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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课后答案第一章1、什么叫流传学？试分析它的特征及研究范围。
流传学也称誉舆学，是传统的影响研究模式之一.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首先将它引入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使之成为比较文学实践中的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基本方法。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从给予影响的放送者出发,去研究作为终点的接受者的“他者“情况,包括文学流派、潮流、作家及文本等在他国的际遇、影响及被接受的情况。
特征:首先,流传学研究的“文学关系”是多元文学关系。
梵·第根对这一点有经典的阐述，他把这种关系限定在“两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上”。
其次，流传学具有实证性。
因为其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建立在事实性基础之上才能成立，否则就无所谓“关系”。
这种研究既然是以“事实"为依据，就必然要强调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既注意文学现象、观念、作品、文类的纵向发展、流变，又要注意这种传承流变与横向的各种关系.研究范围：（1）、接受者国家和作者对作为放送者的外国作者的认识（包括其评价、介绍等）。
（2）、接受者所受到放送者那些具体作品的影响及对放送者的评价。
（3)、接受者是否摹仿放送者，摹仿了那些方面，如文体、风格、思想、情感、主题、背景等。
（4）、接受者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作品,是直接阅读原文，还是通过译文或评论了解作品,译本在其影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5）、文学界、出版界、读者是怎样接受这些作品的，他们的反映和情感是怎样的。
（6)、作品的传播情况如何，哪些阶层受影响最广。
(7）、影响的程度是肤浅的,还是深刻的。
（8）、影响的时间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
（9)、是什么帮助人们接受影响并使影响成熟；是什么造成接受者对影响的选择。
（10）、是什么影响确立了放送者在接受者眼中的形象和地位。
2．举例分析交叉影响和循环影响的双向互动性。
中国元曲《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流传，就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交叉影响和循环影响的双向互动的典范.它先是经历了在英法两国的流传与接受，约两个世纪以后它又“返销”中国，即1990年天津人艺又把它作为西洋话剧的《中国孤儿》搬上舞台。
品特戏剧《房间》中的异托邦呈现品特戏剧《房间》中的异托邦呈现胡喆摘要：《房间》是英国著名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第一部剧作，剧中充满着神秘的人物关系，破碎无意义的语言以及荒唐的情节，读起来有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感觉，但在荒诞的表象下暗藏着深刻的隐喻，处处传达着一种可怖的“威胁”，对其后面的作品和荒诞派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房间》也以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为读者呈现出一种异托邦式的空间结构，并进一步与社会意义衔接。
品特以“房间”这种危机异托邦的空间来展现生活的荒诞和人物的异化，给读者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与省悟。
本文试图从福柯提出的异托邦空间入手，来揭露社会以及权威观念对人性的束缚和边缘人群的压迫。
关键词：品特《房间》荒诞异托邦空间当人们提到现当代戏剧时，品特及其作品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一环。
作为20XX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瑞典皇家科学院称品特的作品发现了日常废话掩盖下惊心动魄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
颁奖词中呼应的正是品特的处女作——《房间》，说明了这部作品的深远影响，《牛津英语词典》甚至收录了一个叫“pinteresque”的词，意为“品特式风格”，意指《房间》中营造的充满威胁的情境和日常对话中包含凶狠的争夺。
这部剧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却也充满着荒诞性，一个名叫罗斯的女人时刻感到房间外的空间充满了威胁，她几乎只愿意待在房间里，她似乎对地下室有种莫名的恐惧与不安。
在基德和桑兹夫妇的拜访后，一个自称她家乡的盲眼黑人赖利还是闯进了这个房间。
最后罗斯外出送货的丈夫伯特回来，将黑人从椅子上踢倒在地，而罗斯却抓瞎双眼，失明了。
作为剧中发生故事的场景以及最重要的意象，“房间”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它不仅是罗斯抵御寒冷和黑暗的温暖港湾，同时也是罗斯生命中的避难所，躲避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残酷的社会。
同时，“房间”也是一种与剩余空间所不同的异质空间，即福柯在《另类空间》中所提出的“异托邦”。
一“异托邦理论”最早被福柯所提出，在《另类空间》一文中，福柯描绘了“异托邦”空间的六个原则，概括如下：（1）每种文化均可建立起“异托邦”，它们的形式各不相同，没有绝对通用的形态。
洞穴理论及其比喻义洞穴理论，又称“口洞穴理论”或“不可知论洞穴理论”，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一种哲学思想。
洞穴理论中，柏拉图以一个隐喻来说明人类对现实的认知和知识的获取。
具体来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写到，一个人可以想象自己在一个深深的洞穴中，这个洞穴里有许多人，这些人始终生活在洞穴中，他们面对的只是洞壁上的影子，而这些影子是外界事物的倒影。
这些人从来没有看到真正的现实，只知道这些影子。
他们的生活完全被这些影子所控制，这就是他们的现实。
柏拉图继续说到，如果有人被带到洞穴外面，接触到了真正的太阳、树木、山水以及其他现实中的一切，那么这个人就会发现，之前他所认为的现实只是一种幻觉。
他会深刻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这些影子，而是因为这些影子所借助的真实事物。
洞穴理论的比喻义非常深刻，它不仅仅被用来描述人类对现实的无知，还可以用来表达其他方面的哲学思想。
下面分别介绍它的两个比喻义。
1. 认识论方面的比喻义洞穴理论在认识论方面的比喻义是最为常见的。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人类对于外界的认知是有局限的，我们不可能用肉眼直接看到真实的事物，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是表面的现象。
而这些现象则需要通过科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加以分析、概括，从而才能获得更全面、更真实的认知。
同时，洞穴理论也告诫我们，我们应该不断地扩大认知边界，眼光不要局限于自己熟悉的领域。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跳出现有的认知框架，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
洞穴理论在伦理学方面的比喻义也非常深刻。
从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生活中往往只是被表象所控制，而往往忽视了真正的内心需求。
这个内心需求包括精神需求、道德需求等等。
如果我们始终处在表象的控制之下，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比喻告诫我们，在生活中应该不仅仅注重表象，更应该注意到内心的需求，发掘自己真正的价值。
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充实。
同时，我们也需要通过不断地发掘自己的内心世界，才能为社会作出更好的贡献。
品特戏剧《房间》中的异托邦呈现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也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
在戏剧作品中，对于未来社会的想象更是各种各样，其中异托邦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异托邦是指一种理想化的、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未来社会形态，它往往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畅想。
在品特戏剧《房间》中，就展现了一种充满异托邦色彩的世界，通过对主人公的生活和命运的描绘，展现了一个极具独特性的异托邦社会。
品特戏剧《房间》中的异托邦呈现体现在对人性的揭示上。
在这个戏剧中，主人公们生活在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封闭环境里，他们的一切行动和思想都受到限制和监视。
这种严厉的管控和监视让人不禁联想到了异托邦社会中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扭曲和扼杀。
在这个世界里，主人公们无法真正体验到自由和尊严，他们被迫过着毫无希望和尊严的生活。
这种对人性的扭曲和剥夺，正是异托邦社会最为突出的一种特征，通过对这种特征的揭示，品特成功地呈现了异托邦社会的阴暗一面。
品特戏剧《房间》中的异托邦呈现体现在对生存和意义的思考上。
在这个戏剧中，主人公们被困在一个狭小而混乱的空间中，他们从未有过与外界真正接触的机会，他们的一切的生活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度过。
这种对空间和生存状态的描绘，使得整个戏剧呈现出了一种悲观和绝望的氛围，人们对生存和意义的思考也随之而来。
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中，人们无法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无法体验到生活的乐趣和快乐，他们对生存和意义的质疑也变得越发的深刻和沉重。
这种对生存和意义的思考，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绝望和悲观的异托邦社会形态，让人不禁为之而感到心痛和悲哀。
品特戏剧《房间》中成功地呈现了一个充满异托邦色彩的世界，通过对人性的揭示、权力和统治的探讨以及生存和意义的思考，品特成功地描绘出了一个颇有独特性的异托邦社会形态，使得整个戏剧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悲观和绝望的氛围。
这种异托邦的呈现，不仅为观众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成功地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深刻思考，并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反思。
空间诗学视角下叶芝诗歌中的理想“异托邦”——《天青石雕》再解读刘康迪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理想“异托邦”是西方战争背景下凸显东方和谐境遇的异形状态。
空间诗学视角下，叶芝欲以“异托邦”超悲剧的艺术和解方式探寻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动向，排解对自我生命将至尽头、人类文明将至终点的慌乱与恐惧，同时完成对“世界性的爱尔兰文化”的构建。
关键词：空间诗学；叶芝；天青石雕；异托邦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者突破了时间、历史等传统维度，将视野引向了空间领域。
“空间诗学”是文学研究中“空间转向”的重要理论。
“空间”不再视作简单布景，而被挖掘出更深的隐喻意义。
“人既建构了空间的意义，也为空间所建构。
因此，空间是建立在主体的体验性基础上的社会空间，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
”[1]人物活动在一定的空间内，以主体体验方式与“空间”进行互动。
同时，“空间甚至能确定文学作品的最终指向。
思想性、艺术性均来源于此。
”[2]以“空间化的逻辑”理解叶芝后期名作《天青石雕》，有助于阐述叶芝诗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天青石雕》描写的是西方遭受战争破坏的混乱空间和东方和谐超越的理性空间之间的异形状态。
叶芝打破了世界背景中“空间”的同质样貌，以异于现存秩序的“空间”破除一切惯式。
《天青石雕》的深刻性在于，叶芝把对“茵纳斯弗利岛”的幻想，转向了“现实世界中包含的、不从属于已知秩序的颠覆性异类”[3]，以此对抗习惯的、固定的现存秩序。
一、“异托邦”的想象叶芝晚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与暴力。
战争的危机中“调色板”、“提琴弓”甚至是“欢乐的诗人”都已被厌恶。
它们分别对应着美术、音乐和文学。
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女人们认为只有“严厉”的政治行动才是保全性命的首要举措。
叶芝开篇以西方世界为一个抽象的空间。
欧洲人处在战争阴云笼罩的“空间”中，“如果不采取严厉的行动，/飞船和飞机就会出现在天空”。
战火中的“空间”气氛凝重。
最可怕的是即将发生却害怕发生的事情。
第１４卷第３期２０１３年５月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４Ｎｏ．３Ｍａｙ ２０１３从“洞穴隐喻”到“异托邦”———论异域形象的空间化想象孙祥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摘 要：异域形象即空间化的想象。
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到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再到福柯的“异托邦”，折射出传播技术对空间和形象进行的重构。
为此，异域形象研究要着重探讨：空间如何区分了主体和他者的界限，并由此强化了主体的既有认知，进而将异域形象置于一种客体化的想象境地；传播技术如何在演进的过程中逐步打通了空间的界限，并重构了空间的概念，进而影响到形象的传播；传播技术将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转变为身份意义上的空间的同时，又以身份及认同的力量重新定义了抽象的文化空间，由此导致异域形象问题的含混状态。
关键词：异域形象；空间想象；洞穴隐喻；异托邦中图分类号：Ｂ８３－０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０４２Ｘ（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０１－０５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０４２Ｘ．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１ 在哲学、社会学研究的空间化转向后，学术界从空间的角度对异域形象问题缺乏足够且深入的探讨，而这恰恰是异域形象研究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问题。
爱德华·Ｗ·苏贾说，“在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不清诸种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表现最能发人深思而诡谲多变的理论世界的，是‘地理学的创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１］。
异域形象的问题首先是空间的问题，其次才是形象的问题，空间划定了异域形象生产的前提，也为形象的误读提供了最初的根源。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种特殊要素，它既是人类社会运作的先决条件，又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２］。
在《外国哲学大辞典》中，“空间”被界定为“物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是“一切物质系统中各个要素的共存和相互作用的标志”［３］。
因此，对异域形象问题的研究必须回归到“异域”这个空间要素的源头及其与形象问题的相互关系上。
雷尔夫对空间进行了３个维度的划分，在他看来，空间有３种存在的形态：一是依据人身体所处的位置形成的实用空间（如上、下、左、右）；二是根据我们的意向，我们注意的中心形成的观察空间，它是以观察者为中心的；三是由文化结构和我们的观念而成型的存在空间，这是一个充满社会意义的空间［４］。
根据雷尔夫对空间的３种划分，可以得知：空间提供了物质运动的居所，规定了物质运动所可能的一切限度，因而也同样限定了人的经验范围，限定了人的认知规范，也限定了对主体空间之外的一切他者进行评判的原则和方法。
但这３种空间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与传播技术、社会实践、群体文化紧密勾连的过程中，相互制约、规训，并最终服从于以人的主体体验和精神感知为核心的精神空间。
一、“洞穴隐喻”的启示：空间区隔生成形象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离不开以认识主体所居住的环境为中心进行的内外分野，关于形象的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两者之间的空间问题。
人们对空间问题的认知源头之一便是洞穴。
人类居所最原始的形态之一便是洞穴，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巢氏之前的原始人类便居住在自然形成的洞穴里。
洞穴通过以固体的实在物区隔了内外两个完全异质的空间，拥有了所有空间所具备的最原始的功能：归属与区隔。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讲述的“洞穴隐喻”为我们考察一个相对封闭的物＊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０５作者简介：孙祥飞（１９８１—），男，山东潍坊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１１＆ＺＤ０２７）理空间对人们了解外界知识的限度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被囚禁于洞中的囚徒只能通过洞穴外面的影子来了解整个外部世界，而那个挣脱了洞穴羁绊的囚徒因告知洞穴中其他囚徒以迥异于先前认知的外部图景而被视为异端。
无论是人或者影子，都可以成为空间内外之间通联的媒介。
媒介的出现，使空间的区隔趋向消弭，但空间界限消弭的过程却同时意味着争议产生的过程，这便是涉及到形象问题的产生。
此后的家、乡、城、国的概念，几乎都能找到洞穴最初所具有的生成区隔并建构身份的功能。
这些所有的一切被命名为地理空间上的居所的存在物都是区分我者和他者的尺度。
第一，任何空间都具有洞穴的最初性质，即洞穴的内外分野区隔了两个完全异质的世界。
内外空间生成后，主体所栖居的内部空间，作为一个融合体而存在，它将居于其中的人们的记忆、情感、梦想、身份、文化、归属、观念等一切属于自身的符号都融合其中，从而建构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这一精神空间的形成也为物质空间内的主体观察外部世界设定了认知、情感、意志的取向；第二，物理上的空间区隔，也同时意味着在文化、身份和认知规范上的区隔，这种区隔将主体的文化、规范奉为正宗，掩饰了某种真相，并通过空间内部的居住者对外部世界进行了解的规则的建立，建构起了主体的认知霸权。
这一霸权的存在强化了主体的精神空间，使认识主体的一切精神活动（包括对他者形象的建构）与世界本来面貌产生区隔创造了可能。
诚如巴斯东所言，“外和内组成了相反力量的辩证法，一旦我们让这一辩证法表面上的几何学在隐喻的领域里发挥作用，我们就会被它所迷惑。
它具有是非辩证法的判然两别的清晰性，这一辩证法决定着一切”［５］。
洞穴所区隔的两个空间，建构了分居于两个空间中不同的生存群体对异质空间内的想象。
观察者所居的空间的某一个视角制约并决定了他所感知道的外部世界。
地点被命名之后，它就同时具有了划定界限的附加意义。
城市或者乡村，这些带有地理意味的名词，同时强调了自己的主体属性，并将一切不属于这个空间的存在物定义为它者。
因此，通过洞穴隐喻所折射出的丰富意蕴，我们发现物理空间所具有的建立和捍卫主体意识的功能，也具有形成主体的精神空间的可能，并且，空间的区隔在强化主体的精神空间的同时，也掩藏了陌生世界的真相———使异域形象以一种遥远而陌生的方式得以建构。
二、“非神即兽”的逻辑：文明缔造空间规范不同的空间缔造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强化了空间的存在感，而无论文化以何种状态存在，诞生于特定空间之上的文化往往保持有相对稳固的独立性，这也成为区分其他空间中的文化的一个重要尺度。
“洞穴隐喻”的认知冲突中，虽然既有的认知规范起到了重要的遮蔽或者是欺骗作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认知主体的精神空间已经植根，萌发，开始规训着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但最大的认知障碍依然存在于物理空间对认识主体实践范畴的约束。
如果考虑到文明和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城邦的出现或许是更好的一个例证。
在西方政治文明的演变过程中，城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符号。
城邦意味着人类实践范围的延展，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顶峰———城邦是文明的中心，也是认识世界的中心。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城邦之外，非神即兽”，这意味着以高度的文明所确立的地理空间，建立了主体的优越感和身份感，也划清了与城邦之外一切存在物的界限。
在城邦的居住者眼中，凡是那些存在于城邦之外的一切都是为城邦所审视、考察和研判的客体，他们没有历史、没有文明、没有教化，是野蛮的、落后的和缺乏教养的。
如果说“洞穴隐喻”表明的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所导致的认识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客体化，那么“城邦中心论”则表明的是以政治、文明和文化优势所建立起来的文化意义上的空间对外部世界的客体化。
城邦通过否定他者的文明与历史，定义了自身的文明和身份，确认了自身文明及身份的合法性和优越性。
以城邦为基点，处于文明中心的主体因为其文明的进步与繁盛，将其投射到一定的地域范围上，超出了这个地域范围的就成为城邦的对立面，即“非神即兽”。
以此作为关照，城邦作为文明的象征物，将一切在地理上不属于城邦的空间都列为了他者，并在主体优越性得到强化的同时，将城邦之外的一切空间的存在之物，命名为“神”或者“兽”。
城邦之内的我，对城邦之外的他的认知可以从以下３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从形象评价的可能性取向上来说，城邦的界限限定了认识主体的价值取向，即存在于城邦之内的我们才是合法化了的命名及阐释的主体，城邦之外就是被命名、被阐释的客体，由于主体和客·２·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３年体的二元对立，就使得城邦之内的主体的价值取向占据了主导，即我们的价值才是合乎规范、传统与伦理的价值；城邦所具备的对外在世界进行命名、评判的合法性的建立是自我赋予的，其根源在于城邦的文明或文化的优越性。
即，我认为我是优越的，所以我可以对他者进行评判，而且必须由我掌握评判的标准，进而，只要不属于城邦的，就是“神”或者“兽”。
第二，从认识主体的认知可能性范畴的角度来说，城邦内外的连接物成为唯一的拓展认识空间广度的工具，因此，城邦之内的主体对城邦之外的认知过程中，以各类中介化元素（如航海、战争、贸易、跨域媒介等）就扮演起拓展认知限度的角色；不同空间之间进行的交往互动行为越频繁，空间在地理意义上的区隔就越模糊，取而代之的就是文化和身份上的区隔。
在这里，文化和身份的区隔就成为形象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来自于空间的历史传统和群体记忆———每一种形象都表示一种我与他之间的基于自身的记忆、经验及情感的交互式的理解，这是历史性的也是经验性的，因此，关于外部世界的图景认知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群体记忆对他者进行的想象式的再现。
第三，从主体认知的精神空间层面而言，城邦的物质文明、精神成果以及城邦之内主体的一切社会实践，都在某种意义上刻意地放大了自我的体验，并将“非神即兽”的逻辑内化成固态化的精神空间。
城邦的文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物理空间对认知能力的制约，但却建构了一个相对闭合的文化空间或精神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文明勃兴的城邦的出现，非但没有彻底打破人们认知外部世界的各种制约，反而使城邦内的主体在认识外部世界时所生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逻辑看上去更具有理性色彩。
综上可以得出，空间与文化和文明相勾连，不同的地理环境诞生了不同种类的文明和文化，而这些基于特定空间的诞生物，又在同时规定了空间的文化和身份属性，并规训了主体的精神空间。
如果说“洞穴隐喻”的主体性以及主体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力是通过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所赋予的，那么城邦的这种评判权力则是通过政治文明与文化所确立的自我优越性所赋予的。
城邦的产生，通过拓展社会实践、强调文明秩序的方式使主体的精神空间变得更为深厚和宽广，但这一过程也同样意味着，在城邦之外的一切区域都被纳入非城邦、非文明、没有历史的异类之中，并且自我又将这些认识罩以文明和理性的光环，反而使自我的精神空间具有了更大程度上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