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效率优先、注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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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确地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有哪些简答题(1 分)
答案要点:(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2)平等原则;(3)公平分配的原则;(4)机会均等、能者优先的原则。
(1) 公共行政的目的是效率,公共行政的价值是公平;
(2) 公平和效率历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一方面,说两者矛盾是指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平的实现, 相反,追求公平时又会或多或少妨碍效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说两者统一则是因为效率是最终实现事实上公平的基础和主要途径, 公平是效率的保证。
公平程度愈高,社会愈稳定,也就愈能提高效率。
(3)长期以来,我国虽然也十分重视效率和公平问题,但却把公平放在了优先地位,并且对其错误的理解为平等、“平均主义”的同义词,致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效率的提高。
所以,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 如何正确地处理效率愈公平的关系, 效率,就必须遵循以下的原则:第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公平分配的原则;第四,机会均等、能者优先的原则;
(4)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大问题势必会影响到发展和稳定, 一些发展屮国家的倒退甚至解体, 无不在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因此,正处于发展中的我国,更要重视这一问题并要积极采取一定措施来正确有效地处理两者的关系。
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注重效率,也注重公平”自从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后,国人对效率与公平的论争再度达到高潮,有主张舍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例如,2005年10月有人在《社会科学报》上撰文疾呼:“必须重新确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但也有对此明确表示反对的,如某华侨大学教授在《理论前沿》上撰文,提出四点反对的理由。
我认为这两派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都失之偏颇,并且对于解决目前我国效率与公平严重失衡的社会问题是于事无补的。
所以,我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的提法作适当调整和改动是必要的,即把“兼顾”二字改为“注重”,既维护了“效率优先”原则,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理由如下:1.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需要我们在多方面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表现,尤其在效率与公平上超越资本主义。
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也才能够巩固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必须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没有效率,算不上社会主义;没有公平,连资本主义都不算,更算不上社会主义。
效率与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就好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不能有任何偏废。
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后,一度实行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就是为了公平而牺牲效率的做法,因而是不明智和不可取的,其结果是导致国运不昌和共同贫穷。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此作了根本性的纠正,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毋庸置疑,这一原则对推动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由于我们始终把效率放在“优先”和第一的位置,而把公平放在“兼顾”和次要的位置,更由于一些地区和部门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所谓的“效率”,长期实行一条腿走路的政策,使公平问题一直得不到重视,结果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我国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问题简析我国现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同时收入分配效率与问题也受到全社会广大群众的关心与重视,个别行业与地区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的工作积极性与工作效率,所以探索收入分配与公平效率的重要关系是十分有意义的。
公平与效率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公平和效率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如果过于重视公平可能会损伤人们的积极性,效率就会随之较低;而如果社会过分的注重效率那么收入差距拉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性。
公平分配,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
劳动者和生产要素的投入者在分配中遵循机会均等、规则公平的原则,允许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但又要防止两极分化。
因此,公平只能是部分规则的公平,不是结果的平均。
公平与效率紧密联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一、我国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认识与发展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较差,各项经济指标落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是一个实行平均主义的国家,使得效率大受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拉开了收入差距,也提高了效率,这一时期很多人宣称注重效率的重要性而忽视贬低公平的地位,随着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很多学者更加是一边导向了效率。
那么为什么应该注重公平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却提出了注重效率呢?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经济长期的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只有在先注重效率的情况下,做大“蛋糕”,而社会并没有把公平置之不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福,体现了社会的公正性。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也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随之也凸显了许多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公正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一直沿用,直到2004 年黨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没有再次出现在文件中,而是代之以“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员的共同富裕。
试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摘要】:自从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后,报刊上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争论更为引人注目。
文章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着手,进而说明效率优先的地位不可取代。
但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要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成为在新时期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为了弄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首先需要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怎么提出来的。
我们知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
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争论中,一部分学者如琼·罗宾逊、勒纳、罗尔斯、米里斯等主张“公平优先”;还有一部分西方学者如凯恩斯、萨缪尔森、伯格森、奥肯等主张“效率与公平兼顾”;只有一部分属于新自由主义派的学者如罗宾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是主张“效率优先”的。
在我国,作为一种政策,提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是在为1992年10月举行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十四大的决议里,那里第一次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方针。
后来,在1993年11月举行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又将这一方针改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
有人认为,提出这一政策,从理论上说,依据上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而从实践上说,则是对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总结。
但是,如果从世界范围看这个问题,那就不能不承认,我国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无论是从其用语还是从思想来看,都明显地表现出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改革的影响。
二、效率优先的地位不可取代历史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是从改进工具和提高效率开始的。
在生产效率不高、不能提供剩余产品的条件下,奢谈公平没有任何意义。
效率的不断提高不但使公平成为可能,还是辨别公平实现与否的标准,离开效率的平均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案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每次中央重要会议文件都这么提,直到如今。
所以,它是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
共产党向来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
为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分配政策上要把公平与效率相比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呢这与我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的关系;与我国在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给我国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也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情势迫使我们积极进取,尽一切努力增大我国的国民财富和综合国家实力,所以邓小平南方讲话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与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这样就把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效率成为第一位的问题。
另一方面,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当时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
为了更快地提高效率,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就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
这一句话也正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所作的说明。
所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
经济理论界阐述和宣传这一分配政策的精神,也是正确的。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
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敛聚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
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二、个人发言提纲:(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原则。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如何把效率与公平协调一致,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难题。
党的十*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为我们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中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路。
一.效率与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
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所谓效率,是可以按经济生活中劳动数量、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率来度量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也可以按投入的生产要素同所得的经济成果的比率来度量,投入多,效率高,收入高,反之就收入低,甚至没有收入,发生亏损。
所谓公平,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
无论是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投入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都应遵守机会均等、规则平等的原则,并允许合理拉开差距,但要防止两极分化。
效率和公平作用于不同的分配过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市场进行的分配是初次分配。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是按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来获得收入的。
效率高,则收入高;效率低,则收入低。
假如市场上不需要你所提供的生产要素,就得不到收入。
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出判断的。
在初次分配中,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要素的市场价格。
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原则,可以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
但是,经过市场实现的初次分配,还不能解决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公平合理一些。
比如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一些人很富有,一些人连基本需要都无法保障。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原则。
效率优先,实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优先,有两层含义:一、把个人劳动报酬同劳动效率挂钩。
二、把生产要素的收益和各要素的经济效率挂钩。
坚持效率优先,就必然要求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当然,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不能出现两极分化,这是效率优先原则实现的社会条件。
②我国现阶段的收入政策时,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
效率,是指人们工作中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
公平,是伦理学的概念,是指如何处理社会经济中各种利益关系,也就是所谓合理分配。
提高效率主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来实现,实现公平则主要依靠政府对收入的宏观调控。
效率与公平上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从统一性来看,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较大提高为基础。
另一方面,公平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条件,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促进效率的提高。
从对立性方面看,两者存在着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一面。
收入差距较小,固然公平了,但对经济社会中的主体刺激作用不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收入差距过大,固然能刺激效率的提高,但又会出现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和谐,反过来又会影响效率。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处理好三个关系:(1)、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的关系;(2)、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的关系;(3)、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关系。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应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国民收入再分配应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具体措施:①保护合法收入,②取缔非法收入,③整顿不合理收入;④调节过高收入。
通过以上措施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格局。
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作者:张晓蓉任俊华来源:《重庆行政》2024年第02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 [1]在2024年全国两会上,共同富裕成为讨论的焦点,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了提高民生福祉,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实现。
效率与公平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共同富裕兼具了效率与公平两大标准的要求,促进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共同富裕实践过程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共同富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随之出现了调整,更加注重公平成为了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原则。
一、共同富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 [2]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从“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到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响亮口号,从太平天国“天下一家,同享太平”的政治纲领到康有为“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美好追求,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治构想到今天我们对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都与效率与公平息息相关。
(一)共同富裕的提出体现了对效率与公平的综合考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随之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共同富裕的主张,“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我国经济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认识什么是效率和公平效率:指人的活动的效率。
人的活动是主体借助一定的手段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
效率就是人的生产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成本不变,产出越大,效率越高;同样,产出不变,成本越低,效率越高。
公平:平等的对待公平,不平等的对待不公平。
人世间有很多公平的事,可是有一些事是不公平的,在这我不是要说,谁做的不对,只不过有些不公平的事发生在一些人身上是致命的。
我不希望,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利,做出一些不平等的事。
人都是有错的,只要不是有意的,可以原谅。
但是即是这样,有时也会出现不好的事。
如果你是他的上级,请你做事慎重。
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同程度上是不合理的。
比如,国有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严重不公平。
近几年,企业参照公务员加薪的比例,根据企业效益来自主上浮工资。
然而,企业管理者设计制定的调资方案带有巨大的“利己性”——企业利润向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严重倾斜。
部分管理者上涨工资份额是大多数职工群体上涨份额的好几倍。
总之。
一半以上的利润流向了企业上层,剩下的员工工资也就寥寥无几了。
企业分配制定的不公,与职工在收入分配,工资改革等方面缺乏话语权和监督权息息相关。
制度的设计者得不到有效的制衡,制度就只能“造福”他们自身。
我国《工会法》规定,企业调资和大的投资经营决策等事项,必须经职代会审议表决。
可现实是,组成职代会的“职工代表”大部分是企业的高管和中层管理者,不合理的调资方案同样得以顺利实施,职代会沦为走过场。
企业分配制度的不公,是城市中诸多不公正分配制度的一个缩影;企业管理层与职工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也正是城市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一面镜子。
因此,在我看来,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城市良性发展的有效公共政策,不断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干预”和引导不公正的城市分配制度回到健康的轨道上来,在法制的框架内规范运行。
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抑制或者消除过大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当前中国的改革,是效率优先兼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效率效率用在经济学上就是劳动生产率。
我国的劳动生产率高还是不高?实际情况是,虽然经济的盘子很大,但是效率低下。
为什么有人现在反对效率优先,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把效率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把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作为效率优先来看待,因此认为现在只重经济增长不注重社会公平。
事实上,GDP的增长不等于效率优先,效率优先可以和经济发展同步。
也可以不同步,我国现在是经济发展了,但是效率没有优先,各级政府只注重经济增长,而不注重效率优先。
公平指的是什么?是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比分配公平范围广得多,社会公平是指社会权利平等,不公平首先是指社会利用资源的机遇上不平等、不公平,由于政府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而造成社会成员在资源利用上不公平,结果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最主要的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
行政垄断行业的设置使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收入差异扩大,对于这些社会不公平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废除效率优先。
现在一些不公平现象,即便是将公平放在优先地位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再分配的问题。
初次分配由市场来决定,再分配由政府来做。
所以我认为要想解决分配不公不是兼顾效率优先,而是应当对政府进行改革,深化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垄断行业市场化,舆论监督社会化,这才是解决当前分配不公的最根本的办法。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重要价值。
但如今的中国改革已经结束了初期的启动阶段,而进入现代制度建设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这个提法就逐渐显示出局限性。
第一,这一提法没有区分价值观和具体政策这样两个层面上的公正。
第一层面是作为基本价值观的公正,这个公正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现在社会在基本制度建设安排方面必须以公正这样的价值观为基本的依据,在这样的层面上公正是最为重要的,不存在公平和效率谁是优先的问题。
第二层面上的公正问题是具体的政策制定,这涉及到我们经常谈论到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经济效率和再分配两者的分量谁轻谁重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解决公正和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