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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ht名词解释1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地域,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有可能是填空)2文类学:是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民族文学形式的种类,类型以及文学风格进行的比较研究,属于文学批评的一支.3主题学:发轫于19世纪德国的民俗学研究,既属于影响研究,也属于平行研究.其强调的是不同语言,民族,时代的不同,作家对于同一主题(包括主题,题材,情境,人物,意象,套话)的不同处理.4母题: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诸如生,离,死,别,喜,怒,哀,乐,时间,空间,季节,海洋,山脉,黑夜等等5题材研究:通常指构成一个完整故事或情节的素材,比较文学中指研究不同语言,民族,时代的作家对于相同题材的不同处理.如大洪水神话,人蛇恋.6情境研究:文学中常见的特定情境(三角恋,人鬼恋,不相识的父子之战)以及不同作家对于基本情境的不同处理研究(爱情与职责,道德,伦理等)7意象研究:指某一民族,国家中某种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形式或文化形象.8译介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异质文学的翻译互动研究.(探寻翻译及其翻译以后)9形象学:是指在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诸如”晚清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以及”战后日本文学中的美国形象”.10社会集体想象物:全社会对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做的阐释.11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以文艺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研究领域，着重于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学问。
12历史类型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研究的时空不一，但在美学上有价值，诗学上有共通性文学现象的一门学科。
13文学流派：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具有相近或相同的文学观念，创作倾向，艺术追求和美学风格的作家群体。
14文学思潮：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流行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潮流。
填空1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地域)(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研究.2比较文学的最终目标是(走向世界文学),不是走向大一统.而是世界各民族互相借鉴.3三股大潮是(理论大潮)(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文化研究热潮)4我国比较文学兴起是从(台港)开始的.5 1976年,(古添洪)(陈慧桦)主编的台湾第一本比较文学论文集(<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6率先开展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是旅居国外的一批华裔学者,如(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等人.7 1979年(钱钟书)(<管锥篇>)出版,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开始的标志.8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代表人物:(不吕那介)(戴克斯特)(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卡雷)(基亚)9(教堂山会议)是比较文学发展的转折点10俄苏比较文学复苏的代表人物(维谢洛夫斯基)(日尔蒙斯基)---历史类型学研究11流浪汉小说和十四行诗属于（平行研究）中的（文类学研究）12主题学发展的主要人物是美国的（哈瑞·列文），他是主题学研究的开创者13媒介包括（个人媒介）（团体与环境媒介）（文字材料媒介）14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艾斯卡皮）提出的15形象学的特点与功用是（投射性）（互动性）（跨学科性）16形象学对于对于异国形象描绘的作用：具有（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色彩）17法国的（贝茨）是最早提出形象学任务的人，法国的（巴尔登斯贝格）提供了具体范例，作出重要贡献，认为比较文学应注重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互相诠释，并遵循这一原则写出《法国作家与德国幻想》的是（卡雷）18（莫哈）提出的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形象。
复旦中文系老教授印象记作者：罗银胜来源：《世纪》2020年第02期朱東润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读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真是藏龙卧虎，十几位老教授个个学问高深，身怀绝技。
其中，朱东润先生是我敬仰的教授之一。
“军人死于战场，教师终于讲席”，这是朱东润先生生前经常提及的一句话，也是他治学不辍的真实写照。
朱东润先生崇尚正义，作品总是充沛着激越的爱国主义崇高情怀。
他在《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书结束时说道：“真正的战士，必然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或者死亡。
”他说的寓意是极其令人深思的，而且真正做到身体力行。
朱东润是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
他是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我1980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当年9月初中文系召开迎新会，身为名誉系主任的朱东润先生，也莅临会场，向一群乳臭未干的学子训话。
他一身素雅的夏布装，留着短发，戴一副玳瑁眼镜，严肃端庄……记得朱东润先生训话的主旨无外乎“我们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不是中文系所能培养的”。
他老人家的一番话，给在座沉浸于“作家梦”的同学们，无异当头一棒！多年后，每当回想这一情形，不能不承认，朱东润先生的话是对的，他深谙文学的真谛。
经院学习固然重要，但作家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经验的积累。
1960年7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水照，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工作，所里给他指派了一名导师，此人便是学贯中西的钱锺书。
直到1978年，王水照因为要与家人团聚，调离北京，来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
笔者当年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时，王水照先生曾经给我们班级上过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唐宋段，以及选修课《苏轼研究》。
在课堂上，王水照先生经常提及钱锺书的名字。
一次还特意提到钱锺书先生在给他的信中说，“郭朱二老，当代耆硕，学问笃实，亦京华冠盖中所无也。
”他说的“郭朱二老”，就是指朱东润先生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另一位大学者郭绍虞先生。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方向和新领域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最大得益是，既有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精品力著的问世，又有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等前辈专家的身体力行，他们为中国比较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开启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如今，我们已拥有学科理论研究、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文学人类学、形象学、译介学、生态文学批评、宗教与文学关系等多个稳定的传统学术方向和新兴研究领域，其领军人物和活跃在学坛的中青年学者，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中坚力量，预示着我们学科的未来后继有人并发达兴旺。
（一）传统方向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和华人流散文学研究，是我们比较文学复兴时就有的传统研究方向。
1.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文学具有基础性和起始性的意义，钱钟书先生早在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循此，大家渐次深入文化层面，或抉隐钩沉、考辨梳理、还原交流史实，或立足于新文学的发生去考察异国文学资源的变异转化、作出新的诠释和认识等，成果丰硕，人才济济。
若从国别文学之间关系的角度看，有季羡林、郁龙余，赵毅衡、刘海平，孟华、钱林森，卫茂平、杨武能，李明滨、陈建华、汪介之，严绍璗、韦旭升、王晓平和严明等的中印、中英、中法、中德、中俄和中日韩文学关系研究；以及中外文学思潮及相关专题研究，如赵毅衡的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研究，解志熙的中国唯美-颓废主义和存在主义研究，艾晓明、罗钢、罗成琰、李庆本等的中国浪漫主义思潮研究，温儒敏、陈国恩等的中国现实主义研究；孙乃修、尹鸿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孙玉石、吴晓东、尹康庄的中国象征主义思潮研究；戴锦华、孟悦、杨莉馨等的女性主义思潮研究等等。
若从中国文学主体创造角度来梳理、研究外来文学的传播、影响和接受来看,则突出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文学文化关系的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大类，乐黛云、赵瑞蕻、彭定安、王富仁、孙乃修、杨武能、刘海平、孟华、王宁、高旭东等人的研究著作，以及2005年由乐黛云教授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是这方面研究的佼佼者。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
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
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
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
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
……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
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
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
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
”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
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
”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
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
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
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
”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
《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
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
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
”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
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著述中。
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
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
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
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
”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
相遇王先生这两部著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
《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
”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
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
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
《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
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
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
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
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
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
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
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
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
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
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
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著作的研读和阐释中。
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
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
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著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
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著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
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
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
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
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
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
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
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
……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
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
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
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
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
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
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
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
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
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
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
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
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
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
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
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
……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
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
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著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