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若干特点
2004年06月09日19:13 作者：陈晓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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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第一个非基督教文化圈外而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受到强烈的异质文明冲击而开始现代化的国家，因此，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就呈现出所有后现代化国家的一般特征。
日本是第一个非基督教文化圈外而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受到强烈的异质文明冲击而开始现代化的国家，因此，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就呈现出所有后现代化国家的一般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如下：1，变革的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本国内部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2，变革一般是由社会精英推动的，在面临民族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刻，只有一部分社会精英真正意识到了危机并试图在较高的层次上来应付这种危机。他们大声疾呼，鼓吹变革，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团结各种改革势力共同达到这一目标。3，正因如此，这类的变革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而非自下而上的变革。因为，一般的民众很难从总体上把握变革的方向，他们往往只能做出一些本能的反应。4，由于第三个原因，这类变革的过程中，国家政权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这类变革通常是没有结果的，这就使得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政权成为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日本的情况正是如此。
日本同时又是唯一在西方的冲击下大体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现代化目标的国家。也就是说，日本成功地建立了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政权。
这一点尽管看似简单，却是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经历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达到甚至还未完全达到的目标。
明治维新的历史大家都十分熟悉，对其成功原因的分析，也可以编成一本专著。我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即日本社会精英在这种危机和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正是这种作用最终决定了日本的命运。无论是那种想法，日本有识社会精英在一个基点上是大体统一的，那就是要保护国体，要避免民族灭亡的命运，就必须富国强兵。也就是说，当西方的冲击到来时，日本的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他们在一些社会领域已被别人控制，他们愿意并且能够作一些事情来改变事态的进程。甚至在日本闭关锁国的年代，日本领导人也不怕麻烦地去了解欧洲的发展情况，允许荷兰人经商主要就是为了打听外部世界的情况。幕府和一些其他的日本诸侯都提倡军事工业，维持学习外国语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很多现代的科学知识早在西方武力入
侵前就在日本扎下了根。
换言之，日本对西方文化更具鉴别力，更容易产生反应。因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世界完全无知的基础上的，这与当时满清政府官员的种种论调，的确有很大的差距。比如攘夷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会泽安，将攘夷与尊王结合在一起后，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但却并不是要求纯粹的闭关锁国。因为要想将列强拒之门外，没有强大的实力显然是不行的，因而，会泽安又将富国强兵与尊王攘夷结合了起来，这比单纯的排外显然前进了一大步。当然，这两个口号之间却出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会泽安也认为要富国强兵的要务就是建造大舰，而要如此就必须放弃闭关锁国的立场，向西方学习建造军舰的技术，于是，通市、洋教、和西方兵舰必然接踵而来。所以两者是不可兼得的。
日本精英这种较为开放的心态，与日本的历史和传统有关，日本人从历史上就有向外部世界和先进文明学习的传统。日本在很早以前就向中国学习各种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而地理上的位置又使日本在接受这种文化的过程中不致受到直接的入侵威胁，这样，可以说不断接受外来文化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日本式的传统”.早在幕府时代，日本对西方文化就有一种羡慕的心理，在当时的中国皇帝认为中国根本无须西方世界的任何东西时，一位日本人却这样介绍西方：“谈到漂亮的建筑物，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与英国相比。在制造精美产品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英国。在荷兰人所输入的商品中，也没有比表更珍贵的了。……实际上，在这三个首都中生活的人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他们是最高明的人。”与此同时，英国人也注意到了日本与中国的这种差别，“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习惯和感觉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别，这一差别无疑有这样一个结果：在中国人不断后退，并很可能继续后退到帝国彻底崩溃时，日本人即使不实际处于逐渐进步的状态中，也处在从即将洒向他们的一片强光中得益的状态之中，处在利用那些中国人不屑一顾、而日本人在开始更加了解我们时多半不但能够采纳并急于采纳的进步和发明的状态之中”.结果，从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中，日本的精英阶层所做出的反应就比当时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要快得多。当时日本的统治阶级产生了紧迫的危机感，考虑到这种情况何时会危及日本。有识之士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认识到日本必须进行变法才能避免中国的覆辙。中国思想家魏源的世界地理与海防名著《海国图志》，在国内未受重视，在日本却广泛流行，出版了20多个版本，
被称为天下武夫必读之物。
比较起来，日本统治阶级的危机意识比中国统治者更强烈，并能更积极和主动地寻找实现现代化的方式。
在这样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下，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尽管是一个奇迹，也就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奇迹了。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日本精英的心态、素质与其形成的过程有关。日本的家庭构成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日本的养子制度。也就是说，日本的大家族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家产交给自己的子女，而是有另外的一种选择，即将家产交给一些有前途的上进青年，收他们为自己的养子。台湾人类学家陈其南认为“日本人对继承关系和婿养子的看法，无意中为他们提供了一套关键性的优选制度：私人产业可以用才干作为标准来选择继承人，亲生儿子无从选择，但即使在我们的社会女婿也是可以精挑细选的。富不过三代成为中国自古以来各种大小企业发展的铁律。
即使在优秀的家族，不过三五代总会出现不肖子孙。先前几代人累积的财富和事业大多因而趋于衰败”.他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的一种封闭式的内向型模式的弊端，相反，日本淡化血缘关系的开放型模式具有很大的活力和优势。正是将这种淡化了血缘关系的家族主义观念引进了政治生活，才出现了家族主义的国家观。这种观念使一般的日本人都能够逾越社会的横向联系的诸种束缚，使家族主义通过效忠和服从家长、领主、诸侯、幕府直至天皇的层层传递，形成国家的大家族，天皇为家长的意识。同时，由于淡化的血缘关系和婿养子的制度，在日本的家族中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竞争机制，这种机制保证了日本的上层集团或社会的精英集团中始终能有一群奋发有为的人，这样一批人对推动革新的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日本政权的易手，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新集团没有自己的私利需要维护，无论是明治天皇还是他周围的明治元老，考虑的都是如何才能挽救国家，并使整个民族富强起来。
这种大公的精神，使他们能将现代化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命令，凡是有利于现代化的政策就加以推行，凡是不利于现代化的政策就加以抛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上层集团很少围绕着某一统治集团的利益而进行，其在民族危机关头显示了惊人的一致性，这也有利于使现代化成为全民族共同的愿望。就是在上层的夺权斗争中，也没有出现那种令人痛恨的内奸和国贼。结果，尽管有一些流血冲突，但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其获得巩固的时间之短，政权的效能之高，延续的时间之长，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建立
起愿意向西方学习的政权，仅仅是现代化的第一步；如何向西方学习，则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精英也不是没有分歧。正如吉田茂所说，输入外国文明常常孕育着一种破坏本国社会上、文化上和精神上的统一的危险。而这也是一些日本学者提出东方道德、西方的艺术或日本的精神、西方的学识来作为应付这种危险的公式。然而，在实际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一公式是很难使用的。这是因为所谓文明本来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采用它的科学技术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优良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归根结底，要拥有现代化的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发生深刻的变化。换言之，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整个社会各方面的相应变革。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但遗憾的是，在日本国内对是否全面引进西方文明的问题只争论了不到十年便告结束，而在中国竟然争论了一百多年都还未结束，这无疑是一种民族的悲哀（尽管中国在这一领域产生的学术著作和由此而成名的学者远远超过日本）。所以小平同志一再说，有些问题不要争论了，先干起来再说，不能不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积弊具有一种深刻认识后的切身体会。日本在这种输入的过程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儒家文化的遗产。儒家文化影响了日本上千年，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日本文化，某些东西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样严峻的时刻，日本民族显示了一种勇敢和冒险的精神，果断地做出了抉择：既然儒家文化不能抵御外来侵略，既然它不能富国强兵，那么，就应当毅然地拚弃它，学习更强大的敌人——即西方各国的文化与文明，学习他们的技术与科学，以便最终战胜他们。结果，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人表现出了一种近乎于疯狂的精神。日本政府在教育中虽然提倡“皇学为主，西学为辅”，但在实际过程中，民众几乎是新者皆模仿，旧者皆排斥。这种猛烈地矫往必须过正的做法，使日本在精神方面迅速地发生变化，从而很快地完成了现代化的文化转轨，避免了有些民族那种长时期陷入无谓的理论纷争的悲剧。不错，日本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往往把其缺点也学来了，但他们从西方学到的东西，却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
于是，在日本社会精英的推动下，明治维新后，全盘西化的观念终于
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而一般的日本国民对此也十分拥护。当时有一篇讽刺这种情况的文章写到，“文明开化这句话，最近一个时期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了。可是真正知道文明开化这一译语的真意而谈论的人却不见得有多少。常听人说，说是吃了猪肉文明了，那位先生这些时候一直打着阳伞走路，真是太文明了。穿着鞋子就进屋这可真是文明得让人受不了。”而另一些人甚至提出改善日本人的体质，认为“日本人虽天性聪慧，但甚缺乏毅力，此皆由于不食肉食所至。”
因此，如果日本人从幼儿起即哺以牛奶，以后再让他吃牛肉长大，那么日本人也将成为富有毅力的国民。因为“牛是性质迟钝的兽类，吃牛长大的东西，定会象牛一样有耐力”.更有人提倡同外国女人结婚以改良人种。
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认为当务之急是仿效西洋文明，并以文明开化的启蒙为己任。他主张实利，反对空谈，提出“争利即争理”的口号，主张限制汉字，把迂阔繁琐的文体改为易学的文体，介绍和引进簿记制度，提倡尚商立国，并大声疾呼，“不要妨碍富豪们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在于贸易的发达”。在他著名的《文明论之概略》中，他为日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明呢？还是退而回到野蛮？”他认为日本人民已不满足自己固有文明而强烈地要求汲取西洋文明，“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885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有名的“脱亚论”，主张日本脱亚入欧，则将全盘西化的思潮推向了顶峰。他认为，对日本来说，中国和朝鲜，都是同处亚洲、东方的恶友，应该远绝。中国和朝鲜从现在起不出几年必然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列强瓜分，“我国不能有等待邻国开明、共兴亚细亚的犹豫，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他主张，日本的文明开化，要全部向西洋学习，象中国和朝鲜那样不知改进，依然迷恋于古风旧习的国家，必须加以抛弃，以免成为日本的负担。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风潮越来越猛烈，领导变革的主要人物进一步提出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方面全盘学习欧洲的“欧化主义”（也即全盘西化）的口号，有些人甚至主张取消日语，改用“文明”的英语。作为欧化主义的带头人之一，新外相井上罄公开提出把日本国家变成欧化帝国，把日本人变成欧化人的主张。（“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只有如此，我帝国方能与泰西各国
齐跻于同等地位”。）日本是一个精英推动现代工业化的典型国家，在一小撮明治维新领导人开创的现代化事业中，不可能不遇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阻力，“全盘西化”更是从各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1872年，明治政府移植了西欧的教育制度，官方破例地发表“政府声明”，称赞以西欧化为目标的现代教育制度的进步性。但这一教育制度立即引起了封建保守派的激烈反对。1979年，保守派公开批评当时政府执行的西欧化开明政策，说什么目前有不少人只注意知识才艺，热衷于文明开化这种最次要的事情，结果使品质恶化，风俗紊乱。因而他们极力主张建立日本的“独立精神”，即要根据祖宗的教典，培养仁义忠孝的品质。而处于日本改革派权力中心的伊藤博文则反驳到，所谓的风俗紊乱，不外是身份道德的崩溃，自由民权运动深入到教育领域的表现。所谓淳风美俗的丧失，其根本原因在于：维新改变了锁国政策，允许人民与外国自由来往，废止封建制度，整理身分制度。此外，维新本身是靠武士来进行的，而且后来又连续发生兵乱，还有欧洲的革命思想传入日本。这些事使得原来的封建淳风美俗动摇，但伊藤博文明确表示，不能因为纠正所谓的风俗紊乱，道德恶化而放弃国家的根本方略，也就是继续推行反封建主义的西欧化开明政策，不目光短浅地保护旧时的陋习。
然而，全盘西化在日本社会上层的有识之士也并未完全达成共识，著名的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洋学家佐久间象山，在对西方的学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认为，“方今之世，仅以和汉之学识，远为不足，非有总括五大洲经纶不可。”所以，他觉得日本要想富国强兵，赶超资本主义列强，就必须打破国禁，向西方学习。“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并决心不惜以任何手段来传习西方的先进政治、军事知识和科学技术。为使日本尽快富强起来，他认为应该象彼得大帝那样前往西方，直接向它们学习。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激进的开国论者，仍然不认为要在一切方面“全盘西化”.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仍然以儒学作为他的世界观的基础，试图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将儒学与西学结合起来。他的代表思想就是“东洋道德西洋艺”，而一些其他的日本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日本精神，西洋技术的观点。实际上，所有的日本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了在传统与需要变革之间的冲突，所以，他们总是想确定一个需要保护的文化范围，并“纯化”那些可能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东西，而这种对传统的留恋和对现代化的向往构成了明治前后时期日本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并导致了文化、哲学
思想等方面的不一致性，也在政府的政策和其他各方面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概念问题，即西化的含义及其一般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按罗荣渠先生的看法，在五四运动前，西化就是现代化。然而，西化毕竟还代表着西方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经验和特殊的历史积淀，所以，全盘西化也就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现代化。按笔者的理解，西化的核心应该包括两个内容，即法治和个人自由主义精神。这两者在英美等国成为一种相互交融的传统，但在德奥等国，却几乎成为一种对立的传统。而正是这种状况，使日本的全盘西化最终并未能真正地全盘西化，而只是部分西化。从文明范围讲欧洲为同一类型，但就政治体制而言，却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日本引进西欧文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应该引进何种政治制度？1869－1871年间，明治政府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下一步应该作什么，却依然是不明朗的，所以，明治政府决定派考察团出国，一方面与西欧各国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一方面通过对欧美的考察来探讨新政府的治国方略。
正如大久保所说，“要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治，这种事业亦大体完成，干了我们所应当干的事。但是以后，就实在为难了。”但日本在引进什么的问题上，并没有凭空想象，而是在1871年底派出了岩仓为首的代表团出访欧美，进行实地考察。这次考察的结果，是日本对西方各国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写成了共100卷的考察实录，为日本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切实的依据。日本著名的史学家井上清，将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称之为“古今历史中无与伦比的文化大事业”.可见这次实地考察对推动日本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考察最重要的成果是使日本的改革派认识到，必须有效地发展经济，才能富国强兵。其对英国富强的总结是，“工厂、贸易乃英国之谋富诀窍”.而巴黎更是“文明之中心”，而对德国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其国之确立与我日本有酷似之处。考察此国之政治、风俗，较之英法情况受益良多。”同时也认识到，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才能适应世界的形势，真正使国家富强。
也正是在欧美之行的考察后，日本决定了在政治体制方面向德国学习。这不仅在于英国这样一个原生型的现代国家有若干东西日本人觉得虽然美好却不亲切，而且在于德国作为一个奋起直追的现代国家能够有所作为，也在于德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尤其是其国家主导的发展，更适合日本改革者口味。重点研究各国宪法的木户孝永认为，日本人民知识水平低，制订宪法要靠君主英断，他看到德国情
况后，认为“现在罕有与普鲁士新政相比者”，“尤当取者，应以普鲁士为第一”.决心效法德国，在日本建立集权主义专制统治。他还十分注意德国皇室贵族的地位和待遇问题，认为“普鲁士宪法最适合渐进主义”，应以普鲁士为榜样，在日本实现立宪政治。同时，对德国自身在工业化过程中向英法等国学习的经验，如政府的干预与大公司的作用等等，日本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决心效仿德国，成为一个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强国。因此，也可以说在工业化的模式上，日本是德国的学生。
经过实地考察之后的“全盘西化”，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也就是日本的改革派由一种强烈的决心转变为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开始根据日本的实际情况进行各方面的引进。实际上，日本的知识精英在被各种新的西方思潮包围的环境中，无论是全盘西化也好，还是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也好，其基点都是建立在使日本强大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明治时代的改革者们在引进西方文明时其态度是完全务实和有选择的，他们随时准备尝试新思想，也随时准备在这些思想不再有用或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时抛弃这些观点。于是，在日本的政治改革中，并没有急于去触动大部分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而是以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原则来进行各个领域的改革。其政治改革的目标就变得十分明确，即新政府就是一个执行现代化的工具，就是日本工业和贸易的代理人。并使得日本社会的各种力量集聚在一起为“民族利益”而奋斗。所以，日本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并未引进西方英美式的民主化，而是在推翻幕府的统治后，继续加强了幕府式的权威统治，换言之，日本的西化只是在法治的层面上进行。就这一点而言，新统治者与传统有很深的联系，但区别在于，新统治者意识到，不进行必要的改革，日本就无法生存，因而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其他的工业成就，否则便不可能在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上生存。
因此，在对西方进行考察之后，日本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独立和有效的政府，由它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本传统的等级体系则有利于建立新的权威政府。英国学者斯宾塞也认为，在日本传统结构中有对民族幸福无比有利的基础，务必加以保存和培育。
他认为，对“长上的”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良机，日本能够在其领导下踏实地向前进，而且可以避免那些在盛行个人主义的国家里不可避免的困难。结果，日本建立了新的政治体系，其最大的特点是在最高一层从不包括民选的成员，
最高权威贯彻从上到下的强制统治，其行为无须顾及舆论的动向。但这个最高权威虽然不受他人的制约，自己却奉行着特定的原则，这种基本原则可归结为三点：1，废除农业的封建制，2，鼓励现代工业的发展；3，开放港口加强对外贸易。此外，尽快建立现代交通、邮电和教育体系。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所有的后发展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其经济竞争力都包括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基本相同的政策，即政府使价格相应扭曲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以刺激经济的增长，鼓励公司集团在市场最基本的层次上进行多样化的竞争，以战略的眼光来看待工厂的管理，尊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活力以便取得高生产率和提高质量，并使劳工运动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最重要的是，尽管通过政府实行了各种强制措施，但日本在变革的过程中还是让社会的发展逐渐步入了法治的轨道。照章办事，依法纳税，奉公守法，服从管理等等现代观念，都是政府在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过程中逐渐深入人心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文明开化的含义对一般民众而言，就是依法办事。
日本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如何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来发展经济，就成为另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就欧洲国家在发展的起步阶段的经验看，其工业发展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国外资本，如法国在拿破仑战争后，其工业发展的资金大部分来自英国，而比利时在1830年代则又是依靠法国的资本，德意志西部地区在1840年代后又是依赖于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等国的资本。就是俄国，被一般认为是典型的内生型工业化国家，在其修建铁路和现代工业时，也严重地依赖于外国资本。但日本的情况的确十分特殊，从明治维新直到20世纪初期，除去在1870年从国外借款500万日元以修建铁路外，日本基本上没有大笔的从国外借贷，而且就是这笔贷款也只是铁路修建费用的很小的部分。日本利用外资如此之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对国外投资者缺乏吸引力，日本既无丰富的矿产，日元又在不断地贬值，且日本的利率和欧洲又大体上相等，所以国外投资者对投资日本没有热情；另一方面则是日本自身不愿借贷，因为担心管理不好而陷入埃及和土耳其那样的困境而招致外国的干涉。
那么，日本是否能够完全不用外资而完成自己的工业化任务？事实证明，不引进外资和相应的先进技术，要赶上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的。
日本在完成最基础的工业设施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从1900年左右开始，日本开始向国外借贷。与此同时，欧洲的投资者对投资日本也开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日本
在1897年接受了金本位制，和日元的汇率相对稳定，国外投资者对在日本投资已经不再担心，于是，国外资本开始陆续进入日本，这些国外资本证明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日本对国外资本仍然保持着警惕性，仍不准外资进入矿山等部门。但在一些其他的需要先进技术的工业部门，如机械制造等行业，日本是十分主动地让国外资本渗透的，起初是西门子等电器公司进入，然后是壳牌，IBM 等。但尽管如此，外国的直接投资在日本的现代经济部分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少的。由于日本的领导人始终对外国对日本的干涉持高度怀疑的态度，并认为依靠外国公司来发展本国经济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日本政府对外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总是加以很多限制。甚至在1960年，日本政府同意IBM 在日本生产，然而对其的限制条件却是，这个公司必须建立在以日元为核算单位的基础上，这就使其向外国汇款十分困难。IBM 不得不同意将其所有的专利出售给想使用它们的日本公司。这一限制政策虽然以后有所松动，日本政府也欢迎外国公司来日本发展，但其总的精神是不变的，即当某一行业的日本公司尚十分虚弱时，日本政府会设置种种限制来阻扰外国公司来日本发展，而当这些限制已经取消时，则是这一行业的日本公司已经足够强大而不怕外国公司竞争了。
日本政府领导人对外资进入的种种限制，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即认为通过外资进入的发展，会使日本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少获利润。在很多领域，日本政府都十分警惕会让主要的利润流入国外公司的腰包。这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国家引入大量的外资生产初级产品而将自己作为发达国家倾销工业品的市场。
然而，日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急需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却是必须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一方面，日本采用的仍然是立足于自己本国人才的发展战略。日本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给予现代的科技教育以特殊的优先权。日本采用的两种方式，即大量的引进国外的专家来日本教学，直接训练日本的学生和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地派出留学人员，去国外接受教育和训练。假如某项技术是获得专利的，日本则想方设法将其购买，并尽可能将这些专利应用在日本的工业生产中。实际上，很多专利的引进是非常廉价的，有些时候，日本人甚至只是购买某些产品，就将西方的技术学到了手。也就是说，日本始终将国外技术的消化和本国化作为引进的最终目标。这种廉价的应用“外国智力”的方针，显然比直接引进外国的资金进行生产有效得多，实际上直到现
在，日本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的贸易仍然有很高的赤字。
换言之，日本今天尽管是一个有着巨额贸易盈余的经济大国，但在技术方面依然是一个进口大国。总的来看，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贯彻的方针主要是利用外国专利和技术来进行模仿性生产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发全新的科技产品。而其发展的实践证明，这种利用外国智力的方式具有投入少，成本低，见效快，本国化程度高等特点。
从日本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看，日本的这一模仿式引进方针是成功的，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在独立后对外资关上了大门，但往往不仅没有带来应有的发展，反而使本国的经济处于一团混乱的状态。日本限制外资的发展方式能够成功，有很多特殊的条件，首先在于明治维新前，日本就已经产生了一些大的商人集团，这些集团在贸易中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其次，日本能够采用这种独特的引进外国智力的方式，也在于日本有一个十分良好地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教育传统。
日本的这种优良的教育传统使日本的现代教育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产生了成效，并最终保证了引进的成功。
总的来说，日本的现代化是成功的，它使日本摆脱了成为列强的又一个殖民地的命运，但日本的全盘西化并不完整，而仍然只是“部分的”.也就是说，日本在西化的过程中，只是引进了法治的部分，而拒绝了西方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精神，这固然有利于日本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强大政权，以强力推进自己的现代化政策，但同时也给军国主义、集权主义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的侵略道路，应该说不是偶然而几乎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结局。但法治体系的存在，却又使二战后美军对日本的改造能够十分顺利地进行。因此，日本的这种变革方式，其利其弊都还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过，无论是法治还是自由主义精神，都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换言之，日本的部分西化，或者说是百分之五十的西化，向西方学习的都是实质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皮毛。这一点，当我们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中审视日本的经验时，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原载《辞海新知》2000年第6期（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