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风采】伪君子与真小人_谈郭沫若的人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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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
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
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
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不是。
共产主义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
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害共产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
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
这时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
个性气质,人格精神和文学风格不一致的案例文学风格是指作家的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和言语结构中所显示出来的,能|起读者持久的审美享受的艺术独创性。
而人格则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作品反映了这个人对事物和人性的看法,体现了人格、情操、品行等个性因素,正如所说的“文若其人”。
但是,历史上也有很多作品风格与作者人格相差甚远的作家。
一、民国诗人徐志摩为了新欢狠心抛弃怀孕的发妻张幼仪,丝毫不顾张幼仪为他侍奉老妈、照顾幼子的情谊。
徐志摩对他那位善良的又有文化的发妻的绝情冰冷的态度,与他写的优美的温暖的诗歌一点也对不上号。
二、赫赫有名的大文豪郭沫若曾被鲁迅称为“流氓文人”。
年轻时风流成性,看到漂亮姑娘就放电,他做得最不道义的是狠心抛下日本妻子和五个亲生子女,而且决然离别从此无消息,一直对发妻不闻不问,回国后又另结新欢。
郭沫若在个人情感上的渣史,与他在民国时期发表的有名的作品的文品,完全无法匹配。
三、绘画天才毕加索私生活混乱,情人一个接一个,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极为冷漠,甚至长期不要自己的儿子进他的房间,对儿子的窘迫生活毫不过问,一毛不拔。
他的这些狭隘低下的人品,和他辉煌的艺术成就的品级格格不入。
四、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启蒙运动中宣扬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传播正义和仁爱,写下了《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重要著作,为法国启蒙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卢梭在生活中对待自己的妻子、情人却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对自己的子女完全不尽父亲的责任,而是将其全部送到了孤儿院。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主张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在《爱弥儿》中关注儿童的教育,提出一系列改革儿童教育的新思想,可谓文品层次高远,充满了正义和关注人类命运的胸怀。
可就是这样一个高大上的思想上的巨匠,却在个人生活中表现出极为自私冷血的人品,与他的文品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郭沫若的人品有问题吗郭沫若作为一位大文豪,看过的书比可以垒座山,所学的知识超越一般人,可是就这样一个人才,他的人品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郭沫若的人品有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郭沫若的人品有问题首先,在情感方面,郭沫若不是一个很专情的人,他的老婆就有三位,更别提那些不知道的了,那些被他吸引的女子在被郭沫若抛弃后,有一些想不开便自杀了,看到这些,瞬间觉得郭沫若的人品是真的不太好。
他只是学习了知识却没有把正确是知识运用到生活中,也可以看出郭沫若的三观有点不符合常规。
再谈一下郭沫若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他就是一个说话与行动不一致的人,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对立阶段,他看到国民党比共产党有优势,他便投靠到国民党,可是这之前他可是指着名字骂过蒋介石的,现在又向蒋介石说好话来接受他。
在文革期间,他不去了解内部情况,便直接投靠到毛主席除四旧的队伍里,写信夸赞江青,可是不久在文革被结束后,他又庆贺_的瓦解。
这就是郭沫若政治方面的表现,他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仗着哪边势力大他就倒向哪边。
可见他的人品真不是别人对他的诬陷。
郭沫若的人品似乎不怎么样,可是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又不能因为他的人品而被忽视,所以说,看一个人并不能简单的看一方面,而是应该要多个方面结合,才能了解的更为深入。
郭沫若是无耻文人首先是见风使舵。
郭沫若本来是信仰共产党,可是他的信仰却不像是真的,因为他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派之间游走,不会在共产党需要帮助的时候声援共产党,而更多的确实偏向国民党,又一次蒋介石在南京而周恩来在上海,郭沫若主动前往南京想要拜访蒋介石,却对周没有什么表态。
而郭沫若无耻文人的第二点体现在卖友求荣上。
郭沫若参见南昌起义却没有成功,就邀请鲁迅和他一起抨击旧社会,鲁迅同意了,并且主张重新创办“创造周报”,但是后来郭沫若却发表了一系列的观点来攻击鲁迅。
这种做法和背后捅刀根本没有区别,郭沫若和鲁迅的友谊也因为这个事件蒙上了讽刺。
第三个表现郭沫若无耻文人的性格是好色软弱。
有关郭沫若的是是非非,有多少是误解、故意曲解,甚至是泼污水?痛贬郭沫若,在这几年,似乎都成了绝对的“政治正确”,乃至“文化热”。
这股舆论潮流,是为“郭沫若现象”。
郭沫若,1892一1978年,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郭沫若其人,在现代知识分子中,确实有普遍意义。
他已死40年,依然还是大众围剿中心,是事出反常,又理所必然。
其实,说句实话,更多的人,根本不关心“郭沫若”特么是谁,是怎样一人,只是突然也有资格教训“大师”了,口沫飞溅中,有种凌迟现场模拟围观的快感。
王小波当年说,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活在不理智的时代。
这真是睿智的观察呀,郭沫若最大的悲剧,不正是因为生前活在疯乱的岁月,不得已或违心或忍辱,死后还要遭受国民非理性的攻斥么?郭沫若出名很早。
40岁左右,这位四川大才,就被同道尊称为“郭老”,是现代中国文化界备受崇仰的地标式人物。
1941年,郭50大寿,社会各界为之大庆,他手扶受赠如椽巨笔,偕幼子汉英重庆留影1941年,郭50大寿,社会各界为之大庆,他手扶受赠如椽巨笔,偕幼子汉英重庆留影哪知时移世易,现在大多数人谈郭沫若,实际是出于恶而加以研究,或加以贬斥的。
但我个人一直以为,郭沫若作为一种现象,社会提出反思,固然是合理且极有必要的。
但是对于郭沫若其人,有些责骂不仅是不合事实,脱离语境,诛求过甚,甚至有点故意找茬的意味了。
郭沫若的问题,在于一个很模糊的“人品”争议。
他学问方面的成就,大家当心里有数,我就不加评论了。
郭沫若论起人品,确实难称完人,是有些问题值得检讨。
但同时可以明确的是,他绝非是一个小人,不是一个投机分子,实并没有多少权力欲,一生更不曾主动加害过人,即便实在率兽食人的时代,手上也没有沾血,没有作恶,只是敷衍,只是点缀。
1948年,尽管政治倾向受质疑,但是郭沫若依然缺席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实这一点,上了年纪的人,都会体谅,并觉得难能可贵。
只有未经世事、不明历史的小年轻,才会责骂人为什么不去做烈士。
郭沫若的性格侧面魏建郭沫若离开人世30年了,但对郭沫若的评价非但未能盖棺论定,反而是分歧越来越大。
近年来,互联网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民间声音的渠道。
从网上看,对郭沫若的议论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这些帖子有时候像是辩论赛:“正方”称郭沫若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反方”说他是“卑鄙无耻的小人”;“正方”说他“学识渊博”,“反方”说他“不学无术”;“正方”说他“名副其实”,“反方”说他“徒有虚名”;“正方”说他是“盖世奇才”,“反方”说他是“投机分子”;拥护者骂对方无知、愚蠢,根本没资格对郭沫若说三道四,反对者则骂对方“为无耻之徒辩护”。
对一个人的评价,反差如此之大,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在郭沫若身上出现这种情况却是不奇怪的。
首先是由于郭沫若作为“球形天才”的丰富性。
郭沫若是具有多种身份、多重角色、多种价值构成的多侧面人物。
在网络的争辩中,不同意见的对立往往看到的是郭沫若的不同侧面,而每个人心目中的郭沫若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认为郭沫若是诗人,有的恰恰认为他的诗作不成功,认为历史研究是郭沫若的本行;有的认为他主要是政治家,有的认为他主要是书法家,还有的认为郭沫若主要是科学家,等等。
此外,在不同的话语系统中,对郭沫若也存在着不同的解读。
在大陆官方话语系统里,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在民间话语系统里,郭沫若则是“流氓+才子”的形象。
在精英话语系统里,由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大陆学者偏于肯定,台湾学者偏于否定。
表面来看,只要不带偏见,这只是不同的人对郭沫若见仁见智的分歧。
仔细考察,则是因为对具有多种身份、多重角色、几多变化的郭沫若形象,人们只能看到其有限的某个或某几个侧面。
其次是由于郭沫若“时而是巨人、时而是庸人”的矛盾性。
狄德罗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贤如世界级大文豪歌德,也不能避免“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郭沫若是个什么样的人?郭沫若:“若国亡家破,文人与匹夫甚区别。
”郭沫若(1892-1978),曾留学日本学医,归来后,见国将不国,便弃医从文又见自由文人多弱小,便投戎从政,于北伐军总政治部任宣传部长。
其实郭沫若是一个严重被历史所曲解的人,其编著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篆》、《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至今仍然是研究甲骨文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其所编撰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样也都是伟大的著作。
但是,书中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如“二王共政”的划分,还有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古代史究竟能不能简单划定为奴隶制时期和封建时期,这些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却不可否定郭沫若先生在这一方面的成就。
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新诗,其实他早期的诗还颇有可取之处,如《天上的街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
我想那隔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这时郭的新诗,还注重平仄,比如上句平起头,下句便用仄起头,同时还注重字数,音韵,意境。
这首诗写于20年代初期,作者由日本归国,看到当时黑暗的社会,涌生出向往光明的希翼。
后期的诗,更像是口号,可以明显看到,这时期的诗词,已经抛弃了对意境的追求,而是加诸了口号化,符号化色彩。
可是有一点被人忽视了,那就是此时郭的写作对象发生了转变,郭的受众发生了改变,新文化运动时期,郭等一批知识分子主要想唤醒的是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希望他们救亡图存,发扬爱国主义。
后来证明这一条路行不通,要走农村包围城市,要发扬无产阶级力量。
而郭一开始的资产阶级信仰也在此时发生了改变,转而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开始向着苏联求学,也因此有了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职位。
伪君子就是那种表面得体大方,正派高尚,处处退让,能忍受别人所不能忍而保持风度,实际上虚伪、卑鄙无耻、不择手段的人。
岳不群作为小说家金庸塑造的“伪君子”的形像,早已深入民间。
岳不群有“君子剑”的美号,他的言行举止,无不得体大方,处处退让,教人佩服,谁知外表这样完美的人,才是最好恶贪婪的人。
伪君子:表面正派高尚,实际上卑鄙无耻的人。
道貌岸然、口是心非、出尔反尔、得志猖狂四条兼备者。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岳不群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
2识别伪君子真小人容易识别,笑里藏刀的那种。
伪君子则是抛砖引玉。
(类以诱之,击蒙也。
)简单说,就是给他一块砖,他还一块玉;给他一块玉,他还一块砖。
本质就是不符合投桃报李、礼尚往来的礼仪。
(给马还羊,平等互利。
)须知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意。
小人恨你是因为没给她要的利益,所以出恶言语。
伪君子总是讨好你,是为了麻痹你,要你给利益,甚至得寸进尺。
得不到也一样出恶言,比小人还厉害,能说你好话就能说你坏话。
【为人中庸是正道】3古人云伪君子再虚伪,也比真小人好得多真小人涂门饰演的“真小人”左冷禅【词语】:真小人【注音】:zhēn xiǎo rén【释义】:指品德低下的人。
宋理宗时,梁成大为御史,谄媚事史弥远,欲去魏了翁﹑真德秀,谓"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伪君子"。
事见《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辨析】:小人和伪君子的概念常常混淆在一起。
标志性人物:金庸《笑傲江湖》中的五岳盟主左冷禅有人认为小人直截了当,伪君子来阴的。
因此小人比伪君子好。
但是直截了当行恶的,并不是真正的小人,而是性情直接的愣头青。
在现实中,伪君子是在意颜面和道德的,就算谋利也会考虑颜面和道德。
真正撕破脸是很少的,因为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坑人一次,被发现就当不成伪君子了。
而且现实中就算真心行善也不会被当君子,所以基本没有伪君子做大恶。
反倒是小人,处处可见,不管防备不防备,要整你都没商量。
对郭沫若的评价有句话说得好,“谁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评论别人”!网上对郭沫若的评价也是参差不齐,有比较平和的评价,也有尽是讽刺和谩骂的。
对郭沫若的“两极评价”是对郭沫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识分歧,原因可能在于面对一个这样身份不断变换、思想不断变换的形象多面体,评价者只能看到有限的某一个或几个侧面,就使得对郭沫若的评价带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
从众多评论中可以知道郭沫若始终是一位热情、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有着积极生活态度的人,我觉得他就是那个能给他所在的圈子注入新鲜活力的人。
从文学作品看他的政治态度,大跃进时期,郭沫若发表过众多紧跟形势、质量低劣的应景新诗,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发表谈话,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还在期间向江青献诗赞扬,接着“四人帮”倒台以后,他随即赋诗《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来抨击四人帮,不得不感叹道他真的是能跟得上时代呀,基于这件事看来,他或许是个大脑简单、四肢发达徒有文笔在政治政治并没有自己见解的人,只是别人说好他就信以为真就大加赞美,别人抨击他就紧跟不舍,简单的说来,就是个少脑子!但是在他极高的文学修养下又怎么会是个少脑子的人呢?不得不叫人又觉得他是位没骨头的伪诗人、不折不扣的马屁精,上面提到的他在文革前后的作品内容及政治态度,如果他对当时政治人物的褒贬不是率性的褒贬,那么他就是个趋炎附势之人,再加上其他事迹可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曾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第一次失信于矛盾、郑振铎,第二次失信于鲁迅,还有在1928年他逃亡到日本都自身难保还继续攻击鲁迅,借外国媒体污蔑鲁迅,可见其内心阴暗,就这两次失事件来看他的确不是一位正人君子,在国家危难之间他只顾个人小利,不管国家大义,他的所作所为无不体现着小人的嘴脸。
在他的婚姻上,显然他不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在其婚恋家庭问题上,也是极其腐败不堪,如果说他是封建地主老财的话,那是认知上出现了问题,但是不是,说着新时代新诗人该说的话,做的却是又作者封建思想浓厚的人该做的事,正式婚姻三次,婚外情人又三五个,感叹一下:贵圈真乱!我想,连他自己的儿子都说:“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了,没有人可在替他辩解什么了吧!。
【学习漫谈】世界名人学习故事之:郭沫若世界名人学习故事之:郭沫若在120年前,即1892年11月16日(壬辰年九月廿七),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巨人诞生了!早年,他以其才情横溢、大气磅礴的诗篇震撼文坛,被称为“最能代表五四狂飙精神”的诗人。
建国后,他却写下了一大批风骨尽失、不堪入目的诗文。
他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
一、郭沫若的成就地位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
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因为他的家乡有两条河叫“沫水”和“若水”),四川乐山人,汉族。
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泰戈尔、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
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人物风采】伪君子与真小人_谈郭沫若的人格问题郭沫若诗词欣赏谈郭沫若的人格问题郭沫若每每让我想到余秋雨,作为文革时期的文棍之一,新时期的余要文化苦旅了,并公然宣称替利益集团代言很正常。
他们这种毫无自由精神、文人操守和气节可言的知識分子,似乎在任何时代都能如鱼得水。
1928年,36岁的郭沫若通过自己创办的《文化批判》和《太阳月刊》攻击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说鲁迅“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还在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里写道:“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写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他,“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说蒋的“眼睛分外的亮”,“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1948年郭沫若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沈从文压力很大,非常紧张,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最后彻底告别了自己心爱的文学事业。
郭沫若随便也报了一箭之仇----1931年,沈从文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认为郭沫若写小说不行,喜欢“用英雄夸大的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只能写诗,写杂文,就是不能写小说,因为他“不节制”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
1949年12月,毛泽东乘火车出访苏联,正值斯大林70大寿。
郭沫若发表《写给斯大林元帅70大寿》: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1953年,郭沫若为杜甫纪念馆的题下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1958年,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
”闻到味道的郭沫若,毅然推翻自己先前认为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的定论,发表《李白与杜甫》,把留下千古绝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圣拖出来鞭尸:“杜甫仅仅是记录,作壁上观,并没有斗争,也没有制止.杜甫的目的只是想完善封建统治,是改良主义,不是要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统治.石壕吏为什么不抓杜甫,这说明杜甫有特权,属于地主阶级.”1955年,胡风问题由文艺思想之争、宗派之争被升级为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郭沫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和《请依法处理胡风》:“像胡风这样的人,他二十年来,一贯地在革命的内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的最顽恶的反革命分子。
在今天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他主张对胡风及“胡风分子”们处以死刑!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当众朗诵: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评论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
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
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
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
‘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
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
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
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于是,毛的这些失误和硬伤都化做诗词和书法的顶峰,且上升到了“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
堪称马屁之王。
1976年郭写《水调歌头》批邓,四人帮被逮捕,马上又写《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把四人帮骂了个狗血淋头。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这篇奇文——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头版发表了郭沫若写于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节选):“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
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
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
但是请问。
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
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
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
前几年国民黨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
“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
”这是国民黨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
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
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
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
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失去了正常的心态,但象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寡鲜廉耻、丧心病狂、不遗余力地践踏知识分子的良知,把自己变成一条乱咬胡捧的小丑加“狂犬”,也确实是触目惊心的个案,对解析中国读书人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恐惧和献媚心理不无裨益。
附.关于郭沫若的个人生活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
原配夫人张琼华、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
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是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
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他的小姨妹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
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于立忱自杀的内情:“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
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这是一个秘密。
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
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
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
我连忙安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