强调有因必有果,业发生后不会消除,不同性质的业必有不同的报应,“业有三报:一日现报,二日生报,三日后报。
”(《三报论》)现报指今生作业受报应;生报指今生作业下世受报应;后报是今生作业经数生乃至千百生,然后受报应。
慧远的理论使佛教因果报应思想更完善,能自・23・圆其说。
用传统道德无法解释的恶人得福、善人受欺现象能在佛教中找到答案。
因果报应说有极大震摄力,它也是中国民间佛教信仰的最重要内容,并对我国通俗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它也是敦煌讲唱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的主题,并也形成作品的深层结构形式。
上文分析到的《目连变文》,其中也渗透着因果报应观。
目连双亲因作业不同果报迥异。
目连的母亲,青提夫人生前生性悭吝,毫无善心。
夫主亡故后她孀居在家。
此时,“目连欲往他国兴(贸)易,遂即处分财宝,令母在后设斋供养佛僧,施诸乞来者。
及其罗卜去后,母生悭吝之心,所是嘱咐资财,并私隐匿。
”(P.2193)又叙及此事说她“在家恣情,朝朝宰杀,日日烹炮,无念子心,岂知善恶。
逢师们时,遣家僮打棒,见孤老者,放狗咬之”。
由于青提夫人生存之日,广造罪业,命终之后,遂堕阿鼻地狱,成为饿鬼,饱尝千辛万苦。
目连的父亲由于生前修十善五戒,死后升入天界。
佛教常常把因果报应说与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联系起来,宣扬广造庙塔、抄写经文、虔诚礼佛、布施僧侣就得福报,否则就坠阿鼻地狱。
信徒们为求福报,广泛宣传佛教文化,扩大了佛教文化的影响。
三、敦煌讲唱文学中佛教文化的特点1.美学化 佛教是教理严密的宗教。
唐以前,民众以神圣的宗教态度看待它。
至唐代,由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思想自由,人们在物质生活富裕的条件之下,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其中对美也有更多的渴求。
而佛教文化想象之奇特,情调之浪漫,美学价值很高,这与唐人审美的心理相契合,这样佛教文化不再仅以一种宗教信仰进入人们的认识视野,而且也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进入人们的视域。
从敦煌讲唱文学中的佛教类作品看,它们不再仅是宗教宣传品,而且也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艺术。
这些作品运用夸张想象等浪漫化艺术手法,为我们描绘出千变万化、瑰丽神奇的佛国圣境和瞬息万变、神秘莫测的奇异场景。
一些原本枯燥无味的宗教故事经过艺术加工变得生动感人,能给人以无限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