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江苏）仿真模拟卷语文试题（三）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笔记”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但“笔记”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官传统。
先秦诸子散文中许多征引神话传说、轶事传闻来阐明政治主张的论辩素材，也是笔记的源头。
我们熟知的《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也有“笔记”之意。
章太炎说：“《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论语》……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矣。
”中国历代笔记浩如烟海，体系非常庞杂。
近人刘叶秋先生撰有《历代笔记概述》，将笔记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据、辩证三类。
前一种近似于古人所称的“说部”“小说”。
而历史琐闻类笔记，也有人视为历史笔记，有着补正史之缺的重要史料价值。
“考据、辩证类”则是比较狭义一些的学术笔记，以随笔等形式记录作者的学术见解和思想观点。
中国古代学术笔记源远流长，两汉经注、章句训诂实已开学术笔记之先路。
大体而言，在中国古代笔记史的发展过程中，魏晋南北朝以大量的志怪笔记为特色，唐代笔记以历史补逸、轶事、琐闻为大端。
考辨类笔记从杂史琐记中真正分化出来，是到了宋代的时候。
学术笔记随着宋代考据与辨证之学的发展而兴起，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洪迈的《容斋随笔》等是古代学术笔记中举足轻重的作品，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出入百家，考辨色彩浓厚。
学术笔记在元代得以继承，刘埙《隐居通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分别为元代初年和末年学术笔记的代表作，记叙、考证、议论兼具。
明代虽有学风空疏之讥，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等尚为可观。
清代学术笔记蔚为大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及清代学术说：“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之。
《清代学术概论》笔记（1）《清代学术概论》，作者梁启超。
一、序1.动机：著者亲身经历参与了晚清今文学运动，宜有以纪之；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
2.著者曾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第八章论清代学术，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结论往往流于偏执，今改之。
3.清代学术潮流，前半期为?考证学?，后半期为?今文学?，此书记述以两潮流为主，其它为附庸。
4.中国学术史可分为五个部分：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学，故此书本欲题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待五部完成之后更改之。
二、论时代思潮?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
??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时代思潮由继续的群众运动组成，所谓运动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谁主动、谁被动。
同一运动之下，必有一种或数种共通观念同为思想出发点。
初兴起时，实力微弱，越运动越扩大，逐渐成为一种权威，显现出宗教的色彩。
等权威渐立，成为公共所尚，就成为一种?流行?或?风气?，此时就是这一思潮成熟之时。
思潮的流转分为四期：1.启蒙期（生）：对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
破坏旧思想，孕育新精神。
2.全盛期（住）：旧思潮屏息慑伏，新思想结果粲然：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
3.蜕分期（异）：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出现派中小派。
4.衰落期（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
进入第二思潮的启蒙期。
三、略论?清代思潮?清代思潮：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以复古为其职志。
动机与内容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
1.启蒙期：顾炎武、胡渭、阎若璩。
清学规模建立。
此期复古，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U RNAL OF OCEAN UNIV ERSIT 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6年第3期NO.3.200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理论创构探析3陆信礼 刘付霞(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山东青岛266003)摘 要:《清代学术概论》是清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最能体现梁启超晚期治学特点的标志性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提出了三个有创造性的理论学说,即:“时代思潮”论,“反动”说,“以复古为解放”说。
这些理论创构既加深了梁氏著作的理论内涵,又增进了人们对清代学术的理解,还对后人的思想史研究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时代思潮”论;“反动”说;“以复古为解放”说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335X(2006)0320088203 《清代学术概论》是一部研究清代学术史的经典著作。
该书不仅是梁启超的成名之作,也是他后期治学的代表作。
夏晓虹先生讲:梁启超“后期的著述更谨慎、细致,注重系统性与科学化,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细碎、繁琐的狭小格局,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结构材料。
从定义入手,经过论证,做出判断,从而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规范化。
”[1]《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最能体现梁启超后期的治学特点,因为它就是在梁氏所做理论创构的基础上加以研究的,现将其分别做如下评析。
创构之一:“时代思潮”论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起始,梁启超便专辟一节,从理论的高度对“时代思潮”加以概括。
他指出:“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
此其语最妙于形容。
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寖假而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
”又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
论《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的科学精神作者：吴晓婷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17期摘要：《清代学术概论》写于梁启超思想转变期，研究此书中梁启超的科学精神，有利于了解梁启超对待科学的态度。
在此书中，梁启超的学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来说包括“善疑、求真、创获”三个方面。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科学精神[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7-0-02一、前言——“科学万能说”破产等于“反科学”？科玄论战时，胡适把梁启超归到了“反科学”的阵营，认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提到的“科学家的人生观造成了‘抢面包吃’的社会”这一观点为“反科学”阵营推波助澜。
梁启超在书中也写道：“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 但胡适并不领情。
“科学万能说”破产等于“反科学”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清代学术概论》正是梁启超在出游欧洲回来之后写的第一本关于清代学术的著作，此时的梁启超正是处于思想转变期，研读此书并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梁启超的科学精神，也可以以此证明梁启超并非“反科学”之人。
二、梁启超的科学精神梁启超在文中提出的治学六步骤，即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梁启超对证据的重视，而且这些证据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伪造的。
同时，我们能充分感受到在梁启超提倡的科学方法背后的科学精神，即实事求是。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中引用了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写的一句话：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
在梁启超看来，清代学者坚持实事求是，是有科学精神的体现。
所以，我们可以以实事求是来概括梁启超提倡的科学精神。
具体来说，科学精神包括“善疑、求真、创获”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
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
（一）“善疑”是做学问的出发点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多次提到做学问要有怀疑精神。
5海外文摘1 作者简介梁启超，生于公元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卒于公元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別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国后，仅仅半月时间就著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
当时，好友蒋方震著有《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为其作序。
梁启超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不如取中国历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从中比较彼我短长，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于是梁先生把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下笔不辍，写出5万多字，因其字数太多，遂独立成书，名曰《清代学术概论》。
从总体上看，《清代学术概论》仅仅只是一本概要式的学术论著，书中很多问题并没有展开，值得我们深挖，但它毕竟是关于清代学术的首部专著，梁启超先生之后的学者，基本是按这本书的框架来研究清代学术的。
2 就导读而谈朱维铮在导读中开篇即言，“作为总结清帝国二百六十七年学术变迁史的《清代学术概论》，既不是同类课题的首出之作，更非具有专门史经典意义的佳作”[1]。
但是此书却成为研究清代学术入门的必读书，一方面原因在于此书的内容，另一方面可能是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声望所致。
其次，朱维铮在导论中详细介绍了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如《清代学术概论》初稿问世之际，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一年有半。
梁启超虽没有直接卷入北京的“五四事件”但是却是引爆这次事件的重要人物。
如书中所述梁启超“迷梦的政治活动”，即流亡日本期间是保皇党的一员，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转向支持共和。
朱维铮在此用了较多笔墨记述梁启超由保皇党到支持共和的转变及政治活动对其心灵的影响。
从朱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其对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作为评价并不是很高。
尤其是梁启超反对科学和民主的态度，朱维铮对此进行了批评。
最后，导读专门用了一章节介绍章太炎和刘师培二人，此二人对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影响深远，特别是章太炎的《清儒》一书。
以上是导读部分，笔者读完之后有以下两个方面感触：第一，梁启超个人的政治主张是反复无常的，一段时间保皇，一段时间共和。
《清代学术概论》读书报告《清代学术概论》为梁启超先生在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时，因“下笔不能自修”而“不得已宣告独立”的一部作品。
这种非为写作专业学术读本为创作动机的意外收获，也为广大读者：或学术爱好者或历史爱好者或崇拜梁启超先生者亦或文学爱好者带来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一下几点感受：一、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思想之流转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
”清朝固然不例外。
如果说者本书从时间的脉络上向读者介绍了清代的文学、思想，甚至天文地理方面的发展史和成果，不如说梁启超先生依据的是思想流转之发轫至衰落的四个必经阶段的顺序来写给后人以启发。
二、和之前所学的教科书、科研著作不同，《清代学术概论》在介绍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时，除了对其主要成就的介绍，大都会提及这些人的研究方法，并可找到共同之处，即求真求实。
例如一代开派宗师的顾炎武，研究方法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颜元：“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
”；戴震“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顾”，梁启超认为此精神“实可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以及段玉裁等人在校勘方面求真求实的精神皆可体现。
三、对于知识应抱有敬畏之情。
梁启超先生言：“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
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有价值者以此。
”这是在清代启蒙运动、变法维新等倡西学的运动热潮之下，仍然倡导“经世致用”的精神保障之一。
固然“学问非一派可尽”，但当术业有专攻，精益求精，不然学问不过流于肤浅，而不能成大器。
然而我整本书中喜欢的一句话却是朱维铮在导读中提到的梁启超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所倡导的不缠足运动的效应：“裹小脚的妇女抛弃裹脚布，固然是惊世骇俗的一种解放，而在提倡’天足’的女权主义者看来，不再裹足的妇女依旧是’小脚女人’。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名著通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梁启超是一位集政治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显赫人物。
从戊戌维新到护国战争，他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政治话剧；从万木草堂到清华研究院，他又留下了一篇篇有血有肉的理论著述。
《清代学术概论》就是梁启超的一部力作。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公元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卒于公元1929年。
少年梁启超聪慧过人，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
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受业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
在康有为的教育熏陶下，梁启超接受了今文经学的思路和学风，又于国学书籍外读了许多由传教士翻译的西学著述，这使他学问大长，眼界大开，由追求功名的少年士子，成长为忧国忧民的维新派志士。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
他悲愤填膺，追随康有为集合18省千余名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
此后，梁启超便走上了职业政治家的道路。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任《时务报》总撰述，积极鼓吹维新；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任长沙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培养了林圭、蔡锷等一批出色人才；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奉命进总理衙门查看章奏，直接参与策划新政。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文章，广泛介绍西学，继续鼓吹改良。
其文半文半白，半雅半俗，笔带情感，言甚畅达，呼风吹雨，惊心动魄，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极大的煽动性，因而脍炙人口，风靡一时。
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崛起，他的思想巳渐趋保守。
自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起，梁启超与革命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展开持续数年的大论战，其改良主张受到革命派的尖锐批判。
同时，他又积极参与策划清末立宪运动，主张以日本和英国的宪政为蓝本，建立中国的君主立宪政体。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于1912年结束流亡，返回祖国，受到热烈欢迎。
118《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于道文／中共辽阳市委党校摘 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一节，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基于历史特殊背景与文化立场，梁启超借此来对当时泛滥流弊的“西方化“倾向进行反击。
近代史上，这场“西洋思想之运动”加速了中国思想界的近代化，对于新文化，近代国家、民族理念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中国近代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书中把 “西洋思想之运动”独立成篇，篇幅不大，仅仅只有两页半。
此处却可以见到他行文取舍的智慧，一方面，紧扣“概论”的概字，务求简约概括；一方面，或许也有他自身不可不提的立场等原因，他不能抗拒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西洋思想之运动”，也不可能篡改隐晦这影响巨大的史实，不予评述。
本身作为“局中之人”他对这个运动却缺少居高临下进行评断的能力与自信。
而对于旧学教育背景的梁启超，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撞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本书成书的五四之际，旧文化已然没落，而新文化对于旧有的传统文化的否定，当时的梁启超不自觉的成为了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保卫者。
对于西洋思想的了解，梁启超并不能说多么深入，甚至在此时他是有一些本能的抗拒心理，显露在文中，就是多见西洋思想的“新”，少见西洋思想的“能”。
这与梁启超早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盛赞西方文化，并向积极向西方寻求解决中国面临挑战的问题的答案的思路并不一致。
而梁启超后来却有“今日非以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以中学将亡之为患”①，以及“必能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
”②之论，其思想是有一个转变发展的过程的。
梁启超对于“全盘西化”乃至“新文化”存在的反感并不是偶生的。
据朱维铮的考证，梁启超对美国进行考察，见到华人社会的诸多弊病，而由民主趋向保皇，而游历欧洲之后，在《欧游心影录》中谈到希望青年多多研究传统，提出“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保护本国文化的诚意。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一、论时代思潮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
此其语最妙于形容。
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 于是相与呼应汹涌, 如潮然。
始焉其势甚微, 几莫之觉; 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 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 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
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
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
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 各不相知。
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
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
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
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
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 。
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
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 , 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 今之译语,谓之“流行” ,古之成语,则曰“风气” 。
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 亦不乐婴之, 其性质几比宗教矣。
一思潮播为风气, 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
曰生、住、异、灭。
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 (生 , 二、全盛期 (住 , 三、蜕分期 (异 , 四、衰落期(灭。
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
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
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
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
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 故此期之重要人物, 其精力皆用于破坏, 而建设盖有所未遑。
浅论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之说——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中国悠久的学术历史中，清代学术占据着重要地位，清学思潮对后世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清朝晚期，中国传统学术出现低迷徘徊之景象，在清末民初，学者梁启超提出“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①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来学术史》等著作的内容中。
简而言之，梁启超复古与解放的总结，是他借鉴欧洲文艺复兴而得出的观点。
一直以来，人们对其“复古为解放”的观点褒贬评价不一，如今而言，一段历史必有其发生之线索，一种思想必有其存在之条件，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人类的唯物观、唯心观皆不相同，所以，对待这样一种思想的正确与否的个人讨论，需要从不同的观察轴入手。
简要而言，我将此处的分析暂命名为“横纵分析法”，纵曰时，观察“复古为解放”之说提出并存在的历史背景；横曰事，讨论清代学术史的内部以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对比，从而得出结论。
一、“复古为解放”提出的背景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学说提出于梁启超1920年的经典著述《清代学术概论》正文的第二节，之后又分别从阎若璩、胡渭、顾、黄、王、颜、谭、章等人的学术成就的叙述，总结清代学术之各个时期的状况，又分析戴震、惠栋等人的学术来做出了关于清代考据学的批评。
在梁启超看来，从清初顾炎武对王学的反动到康有为颠覆一切经典，清代考据学者以考据为手段节节复古，而结果是思想的层层解放。
以反孔教为重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是梁启超眼中的清代学术一路复古、解放思想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认为“反动”、“复古”、“解放”互相依托，是梁启超论清代学术的最大特色。
让我们回顾这本《清代学术概论》的成书背景。
其成书于1920年10月，梁启超在此书的序言之中写道：“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
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
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现今治学的启示作者：李春燕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9期摘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轨迹清晰，脉络彰明，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多有创获，而于学界影响深远。
虽然《清代学术概论》是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但通篇也贯穿着梁启超为学做研究坚持学术本位的基本态度，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保持思想独立而三者结合有所创获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这给我们当今治学提供了诸多启示，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学习。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治学；启示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9-0175-02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清帝国267年间学术的演进历程作了鸟瞰式的勾勒，轨迹清晰，脉络彰明，实在是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一项伟大的创举。
此书是作者应邀为友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的序言，然正如作者自言“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1]，历时仅15天，便成书付梓。
自1921年出版以来，大受欢迎，屡次再版而影响深远。
虽然《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作者率性之为，无心插柳之果，且篇幅短小，形式上亦不合后世之学术规范，然通篇著述轮廓清晰，思想独立，一气呵成，足见作者胸中宏阔之气象与厚积薄发之功力。
同时，他把清代学术史研究引向深入，为我们现今治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学习。
一、学术本位的治学态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把有清一代学术大致分为前半期考证学和后半期的今文学。
他极赞考证学派“为学问而治学问”的学术本位的治学态度，把其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归功于此。
认为“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而“学问即目的”，并无“有用无用之可言”。
即不图政治上的功利目的，不求思想上的新闻效应，“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2]。
恰若，晚期所谓“新学家”者，其治学之笼统、粗率、浅薄，根源便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
《清代学术概论》成书的学术因缘及梁启超科学观之折射’◊梁苍泱M摘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早期面目有赖梁氏《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而存世。
两者比勘，可推原该学术史名作从原稿到《改造》初刊至商务印书馆定本的成书过程，可視缕梁启超与胡适学术因缘，尤其是他在胡适建议下对原稿的增删；可窥见梁氏通过该书出版支持共学社丛书、推扬浙籍友人蒋百里著述之深心。
梁启超于清学研究的对象实体外，提炼出一种普适的、适应现代的科学精神；为了避免清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随着本体论价值一起被边缘化，梁启超暗示不必在意清学研究的对象实体作为手段是否经世致用，而应将重点放在它们作为学问之目的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之上。
这与梁氏旨在整理国故、致就新文化又反对“科学万能”的思想相通。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胡适蒋百里科学精神对学术史等专门史的建构，是20世纪初“新史学”的重要内容，而《清代学术概论》（下称《概论》）为梁启超《中国学术史》五种计划中唯一完成，且为后世学术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一部名著，其重 “论”，贵在梳理和点评，在史学上突破了学案体的旧模式，《概论》成书速度之快，常为人感佩。
但正如梁氏早就自我意识到* [基金项目]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自设课题“浙江近代文化转型人物研究—以夏曾佑、项兰生、魏易为中心”，项目编号：2019YWHJD15。
**梁苍泱，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及近代文学与文化。
①刘永祥：《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济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②刘永祥：《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38《清代学术概论》成书的学术因缘及梁启超科学观之折射2020. N o.2的，作文太快，不规则之处难以避免，《概论》中“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之言，并非虚作谦逊或推卸责任。
但幸运的是，此书最早的几位读者，如胡适、蒋百里、林志钧三君，各有所是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选录）
（三十）
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
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
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
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
绍升尝与戴震往复辨难（《东原集》）。
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
知归子即绍升），晚受菩萨戒。
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
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
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
学问博而道行高。
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
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
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
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
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
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
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
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经典流通既广，求习较易，故研究者日众。
就中亦分两派，则哲学的研究，与宗教的信仰也。
西洋哲学既输入，则对于印度哲学，自然引起连带的兴味。
而我国人历史上与此系之哲学因缘极深，研究自较易，且亦对于全世界文化应负此种天职，有志者颇思自任焉。
然其人极稀，其事业尚无可称述。
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
佛教本非厌也，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学佛既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则依附以为名高者出焉。
往往有夙昔稔恶或今方在热中奔竞中者，而亦自托于学佛，今日听经打坐，明日黩货陷人。
净宗他力横超之教，本有“带业往生”一义。
稔恶之辈，断章取义，日日勇于为恶，恃一声“阿弥陀佛”，谓可湔拔无余，直等于“罗马旧教”极敝时，忏罪与犯罪，并行不悖。
又，中国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种种邪魔外道惑世诬民之术，亦随而复活，乩坛盈城，图谶累牍。
佛弟子曾不知其为佛法所诃，为之推波助澜，甚至以二十年前新学之巨子，犹津津乐道之。
率此不变，则佛学将为思想界一大障，虽以吾辈夙尊佛法之人，亦结舌不敢复道矣。
蒋方震曰：“欧洲近世史之曙光，发自两大潮流。
其一，希腊思想复活，则‘文艺复兴’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复活，则‘宗教改革’也。
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性的方面，则新佛教也。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自序）吾深韪其言。
中国之有佛教，虽深恶之者终不能遏绝之，其必常为社会思想之重要成分，无可疑也。
其益社会耶？害社会耶？则视新佛教徒能否出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