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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公务罪的司法认定作者：王国统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2017年第02期摘要：妨害公务罪职务行为合法性的认定，应先根据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对职务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然后对行为人反抗行为的违法性进行刑事上的构成要件审查。
认定“暴力、威胁方法”时，需适用抽象危险犯的理论解决行为人反抗行为的违法性是否足以达至妨害公务执行的结果。
对于职务行为的合法性的基础事实的认识错误，在无法期待行为人做出正确行为的前提下，阻却主观故意；对于职务行为的合法性本身存在认识错误的，行为人具有抽象的故意就可以认定存在妨碍故意。
关键词：妨害公务公务行为不可侵犯司法认定一、公务行为不可侵犯的理论依据“不能抗拒国家公务行为，否则将招致不利制裁”。
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理论学说与妨害公务的制裁后果之间存在较强可依赖关系，行政行为公定力是指凡是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即应当推定为合法有效，除非该行为自始无效而排除其合法性，且该行为效力的否定须经法律上有权机关经法定程序和方式予以否定；否则，任何个人或组织都需信服该行政行为的效力；若是对其效力有异议也须经法律允许的救助程序。
否则，若是对该行政行为的违抗就是否认该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直接的法律后果是妨害公务的违法行为。
[1]妨害公务罪的设置是为维护行政行为的法定权威，维护制度化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这种公定力的获得是立足于国家意思的优越性或社会安定秩序的维护和良好法律秩序的保护。
妨害公务罪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的生活和法律秩序，否定个人对抗公务行为的合法性，否定个人对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对抗的有效性。
以法律的视角否定此种行为的合法性，其目的在于对民主的维护。
若每个人都可以无理由地反抗政府行为就会使社会滑向无政府的状态，对于安定的生活秩序的追求就会破灭，个人主义的欲求也得不到表达，安定的生活秩序所带来的利益个人也将分享不到。
此外，对于妨害公务而言，对于其违法性的判断是基于行政违法性；但是，行政违法性不同于刑事违法性。
2022年法考刑法妨害司法罪重点罪名知识点希律法考（、tiku、）一．伪证罪（一）定义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
（二）犯罪构成1．犯罪客体：复杂客体：（1）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2）他人的人身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2．犯罪客观方面：（1）法定的伪证行为：A、虚假证明（仅限于作为方式，若由于各种原因不敢作证或不愿作证，不宜作为伪证罪处理）；B、虚假鉴定；C、虚假记录；D、虚假翻译。
（2）伪证行为必须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包括侦查、起诉、审判的整个过程。
（3）必须是就“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做伪证。
3．犯罪主体：特殊主体：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员；4．犯罪主观方面：直接故意，并具有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目的。
（三）司法认定1．罪与非罪的界限：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罪过，而是由于行为人业务水平或工作能力不高，或因为过失作出了与案件不符的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不构成伪证罪。
如果证人根据自己的回忆作了陈述，即使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也不成立犯罪。
2．共同犯罪问题：如是证人受他人威胁、贿赂、引诱、教唆作伪证的，不成立伪证罪的共同犯罪。
依照刑法分则的特别规定定罪处罚，即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06条）、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07条）。
二．帮助、伪造证据罪指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
1．主体：自然人一般主体，但不包括当事人本人和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当事人本人毁灭、伪造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证据不另定罪。
刑事诉讼的辩护人、代理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2．司法人员犯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从重处罚。
三．窝藏、包庇罪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
妨害司法罪1、【1】关于共犯：非特殊主体可以构成有特殊主体构成的犯罪的共犯，eg.贪污罪、受贿罪、偷税罪、强奸罪；依照刑法理论，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是相当的社会危险性、刑事违法性、应收惩罚性。
行为人具有特定的身份，是成立真正身份犯的要件，无身份的人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可以共同构成这种犯罪，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即可以成为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胁从犯、从犯，也可以成为主犯，甚至是犯罪的首要分子。
【2】关于主犯与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主要和次要作用是相对于各个共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言的，而非各个共犯的罪行轻重而言的，没有从犯并不影响共同犯罪案件的成立，但是共同犯罪中不可能没有主犯，没人其主要作用，案件就不可能发生。
【3】T306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辩护是实事求是的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是正当合法的；不顾事实设法为其规避法律是不正当非法的；而二者之间无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超过了一定的质，提供法律帮助就会向协助规避法律转化，有合法变为非法。
主观故意：严格区别与把握辩护人依法履行法定责任与妨害作证的行为，认定其是否具有主观故意很重要。
若仅仅具有以暗示的方式教唆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尚不足以认定其有伪证罪的故意的话，那么当其向在押被告人串供之时，其作伪证的心态则暴露无遗。
一要结合个案的外部条件和辩护人的职责义务，判断其是否存在“明知”的充分条件；二是从其客观行为入手，分析其是否具有明知。
本罪为抽象危险犯，无论是否出现扰乱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结果，只要实施了行为，即可认为出现了该抽象危险结果。
2、T397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T399徇私枉法罪：司法机关人员T310 窝藏、包庇罪【1】T399是否意味着司法工作人员这要实施了包庇犯罪分子的行为，不论情节轻重，都要以此罪论处？不是的，还要看其在犯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若未起主要作用，不定此罪，应按共同犯罪统一定为包庇罪。
职务侵占、贪污案件共同犯罪的认定职务侵占和贪污是两种犯罪，但在某些案件中，这两种犯罪可能同时存在，成为共同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需要确定罪犯的行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行为，并确定其刑罚。
职务侵占是指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共财物侵占为私有，或违反规定将其交给他人支配而自己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而贪污是指公职人员为了谋取私利，利用职务便利，侵吞、骗取公共财物的行为。
常见的共同犯罪是公职人员在职务侵占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贪污。
例如，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原局长余华平在任职期间贪污公款，并将部分公共财物侵占，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另一个共同犯罪案例是山西省高平市供销合作社原理事长冯雨森。
他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将部分公款用于个人开销，也贪污了大量财物。
最终，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
最后一个案例是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原局长杨勇利用职务便利，在执法过程中收受他人贿赂，并将公共财物侵占为己有。
他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总的来说，职务侵占和贪污这两种犯罪可能同时存在，成为共同犯罪行为。
在确定罪犯行为时，以法律为准，对于这些行为的惩罚应考虑其共同性质和各自特征。
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也能提高公众对公职人员的信任感。
此外，判定职务侵占和贪污案件的共同犯罪行为还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综合判断。
一方面要考虑罪犯的行为动机和手段，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和造成的损失。
例如，在杨勇的贪污案中，他不仅收受了他人贿赂，还利用职务便利将公款挪用到个人账户上，涉案金额非常大。
这样的犯罪行为不仅危害公共利益，而且会极大地损害公众的信任感。
在对罪犯进行量刑时，法院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确保判决公正，妥善维护了社会公正和法律权威。
总之，职务侵占和贪污案件的共同犯罪行为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必须依法严惩，以维护正义和法制。
司法机关应该严格依法惩治每个犯罪行为，并通过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管和教育来预防类似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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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共犯的认定作者：《纪检监察办案实务指南》编写组刑事重点疑难问题二十八讲：罪名适用与取证指引作者：高建朱兴亚戴奎黄雀艳编著当当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共犯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13年1月9日施行法释〔2012〕18号) 第四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行为,放纵他人犯罪或者帮助他人逃避刑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共谋实施的其他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既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又以非职务行为与他人共同实施该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共犯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
以上规定在司法实务中的理解和适用对于渎职犯罪的共犯认定,首先,应当严格坚持只有共同故意犯罪才构成共同犯罪的刑法规定。
典型的过失犯罪如玩忽职守罪等不存在认定共同犯罪的主观前提,渎职犯罪共犯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当区分渎职犯罪的类型并根据主观内容进行具体判断。
其次,渎职犯罪共犯的认定和处理要注意兼顾渎职犯罪的特点和实践打击需要。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第四条区分情形从三个层面明确了渎职罪的共犯处理意见,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明知类渎职犯罪的处理。
放纵他人犯罪或者帮助他人逃避刑事处罚是渎职罪中较为典型类行为,包括徇私枉法、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放纵走私、不征、少征税款、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非法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件证件、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处罚等。
此类渎职犯罪均以明知为其主观内容,且多数发生在其他犯罪行为实施过程当中,实施渎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同时构成其放纵或者帮助的犯罪的共犯,实践中存在不同意见。
2023年第1期•经济刑法表见代理型骗财案被害人的认定与罪名辨析*钱叶六（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241）摘 要：基于表见代理而骗财的场合，相对人“得其所欲”，实现了其交易目的，从而未发生财产损失，行为人不成立对相对人的二者间的（合同）诈骗。
表见代理人的行为因不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要素，同时其对财产的占有是通过欺骗手段从相对人处骗得的，行为指向的对象是相对人的财产，而非被代理人的财产，故而不成立职务侵占罪。
表见代理人从相对人处受领财产，意味着被代理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消灭（因而遭受了财产损失），但该债权的消灭并非表见代理人转移了占有的结果，相反，系因表见代理人通过欺骗行为，使得相对人陷于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的结果，所以不成立对被代理人的债权之盗窃。
从行为构造上看，表见代理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欺骗相对人，使之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其财产，导致被代理人遭受财产损失，构成三角诈骗。
不同于传统的三角诈骗，作为受骗者的相对人虽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只因表见代理制度强制赋予了被代理人承担授权之责的效果，其交付了财产或者承担了民事债务，但未获得相应的对价，因而发生财产损失，构成新型的三角诈骗。
关键词：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表见代理；权利外观责任；实质的个别财产损失说；职务侵占；三角诈骗中图分类号：DF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23）01-0052-16一、问题的提出行为人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在缺乏代理权的情况下，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代理他人与相对人（第三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情形在实务中比较常见。
此类案件刑民交叉特点突出，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
在民事法层面上，因行为人具有权利外观，使得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权，并基于这种信赖而交付财产，构成表见代理。
依据民法的规定，在成立表见代理的场合，代理行为“有效”，该代理行为的后果（权利外观责任）由被代理人承担。
刑法中的共犯与从犯探讨犯罪中的角色分工与法律责任刑法中的共犯与从犯：探讨犯罪中的角色分工与法律责任在刑法领域中，共犯和从犯是常见的概念。
它们描述了在犯罪行为中，不同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法律责任。
本文将对刑法中的共犯与从犯进行探讨，旨在帮助读者理解犯罪中角色分工和法律责任的区别。
从犯：共谋犯罪行为的实施从犯是指与主犯共谋并参与犯罪行为的人。
他们虽然未直接实施犯罪行为，但在某种方式上协助主犯完成犯罪目的。
从犯的行为通常包括提供帮助、指示或者为主犯提供必要的条件，以及在犯罪行为发生后隐瞒罪行真相等。
从犯并不需要与主犯同等参与犯罪行为的每个环节，关键是存在共谋的意图和实际行动。
例如，在一起抢劫案中，从犯可能会为主犯提供逃跑车辆、事先侦察目标等服务，以帮助实施抢劫。
虽然从犯并未直接参与实施抢劫，但他们的行为仍然对犯罪行为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
共犯：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参与者与从犯不同，共犯是与主犯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参与者。
他们直接参与到犯罪行为中，无论是实施肢体暴力还是提供必要的物品、设备等。
共犯与主犯之间不存在明确的领导关系，而是共同立案并完成犯罪目标。
在制定相关法律时，通常对共犯和从犯采取不同的法律责任。
共犯通常会承担与主犯相同的法律责任，因为他们直接参与了犯罪行为的实施，其罪责相对更重。
从犯则可能承担较轻的法律责任，因为他们的角色虽然是协助主犯，但并未直接参与实施犯罪行为。
举例来说，假设一起杀人案中，A为主犯，直接实施了杀人行为，而B为从犯，提供了工具供A使用。
根据刑法，A将面临故意杀人罪的指控，而B则可能面临串谋犯罪罪责的指控，其罪责相对较轻。
共犯与从犯的法律责任区别虽然共犯与从犯在犯罪行为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但他们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存在一定区别。
除了直接参与犯罪行为的程度不同外，法律也对两者的处罚进行了不同的规定。
首先，共犯可能面临比从犯更重的刑罚。
共犯直接参与犯罪行为，其行为更加直接且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在法律上，对其刑罚相对更重。
《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阅读记录一、共同犯罪概念及其类型简而言之，是指数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依法承担相应刑事责任的情况。
这一概念基于行为的共同性和责任的共同承担性，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共同犯罪对于确保公正、公平的司法处理至关重要。
共同犯罪的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按参与者的角色划分，共同犯罪可分为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
正犯是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教唆犯则是通过劝说、怂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帮助犯则为实施犯罪提供辅助行为，如提供工具、信息或物质支持。
从共同犯罪人的相互关系来看，可分为共同正犯和特殊共同犯罪。
共同正犯是指数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彼此之间没有分工，均起积极作用；特殊共同犯罪中，参与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分工，如组织、领导、实施等不同角色。
按照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内容，共同犯罪还可以分为一般共同犯罪和特殊形式的共同犯罪。
一般共同犯罪是指数人共同实施同种犯罪行为；特殊形式的共同犯罪则涉及更为复杂的情境，如集团犯罪、团伙犯罪等，这些类型的共同犯罪往往涉及更严重的罪行和更广泛的刑事责任。
在认定共同犯罪时，需要充分考虑各参与者的行为、动机、目的以及他们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司法实践中，要根据具体的案情，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对每个参与者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和责任界定，确保公正处理每一起共同犯罪案件。
1. 共同犯罪概念解析共同犯罪是一种犯罪形态，涉及到多个行为人共同参与犯罪活动的情况。
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首先必须把握其核心要素，即多个行为人共同参与了某种犯罪行为，并形成了共同的犯罪意图或目标。
共同犯罪不仅包括明显的共同策划、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还包括一些看似独立但实质上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犯罪行为的个体行为。
在阅读《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时，这一部分对于共同犯罪概念的解析至关重要，为后续深入探讨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这一段落中，我们得以理解到共同犯罪并非是单一行为的简单累加，而是各个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形成了共同的犯罪事实。
解析刑法中的共犯与从犯在刑法中，共犯和从犯是两个常用的法律概念，用于描述多人共同参与犯罪行为时的不同角色和责任。
共犯指的是犯罪行为中有多个人参与并承担同等责任，而从犯则是指犯罪行为中有一人主犯，其他人为其提供帮助或者从犯所造成的影响。
共犯是指在策划、准备、实施或者犯罪活动中，有两人以上相互勾结，共同实施罪行，共同承担犯罪责任的情形。
共犯与主犯的责任并无明显区别，共犯同样需要承担主犯所应承担的全部刑事责任。
因此，在法律上，共犯受到与主犯相同的处罚。
从犯是指在犯罪行为中，有一人为主犯提供帮助或者从犯所造成的影响。
从犯在犯罪行为中扮演辅助作用，但并不是主谋或者主动实施者。
从犯的责任较轻，刑罚程度会相对减轻。
对于从犯，法律通常会根据他所提供的帮助或者造成的影响程度来进行判定，判处相应的刑罚。
共犯与从犯的判定标准并不是固定的，需要根据具体的案件事实来判断。
在刑事案件中，共犯与从犯在行为上往往并无明显的差异，主要根据其参与程度、作用和意图来区分。
如果参与程度和主犯相当，具有共同策划、共同决定、共同实施的能力和意图，那么就可以认定为共犯。
如果只是提供辅助帮助，没有策划和决定行为的关键，那么就可以认定为从犯。
在司法实践中，共犯与从犯的判定并非绝对简单，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判定共犯和从犯不仅要根据在案发时的实际行为，还需要考虑犯罪成员之间的协作程度，每个人的作用和意图等方面的因素。
同时，对于主犯和共犯来说，其行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也是判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在刑法中，共犯和从犯是用来区分犯罪中不同角色和责任的概念。
共犯通常是指犯罪行为中有两个或多个人共同犯罪并承担同等责任，而从犯则是指为主犯提供帮助或者从犯所造成的影响。
具体的判定需要根据案件中的行为、意图和协作程度等多个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