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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文/陈 宁院校专线清代碑学兴盛原因浅析内容提要：“碑学”是从清乾嘉时期崛起的以“尊碑贬帖”为特征的书学流派。
碑学始于宋代，清中叶以后，由于“馆阁体”的兴盛和历代刻帖的失真，帖学开始衰微，又因清代“文字狱”的大兴，“乾嘉学派”的形成，遂金石考据之学大盛，再逢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各种矛盾叠加，从而引起思想领域的变革，平民意识的觉醒，审美心理的变化。
多种因素交互促使碑派书法兴起并走向兴盛。
“碑学”是清代书法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清代碑学充分体现了书法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使书法艺术摆脱了实用性的束缚，反映了人们对雄强刚阳书风的追求，促进了书法艺术的个性化、人性化，给晚清书坛带来新的活力，成为清代书法艺术的转折点。
关键词：中国书法；碑学；发展阶段；兴盛原因引言：唐宋以来，书法一直以王羲之为正宗，历代书法家大都是在“二王”书风的笼罩下，书法艺术没有新的突破。
明清两代，流行以“方、光、乌”为特色的“馆阁体”，可谓千人一面。
书法艺术江河日下，帖学走进死胡同。
清代中期以来，碑刻书法日益受到重视。
碑学的兴起与发展，代表了清代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成为书法艺术的新转折点。
清代碑学的产生与兴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催化的结果。
本文将理清清代碑学的发展脉络，进一步对清代碑学兴盛的原因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更深入的了解清代碑学。
一、帖学的式微为碑学的兴盛提供了历史机遇（一）客观原因：1．帝王的喜好导致科举制度下的“馆阁体”的兴盛。
满清施行文化专制在书坛反映尤为强烈，使书法艺术成为千篇一律、万字一面的僵化形式。
从清初一直到嘉庆年间，一直是帖学的天下。
康熙、乾隆十分喜爱赵孟和董其昌的书法，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朝廷上下趋之若鹜，书坛为凋疏研弱的风气笼罩，将唐宋元明的帖学发展到极致。
帖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科举考试严格要求以帖学小楷取士，以“乌、方、光”为特点的书体作为唯一标准，这种毫无生气的书体，反成为文人进仕、升官发财的阶梯。
学科形态相比，清代碑学没有专门机构可资运用，难以形成集群协作的聚合效应，碑学成果的条理性、层次感、系统性还有很多提升空间。
据此，本文概括邓、何、赵、吴四家在创作技能和理论学术方面的成就，梳理其取法理念和落实措施，分析文化氛围和生存状态对审美趣味的影响，揭示“学碑-碑学-学科”的递进发展关系，探讨如何建构书法学科的学术体系、规范专业平台。
之谦系统地进行学术研究，创造出精深的学术成果，他们大体可以反映清代碑学的基本 状况。
碑派书写有别于传统帖系的日常自然书写，相关的技法理论也因此出现新变。
当今的专业性毛笔书写以及展厅化样式与碑派书法有很多相承之处。
清代碑学针对特定研究对象，产生丰富学术成果，这方面已经符合一个“学科”的基本标准。
但是与真正意义上的碑学史上的邓石如（1743-1805），有如禅宗史上的六祖慧能。
包世臣如同禅宗的菏泽神会，他极力推尊邓石如。
何绍基（1799-1873）是阮元的科考门生，也与包世臣有交谊。
赵之谦（1829－1884）私淑包世臣，对何绍基也多有借鉴。
吴昌硕（1844-1927）以邓石如篆书开蒙，也受赵之谦影响。
赵、吴在绘画、篆刻方面都有很强关联。
邓、何、赵、吴四家有极高的书法创作成就，而且何绍基、赵□ 何学森从“学碑”到“碑学”—清代四家碑学及其对书法学科的镜鉴意义·美术史论CHINESE A RTISTS I N P AINTING & C ALLIGRAPHY 2023 02.总第 期160[清]吴昌硕 疽不背发 18×72cm 纸本 1922年释文：疽不背发瘫□□，□较亚夫高一筹。
亚夫已矣吾独活，痛定未定还蹙额。
针锥炮烙坐默受，权当鹿台临暴纣。
纣与不纣今勿谈，大义抹去仇北南。
聋矣吾衰且蜷舌，岁暮移灯卧雨雪。
雨止雪快晴，海色天磨平。
舞我不要月，影若青莲并。
风虚蹑兮云疾从，缶击不与斗撞同。
胸无芥蒂即是特健药，那识愤王气概、乃有虞兮舞帐骓嘶风，自信得天独厚生甲龙。
清代碑学兴起的历程和意义作者：张孜来源：《艺海》2017年第12期〔摘要〕书法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正源。
随着满人入关，自晋开始的帖学风气受清代金石学和书论的影响，使碑学风生水起，成为书法的一个新方向，并造就了一批碑学书法家，形成了书法史上的新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清代碑学变革创新一、清代碑学的兴起碑学是指研究古代碑刻的书法史论观点，鉴别碑刻的年代真伪和取法于碑刻创作风气的一门学问，也指崇尚碑刻的书法流派。
随着清朝入关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从晋代开始的帖学垄断，逐渐被清代书论所影响，使得碑学成为清朝书法的一个新方向。
康熙、雍正、乾隆诸朝为了稳固江山，采取了文武并施的政策来压制人民，缓和、转移矛盾，加强了思想文化的控制，特别是乾隆时期文字狱的盛行，使得知识分子远离了政治、文化，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敢在思想领域自由探讨，就将注意力转移到金石考据等方面对书法进行研究。
清早期邓石如等书法学者就发现了南北朝碑刻书法的艺术价值，清代金石学的兴盛，逐渐对当时的帖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当时的帖学并没有特别作为，这就给碑学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一片空隙。
晚清时期阮元、包世臣和康有为三个人的书论，为碑学的兴起起了一个先导作用，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所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
不同于帖学表现出来的浓重书卷气，碑学的书法审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厚拙、刚健豪放之美，具有雄厚的金石气。
在清代，帖学书法与碑学书法两种书风并存。
阮元提倡南北书派论，将妍美的书法墨迹纳入南派“帖学”范畴，把古朴粗犷的碑刻归为北派“碑学”领域，之后更有包世臣在阮元的基础上推波助澜，碑学思想逐步取代帖学成为主流。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指出了：“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
尊之者，非以其古也。
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应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
26石文字学并以写篆隶为主的书家，如吴熙载、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
另一类是以魏碑法写楷书、行书，或融魏碑、唐楷于一体的书家，如何绍基、张裕钊、杨守敬、沈曾植、康有为等。
清代碑派书家多以篆隶书为创作方向，以北碑和无名碑为中心，开辟了一条帖学所不能及的新径。
以清代中期到晚期的邓换期，同时前碑派的崛起为碑学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审美观念、艺术表现手法、碑学理论等趋向成熟。
晚清碑学兴盛，帖学式微，碑派成书坛主流。
如陈介祺所言：“书画之爱，今不如昔，以金文拓本为最初，其味为最深厚，《石鼓》、秦刻、汉隶古拓次之。
”①晚清碑派书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擅长金一、晚清碑帖学差异清代书法离不开“碑学”一词，金石学的复兴，金石家访碑活动的兴盛，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
清初，碑学滥觞，帖学继续向前发展，呈现出隶书热潮、崇董书风与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余绪，风格清健儒雅，以承继为主。
清代中期是由帖学向碑学的转□ 马其伟晚清碑帖学思想的发展与新变·美术史论CHINESE A RTISTS I N P AINTING & C ALLIGRAPHY 2023 02.总第 期160[清]吴昌硕 节临《石鼓文》 纸本 1897年款识：漱石仁兄大人属篆。
丁酉秋日，弟吴俊卿。
钤印：吴俊之印（白）Copyright ©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石如、伊秉绶、康有为、吴昌硕为代表，邓石如对汉碑额上的篆书用笔加以改造，并以长锋羊毫写出富于弹性变化的笔画，运笔流畅刚毅，改变以往只重结构的单调的篆书审美定式，开一代风气。
伊秉绶的篆隶书创作，师法汉碑中雄浑平直一类，用墨浓重如漆，结字宽博拙朴，省去明显的波挑，而以直画代之，并富于篆书笔意，同时强化方折，将汉碑的浑厚拓展到极致。
康有为书法以行书名世，用笔迟送涩进，沉厚圆浑，结字内紧外松，开合有致，气象浑穆。
吴昌硕书法以石鼓文为基调，并努力从古代钟鼎文、钱币文、砖瓦文、陶文等金石文字中吸取养料，创一代新风。
清代书法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碑派”书法风尚是如何形成的？清代在中国书法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
从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认为“北碑”“南帖”各有所长，二者不可偏废，到包世臣《艺舟双楫》极力鼓吹北碑，认为《张猛龙》《龙藏寺》可与“二王”书法比肩，再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偏激地认为魏碑全是佳品，甚至乡间造像也各有其美，这些论述从理论上逐渐达到了“尊碑抑帖”的目的，直接把“碑派”推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伴随着“碑派”书法理论建构逐渐清晰化、系统化，“碑派”书法技法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出新。
然而，在学“碑”过程中的探索与实践，却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从“碑”的生成手段来说，汉魏碑碣是先书丹后刻石，所以刻工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碑”的风格面貌。
但由于刻工的技术良莠不齐，并不是所有刻工都能保持原碑面目。
更有甚者，将笔画线条刻得僵硬、刻板，棱角毕现，已非手书所能表现。
此外，“碑派”取法范本多为历经风化、剥蚀的石刻拓片。
这种斑驳、苍茫的“金石气”意味虽为“碑派”书法的独特面目，却也很容易使学者误入歧途。
在清代书坛尚“形”观念的驱使下，书家为追求其书法外在形迹，甚至采取不合理的手段，忽略了毛笔的物理属性及人的生理机能，最终形成与既有“帖派”书法风格迥异的“碑派”书风。
至此，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作用下，清代“碑学”发展至顶峰，“尊碑抑帖”的思想也成为书坛主流。
然而，在长达数千年的书法发展史中，为何唯独在清代出现了与传统“帖学”书风截然不同的书法风格？清代“碑学”形成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在“碑学”笔法发展过程中，清代士人做出了哪些探索？客观地了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清代“碑学”从无至有发展而来的内在逻辑关系。
有清一代出现“碑派”书法风尚，与社会风气对士人书写观念的影响息息相关。
书家身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其书法观念、书写习惯及审美标准必然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
而社会风气的形成是由一个时代的思想、政治、学术、文化等条件共同决定的。
清朝碑学的发展趋势
清朝碑学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继承传统：清代碑学在继承唐、宋、元、明各代碑学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了清代独特的碑学风格和特点。
2. 日益多样化：清代碑学在传统基础上，逐步发展出对一些新的题材的独特风格。
比如，关于宗族祠堂、新式敬神观、各种新的建筑修建纪念碑等等。
3. 重视学术研究：清代碑学家重视碑文的考据、文学风格和书法技法等方面的研究，多有著作传世。
清代碑学家对于古代碑文的保存、整理和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4. 加强神仙其他事物的宣传：清代碑学家大量收集、整理、出版了关于神仙、名人、历代文人墓志铭等碑文，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神仙、名人、文化传统和历代文人艺术成果的重视程度。
5. 知识分子的团体化：在清代，碑学的发展不仅是个人的努力，更是知识分子团体参与和组织的结果，碑学会、碑志会等组织形成，推动了碑学的繁荣发展。
清代碑学的兴起作者：葛承雍来源：《月读》2022年第05期清代帖学风靡之日，也是碑学壮大之时。
由于文人学者慑于康乾以来文字狱的严厉打击，使得他们放弃了与现实关系较为密切的义理经济方面的探讨，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籍整理、究研名物、训诂文字音韵里，寻章摘句，逃避现实。
这种埋首考据的学问，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奖掖和鼓励，为的是巩固其专制统治。
固然，乾嘉学派通过训诂考订打破了宋学空疏的思想，动摇了人们对道学偶像的崇拜，在古籍整理方面也做出了许多贡献，所以如果将其简单地定性为封建统治阶级禁锢思想的工具是片面的。
但是，它缺乏理论思维，无法从思想上去批判空疏的理学，反而回避原则问题和脱离社会实际，钻进了烦琐主义的牛角尖。
即使是考据结论也多具有片面、孤立、狭隘的弊病，不能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趋势来观察问题，也没有做出有规律性的说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人学者们专志于考古，只在日益丰富的出土金石文物中证经引史，且蔚成风气。
这样，由考古成果引到书法艺术上的探求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自嘉庆、道光以后，朝野争唱的“帖学”声调由强而弱，低声萦回的“碑学”旋律则逐渐兴起。
然而，封建统治者一眼就看中了碑学的弱点，道光提倡学碑写字要讲究规范，首先要厘定字体，不能有点画的谬误。
于是学术界闻风而动，较长论短，评肥品瘦，竞讲结构，在这样的思想模式下，怎么能够指望碑学一开始就朝气蓬勃地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呢？所以，点画妥帖、法度谨严的欧阳询书法大受欢迎。
继之，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的正楷亦被重视，愈工整愈严谨则愈被认为是碑学的正途，馆阁体的恶劣习气不但没有被清除，反而增加了世故的气息。
虽然当时有名家领导书坛，也有力图进取的文人学者，但都无复唐人雄浑刚健之致，更无唐人那种心中充满了事业上的自信心和开朗豪放的热情。
所以被称为“唐碑期”的嘉庆、道光之间，书法艺术从整体上说并没有取得辉煌的成就。
咸丰、同治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全面崩溃的前夕，面对以僵化、守旧的观点学唐碑而形成的新馆阁体，如果再不进行创新，书法艺术就会失去站在更高文化层次上的传统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