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思考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渊源及内涵诚实信用，简称诚信，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
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
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诚实信用恪守诺言，是一项古老的伦理道德标准。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以及私有制的产生，交易也随之产生，诚实信用作为交易的一般原则和日常行为道德准则就开始形成并广为接受和传承。
从古哲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古诗人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到民间流传几千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可见一斑。
而它从伦理道德的范畴提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最早也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时代，因此诚实信用也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
诚实信用成作为法律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最初只适用债权债务关系，规定在商法中。
在罗马法的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依照契约的条款，更重要的是要依照其内心的诚实观念来完成契约规定的给付，从此诚实信用这一伦理道德规范被提升为法律规范并一直沿用下来。
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3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信为之。
”将诚信原则的适用由债权债务关系扩充到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并被世界各国民法所接受，今天诚实信用原则及其支配下的法律规则，已成为各国民法公认的“帝王条款”。
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即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诚实、守信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其内容具体体现为(1)任何当事人要对他人和广大消费者诚实不欺，恪守诺言，讲究信用;(2)当事人应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应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滥用权利加害他人。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诚实信用原则只在私法领域确立了其作为法之基本原则的地位，在当时看来，诉讼法关系是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公法关系，诉讼法作为公法与私法有严格的分野，因此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私法规则的重要准则，不能适用诉讼法。
但是随着近现代国家干预日益加大，私法与公法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趋势日益明显。
从20世纪30年代始，德国将诚信原则引入到诉讼法领域。
1924年，其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真实义务”，即当事人应当完全真实地陈述案件事实。
1926年，承接德国民法传统的日本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信义原则。
此后德国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将真实义务原则发展为协同关系原则，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民事诉讼法典》进一步规定为善意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由最初只规定当事人间的真实义务开始向协调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演变。
其内涵、适用范围不断丰富和扩大，并成为一项涵盖公、私法的世界性的法律原则。
二、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基础和现实依据什么是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确定法的基本原则，大多学者认为，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指体现着法的本质和内容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它包含两层意思：(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的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和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分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门。
由此我们引伸两点：(1)法的基本原则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2)它们又是直接的行为规则。
基本原则的确立，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人们主观认识统一。
原始阶段的法律特点之一就是法律的适用范围极为有限，往往一事一法，既无原则也无一般概念，这正反映了简单的社会生产关系下，人们思维能力与认识能力的低下和局限。
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和多样，与此相适应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拓展，面对这种变化，立法者就试图通过较为模糊的而非明确的，一般的而非具体的法律规范向人们提供行为模式，以增加其适用性，从而也给执法者适用和解释法律预留了必要的可能和空间，这就是法的基本原则的产生，它使法律渊源突破了占主导地位的习惯法的范围，而形成为具有普遍规范意义的制定法。
法律基本原则这一概念的内涵很小，因此其外延就很广。
正是基于这一点，为立法者越多越重视和采纳，以进一步扩大法律的涵盖面。
进而我们又得出结论，法律基本原则的确立取决于两点：(1)法的基本原则本身的法律价值，该原则具有普遍规范的意义;(2)社会实践的需要。
现实社会的多样化需要以该基本原则来概括并规范。
(一)诚实信用原则向公法领域引伸的理论依据。
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对于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公法领域，一直持否定态度，但从德国将其引入诉讼法领域以来，肯定的说法逐渐占了上风，其中主要有三种观点：①“私法类推说”认为公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乃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的合理类推所致，由于此前私法发达而公法作为新兴的部门法在许多情况下尚缺少具体规定，因此完全可以从相关法域中类推适用有关规则;②“一般法律思想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乃一般法律思想的必然体现，在所有法律秩序中都具有规范法律交易的任务，只是它较早在民法领域中发现了该原则而已;③“法本质”说认为法乃由国民法意识所成立的价值判断，而这一判断的根本要求乃诚实信用，因此该原则构成法规范，并全面直接适用于所有法规范之中。
笔者认为，“私法类推”说将民诉法中的诚信原则解释为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在民诉法中的合理类推有欠妥当。
而“一般法律思想”说和“法本质”说则殊途同归，均正确地揭示了诚实信用原则的渊源基本内涵。
事实上，在当代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务中，不管在公法还是私法领域，不管是在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领域，就诚实信用原则而言，早已构成诸法所共同的法之理想所形成的一般法律原理。
况且在今天，将审判权的运用及审判结果视为一种服务和服务产品，而寻求解决纠纷的当事人视为司法服务的消费者的观念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
因此从人民法院乃为社会与个人提供公共司法服务之主体这一视觉来考察，人民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实则是服务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显然服务者(人民法院)须以诚实信用原则提供服务，消费者(当事人)亦须以诚实信用之态度来接受服务。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所负载的价值功能。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其效力贯穿于民诉法始终的根本规则，是对作为其调整对象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本质和规律的集中反映，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而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恰恰起到了这种工具性的作用。
①对法官的自由心证进行控制。
司法乃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案件的结合，法律适用的前提是查明案件事实。
对于每一起案件而言，案件事实都已成为历史，不可能重现，因此法官只能凭借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据一定的规则来推断案件事实，这个规则就是诚实信用，也即法官必须依照公正无私的职业良心和科学的法律方法，逻辑规律来决定证据的取舍，只能这样才能使查明的事实(法律事实)最大可能地接近案件事实，才能为正确适用法律奠定坚实的基础;②对法官的自由裁量进行控制。
法律的价值在于适用，而现实生活是多变的，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讲，法律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法律需要稳定的角度来讲，法律的稳定性又不允许立法者朝令夕改，因此在法律规定不足或规定不清时，法官就必须从立法的宗旨出发，以善良诚实之心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探求法律的本意和当事人缔约目的，合理地解决纠纷。
③对当事人不正当地行使诉权，消极履行诉讼义务进行控制。
因此诚实信用原则从其本身的法律价值而言，它所包涵的内容具有根本性，其效力具有始终性，具有适用对象上的普遍性和适用阶段的一贯性，符合作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一般要求和条件，其作用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和价值要求。
事实上诚信原则作为一种目标，要求实际上已贯穿在民事诉讼法全过程，如关于审判人员自行回避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法秉公办案的规定，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以及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规定等，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官职业道德规范》，《审判纪律追究办法》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举证责任的分配依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进行，即表明诚信不仅仅是道德规范。
已经成为一种法律规范具有法律强制力，不履行诚信原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只是没有将其提升到基本原则的高度，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三)、民事诉讼中的道德危险的大量存在为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提供了现实依据。
民事诉讼中的道德危险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因与案件有某种利害关系，故意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诉讼权利，消极履行诉讼义务或不当履行诉讼义务，从而促成裁判不公正或诉讼拖延的行为而引起的危险。
司法实践中，法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接受一方当事人或代理人的吃请、礼金因而在诉讼中不能保持中立性而有意偏袒一方当事人甚至循私舞弊、枉法裁判，如在证据判断取舍上有意褊袒一方，或者刻意提高对一方举证责任造成证据上的失衡;故意曲解法律或当事人的缔约的本意、目的，从而作出不公正裁判等以及当事人滥用诉权，如为不正当竞争之目的，恶意对他人提起诉讼，滥用申请回避权，故意多次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达拖延诉讼之目的，实施突袭举证，消极履行诉讼义务，提供伪证，或隐匿对己不利的证据;在法庭上故意作相互矛盾的陈述或虚伪陈述，承认等和以不正当手段谋取胜诉，如以吃请、送礼行贿等方式谋取法官的不公正裁判，以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证人作伪证，以及规避法律等。
这些行为必然导致：一、损害司法的公正性。
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恶意偏袒一方，当事人提出伪证，或以不正当方式谋取胜诉，其结果必然是造成裁判不公，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度;二、必然造成诉讼的不经济。
不公正的裁决出台后，必然造成不必要的上诉和申诉，一方面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另一方面就一事多次或重处长启动司法程序必然造成司法资源不当浪费，更重要的是由于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得到有效确认，争议财产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能反对投入到经济运行中，从而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使得人们丧失依赖司法解决纠纷的信心和热情，从而寻求其他途径解决纷争这是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双重损害。
实践中，人们已经意识到单纯把道德危险的避防寄托在道德教化上，寄托在行为人的品行、良心的信赖上，我们所要面临的风险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必须将民事诉讼中法官、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提升为法律义务，才能有效避防道德危险行为的发生，以实现人们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