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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及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权力与繁荣》一、《集体行动的逻辑》：三个和尚真的没水吃？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以及怎样才能达成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基本假设《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以前，社会科学家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实现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
→奥尔森发现，这个假设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
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有害的结果。
→为什么呢？因为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承担集体行动的成员。
搭便车现象常在。
奥尔森认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
人数越多，搭便车的动机越强烈，集体行动越难达成。
后来发展为“多人囚犯两难博弈”，成为非合作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集体行动产生的条件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即集体成员的收入不对称。
如亚洲经济危机后，日本主张设立“亚洲货币基金” 美国愿意支付70％的北约（NATT）经费。
二是“选择性激励”：1、正向激励：鼓励措施2、反向激励：惩罚搭便车的措施相关问题：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接下来是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凤毛麟角，少于1/%。
二、《国家的兴衰》：瓷器店里的哄抢讨论主题：群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问题：为什么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残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能够创造出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国家中也有搭便车的群体，国家可以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寻租活动”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再分配的方案，从而增加利益集团自己的收入。
----奥尔森把这种利益集团叫做“分利联盟”。
分利联盟（一）分利联盟给国家经济发展制造了许多不利因素：1、寻租活动不但要浪费大量的资源，而且改变了社会的激励机制。
三个和尚一定没水喝吗？——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一）陈抗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门瑟．奥尔森教授(Mancur Olson)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重大的作用。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口心脏病突发去世。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说道：“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
但门瑟则不同，他别具一格。
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奥尔森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执著。
他一生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奥尔森看到的是亚当．斯密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的失灵。
奥尔森有三部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年出版)，《国家的兴衰》(1982年)，以及他粹然逝世前刚完成的《权力与繁荣》(2000年)。
本文先介绍《集体行动的逻辑》这部著作中的主要观点。
《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以前，社会科学家往往想当然地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
譬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楼道的照明；同一社区的人们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作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持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
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
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们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
政府恍似天然，自有永有，其实大家又都不晓得怎样去阐明它的来历才好。
于是学者便为它想出了不少故事，例如，以研究集体行动闻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他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很久以前，在政府还不存在的年代，一帮社团四处打家劫舍，掠夺百姓的收获。
不过他们渐渐发现这么搞下去效益很低，因民不聊生，他们自己也所得不丰。
于是他们由流寇变成坐寇，每年在固定时间收取一定比例的收成。
如此，老百姓勉强安居乐业，而社团的收入也有保证。
社团现在还明确了地盘观念，晓得保护百姓，不让来自其他地方的匪徒侵入，不使肥水外流。
久而久之，坐寇成了政府，保护费成了税收，地盘变成国土，防止对手分羹就叫做国防了。
正如其他一切类似的故事，奥尔森的“坐寇理论”意不在历史的真实，而在于突出政府的某种性质。
延续了把政府视为掠夺者的思路（而非把政府看成保护者的传统）。
政府（“坐寇”）也有内在结构的问题，随着其规模扩大，这些内在问题也会愈形激烈。
有些学者便用类似的模型，去理解部分非洲国家老是治不好腐败并且越治越动荡的情况。
问题是社团规模的扩大倾向，正如一切官僚机构皆有其不可遏止的膨胀倾向一样。
社团一旦扩张到某个规模，重担就会都压到生产者头上。
到最后，这些被剥夺者要不是找路外逃，就是无心工作。
于是那些国家的经济就开始凋败。
这是为什么必须限制政府规模的原因。
【推荐理由】关于政府起源的学说，除了大家较不熟悉的奥尔森流寇—坐寇论，还有耳熟能详的社会契约论：一群人互相订立契约，把保护生命财产的权利和报复权不可逆地让渡给政府。
这种学说认为政府收的税是其所提供服务的“价格”，意在突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
而在奥尔森看来，政府税收是强制性的，同其提供服务与否没有关系，意在突出政府的强制性。
权利与繁荣的读后感
《权力与繁荣》一书是由美国作家曼瑟•奥尔森所著。
书中所介绍的是作者一生所关注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繁荣而有些国家贫穷？不同类型的政府是如何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的？以及，为什么市场经济没能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繁荣起来？在这本书中，奥尔森认为政府在市场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认为，要使一个要使一个社会“拥有足以带来经济繁荣的市场”的条件是：（1）个人权利可靠、清晰的界定；（2）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
书中的第一章，奥尔森提出了一个经典的比喻“罪犯的比喻”，既是一个小偷，他自身并不会承担社会的损失，当罪犯孤身一人时，他只会考虑自身的利害，但当罪犯是一个团体时，他们所要考虑的将会是这个区域的利益。
比如说一个小偷，他在一个区域内进行偷窃，他只会考虑如何才能在较富裕的人身上下手；而一个罪犯团体，在一个区域内偷窃还要考虑如何才能适度的进行而不至于让这个区域内的人搬走。
这样一个想法则凸显出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分离。
罪犯团体要比独立的小偷更要注意社会的成本。
理论与现代化THEORY AND MODERNIZATION2009－03Mar ，20092009年第2期NO．2，2009国家的盛衰兴亡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古老话题，在此问题上产生过诸多理论和演绎。
新政治经济学中，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从集团理论出发，对这个老话题给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理论。
一、国家起源的集团分析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契约论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期的霍布斯、卢梭等认为，国家是人们为摆脱“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而主动订立契约的产物。
近期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国家视为一种“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机构,其存在会减少人数众多时获取个人关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偏好的信息所需的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
”[1]契约论不考虑权力因素，它的前提是权力的平均分配，国家的产生则是人们为节约交易成本自下而上达成一致的结果。
奥尔森认为，国家或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谋求不能通过纯粹个人行动来增进的那一部分利益，由政府所提供的国防、社会经济秩序乃至环境保护等集体利益是一种纯公共物品，无论是否为此作过贡献，集体成员都能自动分享这些利益。
因此，理性的个人都会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拒绝为集体利益花费任何成本，并且个人所作出的贡献愈大，其自愿行动的可能性将愈小[2]。
理论上讲，除了某些足够小的集团能够通过一个或多个成员自发的和理性的行动提供给自己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外，社会成员很难通过谈判达成集体行动的一致，特别是对于人数众多的大型集团。
因此，期望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达成契约是不现实的，很难想象社会中能自发产生契约式的政府。
奥尔森认为，面对理性的个人，只有采取“选择性激励”手段才有可能使得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5JA810008。
作者简介：柳建文（1977－），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韩国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法学博士。
学号：1152910102 姓名：夏远航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权力与繁荣》读后感正如我们所知，政府时时刻刻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不同国家，政府的影响却是出现强烈的分化。
很多学者对此现象只是泛泛而谈，并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而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一书，则理性地且深入浅出的分析了政府对经济繁荣的影响。
下面笔者将阐述自己对于本书的理解以及通读本书后的感想：个人权利应受政府权力的保护以及界定。
通过奥尔森对此观点的详细解读，笔者发现，这并不是奥尔森的突发奇想，而是实践后的真知。
奥尔森通过比较专制统治与民主政治下的经济，从利益观着眼，人会本能地或者说理性地朝着自己的利益最大方向产生活动，因此，如果政治权力的调控是朝着限制人们群众利益的增长的方向发展，那么人们便没有了进行生产活动的积极性，这也是专制统治不能长久稳定存在的原因；但如果政府权力使用得当，顺着人的理性和天性，任由其发展并赋予一定的权利，那么经济的发展便呈现一个与前者截然不同的形势。
正如奥尔森所说“只有有稳定的财产权和契约权才会形成社会规划型市场”，而时处今日的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市场也正是符合这一构想，并呈现繁荣的姿态。
从根本上看，《权力与繁荣》一书，实际上正是阐述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呼吁民主的同时，奥尔森又通过分析一些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得出第二个观点：只有不具有掠夺行为的持久稳定的民主国家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在笔者来看，奥尔森所构想的统治，不仅使得经济迈向繁荣，更使得政治管理人性化。
仅以中国古代的苛征税收为例，尽管专制者实现了经济繁荣，却不过可以维持短暂数年，正是在于专制者不尊重个人的劳动成果，进行非人性化管理，因此逼迫人民起义，从而改朝换代，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一个有目光的统治者来看，人民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命脉。
因此，实现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必先使“统治者卑躬屈膝去讨好人民群众”，尊重个人劳动，个人智慧，不去盲目掠夺人民财富，从而让人民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领导者。
流寇，坐寇，看不见的左手——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三）陈抗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到《国家的兴衰》，奥尔森以搭便车现象揭示集体行动的困境和“看不见的手”的失灵。
他反复指出，个人的理性选择往往会导致集体或社会的非理性结果。
然而，奥尔森并没有因为市场失灵而选择政府干预和中央计划经济。
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坚持以理性自利的经济人作为分析政治家与政府官员行为的出发点。
奥尔森知道，政府失灵一样会给社会带来重大危害。
和其它公共选择理论的文献一样，《国家的兴衰》以民主政体为框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集体选择问题进行分析。
但是，当奥尔森将他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试图回答“为什么世界上有的国家富有，有的国家贫穷”这样的问题时，原有的框架就显得狭小。
他需要建立一个超越社会体制、跨越时空的理论架构。
而这个宏大愿望，是在奥尔森的最后一部著作《权力与繁荣》中实现的。
虽然《权力与繁荣》在奥尔森逝世两年后的2000年才出版，书中的主要观点却早已通过他在九十年代陆续发表的论文传播开来。
奥尔森发现，解释国家间贫富差别的道理虽然有千条万絮，只有一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掠夺活动就会使投资、分工、合作等创造活动萎缩，经济就不发达，社会就贫穷。
反之，只要存在激励机制诱使企业和个人积极地进行生产创造，经济就繁荣，社会就富足。
奥尔森还发现，尽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初级市场交易到处可见，在合同约束下进行的复杂市场交易却不很普遍。
投资、融资、研发新产品等“产权密集型”生产活动只活跃于那些私人财产受到绝对保护、商业合同得到严格执行的国家。
由此可见，政府对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权力与繁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什么条件下当权者会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保护产权、打击掠夺活动、促进生产？在什么条件下他们自己会侵犯私人财产、掠夺大部分劳动成果、打击生产活动？要回答这些问题，奥尔森需要一个描述政府行为和激励机制的模型。
读书报告曼瑟尔·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本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国家兴衰探源》(1982)和《权力与繁荣》(2000,遗著)。
学术界一般把三者阐述的理论分别称为集体行动理论、分利集团理论和市场扩展性政府（也叫“强化市场型政府”）理论。
这三个理论一脉相承, 以集体行动理论为基石, 以分利集团理论为核心, 以市场扩展性政府理论为延伸。
集体行动逻辑的基本含义是指: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理性的、自利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分利集团理论以九条“含义”或结论总结出来: 一、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 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都可以形成对等的组织, 并通过广泛的讨价还价达成最优结果；二、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三、“小集团”的成员具有达成集体行动的不成比例的组织力量, 但是在稳定的社会中, 这种不成比例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但不会消失；四、特殊利益组织或联盟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 并且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五、共容型组织有动力使它们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 并且有动力以尽可能小的负担给其成员再分配收入, 并且禁止再分配, 除非再分配的数量与再分配的社会成本相比非常大；六、分利联盟做出决策通常比它们所包含的个人或企业慢得多, 它们通常日程繁忙、事务众多, 并且更经常采用固定价格而不是固定数量；七、分利联盟会减缓社会采用新技术的能力, 减缓为回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对资源的再分配, 并因此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八、分利集团, 一旦达到可以成功, 就会成为排他性的, 并且会尽力限制分散成员的收入和价值；九、分利集团的增多会提高管制的复杂性、政府的作用和惯例的复杂性, 并且会改变社会演进的方向。
市场扩展性政府理论认为可以导致经济成功的市场经济仅仅要求两个一般性条件: 可靠而界定清晰的个人权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
西方政治学经典书目西方政治学名著阅读书目精选《政治科学》，［美］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政治学》，［英］安德鲁·海伍德，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册）》，［美］罗伯特·古丁等主编，钟开斌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美］拉斯维尔著，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学术与政治》，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友爱的政治学》，［法］得里达，胡继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法］雅克·德里达，胡继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著，任晓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美］W·菲利普斯·夏夫利著，新知译，2004年版；《民主与市场》，［美］亚当·普沃斯基著，包雅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民主与信任》，［美］马克·E·沃伦编，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民主及其批评者》，［美］达尔著，曹海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参与和民主理论》，［美］卡罗尔·佩特曼著，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政治的概念》，［德］卡尔·施米特，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政治的回归》，［美］查特尔·墨菲著，王恒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政治的终结》，［美］卡尔·博格斯，陈家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寻找政治》，［英］齐格蒙·鲍曼著，洪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自然政治论》，［法］霍尔巴赫著，陈先太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美］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官僚政治》，［美］B·盖伊·彼得斯著，聂露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美］杜鲁门著，陈尧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政治和命运》，［英］安德鲁·甘布尔，胡晓进罗珊珍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世界政治》，［英］詹姆斯·马亚尔，胡雨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美］林德布洛姆著，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自由主义》，［英］约翰·格雷，曹海军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自由论》，［英］以赛亚·伯林，胡传盛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自由史论》，［英］约翰·阿克顿，胡传盛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自由的逻辑》，［英］迈克尔博兰尼著，冯银江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政治自由主义》，［美］罗尔斯，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美］沃特金斯著，黄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权力与繁荣》，［美］曼瑟·奥尔森著，苏长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权力》，［德］尼克拉斯·卢曼著，瞿铁鹏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权力论》，［美］丹尼斯·朗著，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市民社会》，［英］基恩，玲愉、魏国琳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版；《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和族属身份》，［美］菲利克斯·格罗斯，王建娥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美］茱迪·史珂拉著，刘满贵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少数的权利》，［加拿大］威尔·金里卡，邓双冈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政治论》，［荷］斯宾诺莎著，冯炳昆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政府论》，［英］洛克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政治家》，［古希腊］柏拉图著，原江译，云南出版社2004年版；《君主论》，［意］马基亚维里著，张志伟、梁辰、李秋零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论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鸠著，孙立坚孙丕强樊瑞庆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社会契约论》，［法］卢梭著，向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政治哲学导论》，［英］亚当·斯威夫特著，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迈克尔·欧克肖特著，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正义论》，［美］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社会正义原则》，［英］戴维·米勒著，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社会正义要素》，［英］霍布豪斯著，孔兆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失衡的承诺》，［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端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基督城》，［德］约翰·凡·安德里亚著，黄宗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美］雷蒙德·塔塔洛维奇等编，吴念等译，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英］厄奈斯特·巴克著，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近代英国政治话语》，［英］尼古拉斯·菲利普森等著，潘金明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想象的共同体》，［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共和主义》，［澳］菲利普·佩迪特著，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卡尔曼·海姆著，黎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澳］安德鲁·文森特著，袁久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对于奥尔森《权力与繁荣》的解读及现实启示
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启示
郭爽20101031222
对于奥尔森《权力与繁荣》的解读及现实启示
——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启示
20101031222 郭爽
在奥尔森最后一部书《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区分了不同类型政府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特别是对混乱政府、专制政府，以及民主政府做了详细分析。
奥尔森认为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流寇当道），流寇只会产生偷盗抢劫的动机。
然而独裁政府（从流寇转变落地为王,或者称之为坐寇）会有一定程度的鼓励经济发展的愿望，因为他认为他的权利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从而能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分享一杯羹。
因而坐寇会产生一定的政府行为——保护他的臣民和财产避免流寇的抢劫。
奥尔森在流寇往坐寇军阀发展过程中看到文明的种子和通向民主的道路。
从而产生向民主政府转变的动机（和广大的人民愿望相结合）
一、对于书的内容的理解
1.维持法律与秩序并不需要花费很多的原因
（1）如果成本高昂的冲突的参与双方了解双方的相对力量，并且双方一致认为一方要远远强于另一方，他们之间计划不会发生冲突，双方都知道战争的最终结果，所以他们明白达成协议会获得最大的收益，弱势一方会向强势一方做出让步。
与之相反，当双方力量接近时，一方对另一方的相对力量做出错误判断的可能性就增大，并通过战争威胁而不是接受另一方的条件来获得很好的结果。
这就可以解释当政府的力量远大于国民活公民的力量时，政府通常就不再需要为对付其国民支付大量费用，其国民很清楚，他们最好的选择是不与政府对抗。
（2）通过建立正确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政府可以依靠强大的私营部门激励机制，大大加强其执法方面的努力，并由私营部门来承担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大部分成本。
个人和厂商的私立是预防犯罪，合法行为和法律执行的一支主要力量。
以防止偷窃为例就更好理解这一观点，所有的个人和厂商为了避免成为偷盗的牺牲者促使她们设锁，藏匿贵重物品，雇佣门卫并保持警惕当他们发现偷盗时，通常会向警察报告所受到的侵犯，并提供他们所知道的任何信息来协助政府缉拿，这就大大减少了政府维护法律和秩序所需的费用。
2.腐败的原因
奥尔森认为没有良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国家更易滋生腐败，与此同时他以计划经济为例，说明这种经济形式对于法律的破坏和腐败的滋生
首先要解释一下一个概念，市场出清价格(market-clearing price)是指市场中实现供给与需求双方平衡时的价格。
第一种假设，在此价格下，供给一方的产量
恰好等于需求一方的订单，即仓库库存账面刚好为零。
奥尔森认为假设由政府来确定价格并将价格设定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下，需求量便会高于供给的数量，即存在一种可能，以高于控制价格，低于市场出清价格来进行的互利性交易（买卖双方都可获益），双方都通过违反法律而获利，而且没有一方受到利益的损害或者伤害，基本上私人机制都倾向于破坏法律。
第二种假设，有政府决定生产商品的多少，而且计划者所确定的数量低于市场所愿意产出的数量，有些购买者变不能获得其所期望的数量的该种物品，而通过一这些购买者愿意接受的价格向他们提供该物品，某些潜在的售卖者便可获利。
双方都会因规避法律而有所斩获，必要时他们会贿赂本应该执行这些法律的官员以获利，这就由于层层贿赂造成了巨大的腐败问题。
最后一种假设，假设政府规定，某种产品必须以超出市场意志的数量，或者在市场根本不需要生产的情况下进行生产。
如果生产者不生产该种物品，或不按规定的数量生产，他们就可以节约成本，而且该物品对购买者不是物有所值，他们不会强烈反对生产者的行为。
概括来说，违反市场规律的立法或政令，必然使得所有各方都形成规避法律的动机，并可能导致政府部门犯罪和腐败行为的泛滥。
二、个人理解和感悟
其实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对于不同形式下政府经济情况，旨在说明只有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制度和政府之下，经济才会繁荣，民主的权利更容易导致繁荣。
腐败就是利用公共部门，违反法律和其它形式的规定来追求利益，也就是说，利用公共权利谋取个人利益并侵犯了正式的规则，就是腐败。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腐败现象也随之而越来越严重，腐败蔓延扩大到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级官员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金额数目越来越大，“两高”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解释，以及中纪委众多的党内纪律条例，仍然不能阻止腐败发展的趋势，腐败官员前赴后继，而刑法死刑使用却越来越慎重。
腐败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政治改革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短期内无法得到较好解决，这是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总体形势。
奥尔森从政府有关市场的立法和法令出发企图解释腐败根源，但是市场的政策和法令不能成为腐败的唯一的因素，但是对于寻求腐败的原因提供了一种途径，也对于规避这一方面影响腐败问题提供可行的途径，不可否认市场的法律法规对于腐败因素的影响，在书中奥尔森也阐释了政府不适当的经济政策和不合理的经济控制造成了经济效益的低下，同时也造成了腐败。
奥尔森的理论在我国对于政府职能转型更有启示意义，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我国政府应更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尊重市场调节，让“看不见的手”对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作用。
2.政府不合理的管制对私人物品干涉过多，对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公共产品的提供基本上是由政府完成的。
这就造成了我国传统以及现行的政府职能中行政管制权太大，而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又明显不足。
”1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全部由政府控制，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必须依附于政府才能生存，几乎没有自主权。
而且政府的控制权太大使政府插手本不应由政府管的事情，如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干预企业的人事安排和内部管理，奥尔森的经济理论也强调政府不应过多控制经济生产活动，无论其怎样制定其经济政策都有弊端，本文上面也阐述了奥尔森对于专制政府的分析，就可说明这一点，政府管制越多的行业，其经济效率就会越低下，社会资源浪费就越严重。
更重要的是，公共品的另一方面，“法制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结果，经济秩序混乱、产权关系不清羁绊企业发展、合约无法公正有效履行、经济活动无法可依、个人权利受到侵犯等情况时有发生”2。
可见政府在退出私人产品提供方面的职能的同时还要强化提供公共品的职能。
3.政府控制不当，市场秩序混乱，缺乏强制全面的法律法规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就可以说明我国不良商家有很多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但是消费者过于松散很难采取共同行动去争取利益，这种不反抗行为使不法商贩的行为更加猖獗，从而造成了整个市场的秩序混乱，其实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时，消费者明知有法可依，但却不行动，其实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执法部门的法律执行出现问题，造成消费者对举报所带来的结果失去信心，相信其中也不乏大量贪污腐败行为的产生。
奥尔森的理论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不容忽视，他对于市场经济的分析，对于政府职能转型的建议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对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渊而有意义的影响。
1黄芳，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论坛，2006年第三期
2黄芳，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论坛，2006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