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课程相关资料从1949年至1978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基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我国建立和不断强化的是一种政治导向型政府管理模式。

其主要特征为。

执政党和政府以政治为本，一切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实现理想社会主义这一政治目标。

基于此政治取向，执政党和政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动群众性阶级斗争运动作为治国的主要形式．以党政一体化高度集权为体制基础，以强制性管制为主要管理手段，以权力单一中心和权力运行单向度为治理机制，以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政治表现作为任用和评价官员的主要标准。

这种政府管理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基于整体的视角和中长期时段的考察，它却是经济与社会走向衰退的根源。

三．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与转型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中，长期存在着重视政府，轻视个人的倾向。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后我们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政府表现出十足的“全能政府”的形象。

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制定到落实实施和具体执行，从人、财、物各个方面管理，均是通过各级行政组织和带有行政级别、行政职能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组织，一竿子插到底，进行全方位、无巨细的包揽。

政府高度集权使其成为全社会最大的雇主，政治和行政权力几乎垄断和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

政府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经济社会问题，而经济社会问题又往往容易转化成政治问题，以至于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习惯于社会生活的政治化、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从个人来讲，人们每当有什么纠纷或者矛盾，就习惯于找组织，找上级领导干部，而不去求助于法律，政府则不得不予以解决，这样就容易陷入大量的琐碎繁杂的事务中去，由此导致了政府机构的不断庞大；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直接卷入了经济活动，既当经济仲裁员又亲身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又给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培育了温床。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李永志08政本二班学号：200833010219）1949年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演变成“强国家─弱社会”模式。

改革开放使这一模式在经济领域有了重大改变，但国家并未积极推动社会自主能力的提高，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充分有效的联结组织来表达社会的利益、减缓国家对个人的直接压力，现有的许多社会团体不过是行政性组织的变种。

今后中国社会的自主能力需要不断提高，应当落实公民的“结社权利”和“出版权利”，建设民主制度，构筑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改革开放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1949年之后，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发生了不同于数千年历史的根本性变化，开始了“国家改造社会”的运动，致使国家权力比先前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具渗透性和覆盖性。

通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人民公社化”等措施，打破了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在实行国有化、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逐步把农村的经济组织政治化，政治权力扩充至以前从未被国家触及到的村庄之中，从而把广大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管理的框架之中。

对于两千年来未有重大变化的中国农村来说，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无疑是一场彻底的政治重建工程。

首先，合作化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一种新型的超家族权威取代了传统的负责村社公共事务的自发组织，以动员村民从事集体行动。

其次，“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国家的政治权力进一步延伸到对农民家庭的严密控制。

这样，农村在生产、生活上长期的自然状态被有计划的管理控制所取代。

对粮食的“统购统销”进一步限制了市场和货币的使用范围，使国家可以通过价格“剪刀差”把资源从农村转移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中。

这样，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演变成了执行以党的意志体现出来的国家意志的工具。

经过对社会的“拯救、领导、限制、改造、规划”，国家变得无所不在，无往不胜，而社会则成为一个虚拟、抽象的符号，从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呈现为极端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

新形势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起政府与社会，很多人会想起“政府是社会的长子”这句话，因为它基本说明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即：政府来源于社会；政府在拥有社会赋予的权力的同时，对社会负有一定的义务；政府的行为可能与社会的期望存在一定的差距；政府的行为对社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政治学认为，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政府的行为就是国家的行为。

政府是社会的产物。

一、新公共管理概述（一）新公共管理的概念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

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第一，政府的管理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

第二，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

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

第三，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Ｅ，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第四，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

二、我国传统的政府——社会关系存在的问题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是由政府对一切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等级性的行政联系通过各种形式的单位以及农村组织渗透到整个社会，社会组织实质上承担着国家行政机关的部分功能，成为一级政权的附属物。

社会与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摘要：本文首先指出，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中的“社会”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国家”是对社会作出政治安排的权力系统，并对两者互构的法理机制和解释机制，做了简要论述。

接着，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对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法理机制和解释机制的变化和新情况做了分析。

指出：如果要实现“权”归于国家，那么就必须确保“利”归于社会。

指出：制度性行动与非制度性行动的互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原有的制度性行动规则面临巨大挑战。

本文第四部分指出，社会建设主要可以从更加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更加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两个方面调节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国家、法理机制、解释机制、社会建设 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我国社会学关于社会转型研究的重大议题，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极化现象，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组织变革与单位制演变，社会信任危机与社会资本流失，社区重建，城市化与非农化，农村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保障，等等，无不涉及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显然，社会转型本身就是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调整和转变过程。

这一过程，在社会互构论看来，就是一种“社会型塑国家、国家也型塑社会”的两者交互建塑过程。

正是这一过程，既更新、构建了社会，也更新、构建了国家。

这样的过程，在我们看来，既是社会建设--广义的和狭义的社会建设--的过程，也是社会建设发挥自己调节作用的过程。

一、社会、国家及其互构机制 那么，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国家？ 马克思指出，“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

这里的所有者权力与政治权力，分别表现了社会与国家的根本性特征。

社会是各个财产所有者的权益的集合体或利益的共同体，国家则是对个人及其群体的权益做出政治性安排的权力系统。

景跃进：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关键字：领导乡镇国家关系政治自治社会村民组织社会关系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从基层实践看中国政治的特点景跃进【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749】【字号：大中小】“国家与社会关系”与“党政关系”是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广为人们运用的两对概念。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两对概念或范畴所揭示的社会-政治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我们思考和运用这两对范畴具有什么意义？就此一主题而论，文章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

不过笔者讨论的进路是具体的，确切点说，这一讨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政治的背景。

文章首先反思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运用脉络，其次围绕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两委“一肩挑”现象，解析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注：本文的观点最先发表在拙著《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和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一书。

2004年5月曾作为会议论文提交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政治与政党发展”研讨会。

此次在杂志上发表，笔者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

一、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既有反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消退，“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普遍采用的一个分析术语（注：这一范畴首先是通过市民社会的讨论而引入学界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的一系列专题文章在大陆学界开启了这一学术话语。

从理论上说，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一种特定型式，关于它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的争论。

不仅如此，有的学者对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是否适合于中国也提出相应的疑问。

对此，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尽管如此，随着自由主义著作在国内的大量引介和影响日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畴越来越为人们普遍接受。

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第12期。

黄宗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载于甘阳主编、哈贝玛斯等著《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

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篇一：2015年春《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作业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简答题1. 简述政府发展的基本内涵，并以此为理论基点谈谈我国政府改革的成就与发展方向（第十章）答：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方向是国家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推行的旨在调整国家政治关系和政治结构，完善各项政治制定的变革。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对结构的调整。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上政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第三、政府发展上政府工作报告本身沿着一定方向运作，国家权力及国家权力机关逐步过渡到和谐化、高效化、职能化和现代化。

我国政府改革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政府机构得到精简、高效，政府职能得以转变，政府人事选拨任命和决策逐渐公化、民主化，政府行为益法律化，随着行政审批改革推进，政府权力日益分散到经济与社会领域，公民各种权利逐渐得到了体制认真可和法律保障。

2. 简述当代中国民主发展中的“政治吸纳”现象，并谈谈你对该现象的看法。

（第十章）答：政治吸纳是政治体系基于功能实现而对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为政治体系的社会吸纳功能。

第一，政治吸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现国家意志的行为，国家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第二，政治吸纳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政治体系进行的政治资源配置。

第三，政治吸纳的主体是政治体系，对象则与政治排斥的对象有关。

第四，政治吸纳是一种制度化的吸纳，不存在非制度化的政治吸纳。

3. 简述村民自治的意义和困境，你觉得村民自治有前途吗？（第九章）答：村民自治的开展和发展对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基层民主，带动其他民主进程具有重要意义：1、维持农村稳定；2、促进基层民主建设；3、启示了中国其他民主进程的开展。

村民自治的困境：1、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紧张；2、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侵犯；3、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

我觉得村民自治有前途，因为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的广大农村的实践方式，是指村民通过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浅析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前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过去五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充分地验证了党的十七大这一重要判断。

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世界角度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互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相互影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入。

可以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不仅影响中国的命运，也关乎世界的未来。

一．世界的变化纵观当今世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世界各国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存也越来越深入。

冷战时期，世界被一堵堵有形和无形的墙隔离着，即使鸡犬相闻，也仿佛老死不相往来。

中国和苏联互为最大邻国，拥有世界最长的共同边界，但是相互人员往来稀少，60年代贸易额一度连5000万美元都不到。

苏联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两国贸易额最低时不足1亿美元。

如今，世界则被一张张有形无形的网连接着。

世界日益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

据称，互联网连着全球40亿人口和500亿台电子设备，每年发送90万亿封电子邮件，进行着2万亿笔电子交易。

人们虽然远隔万里，但是一上网，就感觉“天涯若比邻”。

联系和交往的密切也使得各国的利益更加交融交汇，真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一生病，全世界都跟着吃药，为什么整个欧洲乃至国际社会都在全力帮助希腊克服债务危机，为什么各国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核扩散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

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再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单打独斗，独善其身。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别无选择。

必须抛弃你上我下的“翘翘板”思维，必须停止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必须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建立适应时代变化的新型国家关系。

总之，相互依存是当前国际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最根本区别，也将决定今后国际关系的演变方向。

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公共服务和更好社会治理 2011年12月26日 12:32:02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摘要] 在历史过程和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大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合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我们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

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独特症候和趋势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张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议题。

作为一笔珍贵遗产和深厚资源，这一理念继续启迪我们的智慧，应对来自实际的各种挑战。

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

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

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公共服务创新与更好社会治理，都可以感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的深厚底蕴。

[关键词] “国家—社会”；社会资源配置；创新公共服务与更好社会治理在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表达了“国家—社会”融合一体的政治理想，也蕴含了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我们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

“中国经验”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一理念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为“中国经验”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养分，也启迪了我们的智慧以破解“国家—社会”的现实谜题。

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有一个贯穿性的甚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构建“国家—社会”新型关系进行的实践探索。

一、“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社会30多年的快速转型和变迁过程，一个个奇特轨迹、一幅幅亮丽篇章的不断滚动和凝结，汇成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图景。

对于以往的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既有知识库存，“中国经验”的确是未能预见的、想象的、陌生的经验，她可能引发了一些不安和排异的反应，同时也激起了各种新鲜感受和浓厚兴趣。

国家与社会关系论文摘要：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乡村研究领域的运用可以划分为三种范式：一是国家与社会界分和互动所形成的普适性理念；二是国家政权建设的特定内涵框架；三是国家与社会交汇的一些研究新取向。

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检视和反思，可以发现三种范式的发展脉络深植于当前乡村政治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学术研究场域内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关系；乡村研究；市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一、问题的提出国家是一个具有权力强制力和政治资本的特殊组织，而社会则是一个具有内在约束力的生产、生活组织共同体，二者不仅是人类的基本组织形式，亦是人们获取秩序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认识视角，但将二者勾连成为一种具有特定理论内涵兼具元理论性质的分析范式，却来源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脉络。

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个人从身份制的、血缘或地缘性的共同体获得解放；在旧的共同体瓦解的基础上，取而代之的是直接以个人（市民）为基本单位的新的社会结合形式；这样的结合形式一方面表现为统治直接及于个人的国民国家，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个人的自由结合而形成、自立于国家或能够与国家相对抗的市民社会”[1]（p.91）使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提出，作为一种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模式，其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并通过海外中国研究逐步影响了我国社会科学。

20世纪以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开始发生重大转折，柯文、列文森等著名汉学家的中国研究范式从机械式的“回应-冲击”转化为“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中国”，开始运用“国家与社会”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结构变迁，在理论和方法上起到了范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逐步学习、借鉴并运用这一理论来研究当代我国的“国家与社会”。

自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被引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视野以来，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多领域、多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70年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内在逻辑及启示1. 引言1.1 新中国成立70年的特殊意义新中国成立70年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在这70年里，中国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包括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稳定、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在了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

新中国成立70年的特殊意义还体现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上。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演变，城乡差距逐渐缩小，社会公平问题逐渐解决。

这些变迁不仅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为新时代的国家—社会关系构建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2000字】1.2 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重要性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彰显。

国家—社会关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国家发展的动力。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与转变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

通过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和引导，促进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演变也逐渐由单向指导转变为互动共建，有效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城乡差距的缩小与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也凸显了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发展成就中，国家—社会关系的深刻内在逻辑得以体现。

国家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强化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共享共建。

这种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基础。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国家—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将继续拓展和深化，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了，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之力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巨大冲击，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尤以美国为最，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世界的积极影响和贡献举世公认，中国经济在这20多年里持续、稳定、健康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自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其影响遍及世界。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中国的丝绸茶叶可谓是闻名于世，源源不断的流向于其他国家。

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因为没有合适的商品输入到中国，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在国际贸易往来中，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而他们处于贸易逆差。

白银资本远远不断流入中国，可是说当时中国引领着全球的白银资本流动。

如果同学们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本书叫做《白银资本——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是加拿大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写的。

可以说那个时候中国需要资本，西方国家需要商品。

随后在马可波罗游行记的描述之下，在充满着对黄金贪婪之情刺激之下，西方国家开始开辟新航路。

15世纪随着新航路开通之后，西方国家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对外也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

而同期的中国选择了什么道路啊。

对了，非常好，这个时候中国则关起了大门，开始闭关锁国，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因此越拉越大，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长达100年的屈辱历史。

直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才开始真正的站了起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们作出了改革开放这样伟大的决定。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奉行不结盟政策，不与任何国家结盟，包括当时的苏联。

对外开放，也让中国日益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

可以说现在这个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科技迅猛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世界可以说已经融为一个大整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