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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中的媒介政治经济学研究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在当代社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媒体的运行机制和业务模式往往受到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影响，进而塑造了新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媒介政治经济学研究旨在探究媒体运营过程中的政治和经济动态，以理解新闻传播的本质和机制。
第一部分：媒介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媒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揭示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如何影响媒体运作和新闻内容的产生。
在政治方面，媒体往往承载着政府的各种信息传达和意识形态的塑造。
政府通过法规、资金和其他手段对媒体进行控制，以维护其权威和合法性。
在经济方面，广告和商业利益常常影响媒体的编辑决策和新闻报道的导向。
媒体往往选择符合广告商和商业利益的报道内容，以获取更多资金和广告支持。
这样一来，媒体的内容和形式往往受到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双重制约。
第二部分：政治因素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政治力量在新闻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府对媒体的管理和控制，往往构成了新闻报道的框架和范围。
政府通过立法、准则和监管措施来规范媒体行为，以维护国家形象、社会秩序和安全稳定。
此外，政府通过宣传和舆论引导来塑造公众认知和舆论态势，以实现自身利益和目标。
政治力量对新闻传播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政府的体制和民主化程度，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媒体的政治干预程度也不尽相同。
第三部分：经济因素对新闻传播的影响经济力量对新闻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商业化的背景下，媒体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利益的考量。
媒体通过吸引广告商和商业赞助来获取资金，从而维持运营和发展。
为了满足广告商的需求，媒体常常选择报道与商业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内容，而忽略其他重要的议题和信息。
此外，媒体不同形式的经营模式和所有制结构也会影响新闻传播的内容和导向。
例如，媒体集团和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会导致信息的集中和市场份额的失衡，从而影响新闻报道的多样性和客观性。
第四部分：媒介政治经济学的启示与挑战媒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启示了我们对新闻传播的深思和反思。
一、政治经济学及其对传媒业的影响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政治、经济和传媒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对传媒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对传媒业的影响尤为重要，因为我国传媒业一直处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和运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政治经济学对我国传媒的影响1. 政治经济学对我国传媒的所有制形式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研究了所有制形式对传媒业的影响。
在我国，政治因素对传媒的所有制具有重要影响。
传媒所有制的特点造成了我国传媒行业在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发展。
2. 政治经济学对我国传媒市场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和理论对我国传媒市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场所，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更具有竞争性和自由的特点。
而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传媒市场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属性。
政治因素对我国传媒市场的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政治经济学对我国传媒产业结构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研究了产业结构对传媒业的影响。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政策和法规对传媒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传媒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4. 政治经济学对我国传媒内容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和理论对我国传媒内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政治因素决定了我国传媒内容的敏感性和政治性，而经济因素决定了内容的商业价值和市场需求。
5. 政治经济学对我国传媒国际化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国际化是全球化的产物，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传媒国际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传媒发展的启示1. 坚持党的领导，保持传媒的正确舆论导向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政治因素对传媒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在我国，传媒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充分发挥传媒的政治作用。
2. 推动传媒改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竞争和政策法规对传媒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郭镇之(2006-01-06 23:38:11.0)【内容摘要】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
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
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一、引子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
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
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
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
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
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
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
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The Polo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传播政治经济学1996 By Vincent Mosco【加拿⼤】⽂森特·莫斯可著【本书研究问题】描述并批判政治经济学曾扮演的社会分析通⽤⽅法的⾓⾊，进⽽把传播放⼊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进⾏研究和解读。
【主要结构】第⼀章导论沟通、传播的价值不在于贡献出问题的答案，⽽在于不时展现⼈类意识格外锐利的⼀⾯。
（Williams,1976：21）理论的理论：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批判的认识论现实主义的出发点：这个世界没有纯粹的理论或纯粹的事实——两者互相渗透。
理论上的实践和经验性的解释性的实践彼此影响，并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实践⼤环境的制约，所以，本书认为理论和经验性解释性实践的关系是多重决定和互相建构的。
没有纯粹的理论也没有独⽴的事实。
兼容并蓄的⽴场：⼀⽅⾯，不是各种观点的概述，也不为某⼀特定的观点辩护，⽽是努⼒领会以上两者的价值；另⼀⽅⾯，⽤⽐较和批判的⾓度进⾏描述。
⾮简化论的、泛化决定/多重决定的研究取向：本书拒绝将⼀个⼈、⼀种关系、⼀次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明显复杂性简化成⼀个核⼼本质或核⼼概括。
采⽤泛化决定的视⾓可以避免将孤⽴的⾏为当成是完全独⽴的事物，同时还能强调⾏为的相对独⽴性和相互作⽤⼒。
传播政治经济学：三个起点本体论的⽴场，社会变迁普遍存在。
本书的⽬的：了解这些使传播政治经济学具体化的过程。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传播过程的切⼊点，传播过程构成了社会领域。
完成⽬的的⽅法：将关注焦点集中于三个具体的切⼊点：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变化中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写作背景：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受挫，资本主义的停滞和转型，第三世界分化的进⼀步加深，以及突破传统阶级划分的社会运动的⾼涨。
这些动荡向政治经济分析提出了挑战，也使它的任务更为迫切。
传播在这些动荡的经济、政治和⽂化层⾯扮演了核⼼⾓⾊，我们更有必要将此分析持续⽽系统的运⽤到传播政治经济学之中。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
它强调以一种“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关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经济、政治和权力关系对传播活动的影响。
传播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放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传播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而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为起点，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
它关注传播机构与经济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传播活动中的权力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从历史和制度的视角出发，关注媒介机构与其他机构的关系，并特别关注公众利益和人类的发展。
这种研究方法一直被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坚持。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与西欧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代表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它对传播活动中的经济力量、社会阶级和社会权力关系进行研究，揭示了传播现象背后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构。
总的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它为我们理解传播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政治经济对科学传播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学分析视角重要的一个理论流派，兴起于对40s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学派或者说行政学派讲究效果研究和忽视媒介产业背后的所有权和资本问题的批判，以英国莱斯特大学默多克，戈尔丁，北美加拿大斯宾塞，艾森特莫斯可，美国赫伯特希勒以及乔姆斯基等为代表，在传媒商品所有权，媒体制度，受众理论多方面展开分析，试图揭开媒体中立与客观性运作表象背后的商业逻辑，在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把其定义为研究媒体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的学派，并提出当下传媒产业发展三个主要的概念：商品化，空间化与结构化。
莫斯可认为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市场利润驱动下的必然结果，媒体为了盈利必须加入工业化大生产的浪潮，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道路上不断复制文化与信息产品，以菲斯克互文性的再造手段扩大规模，为了降低成本控制从而加大在流通环节的渠道控制，但由于传媒产品的独特性，知识产权成为产品获取权和媒介接近权的垄断保护，同时，产品流动与辐散甚至全球市场开拓导致传媒机构的空间化扩张，为了获得受众更多的时间，家庭消费成了竞相角逐的场域，莫斯可受到马克思二元论的影响，认为媒体机构的权力集中受到制度和文化环境，资本等各方面影响。
斯麦资提出受众商品论的观点，认为媒介机构通过提供信息这种免费午餐获取受众注意力和收视率转而卖给广告公司，对于收取频道费用i的受众对象更是成为传媒机构二次售卖的牺牲品，赫伯特·希勒在他的《文化帝国主义》中对与这种全球化文化殖民逻辑下的媒介机构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认为以西方资本主义传媒巨鳄企图在全球推广其媒介产品时不仅推销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并使发展中国家文化主体性丧失辨识能力等方面对当下或日渐沦为政府舆论调控和喉舌，或在资本驱动下成为波兹曼娱乐至死浪潮的推手中都起着重要的警惕作用。
同时，为传播业在危机与混乱中更好的处理和理清发展方向起着借鉴作用。
传播业是指从事信息采编，新闻生产与流通的媒体组织机构的集合，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下传播业公共角色的丧失一元体制：主导意识形态的灌输，对伤痕文学与亚文化的召唤，二元体制：菲斯克垂直纬度、水平纬度的文化产品再造，媒介事件，假新闻现象，媒体权力寻租现象—公权力威信丧失，陷入塔西陀陷阱，新闻专业主义受损。
《传播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琼州学院附中黄明云这篇读书报告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算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的评论，第二部分算是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理解。
第一部分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作品，也算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这句话是我瞎掰的，反正我觉得这本书写了不少人，基本交待清楚了这个东西是什么。
总的来说，此书回顾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亚当•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主要的经济学流派思想，并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理论以及成果，同时就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动态过程进行了论述。
本书的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和分类，第三章主要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和分类。
《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在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主要代表人物和其思想时，莫斯可主要介绍了达拉斯•斯密塞与赫伯特•席勒两位学者。
达拉斯•斯密塞。
作为这个领域的开创人，他以“受众劳动论”著名于传播学界，是他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正式走进学院体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他对于媒体消费的研究重新定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他将媒体受众视为创造交换价值的消费行为。
“他率先研究媒体中广告内容与非广告内容的联系，以及媒体这两种所谓功能的象征性关系。
”赫伯特•席勒。
他是从国际经济视角研究媒体与文化的先驱，他也建立了传播、信息与政治经济的理论联系。
他对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直接引发了日后在传播学、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中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其他的学者，不管是欧洲抑或北美，提及人数众多，故不赘述。
书中第四、五、六章就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动态过程进行了论述，我基本只看了大标题。
本书花费了大量的文笔，大致说明说在商品化中一方面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其实渗透到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也会对传播这种社会实践产生影响——这主要包括内容的商品化、受众的商品化、传播劳动的商品化等。
【内容摘要】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
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
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一、引子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
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
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
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
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
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
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
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
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
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
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
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
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
”②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
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
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empirenews.page--]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
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
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
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
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
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有过交往。
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
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
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
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
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
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
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
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
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
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著《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
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
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
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 A.Innis）、贝伯（Bobert E.Babe）、莫斯考（Vincent 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
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 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
这本著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
⑤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
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
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
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
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empirenews.page--]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
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
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
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
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1][2][3][4]下一页实用性特征。
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
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
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
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
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
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
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
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
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
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
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
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empirenews.page--]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
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
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