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伦理思想】实用主义视野下的功利主义———杜威对功利主义道德基础的批判与重构郦 平＊ 〔摘要〕 功利主义道德基础的确立以快乐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道德的评价标准。
在实用主义者杜威看来，将快乐视为道德的目的及标准会面临诸种责难，因为它无法证明实际所欲的等于值得可欲的、增进快乐的等于值得欲求的、总体的善等于具体的善。
由于快乐既不能统一个人行为，也不能提供一种公共善，所以将快乐视为道德基础很难为其合理性提供证明。
进而，杜威从作为人的特定功能的个体善与公共善的实现、自我满足与社会满足的统一等视角指出道德标准得以确立的可能基础。
〔关键词〕 快乐 个体善 公共善 自我满足 社会满足〔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０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１５３９（２０１２）０６－００７０－０６ 由于实用主义的发展为功利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某种支撑，人们普遍认为，这两种学说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理论特征。
而事实上，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伦理学说在道德基础的确立上有着根本的差异，它们在快乐能否作为道德目的、快乐作为道德标准能否得到合理性证明、个人快乐与普遍幸福如何统一等问题上存在着质的区别。
一功利主义的两个重要代表边沁与密尔将增进快乐和避免痛苦视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在此基础上将判断行为对错的道德标准视为能否增进人的快乐。
边沁从个人趋乐避苦的本性着手，确立苦乐在人的行为中的支配地位，这种“苦乐原理”被视为其伦理理论的基石，他为此还提出苦乐计算的七个条件，即强度、持久性、确定性与否、感受远近、丰度、纯度、广度。
人们依据这些条件会知道每个行为的苦乐价值的大小，如果一种行为带来的快乐成分占优势，它就是善的、道德的；反之，则是恶的、不道德的。
在边沁那里，快乐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不同。
到了密尔，他承认快乐既有量的不同，也有质的差别，并强调精神快乐高于肉体快乐。
密尔强调高级的快乐对于任何一个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的重要性。
更为重要的是他强调“人生的终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免除痛苦，并且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尽可能多地享有快乐，而其他一切值得欲求的事物……则都与这个终极目的有关，并且是为了这个终极目的的”［１］。
显然，密尔虽对边沁的快乐观念予以修正和发展，但是他对幸福的定义最终还是诉诸快乐，在将快乐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方面，二者的观念是一致的。
在边沁与密尔那里，快乐不但是人生的目的，而且是行为的标准。
密尔明确地说，快乐“既然是全部人类行为的目的，就必然也是道德的标准”［１］（１２）。
但是，密尔也认识到边沁的快乐主义的＊ ＊ 作者简介：郦 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讲师，哲学博士（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局限性，于是他以幸福理论来修正边沁的学说，并提出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
密尔不再仅仅把快乐本身当作生活的目标，而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因素。
密尔将边沁的快乐主义理论转换为幸福主义理论，包容了简单的快乐体验所不能涵盖的许多因素。
表面上看，从这一立论角度展开的针对快乐主义理论的很多指责可以被消解。
然而，密尔的幸福理论仍暗含着各种不确定性、模糊性。
对苦乐的强调决定了边沁必然将行为的道德评价建立在行为的后果上，以后果是否最大限度地促进行为所涉及的所有人的快乐的增加或是痛苦的免除来判断行为正当与否。
在道德标准方面，边沁提出的效果论有其合理性，但密尔指出，行为的动机、内在的品格和心灵的状态，对人类的行为判断同样重要。
密尔把对人的品格的评价和行为的评价相区别：当我们判断行为如何时，我们依据的是该行为产生的结果；当我们判断一个人如何时，我们依据的是其品格。
在进行道德评价时，虽然密尔强调内在品格和心灵状态对行为的影响，但是密尔最终仍把行为后果能否最大限度地增进最大多数人的快乐视为道德评价的标准。
尽管密尔强调社会因素，但无论其道德标准确立的基础，还是其得以实施的可能性，都是以自然主义的人性论为基础，其基本前提都将快乐视为目的和标准。
为证明快乐作为人生目的及道德标准的可能性，边沁与密尔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的，即“目的问题就是关于什么东西值得欲求的问题，快乐是值得欲求的目的，而且是唯一值得欲求的目的”①，既然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目的，那么它也是道德的标准。
他们通过论证快乐是值得欲求的，并且是唯一值得欲求的目的，来证明其道德基础确立的合理性。
在边沁看来，快乐作为功利“原理是不易直接证明的，因为被用来证明其他每个事物的，其本身无法被证明；证据之链必定有其始端”［２］，快乐作为证据之链的始端可证明他物，而自身是无法被证明的。
密尔也主张，“能够给出一个对象是可以看见的唯一证据，是人们实际上看见了它……与此类似，我认为，要证明任何东西是值得欲求的，唯一可能的证据是人们实际上欲求它”［１］（４９）。
这里，边沁与密尔是基于常识经验的观察而做出的推论，并没有对快乐为何是值得欲求的并且是唯一值得欲求的目的给出合理的证明，这也许是招致后人对其道德基础进行质疑与批判的原因所在。
二杜威对功利主义道德基础的批评，正是基于密尔将快乐视为道德的目的及标准所面临的几种责难而展开的。
首先，把快乐视为道德动机或目的面临责难的原因在于：（１）无法证明实际所欲的快乐等于值得所欲的快乐，也无法证明快乐不但是值得欲求的目的，而且是唯一值得欲求的目的；（２）更不能为值得欲求的东西之所以值得欲求就在于它能够增进快乐提供合理的解说。
为证明实际欲求的等于值得欲求的，密尔从实际看见某物推出可以看见某物，从实际听见某物推出可以听见某物，进而从实际欲求的推出值得欲求的，这种推论显然缺乏逻辑必然性，其前提与结论没有必然联系。
价值是不能从事实直接推出的。
在杜威看来，以下两种观点也使密尔的学说面临困境。
其一，“快乐不是冲动的目的”②。
每个行为的初始动机不都是为获得快乐，就像出于冲动的行为，其初始动机及目的就不是为着快乐。
即使没有预先目的的、冲动的行为会产生快乐的状态，这种快乐也是行动者事前没有预料的。
确实存在着不是出于快乐而是出于其他目的的某种活动，当这种活动达到其目的时，在活动过程或结果中会伴有成功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只是行为活动或功能实现所产生的伴随状态，并不意味着行为是出于快乐的目的。
其二，“快乐不是欲望的目的”［３］，人们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①②此处密尔原文用的是幸福，我将幸福改为快乐，是因为密尔对幸福的定义最终仍诉诸快乐，这里是出于一致性的考虑。
参见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５页。
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１８８２－１８９８），Ｖｏｌ．３，Ｃａｒｂｏｎｄａｌｅ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ｓｖｉｌｌ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２５２．西季威克也指出，“从冲动的整个领域来看，无论是感官，情感的和理智的冲动，我还是能够区分出欲望的是某一客体而并非我的快乐”（参见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５页）。
真正欲望的是那种“‘被认为可以满足或发展自我的对象’……而‘快乐对于自我机能的这种实现是附带现象’”［３］（２９３）。
受本能的驱使，一个孩子会盲目地把一块糖放进自己的嘴里，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也会盲目地把一块石头放进嘴里。
或许他的行为会产生没有预见的快乐感受。
那么，下次孩子看见糖，他不仅有把糖放进嘴里的惯性，也会从先前的活动享受到快乐的回忆。
他会有满足盲目行为并因此欲望糖的意识。
虽然这种行为是出于欲求的且产生未预料到的快乐，但这种欲望行为的最初目的不是出于快乐，而是出于盲目的本能。
且当孩子再次对糖产生欲求的时候，他所欲求的不是快乐这个抽象概念，而是其行为举止所带来的自我满足。
其次，由于“快乐不能作为动机，那么快乐也不能作为标准”［３］（２６０），如果将快乐视为道德的标准，就无法解释“如果盗窃产生了快乐，它会被视为恶吗？如果真理的普遍效果是痛苦，真理自身会被视为善吗？”［３］（２５１）就算密尔最终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标准，其推论仍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其前提断定：（Ａ）每个人都追求快乐；（Ｂ）从个人所欲求推出个人可得幸福；进而推出（Ｃ）每个人都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这种推论的问题是：（Ａ１）每个人的行为并不是都以快乐为动机；（Ｂ１）追求快乐不等于一切追求快乐的行为都能为其带来幸福；（Ｃ１）从每个人追求自我的最大幸福，并不能推出每个人都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就像不道德的行为会带来快乐一样，道德的行为也可能会产生痛苦。
快乐作为活动完成的好所产生的是一种愉快感觉，它会随着行为活动状态的变化而改变，对此很难有客观的评定标准。
因此，不能将行为活动所带来的附产品视为道德的标准。
如果要确立某种标准，这个标准应具有某种综合性，脱离具体行为活动而抽象地将某物视为标准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功利主义的根本谬误就在于“将类似‘情感’这样的纯粹抽象物作为行动之源”［３］（２５８），功利主义者为获得快乐感而将具有综合特性的行为简化为获得快乐的纯粹手段，这种剥离行为的复杂性而将其单一化的做法显然剥夺了行为实践作为价值标准的可能性。
作为标准的目的应该是一个整体或系统，应该是“（１）适用于个体的所有行为的综合目的，并且（２）这个目的能够综合不同个体的各种活动———一种公共善”［３］（２６１）。
如果将某个目的视为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需考虑此目的能否成为公共善，能否为各类行为的发生构建可行的原则。
最后，功利主义对个人快乐与普遍幸福、个体善与公共善如何统一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明。
对如何从个人所欲的推出普遍可欲的，密尔的回答是“除非每个人都在相信幸福能够获得的范围内欲求自己的幸福，否则便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说明，为何公众幸福值得欲求。
然而这却是一个事实，我们就不仅有了合适的证据，而且有了可能需要的一切证据来证明，幸福是一种善：即每个人的幸福对他本人而言是善；因此，公众幸福就是对于所有人的集体而言的善”［１］（３６）。
而在杜威看来，密尔对公众幸福的理解蕴含着“个体幸福概念所具有的一切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３］（２８０）。
如果按照密尔所说，幸福是一种善，即每个人的幸福对他本人来说是一种善，因而公共幸福就是对所有人的群体而言的善，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是：（１）他将幸福定义为快乐或免除痛苦，却无法断定所有的快乐都是善；（２）对我而言的快乐是善，但对他而言可能就不是善；（３）每个人都追求对他而言的善，但是对每个人而言的善有可能与公共幸福产生冲突。
并且，不能因为“Ａ的幸福对于Ａ而言是目的，Ｂ的幸福对于Ｂ而言是目的，Ｃ的幸福对于Ｃ而言是目的，便推出Ｂ和Ｃ的幸福对于Ａ而言就是目的”［３］（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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