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反应在颅内动脉瘤发生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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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新进展【摘要】颅内动脉瘤是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疾病,治疗的意义重大。
本文将探讨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新进展,包括微创手术治疗、介入治疗、放射治疗、靶向药物治疗和基因治疗。
微创手术治疗因其优势日益受到重视,介入治疗技术的发展也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放射治疗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具有重要应用,而靶向药物治疗和基因治疗的研究也在不断进行。
这些新治疗手段为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提高了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生存率。
未来,研究方向应该聚焦在提高治疗效果和减少治疗并发症上,为颅内动脉瘤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前景。
【关键词】颅内动脉瘤、治疗新进展、微创手术、介入治疗、放射治疗、靶向药物、基因治疗、治疗前景、研究进展、未来方向、意义。
1. 引言1.1 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意义颅内动脉瘤是一种常见的血管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避免破裂导致脑出血:动脉瘤一旦破裂会导致严重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出血量大、速度快,常常危及患者生命。
及时治疗动脉瘤可以减少其破裂的风险,保护患者的生命安全。
2. 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一些颅内动脉瘤患者可能会出现头痛、眩晕、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和工作。
通过治疗动脉瘤可以缓解这些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3. 预防复发和并发症:一些动脉瘤可能会在治疗后复发,或者引发其他并发症,如血栓形成、脑梗死等。
因此及时治疗动脉瘤可以预防其复发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意义在于避免破裂导致脑出血,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发生。
针对不同的病情和患者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非常重要,可以有效提升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
1.2 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方法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方法是多样化的,根据不同的病情和患者情况,医生可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微创手术治疗、介入治疗、放射治疗、靶向药物治疗和基因治疗。
微创手术治疗是通过微创的手术方式来修复颅内动脉瘤,相比传统手术更加安全和有效。
炎症反应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肿瘤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其发生发展涉及到多种复杂的生物学过程。
炎症反应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探讨炎症反应对肿瘤发生发展的影响。
一、炎症反应与肿瘤的关系炎症反应是机体针对感染、损伤或其他刺激的一种非特异性免疫反应。
在炎症过程中,免疫细胞和炎症介质参与了各种复杂的相互作用。
然而,当炎症反应过度或长期持续时,可能会导致慢性炎症,增加了肿瘤发生的风险。
研究表明,慢性炎症和肿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
慢性炎症可以导致细胞DNA损伤、基因突变以及细胞凋亡和增殖的紊乱。
这些变化可能会增加肿瘤的发生风险。
二、炎症反应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1. 促进肿瘤发生慢性炎症可以通过多种机制促进肿瘤的发生。
首先,炎症过程中释放的炎症介质如白细胞介素和肿瘤坏死因子等可以刺激肿瘤细胞的增殖和侵袭。
其次,慢性炎症可以引起细胞DNA的损伤和基因突变,这些突变可能导致细胞恶性转化。
最后,炎症反应还可以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减弱机体对肿瘤细胞的免疫监视。
2. 促进肿瘤发展炎症反应不仅参与了肿瘤的发生,还在肿瘤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炎症介质可以通过刺激血管生成和细胞迁移,促进肿瘤的血液供应和转移能力。
此外,炎症反应还可以改变肿瘤微环境,导致肿瘤细胞对化疗和放疗等治疗手段的抵抗力增强。
三、抗炎症治疗在肿瘤中的应用基于炎症反应在肿瘤发生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抗炎症治疗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肿瘤治疗策略。
抑制炎症反应可以减少肿瘤的发生风险,同时也可以削弱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能力。
目前,临床上已经有一些抗炎症药物被应用于肿瘤的治疗,如非甾体抗炎药和一些免疫调节剂等。
这些药物通过抑制炎症介质的产生和炎症反应的进行,来达到减少肿瘤发生和抑制肿瘤发展的效果。
然而,抗炎症治疗在肿瘤治疗中仍存在许多挑战。
一方面,炎症反应在机体中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过度抑制炎症反应可能会导致免疫功能低下和感染的风险增加。
以不完全性霍纳综合征为主要表现的颅内动脉瘤1例诊治分析郝晨宇1,陈学丛2,栾慧文1,张彬2,汤佳1,时宝林21 潍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山东潍坊261053;2 潍坊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摘要:目的 总结以不完全性霍纳综合征为主要表现的颅内动脉瘤临床特征,旨在提高其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1例以不完全性霍纳综合征为主要表现的颅内动脉瘤患者病历资料,总结其诊治经历。
结果 患者女,49岁,因“左侧头面部疼痛1个月,加重伴眼睑下垂7天”收入院。
患者1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地出现头痛,主要表现为左侧额部、颜面部疼痛不适,可向右侧及下颌放射,昼轻夜重,伴头部昏沉。
7天前上述症状加重,头痛剧烈,伴左侧耳后和颈部疼痛,以持续性针刺痛为主,并出现左眼上睑下垂。
门诊以“头痛”收入院。
磁共振血管造影检查示,左侧颈内动脉C5~C6段团状血管影,双侧皮层少量腔隙性梗死灶。
颅脑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示,左侧颈内动脉后交通段可见一瘤样凸起,大小约11.4 mm × 9.0 mm × 6.2 mm。
根据颅脑磁共振血管造影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结果,最终确诊为颅内动脉瘤。
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后,结合病情和个人意愿,择期行颅内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术,术后脑血管造影检查示:动脉瘤未再显影、远端血流通畅。
治疗后,患者头痛症状明显缓解,左眼上睑下垂明显改善,现预后良好,无其他不适。
结论 该例颅内动脉瘤以不完全性霍纳综合征为主要表现,起病隐匿,以同侧头面部疼痛为首发症状,可通过颅脑磁共振血管造影、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诊断与鉴别诊断,择期行颅内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术治疗,现预后良好,无其他不适。
关键词:颅内动脉瘤;霍纳综合征;诊断;治疗doi:10.3969/j.issn.1002-266X.2024.01.018中图分类号:R7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66X(2024)01-0075-04颅内动脉瘤是临床常见的一种血管性疾病,其发病率在脑血管意外中仅次于脑血栓形成、高血压性脑出血[1]。
炎症与肿瘤发生的病理学联系与机制炎症与肿瘤是两种常见的疾病,然而,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病理学联系与机制。
炎症与肿瘤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炎症能够促进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肿瘤本身也能够引发炎症反应。
本文将从炎症与肿瘤的定义、病理学联系和机制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炎症与肿瘤的定义炎症是机体对抗感染、创伤和损伤的一种防御反应,其特点包括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
在炎症过程中,机体会释放一系列的化学介质和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L)-1、IL-6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等。
而肿瘤则是机体组织的异常生长,其特点为无目的性增殖、自主性生长和侵袭性生长。
二、炎症与肿瘤的病理学联系炎症和肿瘤在病理学上存在着多种联系。
首先,慢性炎症与癌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能够不断刺激细胞增殖,导致细胞DNA损伤和突变,从而增加肿瘤发生的风险。
其次,炎症细胞、炎症介质和炎症反应所释放的自由基、氧化物和化学物质等会引起DNA的损伤,并抑制抗肿瘤免疫应答,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此外,炎症还能够改变细胞的生长环境,使细胞遭受持续性的有害刺激,从而增加了肿瘤的发生风险。
三、炎症与肿瘤的机制在炎症和肿瘤的发生机制方面,有多个重要的分子和信号通路起到了关键作用。
例如,核因子-kappa B (NF-κB) 信号通路在炎症与肿瘤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慢性炎症可以激活NF-κB信号通路,促进炎症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增加细胞增殖和转化,进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此外,肿瘤微环境中的炎症细胞和炎症介质会产生一系列的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白细胞介素(IL)-6等,这些细胞因子能够通过激活多种信号通路,如JAK-STAT、PI3K/Akt和Wnt/β-catenin等通路,进一步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和侵袭。
此外,炎症与肿瘤之间还存在着共同的风险因素。
例如,大多数炎症性疾病患者有较高的肿瘤发生率,如慢性肝炎与肝癌、溃疡性结肠炎与结肠直肠癌等。
颅内动脉瘤发生发展中的炎症反应及信号通路研究进展一、正常颅内动脉颅内动脉由内膜、中膜和外膜三层组成。
内膜为面向血管腔并与血流直接接触的最内层,由单层内皮细胞和内皮下ECM组成;糖蛋白、蛋白多糖和弹性蛋白沉积到ECM中,形成将内膜与中膜分开的内弹性层。
中膜主要由平滑肌细胞组成,其ECM主要包含Ⅲ型胶原蛋白。
外膜为最外层,由Ⅰ型胶原纤维、弹性蛋白、神经纤维和成纤维细胞构成。
值得注意的是,颅内动脉中不存在将动脉中膜与外膜分开的外弹性层(EEL),这可能使颅内动脉更容易受到血流动力学压力的影响。
VSMC是血管中膜中的一种重要细胞类型,在维持脑血管系统的完整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颅外动脉相比,颅内动脉的中膜是构成动脉壁的最主要部分,而外膜弹性纤维较为稀疏,因而更易发生动脉瘤。
颅内动脉壁对机械拉伸的抵抗几乎完全由内弹性层与胶原纤维承担。
内弹性层在血压升高时可发生扩张,而胶原纤维几乎无延展性,仅靠曲张程度维持血管张力,当动脉瘤发生时,内弹性层丧失,外膜胶原纤维则承担了主要的血流压力,并致使胶原纤维曲张程度降低,血管弹性降低,从而容易发生破裂。
二、血流动力学改变血流壁剪切应力(WSS)可引起内皮细胞破坏及功能障碍,随后,血管炎症可引发一系列生化反应,导致VSMC凋亡和迁移,使脑血管壁弹性进一步减弱,从而更加无法适应血流动力改变。
动脉瘤壁上的胶原纤维重塑是根据血流和内皮细胞层感受到的WSS而定向发生的。
异常的WSS可致内皮细胞损伤,并通过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 将巨噬细胞募集至高WSS部位。
巨噬细胞浸润可使MMP-2、MMP-9表达升高,破坏内弹性层,并促进胶原蛋白重塑和VSMC增殖,而对IA的生长来说,胶原蛋白重塑和VSMC增殖是必不可少的。
一旦失去弹性层,这种胶原蛋白的重塑决定了动脉瘤壁的强度,也决定了动脉瘤破裂的可能性。
随着炎性细胞浸润、多种细胞因子和炎性因子释放,血管壁逐渐退化,最终使IA进展并破裂。
第26卷第1期CT理论与应用研究Vol.26, No.1石士奎. 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研究进展[J]. CT理论与应用研究, 2017, 26(1): 121-128. doi:10.15953/j. 1004-4140.2017.26.01.16.Shi SK. Research progress in risk assessment of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J]. C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2017, 26(1): 121-128. (in Chinese). doi:10.15953/j.1004-4140.2017.26.01.16.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研究进展石士奎(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蚌埠安徽233004)摘要:颅内动脉瘤破裂可导致致命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其发病机制及破裂机制至今尚未完全阐明。
有的动脉瘤终生不破裂,且无明显临床症状或仅有轻度临床症状,可不予特殊处理;有的动脉瘤于青年时期即可破裂出血,甚至危及生命。
因此,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或诱发因素评估对是否提前采取干预治疗及治疗方案的选择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关键词: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体层摄影术;X线计算机doi:10.15953/j.1004-4140.2017.26.01.16 中图分类号:R812;R445 文献标志码:A颅内动脉瘤是一种常见病,发病率约3.2%~4.1%,每年破裂率约1%[1-2]。
动脉瘤破裂可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继发的慢性脑积水可加重病情并导致认知功能缺陷和神经功能损害。
部分动脉瘤破裂可并发脑实质内血肿形成,加重蛛网膜下腔出血对脑功能的损伤。
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具有重要临床意义,评估内容主要集中在动脉瘤自身因素及外部因素两个方面。
动脉瘤自身因素主要包括大小、形态、位置、瘤壁厚度、生长速度、单发或多发、动脉瘤与载瘤动脉的空间构象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动脉瘤患者性别、年龄、种族、血流动力学、高血压、抽烟及太阳活动等。
炎症与动脉粥样硬化Peter Libby摘要实验研究表明炎症可以通过炎性分子和细胞路径促进动脉粥样硬化。
为阐明细胞因子作为炎性信使促使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并导致全身性内环境变化从而有利于粥样硬化的发生的作用机理。
本研究基于同种异体移植物动脉粥样硬化的免疫研究证明,即使没有传统的风险因素存在,炎症本身也可以推动动脉增生。
斑块激活血小板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并发症——血栓的形成。
这些研究为人类的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实用的临床进展。
炎症:一种持久的火焰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认为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胆固醇储积的疾病,这种储积是以胆固醇和血栓碎片在血管壁上堆积为特征。
而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现代细胞生物学侧重于平滑肌细胞的增生是作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源地的观点。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认为炎症反应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根本原因,并且这一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然而,正如很多科学界和医学界的创新一样,这种看似新颖的观点其实很早就已经存在了。
5000多年前的埃及沙草纸就记录了发热、发红一定伴随着疾病的发生。
在第一个世纪,Aulus Cornelius Celsus就定义了炎症反应的主要特征:发红、肿胀、发热和疼痛。
显微镜和苯胺染色技术的出现为细胞病理学和炎症细胞生物学时代奠定了基础。
在19世纪,敏锐的观察者描述了白细胞由血液向组织的渗出。
Rudolf Virchow确定了动脉硬化的斑块的炎症性质:“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暴力情况下,那些软化物软化自身,这种情况甚至出现在动脉血管中,这种软化并不是脂肪过程的结果,而是作为炎症反应的产物。
”Virchow也了解动脉粥样硬化是一个活跃的组织反应过程而不仅仅是血栓的覆盖或脂肪淤积,并这样描述:通常发生炎症反应的部位都伴随着脂肪的变性,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炎症反应的过程不可能只是个简单的被动过程。
Virchow动脉粥样硬化的观点,其中的要素显然是现代化的,但不幸的是,当时主要观点认为脂肪的被动淤积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因素,而这种错误的观点霸占了一个多世纪。
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研究进展颅内动脉瘤是头部血管系统中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其破裂会造成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出血,甚至危及生命。
因此,对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的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的方法和策略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
本文将对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的研究进展进行讨论。
首先,传统的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主要依靠临床病史和影像学特征。
临床病史方面,年龄、性别、疾病家族史、吸烟、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因素被认为与破裂风险相关。
而影像学特征方面,瘤体大小、形态、位置、壁厚度、与颅内动脉的关系等被认为与破裂风险相关。
然而,这些传统因素对破裂风险的预测能力较有限,缺乏准确性和可靠性。
近年来,一些研究对更加精确的破裂风险评估方法进行了探索。
例如,计算机模拟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中。
计算机模拟技术可以通过模拟血流动力学,预测动脉瘤壁张力、压力和流速的分布情况,从而评估瘤体的破裂风险。
此外,基因组学和遗传学的进展也为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些研究发现,一些基因变异与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相关,这为个体化的风险评估提供了可能。
此外,临床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评估模型和预测指标。
例如,血液生化指标的变化被认为与动脉瘤破裂风险相关。
一些研究发现,炎症反应和凝血功能紊乱可能与瘤体破裂相关,这些指标可以作为破裂风险的预测因素。
此外,一些临床评分系统也被提出,如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分系统(ARCS)和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量表(ARS)等。
这些评分系统通过综合评估多个因素,预测破裂风险,并有助于临床决策制定。
总的来说,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是一个复杂而多样化的问题,涉及到多个因素和方法。
传统的临床病史和影像学特征仍然是风险评估的重要手段,但其准确性有限。
计算机模拟技术、基因组学、血液生化指标等新的评估方法和指标有望提高破裂风险预测的准确性和个体化程度。
此外,临床评分系统的建立也为破裂风险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
【作者简介】朱刚(62),男,四川崇州人,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神经外科临床及研究工作。
颅内动脉瘤外科治疗及研究进展朱 刚,陈 志,缪洪平,王宪荣(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重庆400038)【摘要】 本文重点介绍颅内动脉瘤发病机制、手术治疗及介入治疗进展。
【关键词】 颅内动脉瘤;外科治疗;介入治疗【中图分类号】R743.4;R6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170(2008)022*******Resea rch progress and s urgica l trea tm en t of i n tra cran i a l an eur ys m ZHUGang,CH EN Zhi,M I 2AO Hong 2pi ng,et a l .(D epa rt m ent of N eurosurgery ,S outhw est H ospita l of Third M ilita ry M edica l U niversit y,Chongqing400038,Ch ina )【Ab stra ct 】 This a rtic l e a i m s to e lucidate the pathogenesis,surgica l trea t ment,and interventi ona l therapy of intracrania l aneurys m 1【Key wor ds 】 Intrac ranial aneurys m;Surg e ry;Int e rventiona l neuroradi ology 颅内动脉瘤病程隐匿,起病突然,一旦发病,死、残率极高,因而被称为颅内的“不定时炸弹”,是最危险的脑血管病之一。
由于该病的年发病率高达人口的1~2/10000,我国每年新增动脉瘤患者多达20万,颅内动脉瘤是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最常见的重大疾病。
颅内梭形动脉瘤的形成机制、临床特征与治疗方法一、形成机制颅内梭形动脉瘤是一种血管畸形,其形成机制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1. 遗传因素:一些研究表明,梭形动脉瘤在一些家族中可能有遗传倾向。
遗传突变的基因可能导致血管壁的结构异常,从而促进梭形动脉瘤的形成。
2. 动脉壁的退行性变:动脉壁的退行性变可以导致弹力纤维和胶原纤维减少,血管壁松弛度增加。
这种退行性变可能与年龄和动脉硬化等因素有关。
3. 动脉壁的炎症反应:炎症反应可以导致动脉内膜增生和血管壁薄弱。
炎症反应诱发的梭形动脉瘤通常出现在动脉分叉的位置。
4. 血流动力学因素:高血压、动脉曲率等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可能对梭形动脉瘤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血管壁的损伤和局部血流紊乱,从而增加梭形动脉瘤的风险。
二、临床特征颅内梭形动脉瘤具有以下临床特征:1. 颅内破裂:梭形动脉瘤破裂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可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
其表现为剧烈头痛、呕吐、意识障碍等症状。
2. 压力效应:梭形动脉瘤的增大可能对周围脑组织造成压迫,引起头痛、眩晕、视力障碍等症状。
3. 血流动力学改变:梭形动脉瘤的存在可能导致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如动脉狭窄、血栓形成等,进而引发脑梗死等并发症。
4. 高危行为:某些特定的高危行为,如剧烈运动、用力排便等,可能导致梭形动脉瘤破裂,因此应避免参与这些活动。
三、治疗方法针对颅内梭形动脉瘤,可采取以下治疗方法:1. 影像监测:对于一些小型、无症状的梭形动脉瘤,可以选择影像监测,观察其生长和变化情况。
2. 药物治疗:一些药物可以通过降低血压、减少血管壁的炎症反应等方式来预防或延缓梭形动脉瘤的发展。
3. 内科手术:对于一些中大型的梭形动脉瘤,内科手术(脑血管内治疗)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通过导管等器械进入动脉内进行栓塞或修复手术,达到治疗的目的。
4. 外科手术:对于一些复杂的梭形动脉瘤,外科手术是常见的治疗方法。
外科手术可以通过手术开通血管、移除异常血管等方式进行。
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治疗临床研究一、概述颅内动脉瘤是神经外科领域的一种常见且严重的疾病,其发病机理复杂,临床表现多样,常常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等严重并发症,对患者的生命健康构成极大威胁。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血管内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方式也经历了从传统的开颅手术到现代微创介入治疗的转变。
血管内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微创的治疗方法,在颅内动脉瘤的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该技术通过导管在血管内的精细操作,实现对动脉瘤的栓塞或重建,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与传统的开颅手术相比,血管内治疗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逐渐成为颅内动脉瘤治疗的主流方式。
随着血管内治疗技术的不断完善和临床经验的积累,越来越多的颅内动脉瘤患者从中受益。
尽管血管内治疗在颅内动脉瘤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如何选择合适的病例、如何确定最佳的手术时机和方案、如何预防和处理并发症等。
本文旨在对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治疗的临床研究进行综述,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和病例资料,探讨血管内治疗的适应症、手术方法、疗效评估及并发症预防等方面的问题,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以指导临床实践,提高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效果。
本文也期望通过深入研究和探讨,为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治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启示。
1. 颅内动脉瘤的定义、流行病学及危害颅内动脉瘤,作为一种脑血管病变,指的是脑动脉血管壁局部薄弱而形成的瘤样突起。
这些突起好发于脑底大动脉环的动脉分叉和主干的分支处,这些部位恰好是脑血管中受到最大血液冲击的区域。
长期受到血流的压力和冲击力的作用,这些部位的脑动脉壁薄弱特点容易向外突出,从而形成颅内动脉瘤。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颅内动脉瘤的患病率相对较高,尤其在中老年人群中更为常见。
虽然具体的患病率可能因地域、年龄、性别等因素而有所差异,颅内动脉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高场强磁共振成像(MRI)等影像技术的应用,颅内动脉瘤的检出率也在逐渐提高。
颅内动脉瘤破裂危险因素研究进展颅内动脉瘤(IA)是常见的脑血管病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脑梗死和高血压性脑出血。
通过对IA病例进行分析,探讨IA高危因素,为更好的进行动脉瘤的临床决策和评估提供依据。
标签:IA;危险因素;研究进展研究表明,IA破裂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的死亡率和病残率较高。
50%~70%的颅内出血是由动脉瘤破裂引起。
破裂后动脉瘤再次破裂出血的发生率很高,其中80%发生在2周以内,13.4%的住院病例在发病后1个月内死亡,1年的死亡率为13.3%~17.9%[1]。
1/3以上的存活者留有严重的神经功能缺损[2]。
有学者认为应当积极治疗,以避免aSAH的发生。
本文着重通过研究IA破裂危险因素的研究做一综述。
1 动脉瘤的好发年龄、性别分布研究表明,多数动脉瘤在40~60岁表现出症状,报道显示女性较男性为多见,儿童少见。
研究发现平均患病年龄为50岁,总体患病率为3.2%(95% CI 1.9~5.2)。
在年龄超过50岁的人群中,女性的比率为男性的1.61(1.02~2.54)。
相比年龄超过80岁的患者中没有发现动脉瘤在年龄上的差异[3]。
在中国动脉瘤发生率男性是4.3/10万人(95% CL 3.3~5.2),女性比男性发病率较高8.2/10万人(95% CL 6.9~9.6)[4]。
2 动脉瘤的大小目前未破裂IA大小的治疗处理仍有争议。
Kashiwazak等从aSAH的患者中发现,破裂的IA比未破裂的IA明显大。
破裂的大小比率也显著高于未破裂的大小比率。
多元逻辑分析表明,动脉瘤的大小和大小比率与动脉瘤的破裂相关。
然而,多元逻辑回归显示,在小动脉瘤中只有大小比率是与动脉瘤破裂相关。
Maslehaty等对aSAH患者与未破裂小型IA的风险研究表明,大多数动脉瘤是7 mm是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因素)建议相矛盾,因而认为发布的国际指南数据对日常临床指导的作用不能令人信服。
3 动脉瘤的位置动脉瘤的所处的位置是颅内破裂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位于不同部位的IA其破裂出血后的预后也不一样。
炎症与肿瘤发展的关系研究炎症和肿瘤是两种常见的疾病,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炎症是机体对于损伤和感染的免疫反应,而肿瘤则是由异常细胞无节制地增殖而形成的肿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炎症与肿瘤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炎症作为机体对于外界伤害的一种保护性反应,会引起局部血管扩张、血液流动加快,并使免疫细胞聚集于受伤或感染区域。
这些免疫细胞可以通过释放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来调节炎症反应。
然而,长期持续的炎症状态会导致异常细胞的增殖和紊乱,这为肿瘤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方面,炎症可以通过激活细胞的增殖和生长信号通路来促进肿瘤的发展。
研究发现,炎症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细胞因子,如促炎因子和生长因子,可以直接作用于异常细胞,使其增殖和侵袭能力增强。
此外,炎症还可以改变细胞的代谢环境,提供异常细胞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和能量,进一步促进肿瘤的生长和扩散。
另一方面,肿瘤本身也能引起炎症反应。
肿瘤细胞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其表面表达的抗原能够激活免疫细胞,引发局部炎症反应。
炎症反应中聚集的免疫细胞可以释放大量的氧自由基和活性氮物质,进而对肿瘤细胞产生毒性作用。
然而,肿瘤在发展过程中会发生免疫逃逸,即通过改变自身的抗原表达或免疫逃避机制来避免免疫系统的攻击,从而保护自身免受免疫细胞的杀伤。
在炎症和肿瘤之间的相互作用中,炎性细胞和炎性介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发现,在肿瘤周围的炎症组织中,炎性细胞如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密集聚集。
这些炎性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能够刺激毗邻的肿瘤细胞增殖和侵袭,并促进肿瘤细胞转化为更具侵袭性的表型。
此外,炎性介质还可以促进肿瘤血管的生成和糖代谢的改变,为肿瘤生长和转移提供营养和能量。
继续研究炎症与肿瘤发展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肿瘤形成和进展的机制,以及制定更有效的抗肿瘤治疗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临床上,一些常用的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如阿司匹林和塞来昔布已经被证明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
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新进展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颅内动脉瘤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脑血管疾病,通常指的是血管壁在动脉分支处出现的囊状扩张。
颅内动脉瘤的治疗一直备受关注,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针对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手段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创新。
本文将就颅内动脉瘤治疗的新进展进行探讨。
介绍一种新的颅内动脉瘤治疗方法——介入治疗。
介入治疗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一种在临床上应用的微创治疗方法,它通过在动脉血管导管引导下将支架置入颅内动脉瘤内,实现对动脉瘤的栓塞,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相比传统的开颅手术,介入治疗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
在近年来的临床应用中,介入治疗已经成为治疗颅内动脉瘤的一种重要手段,尤其是对那些位置较深、手术较为困难的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具有明显的优势。
随着介入技术的不断改进,支架材料的更新换代,介入治疗在治疗颅内动脉瘤方面的疗效和安全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介绍另一种新的颅内动脉瘤治疗方法——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是指采用微小切口、显微镜下操作等技术手段进行的一种手术治疗方法。
在治疗颅内动脉瘤方面,微创手术可以通过更小的切口、更精细的操作,实现对动脉瘤的切除或修复,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正常脑组织的损伤。
随着显微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微创手术已经成为了治疗颅内动脉瘤的首选方法之一。
介绍一种新型的颅内动脉瘤治疗药物——内膜修复剂。
内膜修复剂是一种可以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生和血管内膜修复的药物,它的应用可以帮助动脉瘤的内膜修复,从而减少动脉瘤的破裂风险。
在临床上,内膜修复剂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治疗颅内动脉瘤,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内膜修复剂的出现,为治疗颅内动脉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选择。
总结一下颅内动脉瘤治疗的新进展。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治疗颅内动脉瘤的手段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
介入治疗、微创手术、内膜修复剂等新型治疗手段的出现,为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
但需要注意的是,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位置的颅内动脉瘤,需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和病情特点,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新进展1. 引言1.1 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新进展颅内动脉瘤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通常发生在脑动脉的分叉处,是血管壁局部薄弱形成的血管瘤。
治疗颅内动脉瘤一直是神经外科的重要课题,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方式也在不断更新。
近年来,随着微创手术技术的不断进步,微创手术在颅内动脉瘤治疗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微创手术可以通过小切口直接进入病灶区域,减少了手术创伤和并发症的发生,术后恢复时间也更短。
除了微创手术,介入治疗也在颅内动脉瘤治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介入治疗可以通过经血管途径将栓塞剂送入动脉瘤腔内,达到栓塞动脉瘤的效果。
这种治疗方式相比传统手术更为安全和有效。
在手术治疗中,3D打印技术的应用也给医生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医生可以通过3D模型进行手术规划,提高手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术后药物治疗和新型治疗设备的应用也为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
随着多学科合作模式的出现,颅内动脉瘤治疗逐渐走向个体化,治疗成功率也在不断提高。
未来,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创新,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将迎来更多的突破和进步。
2. 正文2.1 微创手术技术在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微创手术技术在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也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用。
微创手术技术相比传统手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医生和患者的青睐。
在颅内动脉瘤手术中,微创手术技术主要包括血管内介入治疗和微创开颅手术两种方式。
血管内介入治疗通过血管内途径将支架等器械送达到动脉瘤部位,实现动脉瘤栓塞或栓塞联合手术。
这种方式不需要开颅,减少了手术风险和创伤,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治疗动脉瘤。
微创开颅手术也在颅内动脉瘤治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微创开颅手术通过小切口和微创技术,可以精确地切除动脉瘤,减少对正常脑组织的损伤,提高手术成功率。
微创手术技术在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为患者提供了更为安全和有效的治疗方式,是颅内动脉瘤治疗的重要进展之一。
炎症反应促进肿瘤的侵袭和转移的研究进展摘要:恶性肿瘤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其侵袭和转移是肿瘤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
大量研究表明,肿瘤微环境对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有着重要的作用。
肿瘤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炎症反应产生的多种炎症细胞、细胞因子等会为肿瘤细胞的恶性转化提供有利条件。
关键词:炎症反应;肿瘤侵袭转移;炎症细胞;细胞因子中图分类号:(7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47(2015)02-0160-05Recent Progresses on Inflammation-mediated Promotion of Tumor Invasion and MetastasisTANG Ya-ni,SUN Yang,YE Mao”(College of Biology,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Hunan,China)Abstract:Malignant tumor is a great threat to human health.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tumor cell are the major cause of death for cancer patients.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tumor microenvironment is very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regulation of tumor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The progress of tumor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can be promoted by inflammation via the secre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and cytokines.Key words:in flammation;tumor invasion and metastasis;inflammatory cells;cytokines (Life Science Research,2015,19(2):160?164)肿瘤的侵袭转移是肿瘤的恶性特征之一,是大多数癌症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血管生成和炎症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血管生成和炎症是两个生物学过程,它们在许多生理和病理情况中相互作用。
血管生成指的是血管的形成和生长,炎症则是一种免疫反应,具有局部组织破坏和病理变化的特征。
血管生成和炎症相互作用的研究已成为热点和难点。
本文将介绍血管生成和炎症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并探索它们在疾病中的意义。
一、炎症对血管生成的调节炎症通过多种途径调节血管生成过程。
炎症因子在炎症和肿瘤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IL-6、TNF和IL-1等。
IL-6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炎症因子,在人体内广泛分布。
研究表明,IL-6通过调节血管生成过程对炎症和肿瘤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TNF和IL-1也能诱导血管生成,该现象可归因于它们激活了一系列血管生成的信号转导途径。
另外,炎症反应能够调节血管生成模式。
在炎症过程中,血管生成祖细胞开始发生转变,它们从血管内皮细胞向基质支持的细胞的转化。
这种转化会导致血管生成的不正常,如更多的毛细血管和血管内皮细胞的过度增殖。
二、血管生成对炎症的影响血管生成作用能够影响炎症进程。
研究表明,血管生成对炎症的反应与特定类型的血管密切相关。
例如,在肿瘤和关节炎中发现了新生的不正常血管。
这种血管对肿瘤细胞和炎症细胞的供应非常重要,通过获得氧和营养物质,它们支持肿瘤细胞和炎症的快速生长。
这会导致炎症和肿瘤细胞的增加,从而影响了身体的健康。
此外,血管生成能够改变炎症细胞的迁移。
新生血管能够诱导炎症细胞聚集,加速病理创伤愈合。
但是,过度或异常的新生血管会导致过度的炎症反应,从而妨碍治疗。
三、血管生成和炎症在疾病中的意义研究表明,血管生成和炎症在各类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在肺动脉高压中,肺血管内皮细胞和肺动脉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受到炎症反应的影响,从而导致血管重构。
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血管生成和炎症互相作用,形成可怕的病理过程。
此外,脂代谢紊乱会影响脂质代谢和炎症反应,导致冠状动脉疾病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DOI:10.3969/j.issn.1672 ̄7770.2020.02.025综述颅内动脉瘤与炎症的关系及其潜在治疗药物柏星铖ꎬ张光绪ꎬ马骏ꎬ赵金兵ʌ摘要ɔ㊀颅内动脉瘤(IA)是由于血管局部异常导致的脑血管瘤样突起ꎬ临床上极为常见ꎮ机体炎症反应已经被认为在颅内动脉瘤发生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ꎬ现阶段对于动脉瘤的发生及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炎性反应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ꎮ也已经证实一些药物可以减少动脉瘤的形成及延缓其进展ꎬ但对于动脉瘤破裂后导致机体炎性反应尤其是二级器官的机制尚不明确ꎮ本文对动脉瘤与炎症的关系及其潜在的治疗药物进行综述ꎮʌ关键词ɔ㊀颅内动脉瘤ꎻ炎症ꎻ药物治疗ʌ中图分类号ɔ㊀R739.41㊀㊀ʌ文献标志码ɔ㊀A㊀㊀ʌ文章编号ɔ㊀1672 ̄7770(2020)02 ̄0232 ̄04RelationshipbetweenintracranialaneurysmandinflammationandpotentialtherapeuticagentsBAIXing ̄chengꎬZHANGGuang ̄xuꎬMAJunꎬetal.TheAffiliatedBrainHospitalofNanjingMedicalUniversityꎬNanjing210029ꎬChinaCorrespondingauthor:MAJunAbstract:Intracranialaneurysm(IA)isacerebralhemangioma ̄likeprocesscausedbylocalabnormalitiesofbloodvessels.Itisverycommoninclinicalpractice.Thebody sinflammatoryresponsehasbeenconsideredtoplayadecisiveroleintheoccurrenceanddevelopmentofintracranialaneurysms.Atthisstageꎬpreliminaryunderstandingoftheoccurrenceofaneurysmsandtheinflammatoryresponseinthefurtherdevelopmentoftheaneurysmhasbeenobtained.Ithasalsobeenproventhatsomedrugscanreducetheformationofaneurysmsanddelaytheirprogressꎬbutthemechanismoftheinflammatoryresponseꎬespeciallythesecondaryorgansꎬofthebodyafteraneurysmruptureisunclear.Thisarticlereviewstherelationshipbetweenaneurysmsandinflammationandtheirpotentialtherapeuticagents.Keywords:intracranialaneurysmꎻinflammationꎻmedicaltreatement基金项目:十三五科教强卫青年人才项目(QNRC2016048)作者单位:210029南京ꎬ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脑血管病中心通信作者:马骏㊀㊀颅内动脉瘤(intracranialaneurysmꎬIA)是一种脑动脉性疾病ꎬ是由于局部血管异常改变从而导致的脑血管瘤样凸起ꎻ90%病例的血管腔呈球囊样扩大ꎬ而其他病例为梭型㊁解剖型和真菌性动脉瘤ꎮ大多数的颅内动脉瘤无症状ꎬ随着现代影像学的发展ꎬ颅内动脉瘤的检出率明显增加ꎮ动脉瘤破裂后的高死亡率和诸多并发症给患者造成了极大的威胁ꎮ经过长时间研究ꎬ机体炎性反应已经被认为对颅内动脉瘤疾病的发生㊁发展起重要作用ꎮ现对颅内动脉瘤与炎症的关系及其潜在的治疗药物综述如下ꎮ1㊀颅内动脉瘤与炎症炎症被认为是动脉瘤形成和进展的关键步骤ꎬ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动脉瘤的结构变化与炎症密切相关ꎮ动脉壁主要分为3层:内膜是最内层ꎬ由内皮和支撑性基底膜组成ꎻ弹性蛋白和胶原纤维共同形成中膜ꎬ最后一层是外膜ꎬ是结缔组织(主要由胶原纤维和成纤维细胞组成)ꎮ其中还有比较重要的结构为内弹力层(internalelasticlayerꎬIEL)和/外部弹力层(externalelasticlayerꎬEEL)ꎮ弹力层的作用是适应血容量的波动ꎮ脑动脉的IEL发育良好ꎬ但缺乏EELꎬ导致一旦内部的IEL被破坏后ꎬ其无法很好地顺应血流量的波动ꎮ颅内动脉瘤的发展和破裂取决于血管壁的重塑ꎬ而血管壁的重塑又取决于基质变性和再生之间的平衡ꎮ前者的主要原因是各种炎性细胞的作用ꎬ后者主要是平滑肌细胞的再生ꎮ最初的内皮功能障碍和随后的血管重塑是由切应力触发的ꎬ在动脉比较平滑处的血管内皮细胞受着单向层流ꎬ这被认为是生理性的刺激ꎬ其可以使细胞表皮沿着血流向方向排列[1]ꎻ血流改变引起持续的超生理或低生理的层流刺激可能通过不同的机制诱发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和血管壁损伤ꎮ这解释了为什么通常在动脉交界处㊁分叉处出现动脉瘤ꎮ有研究发现存在切应力的阈值ꎬ超过或低于阈值后则会出现血管表皮损伤[2]ꎮ还有研究发现ꎬ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改变了一些有助于动脉瘤形成的基因的表达ꎬ包括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metalloproteinaseꎬMMP)和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tissueinhibitorofmetalloproteinaseꎬTIMP)ꎬ导致MMP对蛋白水解性血管外基质的破坏[3]ꎮ同时随着炎症反应一步加重以及应切力的作用ꎬ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表型调节表型由收缩型转变为促炎/促基质重塑型ꎮ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表型调节以及随后的细胞死亡ꎬ也是导致动脉瘤形成和血管壁变性的炎症反应的组成部分ꎮ2㊀炎症细胞㊁炎症相关因子及炎症通路标志巨噬细胞被认为是渗入颅内动脉瘤壁的关键炎症成分ꎮ在破裂和未破裂的颅内动脉瘤中均观察到巨噬细胞浸润[4]ꎮ此外ꎬ还有研究表明ꎬ没有巨噬细胞的小鼠颅内动脉瘤形成的发生率显著降低[5]ꎮ这些数据表明ꎬ颅内动脉瘤的形成和破裂与巨噬细胞的积聚有关ꎮ肥大细胞㊁中性粒细胞也通过分泌MMP和弹性蛋白酶参与血管病变的发展[6]ꎬ其能够降解胶原蛋白㊁弹性蛋白及层粘连蛋白等多种血管壁结构ꎮ曾有学者认为T淋巴细胞是动脉瘤进展环节中的重要部分ꎻ但最新研究显示T细胞在动脉瘤的形成和发展中不是必要的[7]ꎮSawyer等[8]用淋巴细胞缺陷小鼠和野生型小鼠研究颅内动脉瘤形成和破裂速率ꎬ结果显示淋巴细胞缺乏的小鼠颅内动脉瘤的形成和破裂率明显低于野生型小鼠ꎮ核因子 ̄kb(nuclearfactorkBꎬNF ̄kb)是调节颅内动脉瘤病变中主要的转录因子ꎬNF ̄kB的活化升高导致几种促炎蛋白的表达ꎬ包括环氧合酶 ̄2(cyclooxygenase ̄2ꎬCOX ̄2)ꎬ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E ̄2ꎬPGE ̄2)[9]ꎻ同其还会诱导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chemotacticprotein1ꎬMCP ̄1)和血管细胞粘附分子 ̄1(vascularcelladhesionmolecule ̄1ꎬVCAM ̄1)的表达ꎬ引起巨噬细胞募集和粘附ꎻ巨噬细胞释放大量炎症因子ꎬ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necrosisfactor ̄αꎬTNF ̄α)㊁白细胞介素 ̄1β(interleukin ̄1βꎬIL ̄1β)㊁MMPꎬ以及其他蛋白酶ꎮMCP ̄1是一种调节单核细胞和T淋巴细胞迁移和浸润的趋化因子ꎮ在大鼠颅内动脉瘤壁上发现了MCP ̄1基因ꎬMCP ̄1敲除小鼠的动脉瘤壁上巨噬细胞显著减少ꎬ并且其颅内动脉瘤的发生率降低ꎻ表明MCP ̄1可能是动脉瘤发病机制中的关键因素[10]ꎮ血管细胞粘附分子 ̄1是参与单核细胞募集的炎症成分ꎬ其还调节单核细胞与血管壁内皮细胞的粘附ꎮKadirvel等研究发现颅内动脉瘤患者的VCAM ̄1表达水平增高[11]ꎮ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ꎬMPO)是一种炎症相关的主要氧化酶ꎮChu等[12]分析了25例动脉瘤患者动脉瘤内血液和股动脉血液的MPO含量ꎬ结果显示动脉瘤内的MPO含量为股动脉的2.7倍ꎻ在MPO基因敲除小鼠中动脉瘤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发病率显著降低ꎬ表明MPO在颅内动脉瘤破裂和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ꎮ3 动脉瘤的药物治疗及其靶点巨噬细胞作为动脉瘤进展中的重要环节ꎬ在动脉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ꎮ巨噬细胞不是同质的ꎬ通常将其分为两个子集ꎬ分别为经典激活的巨噬细胞(M1)和可替代的激活的巨噬细胞(M2)ꎮ通常ꎬM1细胞有促炎作用ꎬ而M2细胞有促进炎症消退及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ꎮ巨噬细胞极化通过干扰素 ̄γ(interferon ̄γꎬIFN ̄γ)和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ꎬLPS)信号转导的IRF/STAT信号通路使巨噬细胞功能偏向M1表型(通过STAT1)ꎻ而白细胞介素 ̄4(interleukin ̄4ꎬIL ̄4)和白细胞介素 ̄13(interleukin ̄13ꎬIL ̄13)激活IRF/STAT的信号通路(通过STAT6)偏向M2表型巨噬细胞功能ꎮ巨噬细胞M1极化后ꎬNF ̄κB激活大量炎症基因的表达ꎬ导致组织损伤ꎮ在生理状态下巨噬细胞不仅可以通过常规刺激诱导其向M2发展(如IL ̄4㊁IL ̄13)ꎬ也可以通过其他几个转录因子如PPARγ㊁Kruppel样因子等ꎮ因此在研究动脉瘤潜在治疗药物时可选择其为针对性的位点ꎮ3.1㊀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proliferatoractivatedreceptorγꎬPPARγ)㊀是一种核激素受体ꎬ其可以在许多细胞中表达ꎬ包括内皮细胞㊁平滑肌细胞和炎性细胞ꎮPPARγ最早应用于特异性皮炎㊁糖尿病性皮炎㊁心肌再灌注损伤治疗ꎬ证明其对于炎症具有抑制作用ꎮ罗格列酮作为现在主流的降糖药物ꎬ其主要作用就是激活PPARγꎮShimada等[13]在2015年研究吡格列酮对颅内动脉瘤的影响ꎬ结果显示其对于动脉瘤的发生率没有明显的影响ꎬ但显著降低了动脉瘤破裂的发生率ꎻ这主要与吡格列酮显著降低了脑动脉中的巨噬细胞产生的炎性因子(单核细胞趋化因子 ̄1㊁IL ̄1和IL ̄6)的mRNA水平ꎬ同时降低了M1巨噬细胞向脑动脉浸润和巨噬细胞M1/M2的比例有关ꎮ3.2㊀二肽基肽酶 ̄4(dipeptidylpeptidase ̄4ꎬDPP ̄4)㊀也称淋巴细胞表面标志物ꎮ其广泛表达于T细胞和B细胞㊁巨噬细胞亚群㊁造血干细胞ꎬ以及各种组织上皮细胞㊁内皮细胞和腺泡细胞ꎮDDP ̄4的复杂生物学作用包括细胞膜相关的细胞内信号传导途径激活㊁细胞间相互作用和调节酶活性ꎮ值得注意的是ꎬ在炎症过程中DPP ̄4的表达水平会增加ꎬ这表明DPP ̄4除具有血糖稳态功能外ꎬ还参与了炎症性疾病的发病机制ꎮ已经有研究显示阿格列汀(DPP ̄4抑制剂)具有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及腹主动脉瘤进展的作用[14]ꎮIkedo等[15]对手术诱导的颅内动脉瘤雌性大鼠用阿格列汀2~4周后ꎬ发现动脉瘤明显变小ꎻ其抑制动脉瘤中巨噬细胞的聚集并显著降低TNF ̄α㊁MCP ̄1和IL ̄6的表达ꎬ防止动脉病变进一步加重ꎮ肥大细胞在微生物防御和变态反应中起了主要的作用ꎮ肥大细胞去颗粒化导致MMP ̄2和MMP ̄9表达水平增加ꎬ并诱导一氧化氮合酶ꎬ从而损害血管壁[16]ꎮ此外ꎬ肥大细胞释放细胞因子ꎬ包括TNF ̄α㊁IL ̄1β和MCP ̄1ꎬ可有效激活M1巨噬细胞ꎮ然而ꎬ仍不清楚M1巨噬细胞和肥大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生物学机制ꎮ为了确定肥大细胞在巨噬细胞极化中的潜在作用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ꎮ肥大细胞也可作为动脉瘤治疗的潜在位点ꎮ3.3㊀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stemcellsꎬMSCs)㊀MSCs除了自我更新能力及多向分化潜能ꎬ而具有促进损伤组织再生修复能力外ꎬ其对于机体的免疫功能还有很强大的调控作用ꎮMSCs的主要作用为影响免疫细胞的增殖㊁分化和免疫因子分泌ꎬ而抑制免疫反应ꎻ因此ꎬ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ꎮChen等[17]先前研究发现ꎬMSCs静脉注射对人类和动物炎症性疾病有潜在的治疗效果ꎮ进一步通过对小鼠腹主动脉瘤模型的研究发现ꎬMSCs治疗组小鼠的腹主动脉瘤壁中的肥大细胞数明显减少ꎬ并且腹主动脉瘤中MMP ̄2㊁MMP ̄9的表达水平明显减低ꎻ其抑制了主动脉壁细胞外基质的降解ꎬ延缓了腹主动脉瘤径的扩增[18]ꎮKuwabara等[19]实验发现MSCs减少了肥大细胞浸润及释放TNF ̄αꎬ显著降低了实验小鼠颅内动脉瘤的破裂率ꎮ3.4㊀阿司匹林(Aspirin)㊀环氧合酶 ̄1(cyclooxygenases ̄1ꎬCOX ̄1)和COX ̄2在血管损伤后被激活ꎬCOX ̄1和COX ̄2的激活导致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ꎬPG)和血栓烷A2(thromboxanea2ꎬTXA2)等物质增加ꎮ其对于动脉瘤的发展有重要意义ꎮ阿司匹林是选择性的COX ̄2抑制剂ꎬ可以减少与COX ̄1抑制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ꎬ同时仍具有抗炎作用ꎮ与其他非甾体类抗炎药不同ꎬ阿司匹林不可逆地乙酰化COX ̄1活性位点内的丝氨酸残基ꎬ并修饰COX ̄2的酶促活性ꎬ从而使COX ̄2产生抗炎性脂蛋白ꎮ尽管对COX ̄2的这种作用在介导炎症反应中是理想的ꎬ但单剂量的阿司匹林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数天ꎬ从而会导致心血管不良反应ꎮ其作为治疗颅内动脉瘤的潜在药物ꎬ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ꎮ有研究显示在手术夹闭动脉瘤前应用阿司匹林治疗的患者ꎬ其动脉瘤壁中COX ̄2㊁mPGES ̄1和巨噬细胞表达减低ꎻ抗血小板药可通过抵消促炎途径和稳定动脉瘤壁ꎬ从而减少SAH的发生率[20]ꎮ3.5㊀Kruppel样因子2(KLF2)㊀是内皮细胞生理调节中重要调节因子ꎮKLF2在血管中广泛表达ꎬ但不同部位其含量不同ꎬ其在血管直部的表达明显高于弯曲部的表达ꎬ这主要与层流剪切力有关ꎮ有研究表明内皮细胞中炎症因子TNF ̄α和IL ̄1β可下调KLF2的表达[21]ꎮKLF2也可抑制IL ̄6㊁TNF ̄α等促炎因子引起的内皮活化ꎮ其调节主要分为流量依赖性调节和非流量依赖性调节:在静态条件或湍流动下组蛋白脱乙酰基酶5(histonedeacetylasesꎬHDAC5)与KLF2启动子上的肌细胞增强因子2(musclecellsenhancementfactor2ꎬMEF2)结合并抑制MEF2转录活性ꎮ足够高的切应力(12达因/cm2)可以使抑制解离ꎬ促进KLF2转录ꎮ当然用改变流量促进KLF2表达的方法在临床上难以做到ꎻ例如白藜芦醇是一种在一些植物中天然产生并存在于红葡萄酒中的多酚ꎬ是KLF2的有效诱导物ꎬ猜测其可作为动脉瘤的潜在治疗药物ꎮ3.6㊀PINCH蛋白㊀是一种含有5个LIM结构域(LIM1㊁LIM2㊁LIM3㊁LIM4㊁LIM5)的黏着斑蛋白ꎬ在细胞粘附㊁迁移㊁分化㊁增值等方面有重要作用ꎬ但其机制尚不明确ꎮPeng等[22]研究PINCH蛋白在颅内动脉瘤生长和破裂中的意义ꎬ结果显示破裂动脉瘤组的PINCH蛋白水平明显高于未破裂动脉瘤组ꎻ这可能是预防动脉瘤破裂的关键因素ꎮ4㊀动脉瘤破裂后机体炎性反应4.1㊀SAH后脑部的早期改变㊀动脉瘤破裂出血后72h之内ꎬ多个因素导致了脑部的直接损伤ꎮ随着研究的深入ꎬ对其机制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1)免疫炎症反应:aSAH后急性应激反应导致了血脑屏障(bood ̄brainbarrierꎬBBB)的破坏ꎬ破坏后通透性增加[23]ꎬ炎性细胞被血红蛋白的裂解产物激活ꎬ呈级联放大效应ꎬ引起VCAM ̄1㊁ICAM ̄1㊁选择素等粘附分子的升高ꎬ其可以使各种炎性细胞黏附到内皮细胞引起血管及脑实质损伤[24]ꎮ在SAH后IL ̄1β㊁IL ̄6㊁TNF ̄α㊁补体系统等也明显升高ꎬ其升高会使得巨噬细胞聚集ꎬ管腔进行性狭窄ꎬ导致原来脑部缺血进一步加重[25]ꎮ(2)机械性损伤:脑积水就是最常见的机械性损伤之一ꎮ当然还有氧化应激㊁离子稳态失衡㊁脑生理功能紊乱导致脑血流量减少也被认为会引起脑部早期损伤ꎮ4.2㊀SAH后机体其他部位的早期改变㊀在动脉瘤破裂后不仅会引起脑部损伤ꎬ同时也会引起机体相应炎症反应ꎬ导致靶器官的损伤ꎮ4.2.1㊀肺㊀在一个回顾性系列报告中ꎬSAH后肺部的并发症估计为23%[26]ꎮ其最早的表现形式为神经源性肺水肿(NPE)ꎬNPE有两种不同的临床形式:一种是在发病后几分钟和数小时后发生的急性肺水肿ꎬ另一种是延迟发生的水肿ꎮNPE是间质和肺泡液的增加ꎮ现在已经提出NPE两种不同的致病机制的假设:(1)血液动力学(由于α ̄肾上腺素能反应引起的肺血管压力增加产生静脉性水肿)ꎻ(2)炎症机制(因为炎性因子以及趋化因子导致了血管通透性增加从而导致了渗出性水肿)ꎮ但SAH后引起二级器官炎性反应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ꎬ曾有研究显示IL ̄6与脑损伤患者后肺炎的严重程度相关[27]ꎬIL ̄6可能可以作为预测SAH后发生肺部并发症风险的大小ꎮ4.2.2㊀心脏㊀有研究证实在SAH后心脏会出现相应的变化ꎬ如心电图的变化ꎮ几乎100%的SAH患者会出现心电图异常ꎬ心电图形态变化包括高R波㊁ST凹陷㊁T波异常㊁大U波ꎬ并QT间隔时间延长[28]ꎮ现在认为心电图及心率的变化主要与神经源性儿茶酚胺分泌过多有关ꎮ同时一些患者会出现一种非特异性的心肌炎ꎬ其诊断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无心脏功能障碍史ꎬ心脏功能障碍发作(EF<40%)ꎬ超声心动图上的心脏壁运动异常与EF<40%ꎬ心脏特异性肌钙蛋白值小于2.8ng/mLꎮ其发生的炎症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ꎮ当然ꎬSAH后并发症并不止出现在肺部及心脏ꎬ包括消化道㊁肝功能㊁血色素㊁电解质等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ꎬ引起这些变化的机制还不明确ꎮ4.3㊀治疗药物㊀在临床上遇到动脉瘤破裂后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ꎬ通常予以抗血管痉挛㊁抑酸㊁止血㊁补液㊁维持电解质平衡等治疗ꎮ由于对出血后机体的炎性反应机制尚不明确ꎬ药物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ꎬ并不能用于临床减少各种并发症的产生ꎮ曾有研究显示低聚体原花青素对于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部炎性改变有保护作用[29]ꎮ原花青素作为目前知晓的天然自由基清除剂ꎬ除了抗氧化作用之外ꎬ其抗感染作用往往被人们忽视ꎮ有研究证实ꎬ原花青素可以有效抑制IL ̄1b㊁TNF ̄α等炎症因子[3031]ꎬ同时增加抗炎因子(IL ̄4)的释放[32]ꎬ初步证据显示其主要通过抑制NF ̄κB途径来抑制炎症反应[33]ꎬ还有其对于肝脏㊁肾脏㊁胃肠道等均具有保护作用ꎮ当然其对于蛛网膜下腔出血后二级器官炎性反应的潜在的药物ꎬ还需进一步研究ꎮ5㊀结㊀语综上所述ꎬ对于动脉瘤生成及疾病进展中的过程认知还并未完善ꎬ但针对其中关键位点例如巨噬细胞㊁肥大细胞㊁炎症㊁氧化因子等的用药ꎬ可以起到有效缓解动脉瘤疾病进展甚至逆转疾病进程的作用ꎮ对于动脉瘤破裂后导致的二级器官的炎性反应及机制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ꎮ随着研究的进展ꎬ其机制会进一步明确ꎬ这将为动脉瘤的治疗药物选择及研发提供理论基础ꎮ已有药物可以显著降低动物模型中动脉瘤的发病率和破裂率ꎻ但临床试验尚处在起步阶段ꎬ其药物剂量 ̄副作用 ̄效果三者之间的平衡有待进一步研究ꎮ[参㊀考㊀文㊀献][1]㊀KwakBRꎬBäckMꎬBoch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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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2 ̄7770.2020.02.021 临床研究 结合炎症反应指数的Nomogram模型对aSAH患者预后预测的价值张鹏ꎬ李育平ꎬ王晓东ꎬ汤灿ꎬ朱磊ꎬ万志强ꎬ黄健楠ꎬ张恒柱ʌ摘要ɔ㊀目的㊀探讨炎症反应指数结合其他临床指标构建的Nomogram模型ꎬ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预后预测的价值ꎮ方法㊀分析2015年1月 2017年12月收治的178例aSAH患者的临床资料ꎻ以及炎症反应指数ꎬ包括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㊁间接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dNLR)㊁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㊁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比值(MLR)㊁预后营养指数(PNI)㊁全身炎症反应指数(SIRI)ꎮ根据GOS评分将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与不良组ꎮ通过单因素㊁多因素分析筛选出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ꎻ应用Nomogram法对各个因素进行评分ꎬ构建预后模型ꎮ用ROC评判模型对aSAH患者预后预测的准确性ꎮ结果㊀本组患者中ꎬ131例患者(73.6%)为预后良好ꎬ47例患者(26.4%)为预后不良ꎮ单因素分析显示吸烟㊁高血压㊁Hunt ̄Hess分级㊁改良Fisher分级㊁脑血管痉挛㊁中性粒细胞㊁单核细胞㊁NLR㊁dNLR㊁MLR及SIRI与预后有显著关系(P<0.05-0.001)ꎮ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ꎬ吸烟(P=0.006)㊁高血压(P<0.001)㊁Hunt ̄Hess分级(P=0.016)㊁改良Fisher分级(P=0.018)㊁脑血管痉挛(P=0.017)㊁SIRI(P=0.043)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ꎮ将上述指标纳入Nomogram预后模型ꎬ经验证该模型的一致性指数良好(C ̄指数=0.782ꎬP<0.01)ꎮROC曲线显示ꎬ结合SIRI和其他指标的模型(AUC=0.836ꎬ95%CI:0.760~0.911ꎬP<0.001)ꎬ比没有SIRI的模型(AUC=0.798ꎬ95%CI:0.722~0.875ꎬP<0.001)和仅有SIRI的模型(AUC=0.671ꎬ95%CI:0.579~0.763ꎬP=0.001)ꎬ对aSAH患者的预后预测更准确ꎮ结论㊀炎症反应指数与aSAH预后密切相关ꎻ其中SIRI对预后的预测价值更大ꎬ为其预后不良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ꎮ且结合SIRI构建的Nomogram模型对aSAH预后具有更佳的预测价值ꎬ有助于预判aSAH患者的预后ꎮʌ关键词ɔ㊀全身炎症反应指数ꎻ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ꎻ预后ꎻ危险因素ʌ中图分类号ɔ㊀R743.35㊀㊀ʌ文献标志码ɔ㊀D㊀㊀ʌ文章编号ɔ㊀1672 ̄7770(2020)02 ̄0216 ̄05ValueofNomogrammodelcombinedwithinflammatoryresponseindexinpredictingprognosisofaSAHpatientsZHANGPengꎬLIYu ̄pingꎬWANGXiao ̄dongꎬetal.DepartmentofNeurosurgeryꎬDalianMedicalUniversityꎬDalian116044ꎬChinaCorrespondingauthor:ZHANGHeng ̄zhuAbstract:Objective㊀ToinvestigatetheprognosticvalueofNomogrammodelconstructedbycombininginflammatoryresponseindexwithotherclinicalindicatorsinpatientswithaneurismalsubarachnoidhemorrhage(aSAH).Methods㊀Theclinicaldataof178patientswithaSAHtreatedwithsurgeryfromJanuary2015toDecember2017atSubeiPeopleHospitalwereanalyzedretrospectivelyꎬincludingneutrophil ̄to ̄lymphocyteratio(NLR)ꎬderivedneutrophil ̄to ̄lymphocyteratio(dNLR)ꎬplatelet ̄to ̄lymphocyteratio(PLR)ꎬmonocyte ̄to ̄lymphocyteratio(MLR)ꎬprognosticnutritionalindex(PNI)andsystemicinflammationresponseindex(SIRI).ThecasesweredividedintotwogroupsbasedontheGOS(Glasgowoutcomescale)scoreasgoodprognosisgroupandpoorprognosisgroup.Univariateanalysisandmultivariateanalysiswereusedtoanalyzethecorrelationbetweeninflammationresponseindexandprognosisꎬandtoidentifytheriskfactorsinfluencingprognosis.MeanwhileꎬeachfactorwasscoredbyNomogrammethodtoconstructthepredictionmodel.Thereceiveroperatingcharacteristiccurve(ROC)wasdrawntoevaluatethepredictivevalueofinflammationresponseindexandNomogrammodelinpatientswithaSAH.Results㊀Inthiscohortsꎬ131patients(73.6%)hadgoodprognosisꎬwhile47(26.4%)hadpoor㊀㊀㊀㊀㊀基金项目: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科研项目(H2018064)ꎻ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研项目(BK20190241)作者单位:116044大连ꎬ大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张鹏ꎬ朱磊ꎬ万志强ꎬ黄健楠)ꎻ扬州大学附属苏北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李育平ꎬ王晓东ꎬ汤灿ꎬ张恒柱)通信作者:张恒柱prognosis.Theunivariateanalysisrevealed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smokingꎬhypertensionꎬadmissionHunt ̄HessgradeꎬmodifiedFishergradeꎬcerebralvasospasmꎬneutrophilandmonocytecountꎬNLRꎬdNLRꎬMLRꎬSIRIbetween2groups(P<0.05-0.001).Multivariatelogisticregressionanalysisshowedthatsmoking(P=0.006)ꎬhypertension(P<0.001)ꎬadmissionHunt ̄Hessgrade(P=0.016)ꎬmodifiedFishergrade(P=0.018)ꎬcerebralvasospasm(P=0.017)ꎬandSIRI(P=0.043)wereindependentriskfactorsinfluencingtheoutcome.TheseriskfactorswereincorporatedintotheNomogram.Theconsistencyindexofthemodelwasgood(C ̄index=0.782ꎬP<0.01).ROCcurveanalysisshowedthatthemodelcombiningtheSIRIandotherprognosticfactors(AUC=0.836ꎬ95%CI:0.760-0.911ꎬP<0.001)showedmorefavorablediscriminativeabilitythanthemodelwithouttheSIRI(AUC=0.798ꎬ95%CI:0.722-0.875ꎬP<0.001)andthemodelusingtheSIRIonly(AUC=0.671ꎬ95%CI:0.579-0.763ꎬP=0.001).Conclusions㊀TheinflammationresponseindexiscloselycorrelatedwiththeprognosisofpatientswithaSAH.SIRIisanindependentriskfactorofaffectingtheoutcomewithaSAHaftersurgicaltreatmentandithassomevaluestopredictprognosis.AnomogramcombiningtheSIRIcanmoreaccuratelypredicttheprognosisofaSAH.Keywords:inflammationresponseindexꎻaneurysmalsubarachnoidhemorrhageꎻprognosisꎻriskfactors㊀㊀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subarachnoidhemorrhageꎬaSAH)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脑血管病ꎬ其发病急㊁病情凶险ꎬ具有高致残率㊁高病死率和高复发率等特点[1]ꎮ虽然ꎬ近年来aSAH的治疗已有了很大进步ꎬ但其总体预后仍不理想ꎮ并且关于aSAH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及病理生理机制尚不十分清楚ꎮ近期国内外学者相继研究报道炎症反应在aSAH后脑损伤中起关键作用ꎬ炎症程度与患者预后显著相关[25]ꎮ然而ꎬ炎症反应首先主要体现为外周血炎症细胞及炎症因子水平的变化ꎮ同时ꎬ近年来在此基础上研究得出了一些新的复合炎症指标ꎬ包括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ratioꎬNLR)[67]㊁间接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derivedneutrophil ̄to ̄lymphocyteratioꎬdNLR)[8]㊁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 ̄to ̄lymphocyteratioꎬPLR)[910]㊁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比值(monocyte ̄to ̄lymphocyteratioꎬMLR)[11]㊁预后营养指数(prognosticnutritionalindexꎬPNI)[12]及全身炎症反应指数(systemicinflammationresponseindexꎬSIRI)[1315]等ꎮ有许多研究[615]证实上述指标是预测肿瘤㊁脑卒中的有效因子ꎮ但大多研究仅局限于单一指标的分析ꎬ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ꎮ故本研究对苏北人民医院2015年1月 2017年12月收治的178例aSAH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ꎻ并建立SIRI结合其他临床指标的Nomogram预后预测模型ꎮ旨在探讨外周血炎症反应指数对aSAH患者预后的影响ꎬ以及结合SIRI的Nomogram模型对aSAH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ꎮ1㊀资料与方法1.1㊀一般资料㊀本组患者中ꎬ男62例ꎬ女性116例ꎬ年龄21~73岁ꎬ平均(57.64ʃ10.23)岁ꎻ病程均<24hꎮ纳入标准:(1)发病24h内ꎬ以突发头痛㊁意识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ꎻ(2)头颅CT表现蛛网膜下腔出血ꎬ头颅CTA(CTangiography)或DSA(digitalsubtractionangiography)检查确诊为颅内动脉瘤ꎬ并行手术治疗的患者ꎮ排除标准:(1)其他疾病引起的SAHꎬ如外伤㊁动静脉畸形等ꎻ(2)未进行手术治疗或采取2种手术治疗ꎻ(3)近期(1个月内)有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或其他感染性疾病史ꎻ(4)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ꎻ(5)住院期间死亡或资料不全的患者ꎮ本研究得到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ꎮ1.2㊀方法㊀调查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㊁既往病史㊁吸烟史(近1年平均每天吸烟ȡ1支)㊁饮酒史(平均每日饮酒ȡ1次)㊁身体质量指数㊁入院时Hunt ̄Hess分级㊁颅内动脉瘤参数(动脉瘤大小㊁位置㊁数量)ꎬ以及手术时机[16](早期组:发病0~3dꎬ中期组:发病3~10dꎬ晚期组:发病ȡ10d)和手术方式(开颅动脉瘤夹闭术㊁血管内介入栓塞术)ꎮ基于患者初次头颅CT结果进行改良Fisher分级ꎮ患者于入院后㊁手术及抗炎治疗前采集静脉血送实验室进行血常规和血白蛋白含量检测ꎻ详细记录采血时间[17](采血距离发病的时间)ꎻ并计算NLR㊁dNLR㊁PLR㊁LMR㊁PNI和SIRI[8]ꎮ1.3㊀预后评定㊀通过门诊复诊和电话随访进行患者的预后评定ꎮ在发病后3个月(评定时间终点)时ꎬ采用格拉斯哥预后量表(GlasgowoutcomescaleꎬGOS)评分评定患者的预后ꎬGOS评分1~3分定义为预后不良ꎬGOS评分4~5分为预后良好ꎮ1.4㊀统计学方法㊀用SPSS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首先对所有计量资料行正态性检验ꎬ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ʃ标准差(x-ʃs)表示ꎬ两组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ꎻ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ꎬ比较采用Mann ̄WhitneyU检验ꎮ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ꎬ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ꎮ对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再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ꎮ基于多因素分析结果ꎬ用R3.4.0软件中的rms安装包建立Nomogram预测模型ꎮ采用ROC(receiveroperatingcharacteristic)曲线评估炎症反应指数及预测模型的价值ꎮ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2㊀结㊀果2.1㊀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各项指标的比较㊀本组患者在发病后3个月ꎬ其中131例患者(73.6%)为预后良好ꎬ47例患者(26.4%)为预后不良ꎮ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患者的临床㊁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指标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两组患者吸烟㊁合并高血压㊁入院时Hunt ̄Hess分级㊁改良Fisher分级㊁脑血管痉挛㊁血中性粒细胞㊁单核细胞数㊁NLR㊁dNLR㊁MLR及SIRI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0.001)ꎮ见表1ꎮ表1㊀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临床㊁实验室及影像学指标比较[x-ʃsꎬM(IQR)ꎬ例(%)]指标预后良好组(n=131)预后不良组(n=47)t/X2/ZP值年龄(岁)56.25ʃ11.4659.00(48.00~66.00)-0.9000.368女性82(62.60)34(72.34)1.4470.229吸烟31(23.66)20(42.55)6.0370.014饮酒24(18.32)14(29.79)2.7090.100高血压43(32.82)30(63.83)13.745<0.001糖尿病28(21.37)15(31.91)2.0980.148身体质量指数㊀<24kg/m228(21.37)6(12.77)1.7860.409㊀24~26kg/m257(43.51)24(51.06)㊀>26kg/m246(35.11)17(36.17)Hunt ̄Hess分级㊀ⅠⅢ95(72.52)23(48.94)8.6090.003㊀ⅣⅤ36(27.48)24(51.06)动脉瘤直径[M(IQR)ꎬmm]5.50(4.70~6.50)5.91ʃ1.59-1.1290.259动脉瘤位置㊀前交通动脉23(48.94)41(31.30)5.1650.271㊀后交通动脉8(17.02)31(23.66)㊀大脑中动脉9(19.15)34(25.95)㊀劲内动脉2(4.26)11(8.40)㊀其他5(10.64)14(10.69)动脉瘤数目㊀单发115(87.79)38(80.85)1.3780.240㊀多发16(12.21)9(19.15)手术方式㊀开颅夹闭74(56.49)29(61.70)0.3860.535㊀介入栓塞57(43.51)18(38.30)手术时机㊀0~3d75(57.25)20(42.55)3.0090.222㊀3~10d46(35.11)22(46.81)㊀>10d10(7.63)5(10.64)ModifiedFisher分级㊀ⅠⅢ100(76.34)25(53.19)8.8610.003㊀ⅣⅤ31(23.66)22(46.81)脑血管痉挛18(13.74)14(29.79)6.0400.014采血时间(h)7.00(5.00~10.00)8.09ʃ3.11-1.4250.154白细胞(ˑ109/L)10.28(8.57~12.63)11.56ʃ2.86-1.6810.093中性粒细胞(ˑ109/L)7.81(6.19~10.10)9.18ʃ2.78-2.0430.041淋巴细胞(ˑ109/L)1.50(1.05~1.63)1.28(1.01~1.49)-1.3240.186单核细胞(ˑ109/L)0.53(0.40~0.79)0.62ʃ0.29-2.2330.026血小板(ˑ109/L)198.00(145.00~242.00)183.00(130.00~299.00)-0.2130.831白蛋白(g/L)35.74ʃ6.6534.45ʃ7.341.1110.268NLR5.58(4.28~7.43)7.35(5.73~8.69)-3.1280.002dNLR1.67(1.44~1.96)1.77(1.62~1.93)-2.0410.041PLR136.26(93.46~196.10)140.00(109.23~206.84)-1.1710.241MLR0.41(0.27~0.54)0.55ʃ0.21-3.1750.001PNI43.42ʃ7.7841.08ʃ7.601.7790.077SIRI3.11(2.10~4.65)5.08ʃ2.43-3.4800.0012.2㊀影响aSAH预后的危险因素㊀将单因素分析得到的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危险因素分析ꎮ结果显示:吸烟㊁合并高血压㊁高Hunt ̄Hess分级和改良Fisher分级㊁并发脑血管痉挛㊁高SIRI水平是影响aSAH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0.001)ꎮ见表2ꎮ表2㊀预后危险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因素BvalueS.EWaldvaluedfP值OR95%CI吸烟1.2280.4467.56910.0063.4161.424~8.194高血压1.6590.43514.5431<0.0015.2552.240~12.330Hunt ̄Hess分级1.0290.4295.75010.0162.7991.207~6.491ModifiedFisher分级1.0340.4385.58210.0182.8121.193~6.629脑血管痉挛1.3050.5445.74310.0173.6861.268~10.713中性粒细胞-0.1760.2130.68310.4090.8380.552~1.274单核细胞-0.6942.2820.09310.7610.5000.006~43.727NLR-0.1320.2330.32110.5710.8760.555~1.383dNLR0.8650.8141.12810.2882.3740.481~11.714MLR-5.0723.5522.04010.1530.0060.000~6.611SIRI0.8760.4324.10910.0432.4011.029~5.6012.3㊀预后模型的准确性㊀采用ROC曲线ꎬ确定指标截断值ꎬ将连续性数值变量转化为二分类变量ꎮSIRI=4.105ˑ109/L为最佳截断值ꎬ此时其约登指数㊁曲线下面积㊁预测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254㊁0.671㊁66.0%㊁69.5%ꎮ结合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构建Nomogram预后模型(图1)ꎮ经验证该列线图模型的C ̄index=0.782(P<0.01)ꎬ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准确性ꎮROC分析结果显示ꎬSIRI结合其他标准变量的模型(AUC=0.836ꎬ95%CI:0.760~0.911ꎬP<0.001)ꎬ比没有SIRI的模型(AUC=0.798ꎬ95%CI:0.722~0.875ꎬP<0.001)和仅基于SIRI的模型(AUC=0.671ꎬ95%CI:0.579~0.763ꎬP=0.001)ꎬ对aSAH患者的预后具有更好的预测价值(图2)ꎮ图1㊀基于SIRI及其他指标构建的aSAH患者预后Nomogram模型图2㊀SIRI及结合或不结合SIRI模型预测aSAH患者预后的ROC曲线3㊀讨㊀论蛛网膜下腔出血作为神经外科常见的出血性脑血管疾病ꎬ是指脑表面或底部血管病变㊁破裂ꎬ导致血液直接进入蛛网膜下腔而引发的一种临床综合征ꎮ其中颅内动脉瘤破裂是造成SAH的首要病因ꎬ即aSAHꎮaSAH常导致脑血管痉挛㊁脑水肿㊁脑梗死和脑积水等一系列病理改变ꎬ病死率高达3%~26%ꎻ且幸存者中半数以上患者伴有不可逆脑部受损和残疾ꎬ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健康及生活质量[18]ꎮ研究[1922]证明ꎬaSAH患者出现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可能有高龄㊁高血压㊁多发动脉瘤㊁病情重㊁动脉瘤体积较大㊁术后再出血㊁脑血管痉挛等ꎮ除此之外ꎬ近年来神经系统炎症反应在SAH病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ꎬ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重视及认可ꎮ当动脉瘤发生急性破裂后ꎬ血液进入蛛网膜下腔ꎬ红细胞降解生成大量的血红蛋白㊁高铁血红蛋白及血红素等ꎮ这些降解产物会激活Toll样受体4(Toll ̄likereceptor4ꎬTLR4)ꎬ激发剧烈的炎症反应ꎬ且炎症反应程度与脑血管痉挛以及脑组织损伤显著相关[4]ꎮ因此ꎬ通过检测各种炎症指标及其变化进而判断炎症反应程度ꎬ对了解患者病情发生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沙龙金等[23]研究炎症相关指标白细胞计数㊁血沉㊁C ̄反应蛋白(C ̄reactiveproteinꎬCRP)在aSAH迟发性脑缺血(delayedcerebralischemiaꎬDCI)中的作用ꎬ发现DCI组患者入院时WBC计数㊁血沉㊁CRP均明显高于非DCI组ꎬ且上述炎症指标与病情呈正相关ꎮWatson等[24]对aSAH后炎症反应和神经功能预后的文献进行综述证实炎症因子水平升高与不良预后显著相关ꎬ特别是促炎细胞因子TNF ̄α(tumornecrosisfactor ̄α)㊁IL ̄1β(interleukin ̄1β)和IL ̄6等ꎮNLR㊁dNLR㊁PLR㊁MLR㊁PNI㊁SIRI是基于传统炎症细胞计数的新型复合炎症标志物ꎬ可更为全面的反映机体炎症状态ꎮ大量临床研究[615]证实ꎬ上述指标对肿瘤㊁脑卒中等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具有良好预测价值ꎮ同时因其具备检测方便㊁重复性强㊁经济等优点ꎬ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ꎮ故本研究选取上述指标作为炎症反应标志物ꎬ分析其对aSAH预后的影响ꎮ结果显示ꎬ入院时NLR㊁MLR和SIRI较高的患者预后较差ꎻ且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ꎬSIRI是导致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ꎮSIRI是基于外周血中性粒细胞㊁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绝对值的综合指标ꎬ可代表体内三个不同的炎症免疫途径ꎮSIRI增高反映了强烈的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ꎬ以及微弱或受抑制的淋巴细胞介导的抗炎症反应ꎻ而这些因素均加重了aSAH后脑损伤的病理过程ꎬ导致患者的预后不良ꎮ此外ꎬ本研究还基于多因素分析结果建立了预测aSAH预后的Nomogram模型ꎮ经验证该模型C ̄指数㊁ROC曲线下面积良好ꎬ具有可靠的预测效果和临床应用价值ꎮ如一患者既往吸烟㊁无高血压病㊁入院时Hunt ̄Hess分级(ⅣⅤ级)㊁改良Fisher分级(ⅣⅤ级)㊁未并发脑血管痉挛㊁SIRI=5.5ˑ109/Lꎻ通过aSAH预后Nomogram模型评分线ꎬ该患者的总评分为254分(79+0+61+70+0+44)ꎬ最后再通过总的预后风险线ꎬ判断该患者不良预后的发生概率为61.3%ꎮ同时本研究还发现ꎬ将SIRI纳入Nomogram预后模型ꎬ可进一步提高对预后预测的准确性ꎮ因此ꎬ若能在临床提高对SIRI的关注ꎬ将有望优化aSAH患者的治疗方案ꎬ改善患者的预后ꎮ综上所述ꎬSIRI作为新型炎症生物标志物与aSAH患者预后密切相关ꎬ为预后不良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ꎻ且结合SIRI的Nomogram模型对aSAH患者预后具有更佳的预测价值ꎮ同时SIRI具有检测便捷㊁经济㊁重复性强等优点ꎬ将其纳入预后模型可提高预测的准确性ꎮ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受限于回顾性病例分析ꎬ未能进一步比较炎症指标的动态变化过程ꎻ且并未分析减轻炎症反应的治疗措施对患者预后的影响ꎻ(2)为单中心研究ꎬ样本量相对较小ꎮ故确切结果仍有待今后大规模多中心的研究证实ꎮ[参㊀考㊀文㊀献][1]㊀BingZꎬHuaYꎬKuangZꎬetal.Predictorsofgoodfunctionaloutcomesandmortalityinpatientswithsevererebleedingafteraneurysmalsubarachnoidhemorrhage[J].ClinNeurolNeurosurgꎬ2016ꎬ144:28.[2]㊀MoraesLꎬGrilleSꎬMorelliPꎬetal.ImmunecellssubpopulationsincerebrospinalfluidandperipheralbloodofpatientswithAneurysmalSubarachnoidHemorrhage[J].Springerplusꎬ2015ꎬ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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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反应在疾病发展中的作用机制炎症反应是机体对于损伤刺激的一种生理反应,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和修复损伤组织。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炎症反应也可能对于疾病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将探讨炎症反应在疾病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一、炎症反应的基本过程炎症反应是机体免疫系统对损伤和感染的一种非特异性防御机制。
其过程包括血管反应、细胞反应和体液反应三个方面。
在血管反应过程中,受损组织释放的化学介质引起血管扩张和血管通透性增加,从而使得白细胞和溶血性物质能够进入受损组织。
这一过程导致了局部的红肿和热痛等症状。
在细胞反应过程中,炎症介质激活了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炎症细胞,使其释放炎症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介素-1(IL-1)。
这些炎症因子进一步增强了血管通透性和炎症细胞的浸润,加速了修复过程。
体液反应过程主要包括补体激活和炎症介质的清除。
补体激活通过溶解病原体、吸引炎症细胞和增强清除功能等途径,起到了抗菌和组织修复的作用。
二、炎症反应的正常调控炎症反应在正常情况下会自限制,以避免过度损伤健康组织。
这一调控过程涉及各种负反馈机制。
一方面,机体通过合适的炎症因子释放来调节炎症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
例如,炎症细胞中产生的IL-10可以抑制TNF-α和IL-1等促炎胞因子的产生,从而减弱炎症反应。
另一方面,机体细胞表面的受体可以感知病原体和炎症因子,并产生相应的抗炎症效应。
例如,TLR-4受体可以识别脂多糖等激活信号,并启动抗炎症反应。
此外,机体还通过清除炎症介质和死亡细胞等方式来终结炎症反应。
炎症介质的清除主要依靠血液循环和肝脏等器官的功能。
三、炎症反应在疾病中的作用机制尽管炎症反应在维护机体健康和抵御感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当炎症反应失控或过度激活时,也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许多慢性疾病,如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哮喘和癌症等,都与炎症反应的异常调节密切相关。
炎症反应在这些疾病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炎症介质的过度产生:在一些疾病中,机体产生过多的炎症介质,如TNF-α、IL-1和IL-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