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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大未成年人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后的不起诉分为存疑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证据不足存疑不起诉三种。
目前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不起诉的决定控制较严，适用率低，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很不相适应，急需进一步完善。
今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其中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该制度是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点，设立的用于指导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方针、原则、各个诉讼环节的特别规定，对于加大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附条件不起诉的概念、特征根据新修改条文的规定，并且有悔罪表现的，由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进行考察监督，通过考验期的，由人民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的相关程序。
其具有以下特征：（一）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对象局限于未成年人，成年人犯罪的，不适用该程序。
这是附条件不起诉与原有不起诉程序的最本质区别。
（二）规定了适用该制度的条件是未成年人犯上述三种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并且其主观上具有悔罪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三）对于适用对象设立了一段时间的考验期，由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考察，如果被监督对象能够安分守己，遵守规定，人民检察院就应当做出不起诉决定，相反地，则应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提起公诉。
这正是该程序之所以成为附条件不起诉之原因。
二、设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目的（一）主要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这一准则出发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我国的个别省份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封存或者不登记其犯罪记录以及本文所探讨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内的只适用于未成年人的专门程序，也是为了与上述相关法律相协调，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包括主体改革和配套改革两个方面，主体改革的内容是在保持在设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目的。
L叼8l sys t em A nd Soci嘶f叁塑!圭塾金：竺!竺!!里型耋鍪誓豳匿邈鍪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思考方正杰朱天晓周文柱摘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热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符，具有提高司法效率，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提高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等作用，但其具体的适用范围、决定程序和配套措施应进行严格的论证，以便在实践中减小推进阻力，打消公众疑虑，起到应有的效果。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司法改革司法效率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l O)l I-045-02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概念及意义附条件不起诉，又称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于符合规定条件的案件，设定附J J¨条件和一定期限的考验期，待考验期满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对犯罪嫌疑人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的一种制度。
具体的讲，就是检察机关对于行为己经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附条件和附期限地暂时不予起诉，后根据被不起诉人的表现来决定是否终止诉讼程序。
“’附条件不起诉作为轻罪非犯罪化处理的一种起诉替代措施具有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实现审前程序分流等功能，有利于更好地体现刑罚个别化的刑罚思想和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
首先，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等刑事政策。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透过起诉裁量权运用，使部分罪行较轻的犯罪嫌疑人可尽早脱离刑事司法程序，免于有罪判决宣告，使其不致于因定罪而失去上学或就业的机会和条件，避免遭受前科之烙印，刑事处罚的污点，易于回归社会，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其次，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通过设置考察措施等障碍，从最大程度上防止再犯。
因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间若再行犯罪，将被再行起诉，且考察教育的外部环境，可以促使其谨慎行事，促使其改过自新，因此在防止再犯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再次，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体现了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具有诉讼经济效益价值。
从刑罚目的看，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能迅速地使犯罪嫌疑人从刑事诉讼程序中退出，仅将有必要处罚的犯罪纳入刑事诉讼，以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
论刑事诉讼中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作者：马丽霞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27期【摘要】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并对其做了明文规定，有效地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在规定中不免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适用条件和范围、制度设置等，因此，文章针对相关的问题提出了建议，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问题；完善中国不起诉制度的产生和演变，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而且在制度的形成上，从免予起诉到不起诉，无论从立法和理论研究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中，都有一个认识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历史上在严刑的前提下因时而赦的思想、宽严相济思想、严格的控告受理制度，是我国不起诉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基石；新中国建国前后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刑事政策，是中国不起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拙。
1956年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规定了免予起诉制度，1996年3月刑诉法修正案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扩大了不起诉的范围。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并被我国法律明文确定，《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我国立法中没有相关的明文规定。
不起诉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分类，其中包括法定不起诉和裁量不起诉、无条件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全部不起诉和部分不起诉、检察机关做出的不起诉与其他专门机关做出的不起诉等等。
本文主要是针对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的附条件不起诉加以论述。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概述附条件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对符合提起公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综合其犯罪事实和人身危险性，认为暂时不提起公诉适当并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暂时不予起诉而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履行一定的义务，若犯罪嫌疑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就不再对其提起公诉的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能写入新刑事诉讼法有其合理之处。
首先，在理论方面，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通过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打破了起诉法定主义的绝对，同时丰富了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格局。
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今天,各种形式的犯罪呈逐年上升的势头,而与之相对应的司法资源则相对有限。
而另一方面,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我国现行公诉制度基本上还是定位在起诉法定主义层面,对于体现起诉便宜主义的相对不起诉,上级检察机关又有着严格的比例控制。
在此背景下,全国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被提起公诉,而被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约占60%,其中80%以上被判处监禁刑,致使监狱处处人满为患,且监禁的种种弊端往往导致重犯率逐年升高。
[1],施行特定情形下的非罪化处理,实现社会纠纷的多元解决,应是探索新的司法管理机制的一个方向。
与此同时,转型时期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主体低龄化、类型多样化等新的特点,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予以极大关注。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对未成年人轻微犯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已成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
针对这一状况,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借少年公诉制度改革之机,率先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暂缓起诉并开始了漫长的探索;到2000年,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被宣布为该市的试点院之后,便拉开了暂缓起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探索之路。
尤其是2003年1月7日,南京浦口区检察院对南京某大学2000级计算机系学生王某涉嫌盗窃一案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不仅在社会各界产生了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法学界的激烈争论。
赞成者认为,附条件不起诉符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节约了诉讼成本,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三项重点工作”的要求,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反对者则认为,附条件不起诉是游离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外的“违法实验”,侵犯了法院的定罪权,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应当禁止推行。
尽管如此,基于附条件不起诉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强力推动下,全国大约有19个省市200余个基层检察机关开展过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
刑事诉讼法175条对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程序性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75条规定了对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的决定程序性规定。
该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向人民检察院移送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但是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性规定。
这些规定包括以下内容：一、针对案件的收集、审查、核实等工作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必须充分收集、审查、核实涉案事实及相关证据。
这一过程一般会包括以下工作：1.审查案件材料：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提交的案卷材料进行审查，并认真阅读相关的调查笔录、证据材料、鉴定检验报告等。
2.现场勘验：对于需要现场勘验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派遣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勘验，并了解案件相关情况。
3.收集证据：在审查案件时，人民检察院应当主动收集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
4.会同相关部门：在调查审查过程中，如有必要，人民检察院可以会同公安机关、司法鉴定机构、医院等部门协助进行调查。
二、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申辩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通知被害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听取他们对案件事实、证据的意见和申辩意见，并根据其提出的申辩意见进行审查、核实和鉴定。
这一程序性规定确保了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三、征求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对于涉及重大犯罪的案件，应当将案件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并征求上级检察院的意见。
这一程序性规定可以确保对于重大犯罪案件的审查能够得到审慎、细致、透彻的处理，避免滥用职权、私下协商的情况出现。
四、出具书面决定，并通知当事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应当及时出具书面决定，并通知涉案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
书面决定应当明确决定的事由、依据、程序和结果等内容，并告知当事人其依据法律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综上所述，刑事诉讼法第175条规定了对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的决定程序性规定。
这些规定包括了案件的收集、审查、核实等工作，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申辩，征求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以及出具书面决定并通知当事人等内容。
附条件不起诉相关问题的分析（最新）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理论阐释附条件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认为暂时不提起公诉将其放至社会进行帮教考察并确认不再危害社会，暂时不予起诉，而是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的义务，如犯罪嫌疑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表现良好，再无违法犯罪事实，则不再对其进行起诉，诉讼程序随之终止；反之，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规定的义务，检察机关就要对其进行起诉，请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各国刑事司法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项新兴制度，在各国的刑事法律中有所规定，比如德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日本的“起诉犹豫制度”、美国的“延缓起诉制度”，等等。
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犯罪的情节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被告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
此外，丹麦、法国、荷兰、英国、美国、挪威、韩国等国家立法都有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减少诉讼压力、提高诉讼效率、有效预防犯罪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果，并有助于非刑罚化、个别化的方式改造轻微刑事犯罪嫌疑人，使其顺利回归社会。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附条件不起诉的行使主体是检察机关。
附条件不起诉只能由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作出，因而其行使主体只能是行使国家公诉权的检察机关，其他任何机关、单位均无法替代。
第二，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具有特定性。
附条件不起诉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犯罪类型，其只适用于未成年人侵犯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且有悔罪表现的案件。
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程序参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主要涉及到检察官主导下的四方主体的地位博弈。
1.法院同意
盖因对于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裁量主义所持的立场不同,域外对于检察官所作附条件不起诉是否需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解释论和立法例上存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在解释论上,肯定说认为:一方面,由于附条件不起诉对于被告人附加了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实体上的处分”,具有非正式刑罚的色彩,属于法官的权限范畴,因此,检察官所做的附条件不起诉需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否则即违反了法官保留原则。
[1]另一方面,“允许法官介入审查,可提供对检察官的权力行使和被告之辩护人的效率予以监督和检视的机会,不仅可促使检察官公开其卷证,维护被告取得资讯之平等地位,而且可担保各种可能适用的刑法条款,充分的受到讨论,最大限度的防免检察官职权处分过程中所掩饰之不确定性。
”[2]
对此,否定说则认为,其一,自权利的性质言,在当事人进行原则的诉讼构造下,检察官之裁量不起诉,乃当事人一方所为之放弃诉讼的意思表示,性质上自然无庸取得法院之同意;其二,自条件的内容言,并未僭越法官的裁判权。
回复损害型是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和支付财产或向公库缴纳一定值金额等,属民事或公法上填补损害或归还不当得利之性质,并非刑事制裁,乃具刑事程序中回复损害之
调解色彩,故在被告同意的前提下,自然不存在违反法官保留原则的问题。
社区服务型,是在采取开放性,不涉及拘束人身自由的前提下,被告出于自愿,向指定公共团体或社区提供义务服务,非属于刑事制裁或保安处分,也不存在违反法官保留原则的问题。
保护观察型,也是在人身自由未受限制的前提下,为保护被害人安全或预防再犯之目的,被告自愿完成戒隐或精神治疗或遵守检察官指示之事项,自然也不存在违反法官保留原则问题。
”至于如何担保被不起诉人真正出于自愿,则可通过犯罪事实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原则、救济机制的保障和辩护人的辅助等正当程序来保障落实。
其三,自审查后果言,一方面,如法院介入审查之结果,不同意检察官裁量不起诉,而迫使检察官追诉被告时,此将造成法院之纠问化,其后要法官进行一个公平的审判是有困难的;另一方面,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设计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轻法院的负担,再烦劳法院审查,要么使制度设计值目的落空,要么法院为图减轻审理案件之负担,从而使审查流于形式。
其四,自监督的渠道言,监督制衡检察官起诉裁量的滥用,仍可通过其他途径为之,并非专靠法院的审查不可”
[3]
解释论上对立观点投射到制度层面,也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例,德国刑事诉讼法持肯定态度,要求检察官所作附条件不起诉必须经法院的同意。
[4]
了检察官独立的裁量权。
美国检察官也几乎拥有绝对的裁量权,原则上并不接受司法审查,只能在考验期间临近届满前,法院方可基
于被不起诉人的指控,对于检察官与被不起诉人签订条件是否具有强制性进行事后救济性审查。
[5]我国尽管秉持着起诉法定主义的基本立场,然或许基于我国检察官的法律监督部门的宪法地位和客观真实之义务存在,加之审判中心主义的不彻底和对审前程
序的倚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持否定态度。
2.被不起诉人同意
就附条件不起诉,各国无论在立法例还是解释论上几乎无一例
外的要求被不起诉人同意。
[6],就权利保障角度言,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接受附条件不起诉,虽然没有被贴上罪犯的标签,但也并非绝对有利。
如若犯罪嫌疑人原本无罪,而受到了不实指控,至少被剥夺或限制了作出绝对不起诉或者无罪判决的机会,更何况在附条件不起诉期间,检察官不但施加强制命令和行为规则,还保
留了起诉权。
当然,为防免这里的“同意”变成“被同意”,实践中应有充分的程序保障。
事实上,这里的“被同意”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因为即便“被同意”了,事后也拥有绝对的“反悔”的机会,完全可以通过不履行条件而重新选择接受审判。
3.被害人同意
以保护被害人为出发点的理念,已经逐步进驻刑事法律规范中,不仅量刑规则中必须实际考量犯罪人是否对被害人加以补偿,在程序法上,更要求在制度设计上能够够体现被害人的这种程序主体地位。
一方面,可以防免其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后,被排斥在程序之外,而再次受到情感和物质的损害。
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被害人的感
受,强为附条件不起诉,将徒增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导致不必要的持续上访、信访和申诉。
因此,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设计中,除了前述的检察院、被不起诉人、法院外,被害人的程序参与也不可或缺。
实践中有两种不同做法:一是“事前同意”模式,即检察官在为附条件不起诉时,应征得被害人的同意。
因为被害人对于司法正义之实现具有强烈的感受与评价,在检察官为裁量的过程中,如欠缺
适当的参与与沟通,其被害情感无法疏通,自然对整个司法产生不
合作或不信任的态度,其后的再议与交付审判也不免层出不穷。
因此,程序设计中应为被不起诉人与被害人之间达成和解搭建一有效的沟通平台,并基于“回复损害”的基本要求,积极的促成双方达成谅解。
一方面,从协助被害人的观点出发,致力于帮助被害人向被不起诉人表达所遭受的物质或精神上的损害,且有机会要求被不起诉人作出道歉与提出补偿,并协助被害人从中学习原谅,学习从犯罪
阴影中走出。
另一方面,通过沟通对话机制,促使被不起诉人了解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他人的损害与痛苦,促使其反省与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并藉此机会向被害人解释、道歉或补偿。
因此,可以说,通过沟通对话,不仅可以协助被害人从心灵上沉重的被害负担中解放,也有助于提升被不起诉人的内在自省。
[7],检察官一般不能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即附条件不起诉还以被不起诉人是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为前提条件。
当然,一旦被害人已经先行和犯罪嫌疑人达成和解,后又反悔,出尔反尔的,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地位
和权利的安定性,此不同意应为无效,以避免犯罪嫌疑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二是“事后救济”模式,即检察官在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时,无需征得被害人同意,但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以后,赋予与自己利益攸关的被害人事后救济的机会。
“事前同意”的做法,固然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但恐将导致附条件不起诉为被害人利益所“绑架”。
籍此,在当事人主义的话语体系下,基于附条件不起诉乃属于检察官的处分权的范畴,为防免这种权利不因被害人的程序参与而受到过度限制,这种参与通常不是积极的“事前同意”,而是消极的“事后救济”。
目前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均采此立场,即检察官为不起诉裁定虽不以被害人同意为条件,但在实践中应征询被害人之意见,并给与其适当的陈述或救济机会。
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告诉人的申请检察审查会提起公诉和提起准起诉的权利。
[8],但基于“法院同意”的前置程序,不再允许被害人启动强制起诉程序。
[9]
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告诉人或被害人声请再议或交付审
[10]
三条第四款则规定:“遇有告诉人或被害人之案件,检察官为缓起诉处分前,就缓起诉处分期间及指定被告遵守或履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二第一项各款所列事项,应先征询告诉人或被害人之意见”,此即表明检察官与裁量过程中,应尽可能与被害人或告诉人参与或表达意见之机会。
[11]
注释:
[1]刘磊:《慎行缓起诉制度》,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陈运财:《缓起诉制度之研究》,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2年第35期。
[3]可参见美国辩诉交易不易由法院介入的理由:see.w.r lafave &j.h.isreal,criminal procedure, p928-929, 2d.ed.1992.有关监督的渠道,详见本文后面部分。
[4]当然,此处法院同意,虽然也有部分理由是防止检察官滥权
的目的,不过此项同意要件与令状原则不可混为一谈,因为裁量不
起诉乃国家机关终止对被告进行追诉所为之消极性处分,与侦查机关通过法院事前审查以取得令状对关系人施以不利益处分之积极
作为有别。
[5]see, e.g., united states v. hicks, 693 f.2d 32, 33 (5th
cir. 1982), cert. denied, 459 u.s. 1220(1983).
[6]当然,这里的“同意”也存有不同的立法例,德国的“同意”最为彻底,包括对不起诉决定的同意和所附条件的同意。
我国台湾地区基于不起诉的权利乃属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之当然内容,仅限于所附条件的同意,以弱化这种条件的“强制力”,我国的的立法则采用“消极同意”说,即犯罪嫌疑人事后一旦不同意,检察院就应作出起诉的决定。
[7]王皇玉:《刑事追诉理念的转变与缓起诉》,载《月旦法学杂
志》2005年第4期。
[8]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62、268条。
准起诉程序仅限于刑法第193—196条职务犯罪和破坏活动防止法第45条等特定类型的犯罪。
至于其他类型的犯罪,则通过申请检察审查会建议提起公诉。
[9]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72、175条。
[10]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56、258条。
[11]吴伟豪、陈运财:《缓起诉制度实务运作状况之检讨》,载《东海大学法学研究》2003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