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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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起源于欧洲, 在近代中国传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思潮,如今依然影响和引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一、自由主义思想的传入自由主义思想从19世纪开始, 逐渐传入到中国。
在这一时期, 中国面临的是封建制度的压迫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之路,开始学习自由主义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开放。
各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
其中拥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教士最为活跃,他们在中国宣传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将西方民主和自由主义思想引入中国。
此外, 清末民初时期的新闻媒体以及文化名人,如饶漱石, 胡适和陈独秀等,都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和宣传者。
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自由主义思想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自由主义思想充分展现了现代社会的理想和美好。
自由和平等这样的基本价值观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同,为中国民主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自由主义思想也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
经济上,自由主义思想宣扬私人财产和个人自由,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 这种思想无疑是新的、激进的。
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和实施,从某种程度上前提了中国现代经济体制的形成。
此外,自由主义思想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吸纳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思想,将现代化作为一种价值,提出了一些在传统文化观念下不曾思考过的问题, 如女权、民主和人权等。
这些思想的提出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自由主义思想的意义和挑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完全成功的。
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事业在之后的历史中, 也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
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中带来了社会进步,但也带来了一些矛盾和困境。
从历史视角探析中美新闻理念差异的原因摘要: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文化碰撞逐渐增多,尤以新闻媒体的交流最为频繁,中西方新闻理念的差异在这个时候彰显出来。
作为西方新闻界的代表——美国的新闻体制很好的体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理念,将之同我国新闻理念进行对比并研究其发展历史,对于国人清楚认识中西新闻理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闻理念;新闻史;新闻自由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46-01伴随着世界多元化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各种文化体系相互摩擦,碰撞出绚烂的火花。
新闻作为沟通全世界事实与真理的媒介,在跨文化符号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此时代背景下,了解各国的新闻传媒机制和发展历史,并与我国的新闻理念进行对比研究,对于发展我国媒体技术,培养新闻价值观等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笔者以此为初衷,以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代表——美国作为切入点,从历史视角探讨中美新闻理念的差异及产生原因。
一、中美新闻理念的差异(一)文化观念不同一般而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表现的是一种“集体主义”倾向,中国人更重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舍小我而顾大局”;相反,美国人常表现出独立的个人主义倾向,这从好莱坞电影的“个人英雄主义”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人追求群体效益,以实现集体利益为最终目标,美国人则将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他们的人生目标。
中国人讲究和谐,避免冲突;美国人往往直面问题、提出批评,将意见表达权视为基本权力,这一系列的价值观念也可以从新闻报道中体现出来。
(二)新闻价值观不同文化观念的差异决定了新闻价值观的不同,具体表现为:1、报道立场不同中国的新闻媒体属国家经营,由政府对媒体行业进行宏观控制和监督管理,因此新闻媒体具有一定的党性:即完成当党和政府所规定内容的宣传,在不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去满足受众的需求,完成舆论引导;美国新闻媒体主要为私营,由商家对媒体进行私营垄断,他们以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作为首要目标,可以极大程度的满足受众需求,游离于美国的政府监管之外,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第四权力”。
西方新闻自由与新闻事业--------张楠楠11040134 11广电1 我们都知道,新闻是记录新鲜真实的事件的,新闻是报道,更是一种信息。
在新闻事业史上,西方国家可以说是为新闻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众多的西方国家中,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英国和美国了。
早在13世纪,英国就有手抄新闻书。
1605年,印刷新闻书也出现了,这给人们的阅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正是因为这宗传播媒介的出现,使得巴特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位报人。
在封建王朝时期,也曾有过出版公司,但这些出版公司是皇家特许成立的,所以它并不能代表个阶层人们的心声,也无法报道出令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出来。
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各种报刊和新闻印刷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他们纷纷出版言论,支持着他们心目中的政党。
在这种思潮的激励下,人们对于自由有了一定的认识。
1644年,米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出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便被给予重视,于18世纪在英法美广泛流传。
虽然这部经典并不能很好的提出新闻的自由,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引起了更多的人去追寻新闻自由。
当然,米尔顿也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者。
资产阶级革命后,报纸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态势,表现在各种日报的产生和发展。
由于英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妥协而告终的。
所以政府会压制各种报刊的发展。
1712年,国会通过印花税法案,规定征收广告税和纸张税。
但此时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却没有一刻停止过,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和工人争取言论自由的要求,已经不是政府能用暴力和酷政压制下去的。
政府逐步的降低了知识税。
然而,人们并没有妥协,议员们继续发动情愿,在各界的压力下,国会最后于1853—1861年,逐渐的取消了知识税。
当然,西方的新闻自由还不止体现在这件事上。
威克斯案、朱尼斯匿名案,都是很好的佐证。
这两个按键都是与批判政府和国王有关,最后是在司法大臣的判决下,宣判无罪。
致使总逮捕令被废除,同时,新闻自由好增添了“批判国王无罪”这一项新的内容。
从新闻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中国“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和西方“媒体是第四权利”思想形成的过程及其各自特点过去人们是交互使言论自由(the freedom of speech)与新闻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press)二个概念的,各国宪法大多把新闻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一种,或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等同。
[1]依据此种解释,新闻自由只能被视为是言论表达的载体或工具,新闻媒体并没有特殊地位。
而现在一些人相信第一修正案将这两个概念分列出来,则意味着它们应承担不同的使命。
一、“第四权力”理论和“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的思想形成的过程第一部分:“第四权力”理论的思想形成的过程将新闻出版机构称为“第四权力”的说法似乎颇为流行,那么这个词到底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呢?根据Stewart大法官的说法,该词是由Edmund Burke提出的,原意指的是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第四阶级。
但Stewart大法官在使用该词时,指的是新闻媒体乃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机构。
1974年11月2日,斯图亚特(Potter Stewart)在耶鲁法学院150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提出,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
”他认为:“出版业是唯一在宪法中获得明确保障的行业。
”美国宪法规定的合众国的政体是立法、司法和行政(即总统及其政府)三位权力平衡。
宪法赋予每一方的权力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一个制衡体制。
在1791年通过的《权利法案》的保护下,新闻媒介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几十年里变成一支坚强力量。
如今美国的新闻媒体确实常常被称为“第四阶级”(the fourth estate),这个名称是不是意味着媒体和宪法创立的政府三方权力享有同等的地位?按斯图亚特法官的观点,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护新闻出版业的,他解释说:“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to create a fourth institution outside the government as an additional check on the three official branches)。
分析中国与西方的早期新闻传播异同及其原因——杨瑢新闻学1502班201530402128【摘要】人类诞生以来,信息传播一直都是十分有利的生存工具。
从简单的口耳相传,到书信,到电话,到报纸,再到今天的广播电视互联网,新闻传播也随着人类的进步而进步。
中西方对新闻自由观念认识的不同源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源于不同国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源于中西方杰出新闻研究者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文化精神核心特质的差异。
【关键词】:新闻传播中国西方中国是具有上下五千年文化的国家,儒家,佛家,道家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着我们,把这些思想融合起来,促成了我们把道德观念与人格价值置于生命之上的观念,这是一种利他的社会观念,即道德礼义至上,强调的是社会的群众意识与社会意识,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群众,服从社会的整体利益。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则以商业气息为主,西方人多信仰耶稣基督,古希腊指着学派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就体现了他们注重的是,“人”这个个体的文化传播,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分离性与独立性。
总的来说,西方文化所倡导的就是,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人的权力是与生俱来的,享受权利是理所应当的。
这就和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文化理念正好相反。
通过对各自传统文化的比较,分析其对各自新闻传播的影响,可以得知我国与西方新闻传播大不相同。
在唐代人的著作和有关史籍中,已经出现“新闻”,“编辑”等名词,至于“报”“状”等名词则出现的次数更多。
唐代是中国最早有报纸的朝代,当时有朝廷发布的“报”,也有来自进奏院的“状”。
但“报”只有文字记载,无实物可考,而“状”则有实物可考。
邸报这个称呼是从宋代开始的。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的《邸报》条中说明了“邸报字见于史书,盖始于此时”。
宋代的邸报内容丰富,并趋于规范化,其基本内容是:皇帝谕旨,臣僚章奏,官吏任免升降,战报等。
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小报”,所谓小报,是一种未经官方审查,自行传抄或刻印流传的报纸。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概念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路鹏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 上海 200062)内容摘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的概念是从西方先后舶来的,而不是在前者舶来以后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孕育生成了后者。
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观念1833年由《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首次从西方输入中国,直至1899年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概念才由梁启超明确提出。
而新闻自由这一概念迟至1944年美国发起信息自由运动后才开始传入中国。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0; 6(3): 20-29]关键词:近代中国;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历史考察一 引言众所周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三个概念是随着近代西学东渐之潮传入中国的舶来品,但学界目前对这三个概念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情况却尚不清楚。
这表现在,其一、学者们对新闻自由概念何时传入中国的时间界定上存在着分歧。
如有研究者说,1833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刊登的《新闻纸略论》一文提出了“新闻自由”的概念,“这是‘新闻自由’第一次在中国报刊上出现”(童兵,林涵2001:58;马光仁,2007:39)。
而张继木(2008)却指出,直至“清末严复所处的那个时代并没有产生新闻自由的命题。
”这两种说法究竟孰对孰错?其二、学者们对中国近代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概念的使用和变化情况的论断比较模糊。
如李秀云(2007)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大多没有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两个概念进行区分。
”那么,当时有少数人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吗?如果有,他们是谁?此外,国人又是在何时开始普遍区别使用这两个概念的呢?而对于这些问题李秀云都没有回答。
其三、截至目前为止,学界对中国近代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概念的变化情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历史考察尚付阙如。
为了廓清学界对这三个概念历史变迁的认识存在的模糊和歧见,本文拟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概念究竟何时传入我国作一较为详尽的历史考察。
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近代部分
中国新闻评论在近代有着丰富的发展史,这一时期的新闻评论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清朝末期的启蒙时期。
当时的新闻评论主要是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为背景,以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为目的。
代表性人物有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
第二阶段是民初时期的自由主义时期。
当时的新闻评论以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自由为主题。
代表性人物有熊十力、胡适、钱玄同等。
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救亡时期。
当时的新闻评论主要是为抗日宣传服务,以激发民众爱国热情为目的。
代表性人物有郭沫若、徐特立等。
第四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
当时的新闻评论主要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发扬社会主义精神和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主题。
代表性人物有胡乔木、陈丹青等。
近代中国新闻评论的发展历程,不仅记录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也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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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新闻思想探析一、邵飘萍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一)从《汉民日报》到《申报》时期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法律规定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自由的新闻制度,以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
此时,邵飘萍拜访了《汉民日报》社长杭辛斋,二人相谈甚欢,决定联手创办《汉民日报》,邵作为职业报人的人生事业也由此拉开帷幕。
1913年8月,他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也为后来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1916年春天,邵飘萍回到国内,并以《申报》驻北京记者身份开始进入到北京的新闻界。
此时,他已开始使用记者的称呼,他认為记者在采访时,要将自己置身于当时的场景中,感同身受。
从纵向上来讲,要对时间历史发展的脉络有了解,通过对历史背景的解读,进而更全面的了解真相的所在。
(二)《京报》主编时期为了打破西方媒体垄断中国传媒业的现实,1916年,邵飘萍创办了新闻编译社,在报刊定位方面,他坚持着梁启超对报刊职能的观点,即“对政府而比或无意为其监督者”和“对于国民无可位置而为其向导者”①。
在军阀混战,思想混杂的当时,报刊就成为了培养民众教育的重要工具。
在这样的办报理念之下,《京报》本着说实话、还原真相的态度,以反映人民呼声为责任,发表评论引发舆论为手段,以独立、自由的视角进行新闻报道,在国内新闻界犹如一缕清风。
二、邵飘萍新闻思想的概述(一)新闻真实性原则邵飘萍作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是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第一个特派记者。
在两年工作中,他完成了251篇,共计22余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得到同行们的一致认可,也受到读者们的广泛欢迎。
邵飘萍主张新闻要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②为第一信条,强调新闻的采访艺术。
邵飘萍高度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他认为记者报道要公正、独立,没有个人的感情倾向,应该客观、真实地反映事件本貌,报道事情的真相。
这种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体现在他对新闻报道中“有闻必录”做法的批评上,强调新闻报道对事实的尊重,认为“有闻必录”是新闻从业者的懒惰也是对受众的不负责任。
中国现代史上的西方思想与文化引进中国现代史上的西方思想与文化引进,是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主题。
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引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史上西方思想和文化引进的意义和影响。
首先,中国近代史上的西方思想和文化引进催生了新的民主观念和价值体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启蒙思想和思想家们的观点逐渐传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和民众。
思想家们引进的西方民主思想激发了中国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向往。
这种向往最终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其次,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引进带来了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推进。
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理性思维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激发了他们对现代科学的兴趣。
中国的近代科学家开始借鉴西方的科学成就,并运用到实践中。
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和技术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使中国得以追赶和超越传统社会的发展。
此外,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引进还推动了中国的文化变革和文化多元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而西方文化的引进为中国的文化与时俱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念对中国的文化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和影响。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创新,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然而,西方思想和文化引进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经历了一段困惑和迷茫的时期。
一些人担心中国的传统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所取代,对于西方思想和文化的接受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
同时,西方文化的引进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西方的物质消费文化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尽管如此,中国近代史上的西方思想和文化引进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它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动力。
试析走近一条忧郁的河流—储安平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础考察的论文论文关键词:储安平《观察》周刊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论文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剖析了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拙,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客观地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落实“以史为鉴”的修史目标。
要从整体上完善地考察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就不应忽视被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闻活动。
在旧中国,他们坚守自由主义的独立新闻思想的信念,借助报刊进行思想启蒙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对旧中国的政治走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旧中国新闻界一道独特并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
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刊物,他是继胡适之后我国又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
在那个异常专制的时代,储安平创办政论周刊《观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顽强不屈地进行着自由主义思想传播的新闻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刊物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平均日销量5万份,最高时10. 5万份,实际读者在百万人以上,一度风行全国。
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实践为考察旧中国新闻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关照视角,梳理和研究储安平的新闻思想确有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由于过去的新闻史著述中存在着惯用的对照政治史单纬度评价的局限,在涉及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时,通常冠之于非主流、旁门侧枝的定位,或盲目简单、武断偏激地评断,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
这种单向、线性思维的新闻史阐释缺乏“时空通观”的评价规范,没有将新闻现象和史实纳入多维联系和全面解读之中,从而导致对史实意义的忽视。
从科学理性的学术角度思考,任何新闻史实都是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研究价值的。
笔者将着重考察剖析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础,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更加广阔客观地去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
中西方新闻自由中文化差异的比较性研究摘要:新闻自由一直是新闻学界较为重要的领域之一。
笔者利用归纳、对比等手段,搜集中国以及西方新闻新闻界对新闻自由的论述,结合历史资料,对中外新闻自由观中的不同文化语境进行历史的纵向分析与现实的横向比较,探讨中西方文化差异化的原因。
关键词:中西方新闻自由;中西方文化;差异;比较研究新闻自由是新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指的是媒体和公民在新闻传播活动领域所享有的自由权利。
新闻自由,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
一、西方文化下的新闻自由观新闻自由在理念和理论上的起源可以归结为1644年出版的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
其“出版自由”理念对后世影响极大。
弥尔顿的基本观点是: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
人的理性高于一切,可以不受限制地了解不同的观点和理念思想。
他还指出,权力是需要被限制的,真理需要的是自我修正与完善而不应被权力压迫和垄断。
西方新闻自由在实践上应用始于17世纪,在18世纪达到第一个高峰。
这个时期的思想被应用于政治学和法学当中。
例如法国政治学说中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
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孟德斯鸠一个是卢梭。
孟德斯鸠于1748年写成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主张自由是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引出应保障公民的言论和思想自由的论点。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从政治学角度阐述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
以此为基础,1789法国大革命期间,掀起了一场关于出版自由也就是新闻自由的运动。
在长时间的历史推进中,西方新闻自由观经历了从自由主义理论到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过程。
在当代,经过数百年民主制度的培育,新闻自由的信念在西方社会已经根深蒂固。
J.阿特休尔针对美国的情况指出:“的确,对第一修正案思想的信仰之根深蒂固,有如对宗教教义的信仰一般。
以至于在美国,人们把它赞誉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本质性的一部分”。
新闻出版自由的提出及其历史发展提出与历史发展:新闻出版自由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当时人们开始反思对国王和教会权威的盲目服从,并开始主张个人的自由权利。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他曾说过:“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为你捍卫发表观点的权利”。
伏尔泰的这种观点,对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提出起到了推动作用。
新闻出版自由的发展与新闻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
18世纪末期,印刷术的普及使新闻的传播更加容易,人们开始大规模创办报纸,宣传自由主义思想,推动了新闻出版自由的发展。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一步提升,报纸的发行量大幅增加,新闻出版自由的影响范围也得到了扩大。
20世纪初,随着电台和电影的出现,新闻出版自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无线电和电影不仅加速了新闻传播的速度,也引发了新闻内容的多样化和争议性。
随着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新闻出版自由取得了更大的突破。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新闻出版的门槛,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发布者,这使得言论自由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保障。
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发展也伴随着各种限制和挑战。
在各国威权主义和独裁政权的统治下,新闻出版自由常常受到限制和压制。
这些政权通过审查制度、言论管制和新闻封锁等手段控制信息传播,以维护其统治权益。
例如,中国、朝鲜等国家的媒体基本上都由政府控制,公民无法自由表达观点。
在民主国家,尽管新闻出版自由得到了法律保护,但仍然存在一些限制,如合法的政府秘密、诽谤和侵犯隐私等。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的泛滥也对公众获取真实信息构成了挑战。
总体而言,尽管新闻出版自由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但它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新闻出版自由是公众获取信息、追求真相、监督权力的基础,是建立民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维护新闻出版自由,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是全球社会共同的责任。
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
西方自由主义历史演进始于17世纪,英国和法国开始使用“自由”这一名称来表示他们理想政治状态的发展。
西方自由主义的出现源于古
典政治哲学之中的众多观念,其中一些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对立
面“公正与正义”,也可以追溯到伊壁鸠鲁、希腊哲学家拉梅尔的思想
关于不受权力限制的受众自由的理念。
18世纪的英国专家伦纳德·斯蒂芬斯采取了古典政治哲学成就的研究并
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由主义”这一政治理论和大道德原则。
后来,巴
罗等19世纪法国思想家也将被视为一位重要的自由主义学者,他介绍
了专制统治的概念,即民主国家中绝对自由的概念,是建立自由政治
的前提。
20世纪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不同的社会经济
制度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
转变中历史上最长寿的国家为美国,这是因为他们极具创新性地改革了自己的立法结构,使之能够更好地
容纳多元化利益群体的诉求,这样可以更好地实现持续和平与发展。
此外,欧洲也成功应用其抽象思想影响了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秩序。
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是一个不停的路程,事实上,很多国家如今
仍在积极探索新的自由主义理念。
随着中国与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
体的发展,西方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影响也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
当前,中国正积极推进法治、民主化和市场改革,并加大公共利
益保护力度,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主。
西方自由主义秩序也将
在未来以更深入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政治形势,为更高水平的社会发展提供方向和动力。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历史考察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是在近代民主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l644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权利的强大武器。
18世纪,西方新闻出版自由从理论斗争逐步进入实践范畴,持续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如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和同年经国会通过、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它们激励着人们同集权专制政治进行不懈斗争,持续取得胜利。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
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殖民扩张热潮,商人和传教士接踵而至,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逐渐在古老中国打开了思想的缺口,持续萌发成长。
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却因为研究者资料和视野的差异,学术纷争持续,需要利用新史料和新视野对它重新进行历史考察,以修正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认识。
一、两种相异的新闻自由起源观点目前,学术界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过程有两种相异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的文章《新闻纸略论》最早在中国传播了出版自由理念,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记载:《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12月所载《新闻纸略论》是中文书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纸情况和新闻自由观念的专文”。
在目前人大版和复旦版中国新闻史教材以及诸多专著,如《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新闻史新修》《中国新闻史》等支持该观点,但修正了该文发表的时间为1834年1月。
第二种观点认为:《广州纪录报》所载的《印刷自由论》是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理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如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系赖光临先生《中国新闻传播史》认为:“马礼逊在《广州纪录报》(CantonRegister)发表了一篇《印刷自由论》,申论天赋人权,所有人均得享有发表及印行自己意见的自由。
强调政府无权减缩或干涉人们知识的沟通,除却最危险的罪犯以外,无一人所用之纸、笔、墨可被剥夺而去。
而印刷机者,可令人之心灵,虽有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仍能交换思想,对有理性的人提供精神享受的贡献。
而禁止书报的印行,即是侵犯天赋的人权。
这是破天荒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之说到东方来的文字,虽然用的是英文。
”该观点也得到诸多大陆学者的认可,如《新闻文化论》《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等。
事实上,《新闻纸略论》和《印刷自由论》发表时间存有争议。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新闻纸略论》以往认为是1833年12月,这其实是道光癸巳年十二月,公历则为1834年1月。
而英文周刊《广州纪录报》(TheCantonRegister,亦译《广州志乘》)发表《印刷自由论》的时间,有研究者进行考证认为:“应不早于1833年6月,而从1833年6月期《中国丛报》发表的《论出版》(ThePress)一文推测,《广州纪录报》中的《印刷自由论》应该出现在1833年6月的某一期,且极有可能是下半月的那期。
”二、更早的新闻自由思想传播其实早在1833年6月前,《广州纪录报》已经在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
如1832年3月8日,《广州纪录报》刊登读者来信写道:“没有人有权极力宣扬煽动性言论、造反和无政府无秩序;但人人都有权去促进恶习的和平改良、平等、自由和社会秩序;一个人能用任何语言随意印刷,但政府也有权禁止出版他的出版物。
当然人们也有权拒绝购买,就算它是免费派送的,人们也有权拒绝接受它。
”另外,同年4月14日,广州英文周刊《中国差报》改版,刊首语是一段出自英国剧作家、政治家谢里登(RichardBrinsleySheridan,175l一1816)的新闻出版自由名言:“若不给我出版自由(theLibertyofthepress),我将带给部长一个腐败的上议院,我将带给他一个腐化和充满奴性的众议院,我将会让他充分享有政治权力,我将会让他充分发挥领导者的影响力。
我将会让他享有首相这一职位所能带给他的权威,这个权威能够买到人们的顺从,并能够慑服反抗。
但是,如果我能用出版自由来武装自我,我会勇敢地走向他,毫无畏惧;我会用出版自由那更增强大的引擎来攻击他所建立起来的强大的政府机构,我会震撼他那极端腐败的机构,这个腐败的机构曾试图掩蔽政府滥用职权这一现象,我将要把这个腐败的机构埋葬在滥用职权的废墟下。
”回溯《中国差报》的历史可以发现,1831年7月28日,《中国差报》创刊号就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希望创办一份“谨慎而适度争论与自由的报纸(afreepress)……最大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和品行良好的媒体”。
1831年8月18日,《中国差报》刊登文章《印度的出版》(ThePressinIndia)也表达了出版自由观点,声讨东印度公司的出版审查政策:“英国以前因为他们拥有出版自由(freedomoftheirpress)而狂喜不已,除了恶意的诽谤,免除任何审查。
不过印度报纸如果不是被法国政府的审查制度践踏和压迫,同样也是有效力的。
……英国报纸大力报道法国革命时期出版自由(LibertyofthePress)的呼声。
”由此可见,1831年7月,《中国差报》创刊就开始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了。
事实上,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仅是个时间点的问题,需要在近代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重新考察。
三、马礼逊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有研究者在阐述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时指出:“马礼逊这个人的重要,不仅仅在于他是基督教新教派遣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人,还在于他是将西方的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带入中国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马礼逊的这种历史和文化重要性,很多年里,竟因为他的传教士身份而被严密地遮蔽着。
……因此,马礼逊宗教意图中所曲涵着的自由主义因素必然也随之挟带入中土。
”虽然美国商人威廉伍德于1831年7月创办的《中国差报》在刊首语、发刊词以及部分文章(前已述)充分体现该报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追求,但是马礼逊的贡献却更大。
1833年5月1日,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传教者与中国杂报》宣扬基督教义,传播中国文化知识,报道各地消息及评论。
5月25日,澳门天主教教区代主教施利华致函澳门总督晏德那,指责马礼逊出版一些反对天主教教义的书刊违反葡萄牙本土法律,用以印刷这些出版物的印刷机也没有根据澳门法律进行登记,要求澳门当局立即制止他传播异端邪说,停止出版刊物。
一些天主教神父认为:“马礼逊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
《传道者与中国杂记》中的‘传道人’这个名称是窃取了天主教的名义。
”6月1日,施利华致函立法会,要求立法会“作为监管外国人遵守其义务的机构,尽快停止这个出版物,令那个教士将来再也无法如此攻击我们,同时也禁止其他任何的出版社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6月8日,立法会回函给施利华,“将会根据情况作出必要的行动”。
6月20日,澳督晏德那致信澳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求董事会责令马礼逊停止使用他的印刷机出版刊物。
该信译文如下:澳门天主教教区主教施利华神父告知本人,马礼逊先生利用他在这个城市的家中的印刷机,出版了几种与天主教教义相违的书刊。
在葡萄牙国土之内,只有得到葡萄牙国王的许可,同时遵从预检制度的出版工作才是被许可的,否则,所有出版活动都是被禁止的。
为此,本人要求在华英国商行大班,指令属于你们商行的马礼逊先生,从今以后放弃在这个城市使用上述印刷机进行任何出版活动。
6月22日,澳门东印度公司大班授权秘书致信给马礼逊:“据澳门天主教代理主教的报告,马礼逊私自在家印刷反对天主教的刊物。
因为在葡萄牙所属的澳门境内禁止私自设置印刷所得,除非事先经过审查批准。
今特别通知你,请停止在澳门使用你的印刷机继续印刷出版物。
”马礼逊收信后,立即写信抗议。
他提出“:1.我宣讲的教义当然是与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不符合的,但文中并没有攻击天主教的地方,在《传道者与中国杂记》中也没有。
2.澳门完全是属于中国的领土,根本不属于葡萄牙王国。
天主教代理主教所说的,是不合理的。
3.东印度公司在澳门所设之印刷所,迄今已有20年,公司在澳门可以自由印刷出版物,根本不必先由澳门葡萄牙总督审查批准。
4.东印度公司大班到底要求我们什么呢?是把我看作仅仅一个英国人,还是公司的职员呢?他们要求是事先要审查,并不要求我停止印刷。
公司管理委员会是要我事先送给他们审查呢?或是要我停止印刷呢?两者都不是。
因此,我抗议,反对这整个过程。
我认为,这是一种窃权的、专制的和压迫的行为,是受罗马天主教代理主教和神父们的指使,让葡萄牙人和英国人一起压迫我的非法行为。
”同时,马礼逊在《广州纪录报》发表文章《印刷自由论》,引用法国宪法内容捍卫出版自由权利。
全文如下:据法国所颁布的新宪法上说:“全体法国人都有权利发表和出版他们个人的意见;审查制度永远废除。
”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天赋予人有说话的恩赐。
有智慧的被造之物在社交时可以进行有教益的沟通,其价值远胜于肉体的享受。
政府无权剥夺人们理智的往来、肉体方面的需要和食物的选择。
根据这一原则,除了最危险的罪犯外,绝不可剥夺人们使用笔墨和纸张。
印刷机是仅有的更迅速的写字机器。
在上帝的恩赐中,这种写字机器帮助传达和交换人们的思想到最遥远的地方,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
因此,任何实施这个原则的政府,秉着公正和平等对待的态度,就不会去剥夺印刷自由的权利。
某些人不喜欢阅读可听便,但如果这些人是执掌权力的人,他们就没有权利去剥夺那些喜欢阅读之人,强制他们不可以阅读。
中国人已经准许欧美各国人士侨居中国沿海一带,他们可以根据各自的习俗穿衣、吃喝、跳舞或享受其他娱乐。
在外国人当中,没有哪一部分人可以限制其他部分外国人的权利。
他们没有权利禁止一部分外国人阅读英文书刊和报纸,因为澳门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
中国人没有禁止,难道葡萄牙人可以禁止吗?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写作和印刷出版的自由,这是为了使他所创造的人类得到快乐。
因此,没有一条人立的法律可以取消这个天赋的人权。
“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去酌量吧”,这是使徒彼得当年在耶路撒冷面对祭司和政府官员所说的辩护词,载于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19节。
这是必须要遵从的上帝的法则。
虽然是人制订的法律,且不论是任何国家或教会,但如有违反上帝的法则,我们仍要遵从上帝所规定的法则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