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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及其不满2019-09-03约在1970年以前，知识考古学在福柯的思想中起着⾄关重要的作⽤。
从他的处⼥作《精神病与⼈格》(1954年)到《疯癫与⾮理性――古典时期疯狂史》 (1961年)，经《临床医学的诞⽣――医学凝视的考古学》(1963年)，到《词与物――⼈⽂科学考古学》(1966年)，再到《知识考古学》(1969年)，延⾄《话语秩序》(1970年演讲，次年出版)，知识考古学是前期福柯⼀以贯之的思考维度。
尽管不能将福柯思想中的“考古学”的意义视为⼀种固化不变的东西，也⽆法将福柯在约10年之久的时段中采⽤的知识考古学⽅法做明晰的、⼀贯的界定，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些前期福柯⼀直坚持的看法。
例如，福柯反对⼈本主义、⼈⽂主义，放弃传统的线性⽬的论的历史观，反对对深层意义的挖掘，也不愿意探寻重要性、新颖性、统⼀性和独创性等等。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旨在批判西⽅近代的“逻辑主体性原则”和现代“历史主体性原则”。
在1969年的⽅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提⽰该书的⽴意是为了“扫除初步的障碍”，⽽这些“初步的障碍”即主要来⾃西⽅此前的逻各斯中⼼主义和历史主义等，其具体表现就是把“在科学性秩序及话语范围中的改变与⾰命”仅与“那个保证历史永恒不变的宇宙之道理”(指逻各斯)相连接，⽽不是与话语实践本⾝相连接；以对“唯⼼的、理想知识的、理念和意见的历史”的维护代替对“话语运作本⾝存在”的探讨。
这样，使⽤知识考古学这⼀⽅法论武器，福柯同时向当时流⾏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的论历史等宣战。
⼤致说来，福柯要在符号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找寻新的理论出路。
很难对知识考古学下⼀个严格的定义，⽽福柯也明显没打算这么做。
在解释知识考古学的核⼼概念之⼀――“陈述”(state―ment)的时候，福柯没有正⾯给出定义，⽽是通过解释“陈述”“不是什么”来界定：它不是话语的基本构成单位，不等于⼀个命题，不等于⼀个句⼦，也不等于⼀个⾔语⾏为。
认知考古学：活化的话语档案与断裂的谱系发现——福柯
《认知考古学》解读
张一兵
【期刊名称】《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3(050)006
【摘要】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集中讨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考古学方法.这种认知考古学不是传统历史研究中面对物性遗迹时对古代历史的考证,不是对已经死去的文本、物、资料的考证,而是要从“档案”中捕捉在话语实践中曾经发生的“话语性的系统(système de la discursivité)”.在这里,福柯所说的“档案”并不是指作为传统解释学研究对象的文本,而是一种“非物性的”抽象存在,是无法直观到的规律和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柯的考古学是一个更高层面中“描述思想的方法”——一种基于指认隐性话语实践的历史研究上的方法论自觉;而福柯所说的“认识型”只是这种认知考古学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具体运用.在福柯那里,考古学与谱系学构成一个新史学方法论的整体,只是侧重点不同,考古学关注细部断裂和非连续性,而谱系学则是一种反对主体目的论、消除总体性话语、解构等级体系的新历史观.
【总页数】10页(P5-14)
【作者】张一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210093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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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导言：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权力、知识和主体的研究为后续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福柯的思想围绕着权力实践、知识形成和主体解构展开，从而对现代人的社会存在和政治权力有了新的理解。
本文将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出发，以及他的“人之死”概念为线索，探讨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
一、知识考古学的历史视角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对西方的知识形成和权力实践进行梳理，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
他将知识视为一种权力实践的产物，通过历史的视角，追溯各种知识形态的出现和转变过程。
福柯认为，知识不仅限于科学理性的范畴，还包括诸如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知识形式，这些知识形式的出现和发展，既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也与权力实践息息相关。
在福柯看来，知识考古学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知识形成的历史变迁，更为重要的是，它暴露了知识背后的权力运作。
他指出，知识的产生和传播都与特定的权力机构和机制相连，通过这些机制，某些知识形态得到推广和强制实施，而其他形态则被边缘化或排斥。
这种权力运作使得知识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控制的工具，进而影响和塑造了主体的认识和行为方式。
二、权力知识与主体解构福柯将权力和知识作为主体解构的关键要素，认为主体是权力和知识的受托者和生产者。
他以权力知识的交织关系为出发点，分析了权力如何通过知识的生产和运作来约束和操控主体的思想和行为。
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的概念，认为通过对生命的控制和规训，权力得以深入主体的内部，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和法律的监管，将主体纳入到自己的支配之下。
福柯关注的“人之死”概念是他主体解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人的生命和死亡被权力所制约，权力通过生命的规训和控制来塑造主体的行为和身份。
福柯研究了人类历史上关于人之死的不同实践和观念，揭示了生命权力如何通过技术、医学等手段对主体进行干预，从而影响主体的自由和身份认同。
解构主义下的话语理论——读《知识考古学》米歇尔•福柯的关注点与索绪尔和巴尔特不同，他从“语言”转向“话语”。
斯图尔特•霍尔指出，“他要论证的是在‘话语之外，事物没有任何意义’。
”意义和意义的实践因而是在话语的范围内被建构的。
作为话语分析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理解、陈述话语，包含着一套完整的话语分析和陈述描述方法。
《知识考古学》是基于解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可以说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叛，提供了福柯解构主体的认识基础。
（一）话语理论——话语和陈述1.话语福柯定义的话语是陈述的整体，这个语句的整体不形成某个修辞的，或者形式的，可无限重复的单位和我们能够指出它在历史中的出现或者被使用的单位；它是由有限的陈述构成的，我们能够为这些陈述确定存在条件的整体。
话语对象、陈述形式、概念的形成和主题的选择组成了单一的构成系统，将分离的陈述组织成话语，这四个原则共同组成了话语形成规则。
福柯指出，话语形成的四个方面不是独立的，而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
一方面，从对象、陈述形式、概念到主题依次形成一个垂直的等级序列，只有前面的层次允许的情况下，后面的层次才是有可能的，反之，这样的关系在逆向中也存在，低级层次并不独立于高级层次。
正是这样上下行关系，使话语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2.陈述《知识考古学》对“话语事件”进行描述，离不开对话语基本单位即“陈述”进行描述。
知识考古学的基础概念是陈述，福柯的“话语”概念是建立在“陈述”概念基础之上的。
在福柯看来，陈述是属于符号领域的范畴，陈述是一种从属符号的功能。
书中提到，“陈述本身不是一个单位，而是一种功能。
”换言之，符号成为符号，就在于其陈述功能，没有陈述功能，符号就不会是符号。
“陈述的界限可能就是符号存在的界限。
”符号的根本属性就在于它在说什么。
陈述功能的实施包括陈述对象、主体、共存范围和物质领域四个方面的条件。
陈述的四个方面是与话语形成的四个方面相一致的。
陈述描述通向话语形成描述，两者可以相互理解、相辅相成。
福柯理论视野中的话语从《知识考古学》谈起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福柯理论视野中的话语概念，特别是从《知识考古学》这一重要著作出发，对话语、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福柯作为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以其独特的话语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他的理论不仅为我们理解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传统的话语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
本文将从《知识考古学》这部著作入手，通过对福柯话语理论的梳理和评价，揭示其对话语、知识和权力关系的独特见解，以及这些见解对当代社会科学的启示意义。
本文将介绍福柯话语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观点，阐述话语、知识和权力在福柯理论中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知识考古学》的解读，分析福柯如何运用话语理论揭示知识的历史性、社会性和建构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福柯话语理论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和启示，包括如何重新审视话语、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以及如何深化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
本文的目标不仅在于对福柯话语理论的深入解读，更在于通过这一理论框架，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通过对话语、知识和权力的重新审视，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福柯理论概述米歇尔·福柯，作为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以其对话语、权力和知识关系的独到见解，在当代学术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福柯的理论视野广阔而深邃，尤其在其作品《知识考古学》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颠覆传统认知的话语理论。
在福柯看来，话语不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权力的体现。
他强调了话语在构建和塑造知识、权力关系以及社会认同中的核心作用。
福柯认为，话语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一种社会实践，是权力斗争的场所。
在这个场所中，不同的声音、观点和利益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而多变的话语网络。
福柯进一步指出，话语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
他提出了“知识考古学”这一概念，旨在揭示话语与知识之间的深层结构和运行机制。
作者： 张梅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出版物刊名： 哲学研究
页码： 116-122页
主题词： 《知识考古学》;话语实践;福柯;《疯癫与文明》;幻想;社会制度;放弃
摘要：《知识考古学》是福柯阐述其研究方法的重要著作。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放弃了其在《疯癫与文明》中所关注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制度的依赖关系，转而关注于自主话语领域的形成。
福柯采用严格的考古学分析，试图通过对于话语事实的纯粹描述，揭示主体对一套深层话语规则（discursive regularities）的依赖——正是这套深层规则决定了主体可能想什么、说什么和经验到什么。
福柯的“知识考古”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社会学一、恐惧与扭曲中的超越米歇尔·福柯：法国人1、儿时三个可怕的印象2、思想来源二、知识考古方法论知识考古学：福柯的目的不像考古学那样在今人的世界里挖掘古人的遗迹，而是在对古人知识的追忆中揭示现实世界存在、异变和扭曲的根源。
如是观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追根溯源地研究现实生活的新社会学，亦可称为在时间过程中理解现实的“历史社会学”。
1、福柯观点同解释学的异同共同点：认为现实不过是历史的延续，现实中存在和变化着的事物在历史中能捕捉到它嬗变的踪影。
异同点：（1）与解释学强调现实同历史不可分的一般论述不同，福柯认为无论现实还是历史，都是以扭曲的异化形式存在着和联系着。
（福柯：现实和历史都是扭曲异化）2、话语实践语词、陈述、话语、档案、文体等都是福柯讨论的主要内容。
通过这些论述福柯建立了丰富的语言学理论，但这不是一般的语言学理论，而是以语言为对象展开的社会学理论。
（1）话语实践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揭示语言所指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被语言建构起来的，又是怎样在语言的控制下存在、断裂和异变的，福柯称之为“话语实践”。
他指出：话语研究“揭示了另外一项任务。
这个任务在于不把——不再把——话语当作符号的整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
”（2）“实证性”的话语实践①话语实践是人们面向实际的经验过程，福柯因此称之为“实证性”。
他指出：“话语实践开始个体化和获得自律性的时刻，因此也是陈述形成的唯一和同一系统起作用的时刻，或者还有当这个系统被转换的时刻，我们将这些时刻称为实证性的界限。
”②所谓话语实践的个体化，是指陈述指向特定的经验现象，按照特殊的规则组织陈述去说明、表达某种经验现象。
此时，话语实践并没有形成科学知识，但是，这种处于实证性或经验性层面上的陈述，却是科学知识或思想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
3、知识考古学同思想史的区别（1）面对的对象科学知识和思想体系是观念系统，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而实证性的话语实践不是观念系统，因此是被思想史忽视的而由知识考古学关注的研究对象。
曹兵武：知识、思想与权力的谱系和逻辑——关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随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已经产生了跨学科的广泛影响，而追踪福柯的思想谱系与方法逻辑，对考古学反思自身同样具有启发性。
福柯临死前不久曾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努力使自己变成别人或者异乡人。
因此，他不仅在思想与行动上特立独行，最后死于因同性恋而引发的艾滋病，也一直选择疯子、妓女和古希腊人、同性恋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这使他不断有新的体验和发现，并作为思想界的异类而彪炳于世。
但是福柯的意义和影响可能主要还是他最终不仅重返思想界的主流，而且对诸多学科都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启示。
一我不关注福柯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结论，而更加关心他的方法。
福柯在研究题材的选择上像是一个探险者，不断走入幽僻的领域，去发现其他人难以窥视的景致，加上他刻意为自己经营的生活经验和体会——这一点的确是一般人难以模仿和望其项背的——更关键是他从中摸索出了一些方法，而这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比如知识考古学，或者思想的考古学；比如谱系学；还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思想与知识的“真”——关于观念本身及其形成与存在环境之真，等等。
我对这最后一点尤其感兴趣。
福柯所用的这些方法可能在考古学中早已有之，但今天它们能成为关于思想史领域的具有开创性的方法论，甚或可以说是事关思想、观念和意识等生产与传承的方法，因此也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显示了物质文化史与非物质文化史的殊途同归或者高度同一性。
用考古、谱系的方法去还原知识与思想的真伪，追寻其与其生存和演变基质的错综复杂但更接近于事实和本质的关联，透过表面看到本质。
福柯将考古学中具体、具象的真，成功地移植到了抽象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精神领域，这也许这就是福柯所谓“真”的本义吧。
因此，尽管福柯有各种头衔和标签，但是就任法兰西学院一职时，他的自我选择是：思想体系史教授（Professorof the History of Systems of Thought）。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思想谱系颇有些杂糅了考古学、符号学、现象学、现代语言学或文学的观点与方法。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体例分析与读书纲要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一本关于知识和权力关系的书籍，它以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知识的建构及其对权力的影响。
本书体例独特，主要采用了考古学的方法，将知识的建构视为一种历史事件，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考察，揭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形态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全书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主要讨论了知识的历史，它将知识的建构视为一种历史过程，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形态的考察，分析了知识的演变以及其与权力的关系。
第二章则着重探讨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知识如何被使用来支配和控制人们，并分析了知识权力的不同形式。
最后，第三章讨论了知识与个体身份之间的关系，主要探讨了知识如何影响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
全书主要采用了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和分析，揭示出知识与权力相互作用的历史性过程。
在具体分析历史事件时，福柯主要采用了三个分析工具：言说、认识论和权力。
他通过对历史事件中的言说进行分析，揭示了知识建构的过程，并且通过认识论的分析，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形态。
最后，通过对权力的分析，揭示了知识如何被用于支配和控制人们。
本书的主旨是揭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变过程。
福柯认为人们所持有的知识并非来源于普世的真理，而是被历史和权力关系构建而来。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的知识被构建出来，并被用于支配和控制人们。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知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权力，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支配和控制人们。
而这一过程不仅与知识的形态有关，还与个体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本书阐述了很多深刻的观点，值得读者深入思考。
它不仅揭示了知识建构和知识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对知识与个体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对于希望深入了解知识和权力关系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一个宝库。
2001年第2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 o.22001 (总第146期) JOURNA L OF XI AME N UNI VERSITY(Arts&S ocial Sciences) G eneral N o.146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Ξ———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余章宝(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摘 要: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
《知识考古学》比较集中的阐述了他的后现代历史观。
他拒绝传统实在论的历史客观性,认为历史客观性只是话语建构而成的,不存在跨知识型的客观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识型或认识阈中谈论它才有意义;历史主体只是一个变项,或者说是一个陈述变项的整体派生出来的功能和可能的位置的游戏而已。
传统线性连续的和进步的历史观是在现代知识型这种特定的框架中,将充满断裂、歧义、分岔的历史重新装配成的神话。
关键词:福柯;后现代;历史观;《知识考古学》中图分类号:B56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2-0111-08米歇尔・福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的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批评。
现代历史哲学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对现代历史观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拒绝和批判。
《知识考古学》既是他前期“考古学”理论的归纳和总结,也是他开始转向谱系学方法的导言性论著。
虽然他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着,但是,在这本著作中所阐发的许多历史观念是他一以贯之的。
可以说,《知识考古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后现代历史观。
一、话语形成传统编年史是典型的现代历史观。
福柯首先对构成传统编年史的基本话语单位采取了质疑的态度。
诸如精神病理学、经济学和医学等话语单位是我们最为熟知和确定的,可是,它们是如何有效聚合起来的呢?传统编年史的回答建立在以下相互联系的、垂直分布的空间中的四个基本预设基础上。
福柯正是围绕这四个方面的批判来揭示话语形成的规律性。
第一,话语单位形成是由于陈述群参照的是同一话语对象,或者说由于存在着同一的话语对象(这个物)才可能形成话语单位(这个词)。
福柯的“知识考古”社会学一、恐惧与扭曲中的超越米歇尔·福柯：法国人1、儿时三个可怕的印象2、思想来源二、知识考古方法论知识考古学：福柯的目的不像考古学那样在今人的世界里挖掘古人的遗迹，而是在对古人知识的追忆中揭示现实世界存在、异变和扭曲的根源。
如是观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追根溯源地研究现实生活的新社会学，亦可称为在时间过程中理解现实的“历史社会学”。
1、福柯观点同解释学的异同共同点：认为现实不过是历史的延续，现实中存在和变化着的事物在历史中能捕捉到它嬗变的踪影。
异同点：（1）与解释学强调现实同历史不可分的一般论述不同，福柯认为无论现实还是历史，都是以扭曲的异化形式存在着和联系着。
（福柯：现实和历史都是扭曲异化）（2）与解释学不同的是，福柯不是在承认现实存在的前提下通过语言来理解生活中的意义，而是在否定现实的前提下揭开遮盖于其上的种种假象，找出被人们忽视的真实规定性和复杂联系，对现实的激烈抨击都是以个性、自由、解放等价值理想原则为根据而提出的。
（福柯：否定现实揭露真实）（3）福柯不仅要求现实按照理想原则发生变革，而且认为现实在历史中也是通过种种断裂性变化而展开的。
不像解释学那样过度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传统的不可超越性，亦即反对历史仅仅是量变的进化过程的观点，而是在量变中看到了质变，在演进中看到了飞跃。
（福柯：现实在历史中的断裂性展开）（4）与19世纪那些崇尚社会质变的革命理论不同，福柯在肯定变革的激烈言辞中追求多样异质性，而不是普遍规律性。
多种多样的形式：意图抓住话语的特殊性和不连续性的历史学方法；对弥漫于多重的社会场域中的权力的反思；把“普遍知识分子”重新界定为“特殊知识分子”；以及对整体性和总体化思维模式的批判等等。
2、话语实践语词、陈述、话语、档案、文体等都是福柯讨论的主要内容。
通过这些论述福柯建立了丰富的语言学理论，但这不是一般的语言学理论，而是以语言为对象展开的社会学理论。
(《哲学研究》2002年第1期)主体的非中心化与历史的非连续性———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主旨文 兵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通过把“话语事件”作为他的考古学描述的对象,把“主体”视为话语所提供的一种位置,实现了对中心化的主体的解构;把“历史”分解为话语的多种系列和层面,实现了对连续性的历史的解构。
一、主体的非中心化福柯把自己的工作确定为“知识考古学”,也就是要揭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各种具体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
考古学要“发掘”的东西,就是“话语的构成规则(rules of discursive formation)”。
海登・怀特认为,在福柯那里,“话语”构成了一般的文化实践的基础部分,“在话语这个概念下,福柯囊括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转引自斯特罗克,第84页)因此,对话语的分析就使福柯能够扩展到对任何与知识有关的如制度、规则、程序、决策等方面的分析。
但福柯使用“话语”这一概念,另有其用意,那就是要避免把知识作为“思想”来阐释或者作为“真伪”来分析。
话语(discours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discursus,而它又是从动词discurrere转变而来。
从构词上看,dis-是指“面向不同的方向”,currere则是指“运行”。
海登・怀特认为,“话语”这一词源上的构成,提示了我们对话语的分析就是要针对“话语的循环流通与往复运动”。
这是与福柯把话语视为一种实践或事件相适应的。
这样,福柯话语分析所关注的问题则变成了:话语这种特殊的实践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话语这种特殊的事件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性质各异的话语是如何形成的。
由此,福柯导向了对“话语形成规则”的分析。
“话语”是福柯著述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不少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把一切社会现象都视为话语或文本。
但福柯与这种思想倾向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的。
福柯认为,存在着一些独立于话语的事件,如机制、技术、社会形式等。
但是,对于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关系,福柯的基本倾向是认为话语决定或优先于非话语的事件。
作者： 宋奕
作者机构：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出版物刊名：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7-11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8期
主题词： 福柯;文化遗产;知识考古学;话语
摘要：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其20世纪60年代末的著述《知识考古学》中创造性地应用“话语”的概念探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并推广的“世界遗产”运动在40年的多层次实践中也改造并形塑了国际与国内层面上带有异质性及历史化的“文化遗产话语”。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这一“话语”视角对理解与反思“文化遗产”话语在国际、国内语境中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有效路径。
作为方法论的“知识考古学”作为方法论的知识考古学，是小编准备的人文社科的论文，欢迎各位写作者参考!摘要：作为方法论的知识考古学，贯穿了福柯思想的始终。
它以话语实践作为它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对语言与陈述两个理论体系的建构来阐述知识考古学，从而实现对中心化的主体的解构。
关键词：知识考古学语言陈述主体《知识考古学》一书是福柯前期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总结。
这部书明确地提出了知识考古学这一方法论，它将思想史还原到话语事件和陈述行为，从而实现对中心化的主体的解构。
(一) 知识考古学的分析方法：语言分析知识考古学(Arehae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arkhaiologia，arkhaio(古)logia(理论)构成，即关于古的理论。
它不是对历史的考古，目的不是为了找回未被污染的、原始的历史，而是对知识的考古，是一种话语研究和分析的方法。
福柯认为人类只能对人类的认识史做考古学的研究，探索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即支配我们思想和话语实践的被组装起来的各种规则是什么。
知识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贯穿福柯思想的始终。
它作为系统的方法正式提出是在1969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一书之中。
这部著作对这一理论有较为通透的解释。
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前，考古学的方法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1961年)，《诊所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等著作中都有全面的贯彻和详细的说明，而1975年写的《规训与惩罚》中，其知识考古学方法的运用更加自觉与娴熟。
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福柯明确地提出：第一，考古学所要确定的不是思维、描述、形象、主题，萦绕在话语中的暗藏或明露的东西，而是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
它探讨话语，但不是把它们看作为资料，看作为它的’符号，考古学在话语本身的体积中针对作为建树的话语。
①第二，考古学不试图发现连续的和不知不觉的过渡，这个过渡缓和地把话语同它前面的、周围的和后面的东西联系起来它不是一部光荣经，而是对话语方式作出差异分析。
・青年论坛・自主话语的幻想与反主体的考古学———读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张 梅《知识考古学》是福柯阐述其研究方法的重要著作。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放弃了其在《疯癫与文明》中所关注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制度的依赖关系,转而关注于自主话语领域的形成。
福柯采用严格的考古学分析,试图通过对于话语事实的纯粹描述,揭示主体对一套深层话语规则(discursive regularities )的依赖———正是这套深层规则决定了主体可能想什么、说什么和经验到什么。
这一揭示延续其先前著作中对于至高无上理性主体的批判。
在福柯看来,传统思想史学家所主张的作为所有意义之起源的统一主体观念只是一种产生于控制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 mati ons )的结构规则(structur 2al rules )的幻想,而对这种结构规则的揭示表明:在话语形成中意义之统一和在先的主体观念完全是一种多余,主体实际上是由话语形成的分散系统所决定的一个位置。
客观地说,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由自主话语出发质疑自笛卡尔建立“我思”主体以来的统一的主体范畴,开启了另一类思考主体的思维空间,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由于福柯排除了话语形成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实践背景,将考古学局限于对话语形成的纯粹形式分析,因而他在解释个人如何能够占据某些在话语层次上被构造出来的主体位置的问题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本文试图对福柯由自主话语出发拒斥任何主体的正当性提出质疑。
一、主体、知识与考古学的方法主体是福柯研究工作关注的焦点,正如福柯在接受访谈时所言:“我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据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
我的工作是研究将人转变为主体的三种客体化方式:第一种是力图给予自身以科学地位的探讨方式。
例如,在普通语法、语文学和语言学中对讲话主体的客体化。
……在我的工作的第二部分,我研究对我所称的‘分离实践’中的主体的客体化。
……举的例子有疯子和精神健全的人,病人和身体健康者,罪犯和‘好孩子’。
最后,我力图寻找……人把自己转变为主体的方法。
例如我选择了性欲这一范畴……。
因此,我研究的总题目不是权力,而是主体。
”(见德莱弗斯、拉比诺,第271-272页)人是如何被建构为主体的?福柯认为这是由于现代知识(savoir )的巨大作用。
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知识成为了使现代社会建立并由此获得巨大发展的动力,它能够驱使成千上万的现代人按照其模式进行思考和行动。
知识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福柯指出,这是由其拥有的独一无二的话语(discourse )结构决定的。
《知识考古学》正是要通过剖析现代知识的话语形成过程,解析它的形成模式和规则,以揭示主体如何在知识中被建构起来。
对于知识,福柯指出:“我的研究目标,是认知主体遭受他自己所认知的知识的改变过程,或者,是在认知主体的认识活动中他所受到的改变过・611・程,正是通过这种过程,才有可能同时改变主体和建构客体。
”(转引自高宣扬,第265页)知识的形成过程是现代个体主体化过程的缩影;不是主体建构起知识,恰恰相反,是知识建构起主体,考古学方法就是要通过考察知识以了解主体如何被建构。
因此高宣扬先生说,“福柯所说的考古学,严格地说,是一种批判的方法……也就是说,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超验方法”。
(同上,第262页)由考古学方法出发,福柯认为其有可能避开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这三大传统思想史研究的难题。
(莫伟民,第189-195页)在福柯看来,传统思想史学家在考察历史事件时,习惯于回溯先前的线索,寻求无限遥远的神秘起源。
与这种起源观念相适应的是一种连续性和总体性观念:传统思想史家将现代看作是由启蒙发动的连续不断地前进过程的顶点,是现代思想不断向真理或客观性的逼近。
而由这种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的观念出发,必然通达建构所有历史意义的自我反思的主体———这种自我反思的主体被传统历史学家看作是意义的惟一起源。
在福柯看来,所有这些观念都隶属于内在性的伟大神话———在这种神话中,从档案材料到艺术作品都永恒不变地按照起源的创造意识来加以解释,哲学反思的任务就是揭示一个文献的意义或真理,而这种文献的意义或真理永远被归之于一种主导的意识。
福柯吸收了巴歇拉尔(Gast on Bache 2lard )认识论断裂(ep iste me break )的理论,指出西方思想史事实上不是一个理性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连续性发展的过程,而是分成了三个明显的、非连续性的认识区(es p ite m ic bl ocks );考古学分析就是要用一种与传统连续性观念极其不同的非连续性观念来书写历史,揭示在某些关键时刻发生的跨学科的激进变化。
至于那种赋予主体以知识的前话语起源的传统历史学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主体自身,它的处境、它的功能、它的认知能力事实上是由规则决定的。
所以,福柯说:“如果有一种我确实拒绝的方法,……那么它就是……给予观察主体以绝对优先权的方法,赋予行为以一种创制的功能的方法,将自己的观点置于全部历史的起源的方法———简言之,导致一种先验意识的方法。
”(Fou 2cault,1970,p.X I V )福柯十分明显地强调考古学与思想史之间的区别,他说:“我的目的是以任何目的论都无法预先化归的非连续性方式分析历史;是以任何先前建立的视界都无法包容的分散形式绘制历史地图;是要让历史在无名之中展开,任何一种先验的结构都不能强加给它以主体的形式;是要让历史向不预示任何黎明归返的时间性中开放。
”(ibid,1972,p.203)在福柯看来,如果说考古学分析也提到了作者的角色,那么它与一种构造的主体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与名称的原始功能有关;作者,或者更普遍地说知识的主体,是匿名的。
因此,福柯指出:把考古学看作是研究起源、形式的先天知识、奠基行为,简言之,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恰恰相反,考古学是要将历史从现象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ibid,p.203)考古学方法试图揭示的是知识的实证的无意识(positive unconsci ous ),这是支配所有思想和言语的深层形成规则(rules of f or mati on )。
这种知识的实证的无意识就是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表述的知识型(ep iste me )。
考虑到《词与物》中的某些理论混乱,特别是将知识型理解为“一种具体化的文化总体性”(ibid,p.16)的错误,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使用了档案(archive )这一新范畴。
与知识型一样,档案被定义为可能性的一般条件,它决定了在既定的历史时刻能够说什么和不能够说什么。
然而,福柯紧接着又强调,档案作为由话语形成的可能性的一般条件,其所体现的规则并不是“形式在先的”(a for mal a p ri ori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其权限可以无限制扩展的具有限制性或约束性的不变规则;恰恰相反,档案所体现的规则是“历史在先的”(a hist orical a p ri ori ):“这种在先……必须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话语不仅具有一种意义或一种真理,而且也具有一种历史,并且是・711・自主话语的幻想与反主体的考古学一种不能将它归之于一种其他发展法则的特殊历史。
”(Foucault,1970,p.127)在后来的访谈中,福柯总结说:“理论-能动的”(theoretico 2active )这个新词———对“实践-惰性的”(p ractico 2inert )这个萨特术语的修改———被用于捕捉话语的形成规则之能动的、历史的要素。
(ibid,1989,p.2)一个既定时期的档案是由话语形成的总体或全体陈述(state ments )组成的,这种话语形成的总体或全体陈述则是一种既定领域的知识(savoir )。
在这里福柯对知识进行了区分:知识(savoir )和认知(connaissance ),这两个词分别被福柯用来指知识可能性的条件与历史决定的知识形式。
福柯说:“我用‘认知’意指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决定这一关系的形式规则。
而用‘知识’指在一特定时段上被给予‘认知’的这种或那种对象以及被阐明的这种或那种表述所必需的条件。
”(ibid,1972,p.15)二、话语、陈述与话语形成的分析知识是如何建构起主体的?福柯的考察从话语(discourse )开始。
在福柯看来,作为考古学分析的工具,话语既非语言学和语法学所谈及的抽象语句或一般性言语,也非停留在单纯抽象层面上的语言结构;话语是有其自主性和规律性的事件。
考古学正是要通过对于话语形成的分析,揭示其对于知识构成主体的独特理解。
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陈述(state ments ):“话语是由符号序列的整体构成的,前提是这些符号序列是陈述”。
(ibid,p.107)什么是陈述?在福柯看来,陈述是属于符号域的范畴,是专属于一组符号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功能:“陈述不是一个结构(就是说一个在可变的成分之间允许无数具体模式存在的关系总体),它是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存在功能,从而在它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通过分析或者直觉,决定陈述是否‘产生意义’,它们根据什么规律相互连续或者相互并列,它们是不是某物的符号,以及它们的表述(口头的或者书写的)实现的是什么行为类型。
”(ibid,p.86)不仅如此,陈述的功能已经超越了结构与可能的统一领域,并在时空形式中把结构与可能的统一领域的具体内容揭示出来。
陈述与话语形成是同心圆:“描述陈述,描述它所负载的表述功能,对这种功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些条件加以分析,涉及这种功能所假设的各个不同领域,以及这些领域相联结的方式,这就是试图揭示那些像话语形成那样的东西,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话语形成是指某个词语性能群所服从的表述的一般体系……那些被作为‘话语形成’确定下来的东西强调在陈述的特殊层次上被说出的事物的一般方面。
”(ibid,pp.115-116)一组陈述能不能通过参照同一个对象、陈述形式和连贯类型(f or m of state ment and type of connex 2i on )、概念(concep ts )或者主题(the mes )而获得话语统一性?福柯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福柯看来,不仅对象、陈述形式和连贯类型、概念或者主题形成的东西,甚至它们自身,都是由将它们包含于其中并不断转换的规则所构成的。
能够形成话语统一性的是一种分散的体系(syste m s of dis per 2si on )。
福柯说:“不是重建某些‘推理链’,也不是制作‘差异表’,而是描述分散的体系。
”(ibid,p.37)这种分散的体系由四种形成规则构成,它们是对象的形成(for mati on of objects )、表述方式的形成(for mati on of enunciative modalities )、概念的形成(f or mati on of concep ts )和策略的形成(f or mati on of srategi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