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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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人权的意义【摘要】法律体系中,刑事诉讼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它被称为小宪法。
两次人代会审议最终通过,对于过去十六年的法律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大规模修改。
引起国内外的广泛议论。
本文在阐述新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结合宪法人权等内容,重点阐述新修订的法条对人权保护的措施及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被害人;律师一、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时候,应当保证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实践中,未被定罪的犯罪嫌疑人在传唤和拘传中,总是受到不公的待遇不让吃饭不让睡觉,不仅是肉体上的折磨也是精神上的折磨。
刑诉法吸取了律师法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一改原来公诉案件中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才能委托辩护人,按照律师法的规定能更好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第二百一十条规定简易程序检察院也应派员出庭,更加重视了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的权利,保证了庭审的公开公正公平。
二、保障律师的权利第三十一条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有权要求回避,申请复议的权利。
将行诉法中的权利保障机制引入。
第三十六条明确了律师可以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在侦查期间介入案情提供服务。
省去了身份转变的手续。
第三十八到四十条,律师可以主动申请司法机关调取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证据资料。
律师的主动性增强,变被动为主动,在实际操作中,律师的尊严也得到了维护。
律师的意见侦查机关应当听取,并且律师的书面意见应当附案。
移动案件,判决书送达的同时,司法机关都应将其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律师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受重视程度越高,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才能更加得到保障。
三、保障相关案外人的权利援引民诉的制度,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保护了相关其他案外人的权利,商业秘密得到合理保护。
在对待没收财产上,法院重视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其可以参加诉讼,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证人的在守法义务之外还规定了应当出庭的条件,以及其他人报复证人及家属的保护措施,证人的经费是单独从司级政府支出。
浅析人权保障原则在新刑诉法中的体现摘要:刑事诉讼法在保障人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在法律界素有”小宪法”之称。
而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最大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当中,明确了其指导地位,不管是对我国的法治进程还是人权保障事业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此次刑诉法修改中人权保障原则不仅体现在总则当中,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特别程序当中都有体现,本文通过这几方面的分析来看人权保障原则的新刑诉法中的贯彻。
关键字: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修改2012年3月14号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可以说是继2004年人权入宪、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之后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第三次飞跃,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重大进步。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最大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正式写入总则当中,并将其置于第二条当中,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一个总任务和原则规定下来。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这一宪法原则。
考虑到刑事诉讼法关系公民的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在法律界素有”小宪法”之称,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既有利于更加充分地体现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新刑诉法通篇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和宪法原则,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更加完善、更加科学、更加文明,标志着我国的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此次修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修”,修改后的刑诉法条文从原来的 225 条增加到 290 条,修改内容涉及面很广,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从制度和机制设计上保证了人权的实现。
此次刑诉法修改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首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的总则当中,从根本上确定了这一宪法原则和精神,并且做郑重宣告。
简述新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理念的落实及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理念的落实及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权保障原则的确立:新刑事诉讼法明确将人权保障列为刑
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强调人权尊重、平等保护、合法审判等原则,使其成为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2.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对被告人权益的
保护措施,比如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孕妇、残疾人等特殊人群要加强保障;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限制条件,确保不合理取保候审的权益受到保护。
3.取证权利的加强:新刑事诉讼法加强了辩护人和犯罪嫌疑人
的取证权利保护,明确规定辩护人有权提出证据申请和质证,并要求有关机关必须查明事实真相,确保受案时就开展调查,及时收集证据。
4.刑讯逼供的严禁:新刑事诉讼法对刑讯逼供进行了明确禁止,并加强了相应的监督和惩处措施,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权益。
5.律师辩护权的保障: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委托
辩护人,辩护人有权行使亲自出庭的权利,并提供了一定的费用保障,保证辩护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然而,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理念的落实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
例如,新刑事诉讼法在一些具体细节
上对人权保障的规定不够明确或完善,如对被拘留人的会见权、通知权、申请权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人权侵犯的迅速反应和制止机制还需要加强;在对证据的采用和排除、审判程序的规范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以确保人权的全面保障。
理想与现实: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摘要】本文主要评述了最近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在背景介绍了修改的必要性,修改的原因是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和保障当事人权益,并预期能够加强法律适用的公平性。
在正文中,分析了修改内容的具体措施和实施困难,提出了改进建议,并评价了现实中的执行情况,并通过案例分析来说明实际效果。
在评估了修改后的影响,提出了完善建议,并展望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本文旨在探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司法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理想、现实、引言、正文、结论、背景介绍、修改的原因、预期效果、修改内容分析、实施困难分析、改进建议、现实情况评价、案例分析、修改后的影响、完善建议、未来展望1. 引言1.1 背景介绍背景介绍:《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法规之一,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原有的刑事诉讼法出现了一些不适应当前社会需求的问题,为了提高司法效率、确保司法公正,相应的修改工作变得迫在眉睫。
本次修改的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刑事犯罪形势日益复杂,现行刑事诉讼程序在应对新型犯罪模式时显得力不从心。
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和操作程序,导致刑事案件审理效率低下,司法公正受到质疑。
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和法治意识增强相对应,社会对司法公正、效率和透明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和司法需求,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是必然的选择。
通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可以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高司法效率,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和社会稳定。
1.2 修改的原因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一些方面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
在审判程序中存在一些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的问题,导致审判周期过长,影响司法效率;部分法律规定已经与社会发展不相符,无法顺应当下社会进步的要求,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改;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需要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使其更加科学、合理、符合实际情况。
探究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障精选3篇浅论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障探究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障摘要:法律体系中,刑事诉讼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它被称为小宪法。
两次人代会审议最终通过,对于过去十六年的法律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大规模修改。
引起国内外的广泛议论。
本文在阐述新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结合宪法人权等内容,重点阐述新修订的法条对人权保护的措施及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探究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障:浅论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障摘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
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第二条,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人权保障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刑事诉讼法有“公民权利小宪法”之称,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在增加了技术侦察等有利打击犯罪的措施的同时,更加关注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
在人权的各种保障方法中,法律保障是人权保障体系中最基本、最具权威性的。
新刑诉法在以下具体规定中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一、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原则性规定彰显刑诉法之价值保护人权是宪法中非常重要的法律理念,新刑诉法为了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理念,把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关系处理得当,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第二条,突出保障基本人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在多项具体规定中贯彻这一原则。
能否正确处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评价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的状况,不光要看对其是否尊重和保障“无罪的人”的人权,更要看其“犯罪分子”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和保护。
这次对刑诉法的修改,既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价值之彰显,也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重视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更是我国人权事业从理念到行动的深刻进步。
刑事诉讼法与人权保障在一个社会中,人权的保障是至关重要的,而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旨在维护公正和法治。
然而,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紧密的,因为在追求正义的同时,也需要平衡个体的权利和保障。
本文将探讨刑事诉讼法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旨在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首先,刑事诉讼法确保了人权的保障。
它确保了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一系列权利,例如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有权寻求法律援助和有权与律师会面。
这些权利的保障确保了法律程序的公正和透明,避免了权力滥用和不公正对待。
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审判程序的法定要求,确保法官必须遵守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从而保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刑事诉讼法与人权保障之间也存在一些挑战和矛盾。
一方面,为了追求正义,刑事诉讼程序可能会侵犯被告人的权利。
例如,在紧急情况下,检察机关可能会采取强制措施对嫌疑人进行拘留,这可能会侵犯被告人的自由权。
此外,一些调查手段可能也会侵犯被告人的隐私权,例如对个人通讯的窃听和监控。
因此,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具体实践需要进行平衡和权衡。
为了解决这些挑战,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被告人的人权。
例如,一些国家规定了对强制措施的使用进行监督和制约,确保其不会滥用。
此外,在调查阶段,一些国家要求警察必须获得法院发出的搜查令才能进行搜索,以保护个人的隐私。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确保在追求正义的同时,也保障了被告人的权利和尊严。
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刑事诉讼法在维护人权方面是否充分。
尽管刑事诉讼法确保了被告人的一系列权利,但它是否足够保障了被害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呢?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过于注重保护被告人的权益,导致被害人的权益被忽视。
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可能需要承受长时间的审判过程和心理创伤,这可能对其权益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刑事诉讼法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兼顾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益。
在国际层面上,人权保障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例如,国际刑事法庭成立以来,它已成为保护人权的重要机构。
人权入“宪”对《刑事诉讼法》修订的影响【摘要】新《刑诉修正案》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并对刑事证据制度、刑事强制措施、侦查程序等方面做出了较大修改。
尽管在刑事诉讼法的实践中一贯存在着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矛盾,但该修正案仍保持了与宪法根本大法的一致,顺应了保障人权的世界潮流,捍卫了法律位阶的权威,部分调和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与刑事诉讼特有的强制措施之间的矛盾,是立法层面的重大进步。
【关键词】宪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人权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其中赞成2639票,反对160票,弃权57票。
[1]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虽然此次修订有不小进步,但部分条款仍有争议。
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
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该条自草案公布之初便饱受争议,老百姓担心这样的条款可能导致“秘密拘捕泛滥”,致使被拘留人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
然而,作为新《刑诉修正案》第八十三条基础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以及在1996年进行修订的《刑诉修正案》第六十四条,都将“拘留后的通知情形”规定为:“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
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对比新旧两个条款,新法至少进行了三处改动:第一,将有碍侦查的情形仅限定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恐怖活动犯罪,不再适用于一切罪名;第二,将通知家属或者所在单位中的所在单位删除,让被通知的对象不存在选择性,较大程度保障了家属的知情权;第三,增加了“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的规定。
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摘要:为顺应我国政府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和推进人权保障进程的要求,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应以人权保障为主导思想来修改刑事诉讼法。
指出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无法充分获得律师帮助权、律师阅卷权受到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充分行使、缺乏明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诸多不足,参照部分国家有关强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措施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提出了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人权理论与观念更新和法律与政策的变革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促进和保障人权作出了巨大努力。
我国正在积极为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准备,努力使国内法律制度(尤其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符合该公约的各项要求。
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侵犯人权的现象。
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尽合理,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现有的法定诉讼权利不足以对抗司法机关潜在的侵权行为。
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2005年媒体披露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通过立法修改来遏制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这一弊病的迫切性。
目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列入立法规划,学界和实务部门都在进行积极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和建议。
笔者认为,以人权保障为主导思想修改《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使刑事诉讼法真正成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宪章,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涵“人权一词,依其本意,是指每个人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的权利”[1]。
法律是保障人权最普遍、最基本、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
人权规范几乎渗透在一切法律部门中,并且成为各部门法应当体现的基本价值。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范畴之一,其调整的基本内容是刑事诉讼中公民与国家、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就是国家在追究和惩罚犯罪过程中采取一定措施,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之不受国家机关的肆意侵犯。
其基本内涵有三:一是保障任何公民不因政府非法强制而沦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即保障个人免受无根据的或者非法的刑事追究;二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受到公正的待遇,既要保证无罪的人尽早脱离追究程序 ,又要使有罪的人的合法权益得到适当的维护;三是保障被依法认定有罪的被告人受到公正的、人道的刑罚处罚,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的刑罚或非刑罚制裁[2]。
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也是评价刑事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活动合理性的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利益冲突体现得最为尖锐。
由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都是围绕确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与国家权力处于对立的两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并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资源,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他们的权利很容易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侵犯。
因此,现代刑事诉讼法的设计自始至终都贯彻着公开、辩护、上诉、回避、无罪推定等一系列人权保障原则。
此外,相对于民事诉讼当事人承担的民事责任而言,国家司法机关在追究和惩罚犯罪时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实体权益的影响更为突出。
刑事诉讼涉及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财产甚至生命,等等。
如果剥夺或限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将会危及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使刑事诉讼成为单纯追诉犯罪的工具,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
正是在这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最尖锐冲突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保障能够充分体现国家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人文关怀,凸显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水平。
迄今为止,联合国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人权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宣言、决议、公约等人权文件,其中所确立的刑事司法标准和规则构成了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
一方面要求国家司法机关在追究和惩罚犯罪的过程中对公民权益的任何剥夺均应具备正当的法律根据和法律程序, 建立有效的司法侵权的防范措施,切实防止司法权力的不当运用侵犯被追诉人的人权;另一方面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广泛的诉讼权利,使其具有与国家司法机关相抗衡的能力和机会,能够对司法机关的错误追诉行为有较多的机会和手段进行必要的自我防御,以有效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是各国刑事司法的最低标准,同时,它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人权状况的标准之一。
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应当遵循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
二、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规定的不足对照国际人权文件所确立的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方面的规定存在着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不足(1)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受到限制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准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和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延迟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
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虽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18条第4款也规定:“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与其法律顾问的会见可在执法人员视线范围内但听力范围外进行。
”根据上述两个国际人权文件的规定,不允许侦查人员知道犯罪嫌疑人与律师谈话的内容,也不允许侦查人员限制犯罪嫌疑人与律师谈话的内容。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和第96条第2款虽然规定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同时也规定了“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在司法实践中,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得到侦查机关的批准,此外还有诸多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限制会见的时间。
最为普遍的情况是,在没有完成对犯罪嫌疑人讯问的工作之前,侦查机关一般不会批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二是限制会见的次数和时间。
侦查机关只批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1至2次,会见的时间通常限制为半个小时甚至更少,律师没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回答犯罪嫌疑人的咨询问题。
三是限制会见的谈话内容。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多数情况下侦查机关都会派员在场,而且一般都会限制律师了解及解答犯罪嫌疑人问题的内容。
侦查机关的上述做法使律师会见变得有名无实,变相地剥夺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2) 律师阅卷权极其有限《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
应该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这种查阅的机会。
”根据该规定,律师的阅卷权应当以能够有效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为基础。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19条规定,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但这些材料不涉及案件事实方面的证据及材料,律师无法掌握控诉方指控犯罪嫌疑人具有犯罪行为的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律师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公诉机关不是必须提交全部证据材料,并且未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在法庭审理中出示并作为案件审理与判决的依据,致使律师在开庭审理之前不能查阅案件的全部证据材料。
(3)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形同虚设《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律师向其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了辩护律师自侦查阶段即可进行相应的调查活动,在审判阶段也可申请司法机关调取相应的证据或传唤证人作证。
由于不具有国家行政或司法的权威性, 律师的自行调查取证权没有任何的强制力,行使时非常困难,只能依赖于被调查对象的积极的、自觉的配合,或者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许可。
在起诉和审判阶段,律师向被害人一方调查取证,事先需要得到负责起诉和审判机关的同意。
在审判阶段,律师虽然依法可以申请调取新的证据或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但这仅仅是一项申请权,必须得到审判机关的认可, 审判机关没有当然同意其申请的义务,甚至在驳回申请时无需说明具体的理由和根据。
2. 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不够充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第2项规定:刑事被告人应当“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其辩护并与其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
其中,相当的时间、便利的准备以及联系律师是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的条件。
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论是被告人自己行使辩护权,还是律师行使辩护权,都显得十分有限。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辩解常常被视为认罪态度不好,并可能因此受到从重的处罚,律师只能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了解到有关被告人被指控罪名相关证据的详细内容,在这种条件下,律师针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内容进行的辩护工作几乎没有了准备的时间,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7条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如果公诉人认为证据或事实需要其进一步收集和查证,可以申请补充侦查、重新侦查或调取新证据 ,并为此请求延期审理,法庭应当予以允许。
相反,根据该解释第156条的规定,如果律师认为需要调取新的证据,或者以辩护不够充分为理由提出延期审理的请求,法庭经审查后认为必要时才予以允许。
这种控辩双方不对等状况的存在,使律师辩护权的充分行使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律师辩护权不足以与公诉权抗衡。
此外,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被司法机关采纳的比例也较低。
3. 犯罪嫌疑人负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第7项规定:任何被指控刑事罪行者“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该规定使得犯罪嫌疑人负有了如实供述的法定义务。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长期以来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客观上也使得犯罪嫌疑人承担了自证其罪的义务,助长了侦查机关过分依赖口供的现象,导致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现象的频频发生。
4. 刑事强制措施监督的不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被羁押者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接受审判或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