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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一、中心论点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简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其《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代表作还有《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
内容简介：在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编辑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面存在缺陷，过分强调集市作用而忽视了宗族、宗教等文化纽带，村庄研究模式则过分强调村庄封闭性而忽视了跨村庄组织的作用，所以村庄和市场都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在这一既有研究基础之上，杜赞奇借用文化象征概念，创造了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
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权威体现在由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组织体系”包括市场、宗族、宗教、水利控制等方面形成的组织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象征规范”即文化网络中的“文化”，是指扎根于各种组织与关系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规范，包括宗教信仰、相互间的感情、亲戚纽带以及是非标准等。
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本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变迁之中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作者：陈艳来源：《科教导刊》2010年第05期摘要进入20世纪以后,我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直到建国前,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促使了农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变迁。
本文着力于分析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在晚清与民国时期的不同表现,以及产生这种关系变迁的原因,对我国国家政权建设带来的启发。
关键词国家与乡村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清朝后期,国势衰微。
曾经的帝国在领导者的骄傲无知与帝国主义的扩张中渐渐腐化消逝。
势不可挡的现代化浪潮湮没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就连偏远的山村也没有逃脱,传统的乡村生活被瓦解。
而这种瓦解不仅是形式上规模的瓦解,而是迁至维护传统统治的文化仪式的瓦解。
李远行教授曾提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三条纽带分别是市场,宗族与权力的文化网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市场共同体、国家与宗族共同体、国家与村落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这种提法源自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制度》、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三本书中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
这种提法为我们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理论视角。
李怀印在《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河北省获鹿县历史档案进行分析,探讨19世纪晚期以及20世纪早期中国的乡村治理。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传统封建帝制的村社服务和田赋征收方面的一些内生性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
第二部分探讨1900年后由于实施全国性的行政制度及现代化措施而在乡村中发生的变化,据此考察国家政权对乡村渗透的实际效果。
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在不断变迁的历史情境中,“村治”由传统的内生性秩序逐步转向外在的强制性秩序。
在此变迁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家与乡村关系,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李怀印通过赋税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实际征收,以及在征收过程中体现的县官、士绅精英,与乡民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的。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POWER，ANDTHESTATE——RURALNORTH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的精心力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
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读全书，本人有以下几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力图考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概念构架下，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被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耸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书报告本书作者——杜赞奇，是一位印度裔的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
本书曾先后荣获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本书所引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
《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
除《惯调》材料外，杜赞奇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材料和一些中文材料。
这些中文材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在中国特定的时空和历史条件下，从立足于农村的微观角度分析和阐释了国家政权现代化过程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宏观课题。
本书旨在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而要弄清国家权力扩张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变革过程，首先得分析国家原有的权力组织与结构。
在乡村社会中，权力更突出的体现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网络之中。
所以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就详细阐述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第二、四、五、六章分别从“经纪”制、宗族、宗教和庇护等不同角度来证明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建立自己的权威。
而第三章主要探讨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必然结果——国家政权内卷化。
第七章分析了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并探讨了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
第八章着重考察了国家政权深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财富、地位、影响力这些因素与村庄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体上看，全书采用总分和递进两种逻辑结构相结合的方式。
如：在解释“文化网络”一词时，第一章为总述，而后几章则是通过宗族、宗教等不同方面来阐述“文化网络”在华北乡村中的作用，即分述的方式来组织的。
变迁之中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清朝后期,国势衰微。
曾经的帝国在领导者的骄傲无知与帝国主义的扩张中渐渐腐化消逝。
势不可挡的现代化浪潮湮没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就连偏远的山村也没有逃脱,传统的乡村生活被瓦解。
而这种瓦解不仅是形式上规模的瓦解,而是迁至维护传统统治的文化仪式的瓦解。
李远行教授曾提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三条纽带分别是市场,宗族与权力的文化网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市场共同体、国家与宗族共同体、国家与村落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这种提法源自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制度》、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三本书中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
这种提法为我们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理论视角。
李怀印在《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河北省获鹿县历史档案进行分析,探讨19世纪晚期以及20世纪早期中国的乡村治理。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传统封建帝制的村社服务和田赋征收方面的一些内生性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
第二部分探讨1900年后由于实施全国性的行政制度及现代化措施而在乡村中发生的变化,据此考1/ 8察国家政权对乡村渗透的实际效果。
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在不断变迁的历史情境中,“村治”由传统的内生性秩序逐步转向外在的强制性秩序。
在此变迁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家与乡村关系,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李怀印通过赋税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实际征收,以及在征收过程中体现的县官、士绅精英,与乡民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的。
1 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关系1.1 帝制时期我国传统的封建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皇权不下县”,那么地方村社是靠什么来进行统治呢?从费老的《乡土中国》中,我们知道,我国的地方农村是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社会,而社会秩序的维持则是靠礼治。
依靠礼治秩序维持的地方村社唯一与国家发生联系的就是赋税与诉讼。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杨红运［摘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内卷化”范式，“国家与精英合作”范式。
由于所使用的研究范式的不同，学者们的论述存在较大分歧。
就保甲推行后对国家和乡村的关系而言，这些论述又可分为严密控制论、不能控制论和有限控制论三种主张。
梳理和评析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范式，不仅是推进民国保甲制度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有助于理解民国乡村政治史的学术脉络。
［关键词］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13）06－133－06〔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甘宁边区卫生史研究（1937－1945）》（编号：11XDJ001）与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研究》（编号：13CZS037）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3－08－22［作者简介］杨红运，历史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涉外法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天津300204保甲制度是中国传统王朝控制乡村社会最基本的手段，它滥觞于西周，完备于北宋，明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兴起后，保甲制度一度沉寂。
1927年后，中共领导的乡村革命动摇着国民党政权的基层统治。
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乡村社会秩序的动荡，国民党政权又一次诉诸于保甲制度。
随着前两次“围剿”红军的失败，蒋介石采纳了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遂于1931年6月在江西修水等43县试办保甲，随后，他又将保甲制度推广至鄂豫皖等“剿匪区”。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这进一步引起了蒋介石对保甲制度的重视。
于是，保甲制度被推广至江苏、湖南、福建等13个省及平津二市，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最力、实行时间最长的基层政权组织。
〔1〕关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以来，就已经开始。
·学者对谈·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罗红光 杜赞奇对谈者 ： 罗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化人类学博士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东方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历史学家组织/策划：罗红光摄 影：《对谈》工作组时 间：2000 年10 月21 日罗红光(以下简称罗)：当我们讨论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时，要涉及到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东方学或称东方主义(Orientalism) 。
这里，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有马克思、马克斯·韦伯，还有满铁调查等。
关于满铁调查的背景，我看了一下，里面也有韦伯的一些痕迹。
另外曾经对中国产生影响的还有魏特夫( K. Wittfogel ，1957) 关于水利社会的研究，弗里德曼(M.Freedman ，1966) 关于宗族的研究，施坚亚(Skinner ，G. William ，1977) 的市场圈研究、奎恩( PaulA. Cohen ，1984) 以及萨依德( E. Said ，1993) 的研究。
这些研究比较清晰地反映出西方人是如何审视东方、审视中国社会的，他们或者是从权力制度，或者是从意识形态，或者从我们正在讨论的现代性等方面来切入论题。
最近国内文学界和思想界对萨依德有些讨论。
其中的一个焦点是关于中国内部的视角如何体现出来的问题。
人们原来对这个世界(中国历史) 的评价总是：“西方的冲激”，然后才有“东方的反应”，即中国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
我想，关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讨论的大背景就是这样的。
下面我想提一个问题，在你撰写早期著作，像Cul t ure ， Power and the S tate 等等的时候，你所面临的美国的学术背景是怎么样的? 能不能给我们先简单地勾勒一下。
杜赞奇(以下简称杜)：呵，你提的是我的背景，学术背景方面的问题。
这个我本来是在印度开始研究中国历史的，那时候我已经对农民社会有兴趣。
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内容摘要】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主要探究了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来阐述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乡村社会；关系《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是杜赞奇的成名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作者通过对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所编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的研究，以个案的方式对华北六个村庄进行详尽的分析，展现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图景。
一、本书的主旨本书探讨的主题，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一书致力于探讨社会变迁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上来说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而很大程度上这一整体性是借由“权力的文化网络”来实现的。
作者将研究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各种关于华北乡村中的权力因素都纳入了“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予以考察，认为晚清及民国政府未能有效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忽视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作用，强行扩张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一）对两个中心概念的诠释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也是贯穿于全书的两条主线。
这两个概念都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充分地理解了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对于读者把握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将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指标有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
晚清及民国政府为此在“现代化”道路上展开了一系列政权扩张动作。
这必然导致国家政权不断向基层延伸，加强对民间的控制，国家政权希望在官僚机构和乡村社会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权建设”更侧重于理解为国家政权控制力的增长，也可以说是国家政权的完全官僚化。
即国家在乡村政权的官僚化，在广度和深度上加强国家政权的控制力，使之完全官僚化，进而能够直接的有效的控制整个国家。
权力的文化网络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作者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根据作者的分析阐释，即是指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由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构成的框架之中。
“组织体系”，包括市场、宗教、宗族和水利控制等方面形成的组织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象征规范”即是“文化网络”中的“文化”，是指扎根于各种组织与关系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与规范，包括宗教信仰、相互间的感情、亲戚纽带以及是非标准。
这种象征性价值赋于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使它能够成为乡村社会领导权中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
杜赞奇正是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切入点，试图考察20世纪前半期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杜赞奇提炼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实则体现出作者的写作思路，即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反过来再以文化分析的形式，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同时，这一概念也为我们呈现出国家政权力量如何渗透乡村社会的动态景象，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如何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
（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在作者看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相对静止的，然而在晚清及民国政府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又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只是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对立的关系。
（1）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力体系在探讨权力与文化的关系上，作者认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在本质上都具有政治性，这种政治性的符号以及价值观念等赋予乡村社会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
文化网络不只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它更是角逐权力的场所。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是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一个权力体系。
作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时代“皇权不下县”，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相对静止的，这在华北农村与当时清政府的关系上即可窥见出来。
从史料分析来看，传统社会中，国家政权无力真正深入社会底层，就连专制程度最高的明清王朝，也无法克服皇权深入社会基层的一系列“技术性”障碍，地方社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某些自治性。
国家政权只能扩张到县一级，县以下都是由代理人代行部分国家政权的职能，这个代理人阶层就是封建社会的绅士阶层。
晚清时期，国家并没有建立起完全的行政科层制，国家政权的触角只是延伸到县级一层。
这样，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中间出现了断层。
因此，杜赞奇所借用的“经纪体制”便应运而生。
“保护型经纪”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在政府官员面前代表本地的利益，以增进家乡利益和福利为己任，参与乡村中的各种公益事业，制约官府对农民的过分盘剥；另一方面，在农民面前他们又是官府的代言人，参与官府向农民征收田赋和各种杂税。
这种“保护型经纪”并不属于国家行政官僚系统的范围内，因此国家并不能在体制内对其进行控制和约束。
他们之所以能肩负起管理乡村社会、征收国家赋税这些职能，是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财力、地位以及宗族关系等在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中建立起的权威。
当然，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并非两个绝对独立、毫无关联的个体，国家通过承认宗族地位及其作用，在民间的宗教等仪式中引入权力符号，利用在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中塑造权威和权力运作的各种象征及规范对地方社会形成一种软约束力，以期这种软约束力来控制乡村社会，只是这种软约束力要靠在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形成领导地位，充当“保护型经纪”这一角色的地方精英来执行罢了。
（2）国家与乡村社会在国家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后呈现出对立的关系国家政权建设伴随着“国家政权内卷化”。
“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标志着开始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清末“新政”使国家财政更加困难。
晚清政府为强化国家权力，国家政权企图深入乡村社会以榨取更多的财富来支撑“新政”的实施。
因此，田赋、田赋附加以及各种层出不穷的摊款成为农民背负的沉重负担。
在这种背景下，充当保护型经纪人角色的地方精英从此领域中逐渐退出，而随之崛起的以盘剥农民、把持农村公职为主要目的的“赢利型经纪”却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些赢利型经纪人把被用来举办各种新政事业的摊款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中饱私囊了。
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征收正常税外附加的“陋规”，而是想方设法大举侵吞农民的摊款。
杜赞奇通过对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研究，证实了“赢利型经纪”在充当国家政权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中介后，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
这使得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达到了顶点，它预示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只能意味着对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压榨，加剧了乡村社会同国家的对立。
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经纪体制”的恶劣性质，试图通过两条途径铲除之，其一是将下层行政职员官僚化，但并没成功，即使在县一级也未能彻底消除赢利型经纪人的存在，在乡一级更是如此。
因为上层政权根本缺乏控制这些人员贪污中饱的能力，这意味着国家政权的深入蜕化为将赢利型经纪体制推进到社会最下层。
其二是将税收及其他政府职能转嫁到乡村社会领导人身上，企图以此来摆脱对经纪体制的依赖。
然而在作者看来，民国时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已构成对地方权威基础即文化网络的侵蚀，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未能有效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企图以国家政权强力打入乡村社会内部。
而宗教的等级制度、信仰、教义及仪式是构成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因素。
由于宗教在文化网络中发挥着多种作用，因此国家政权的深入造成了对宗教团体不同程度的破坏，使乡村宗教逐渐淡出乡村权力结构。
在没收庙产的过程中不仅遭到道士与和尚的反对，也遭到普遍村民的反对。
庙会的解散不仅削弱了乡村民众和精英之间的联系，也使民众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联系更为疏离。
大多数民众关注日常宗教生活甚于对国家政权建设的陌生理念、行政职务、警察机制和新式学校的关注。
事实上，新生的领导机构并未给村民带来什么现代化的实际利益，相反，他们甚至与村民作对，不断向他们摊派和榨取，带来的更多的是麻烦和损失，这样国家政权建设理念不仅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同，反而使他们对国家更加反感。
三、结语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从相对静止过渡到相对对立。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认为，无论是晚清政府抑或是民国政府都没有成功走上“现代化”道路，他们都忽视了乡村社会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都没有充分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企图以通过政权扩张强力渗透至乡村社会内部，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作者正是通过“国家政权建设”、“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些概念来描绘中国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而论述晚清及民国政府失败的“现代化”尝试，最终得出共产党政权得以成功建立的缘由。
参考文献：1、[美]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2、魏崇辉.权力的文化网络与现代国家的成长——以杜赞奇的解说为切入点[J] .长江论坛，2009. 4期，总第97期3、李恭忠.“文化”的视野及其它：重读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J]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第25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