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同学们，你们好！为了表示对听讲者的尊重，我不应该坐着讲话，而应该到讲台上站着讲。
我是1月14号就任复旦大学校长这个职务的，到任不久就接到邀请，希望我给学生做一个演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跟同学们一起来聊聊，我经常说，如果大学校长不关注他这个学校里最大的群体——大学生，那他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校长。
复旦大学学生工作部、团委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
这个题目很大，但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题目。
当前，谈这个题目的人不多，想听这方面内容的人也不多，而恰恰复旦的学生提出来叫我谈谈这个题目。
这表明我们复旦学生的起点是很高的，因为这个题目既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这个题目又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很容易谈得很空泛。
所以准备这个演讲我花的时间很多。
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金普顿（Lawrence Alpheus Kimpton）就曾经说过：“我在这个大学里扮演着一个能说会道的博学家的角色。
有时候我对于不太了解的事情要装得像权威一样。
另一方面，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学，有些还要学得很透。
”这纯粹是为了公众的形象，但实际上大学校长跟大家一样，尤其我到复旦才两个多月，是这个位置上的一年级学生，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大学的使命以及大学生的责任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大学的使命1、大学的使命在于传承大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个似乎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
大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这样一股思潮，说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
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
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做一个大型的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
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公司，那么就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传承方面的重要功能。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即使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也绝对办不出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所规模很小的名校，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文化功能构建的独特性。
同时，我要强调大学是一个民族性极其强的教育和学术型机构。
国内曾经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大学的一个参照物。
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国外的一流大学简单地当做我们办学的模板。
因为这样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
记得大概几年以前，国际上一个大学排行榜把北大排在了第十七位。
那是非常高的。
但当时一些头脑非常清醒的教育学者包括北大一些教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你要数一数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等这些硬指标的话，那么北大根本算不上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
但是如果你要看一个大学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在这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能起到像北大和复旦等国内的一流大学起到的这么重要的作用。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有学生，她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
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
因此我们的大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思想、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并且把它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的文明、精神进行传递，这种传递是学者们先进行研究后才能传递的。
在大学里面，老师和学生共享着人类的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吸收着人类最广泛的精神资源，用人类文化和一切知识财富来充实我们大学生的头脑。
他们不仅学了专业知识，比如说医学的、化学的、物理的等等，更为学生一生的精神成长打下基础。
大学培养的学生承担着将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和发扬的任务。
任何学科专业，不仅仅是人文社会学科，还包括自然科学和医学等，都在起着这个作用，因为说到底科学也是一种文化。
因此，我们复旦在前些年开始了通识教育。
虽然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因为大学，尤其像复旦这样的一所大学，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任务。
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Eric Ashby）曾经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
“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而“遗传”则是大学对自己应有的道德与文化的传承。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是“保守”的。
这里“保守”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保守”有“坚守”的意思，指的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
大学的这个“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学非常稳定而且有力量。
众所周知，大学是世界上所有机构中最稳定的。
这种稳定来自于大学的自信和对世事所采取的镇定自若的态度，也源于大学本身的自尊和自贵。
当然，大学也不能脱离现实。
但是从她的“保守性”来说，大学尽管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要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我们经常讲大学要远离尘嚣，要保持宁静和清醒。
前些年有个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
如果它只是指物理的围墙，我觉得可以拆掉，但是大学的“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
大学没有“精神围墙”，就无法满足大众对大学的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从而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对世风恶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学应是社会的清洁剂、清醒剂。
这些年，大学有不少有失规范的地方，国外的大学也有，国内的大学也有。
其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精神围墙”。
大学应该是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尤为重要。
大学也只有在稳定宁静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排除各种纷繁和躁动的社会干扰，潜心钻研学问，而学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才能够一心向学，否则所受的干扰就太大。
所以，有的学者才会呼吁“要给学生一张安静的书桌”。
2、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上面讲的是大学的“保守性”的一面，但大学同时也具有它“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要不时地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
因为人类的社会远不是完美的，所以总应该有一批人来非常认真地研究和批判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当中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就放弃了大学应该担负的文化建设方面的责任。
反省不仅仅是批判，而更是创造。
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当今的金融风暴和社会的道德问题等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讨论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
这种讨论不应是泛泛而谈，发发牢骚，而应是深入的分析，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大学教师不应是一个流行节目的主持人，他不应该仅仅煽情，而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方法。
我们要关注未来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并对此进行研究和讨论，并给出我们的回答，就如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中提到的“大学要仰望星空”。
有些问题看来可能是非常纯的理论问题，跟现实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研究恰恰是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
我们创造了新的精神资源、新的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具有极具“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
如果大学一味“保守”完全偏到复古，大学丧失了她的责任；但如果大学忘记了传统，完全流俗，那么也是丧失了大学的责任。
因此，许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认为，大学的这种“坚守性”，以及她的“创造性”，实际上构成了“大学之魂”。
3、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除了以上两个功能之外，大学还有第三个功能——服务社会。
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新赋予的功能，如果你去念纽曼（Newman）的《大学之理念》一书，他没有明确地提到。
我并不认同把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作为大学的功能划分，因为教学不等于培养人，教学和教育不是同一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养人，但科研必须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你才能真正地培养人，所以我更倾向于用大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新的文化的创造，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服务，这三大功能来看大学的真正的使命和功能。
从大学的历史来看，大学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个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那个时候，全世界为了反对法西斯，在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政府给了大学很多资源的投入，希望她们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就是在这场世界性的战争当中崛起的，因为他们发明了雷达，并发明了破译密码的方法等等，为赢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自从政府介入到大学事务以后，大学就带有了更多的国家意识。
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学跟工业界、实业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
所以，自六、七十年代起，在美国的大学里建设了数百个和工业界联合的工业实验室，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科技知识以及各种其他的知识，能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有了充分的认识。
有了这个认识，大学就扩展了这一方面的功能。
所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大学之用》一书中认为：“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
”他认为，大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
因此大学总是希望及时地就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以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
而我要说，这些调整（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
大学服务社会的任务应该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当前社会发展当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国际关系等等诸多问题，都需要依靠综合的、非常深奥的知识来予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事实上，只有大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因为，只有大学才有那么综合的知识，一大批学者在里边研究非常深奥的问题。
同时，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面日益加剧，知识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大学作为知识的积淀、生产、传播者和人才培养机构，她必须为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的服务，大学也将以此为自己谋得一个更加合适的发展环境，因为一所大学的发展必须获得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支持。
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就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在这一头走得太远了。
我们必须注意到，大学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两个倾向性的问题。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这使得某些大学有些自大。
他们说，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
这是一个不太客观的倾向性表述。
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是一个万能者，她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
正因为大学不客观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因此就承担了“无限责任”，从而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出了问题。
国内近些年来关于大学的讨论，都带有很强的这种倾向。
事实上，当你把大学的功用强调地过头的时候，社会就会用这个过头的标准来衡量大学。
六、七十年代有美国学者认为自己的大学已经堕落成为“服务站”，这是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