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意识与外交政策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密。
外交政策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表现，是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方面。
而国家的意识形态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其外交政策。
本文将讨论意识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意识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
一、意识与国家外交政策意识是指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思考与理解方式，是一种内在于个体心智中的东西。
而国家的外交政策则是一系列行为、措施和原则的总和，以实现国家利益和塑造国际环境。
国家的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例如，如果一个国家主张和平与合作，鼓励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利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那么它的外交政策很可能强调多边主义和合作。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追求军事实力的扩张和霸权主义，那么其外交政策可能会倾向于采取强硬立场，并有可能引发紧张局势。
二、不同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下是几个例子：1.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强调个体的自由选择和人权保护。
因此，自由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通常会重视人权问题，主张国际合作，以促进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
例如，美国作为自由主义国家，其外交政策通常包括民主促进和人权改善的议程。
2.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公平和社会正义，主张在国内外推行社会主义价值观。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可能更注重对穷国的援助和支持，以及维护其自身的社会主义制度。
例如，中国的外交政策常常强调南南合作和经济援助，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3.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注重保护民族利益和文化价值，强调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
因此，民族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可能更加强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例如，印度作为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中着重保护印度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
三、实例分析：中美意识形态的影响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不仅在国内政治制度上表现明显，也在两国的外交政策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二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意识形态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可以从世界观、信念或手段的角度进行不同的解释。
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某一政府所作所为的思想理论或是价值观的基础，又或是对于某一政府所作所为做出的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解释。
意识形态影响着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统领两个阵营外交活动的“灵魂”，美国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展开的意识形态外交促使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发生。
“冷战”结束后，美国将意识形态外交的重点转向中亚地区的独联体国家，提供资金培植亲美势力，瓦解原有的国家政治结构，促成了多个国家的“颜色革命”。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利用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扩张和输出。
同时，美国借助信息和网络技术，对意识形态输出加以伪装，提高了意识形态外交的效率和速度。
标签：美国；意识形态；颜色革命；知识产权；网络和信息技术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
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
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
对于意识形态，国内外的很多学者试图分别从世界观、信念或手段的角度进行不同的解释，拟定不同的含义。
但无论从哪个方面加以解释，意识形态都可以看作是某一政府所作所为的思想理论或是价值观的基础，又或是对于某一政府所作所为做出的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解释。
这里所说的“所作所为”既是指对内政策，也包括对外政策。
因此，意识形态也影响着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这其中，美国也不例外。
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模式可谓影响深远。
追溯美国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我们会发现，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影响着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并且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美国近代外交思想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后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
独立战争（1775-1783）胜利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到186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居世界第4位。
经过1861-1863年的南北战争，北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南方的奴隶制度，美国的独立和统一从此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美国的外交通常带有孤立主义的特点，这种孤立主义主要表现为对欧洲事务持中立态度。
与此同时，美国在美洲大陆却奉行扩张主义政策。
诸如1803年，美国利用法国的困难处境，从法国手中取得了路易斯安娜；1810-181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佛罗里达等等。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在年度国情咨文中还提出了《门罗宣言》，即主张美洲是美洲人的欧洲，欧洲列强不得干预美洲独立国家的事务。
《门罗宣言》的发表，虽然对于维护拉丁美洲新独立国家的独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它也表露了美国企图独占拉丁美洲，把拉丁美洲变成其势力范围的野心。
( )第一节：富兰克林的外交思想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科学家。
富兰克林的一生是充满坎坷，不断奋斗与超越的一生。
他对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科学事业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 )富兰克林于1706年1月17日生于今麻萨渚州波士顿城一个贫穷的家庭，因家境贫穷，他并未受正规教育。
10岁那年被迫中止学业。
但勤奋好学的他并未因离开学校而停止学习，在帮父亲工作的两年里，他阅读了《为善论》、《希腊罗马名人传》等大量作品。
这些作品对富兰克林的思想起了重要启蒙作用。
( )1717年，富兰克林做了同母异父兄弟詹姆士、富兰克林的学徒。
1723年因争执而分手。
1724年，富兰克林孤身来到伦敦，其间他在一家印刷所里工作了近一年。
在英国期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发表了见解，他提出：勤劳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分给寄生、懒散的人，这是造成社会贫困的主要原因。
浅析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关键词：孤立主义；演变；影响一美国孤立主义的内涵孤立主义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以及客观条件形成的一种封闭状态。
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清朝的闭关锁国不同，它并没有关闭经济贸易，而是减少美国在当时面临的外部威胁，从而维护美国当时脆弱的国家政权。
美国的孤立主义更像一种休养生息的政策，是美国民众摆脱战乱的意识形态。
二美国孤立主义产生的原因美国在建国之初，华盛顿总统提出了孤立外交的政策。
孤立主义的核心思想主要在于告诫国人切莫卷入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纷争，不受国际环境干扰独自处理美国自身的事务。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看似是自我封闭，断绝与其他国家来往。
实际上，这是针对欧洲国家的一种中立的、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外交政策。
这就为美国早期走上孤立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一）地理位置引起的“天然孤立”打开世界地图，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北美洲，很容易就会发现美国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
美国与亚洲之间隔着太平洋，与欧洲、非洲之间隔着大西洋，这种位置对于美国而言，完全满足了孤立主义的地利要求。
在十八世纪八九十年代，海上交通极其落后，任何一個国家想要进行远洋航行都是极度困难的。
这样，无论是美国想要走出国门，或者说其他国家想要和美国建立联系或者战争侵略都是相当困难的，这就促进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孕育。
除此之外，美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气候特别适合生产，对于欧洲的移民而言，简直是一片乐土。
亨利·基辛格说：“自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美国也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孤岛。
”[1]华盛顿总统在1796 年的告别演说中说：“我们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
”[2]（二）综合国力不足，无力对外扩张经过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美国在经济方面受到很大程度的压榨和剥削，美国国家实力虚弱。
同时，为了独立而发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以及第二次独立战争对于资源的消耗也让美国雪上加霜，入不敷出。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其核心思想是，上帝选择了美国，把它安置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并赋予其特殊的使命：在这里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
美国因此是“自由之乡”、“山巅之城”，是世界各国光艳夺目的榜样，美国因此肩负着上帝所委托的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的使命。
从“美国例外论”所导出的美国人的全球使命，被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做了确切的描述。
他说，我们被指示“成为文明的传教士……我们必须播种我们的理想，种植我们的秩序，把我们的上帝强加于人”。
“美国例外论”在19世纪中叶引导了美国在美洲大陆的扩张，19世纪末在美国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又引导美国外交政策走向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及在二战后谋取世界霸权。
由于信奉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美国人总是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要“担当世界的领导”，而不是谋求世界霸权。
而对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古典自由主义是美国的另一个基本价值观念。
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信奉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价值，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制。
“美国例外论”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联是，“美国例外论”要求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而美国人所要推广的就是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自由、权利等价值观念和民主制。
了解了这层关联，人们就不会感到困惑：为什么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之间时常呈现出矛盾——在国内讲民主，在国际上争霸权。
尽管美国国内的不同党派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存在着分歧，尽管在美国的外交理念上一直存在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但是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这一点上，美国政治家们始终存在着广泛的共识，即使连表示将更多地尊重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奥巴马总统也不例外。
他反复强调说，在同其他国家一起努力来应对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时，美国要担当世界领导。
他想要做的，是通过更多地运用美国的软实力，来恢复被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政权变更等为特征的布什主义所破坏了的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国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各国也在为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外交政策。
每个国家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外交理念和手段。
其中美国就以其理想主义闻名全球，朝着他称霸世界的目标前进。
美国外交传统最大的特点是现实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考虑之间的矛盾，亦即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
美国人以注重实际著称，由此发展起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最为发达，它是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产物。
理想主义外交趋向于主张世界政治的变革，强调外交活动的主要目标应是维护正义和促进社会进步，认为美国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富有特殊的责任，视美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是其他各国仿效的范例。
理想主义者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他国家应当效法美国，美国也有义务把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全世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正义。
它似乎将所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或者战争都看做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维护人权与践踏人权的战争。
单纯的把国际关系解释成“对与错”的对立关系。
而他，美国，就是那个正义的主持者，人权的至高无上的拥有者，无论是不是他的公民，涉不涉及到他的领土过着交易，他都要求别国公开外交，让他去监督和管理，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和义务。
反对别国内部解决或者独自解决问题。
与理想主义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现实主义外交，其被认为是趋向保守，强调外交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平和实现国家利益，手段是从国家实力出发，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方法，包括使用武力来实现国家的目标。
现实主义外交家把国际关系看成是权力政治，其主要观察方法是分析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主张运用均势原则指导外交实践，并认为国家的外交决策权应该高度集中，决策者可采取秘密外交等多种方式来实现国家利益。
理想主义的形成对国际关系来说是个飞跃，使国际关系有了初步的理论框架。
理想主义者所建立的学说多数是对未来的善良向往，这虽然顺应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反战的要求，但是却对造成“一战”的根源缺乏实事求是地分析，有些人更是对当时欧洲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严峻的军备竞赛视而不见，甚至有意无意地为之掩饰。
美国外交理想主义外衣和现实主义政策
10历史班杨毕坤10504010
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一向是以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掩饰其为谋求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政策。
比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以伊拉克萨达姆独裁伊拉克人民没有自由民权为理由，联合英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战争很快结束，但是伊拉克从此陷入混乱，战争结束十年了，但是伊拉克没有迎来自由民主，更多的是在美国的强权干预下的混乱，国民经济的倒退，美国政府也因为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受到民众的反对。
美国在发动战争时的理由是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理由，认为伊拉克的独裁政治跟美国的自由民主格格不入，他们有义务解放伊拉克人民，让他们也拥有自由民主权利，美国人打着人权的幌子进行了一场所谓的正义战争。
但是每个地区每个文明都有其发展的方式，都有适于自己的政治模式，在这个所谓人权的背后，美国更看重的是其在中东地区的权益和其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的方便于低廉，美国进行战争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控制伊拉克，从而增加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取得中东地区独霸的地位，便于从中东获得大量的石油，控制石油的价格，保证自己国家的利益，并且以石油为纽带，可以加强对相关国家的影响，从而增强其世界霸权地位。
美国论文意识形态外交论文：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原因的分析摘要：美国自建国后，对外政策具有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究其原因，一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可以带来认同；二是国内外合法性的需要；三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体现了某些美国领导人的理想；四是美国利用其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把它作为工具以实现其国家利益。
关键词：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原因外交为本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服务）服务，国家像人一样，有其自身固有的利益这很正常。
美国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国家一样。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美国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说：“国际政治是对权力的角逐。
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永远是其现时的目标。
”[1]美国的政策，不仅在外交，就是在内政上，不仅体现了现实主义者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且还体现了十分利己的一面。
在国内，欧洲人自从登上美洲领土开始，就对美洲土著居民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在对待黑人的问题上，先是把黑人作为奴隶，美国内战后，虽然黑人不再是奴隶，但还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
美国在19世纪中前期对墨西哥领土进行吞并，对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掠夺，以及对拉美各国内政进行干预和掠夺。
对亚洲韩国的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菲律宾的马科斯，以及拉美的许多亲美的独裁政权支持，造成了所在国的人民极大痛苦，阻碍了所在国政治、经济的正常发展。
对以色列几近无条件偏袒，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合理的民族权利，这也是中东动荡、伊斯兰恐怖主义兴起并把主要矛盾对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事情在美国的内外政策中不胜枚举。
但美国的外交政策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对外政策念念不忘地推行其价值观：人权、民主、自由等等。
推销自己的政治体制。
在经济上推广自己的自由主义经济制度，这些带有十分强烈意识形态的对外政策，从某些角度看，也具有十分强烈的利他色彩、理想主义色彩。
美国对外政策的这种两面性怎样解释呢？本文想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浅谈20世纪初美国的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外交政策，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对远东太平洋等弱小地区采取的扩张主义政策；二是对欧洲列强和日本的外交政策，主要是表现为由采取孤立政策到扩张政策再到孤立主义政策的演变。
一、20世纪初对远东与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主义政策20世纪初，美国利用“门户开放”的基本策略，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扩张。
自1900年至1914年，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输人大量的剩余资本。
到1914年，美国对华总投资已接近六千万。
美国就这样利用各种手段主要为经济手段，同其他国家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牟取经济利益。
同时，美国又使用均衡外交来达到其扩张的目的。
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支持日本，不仅在舆论上对日本抱以同情，而且在经济上加以直接的资助。
1905年日俄战争开始，日本陆海军以弱胜强。
虽然罗斯福对沙俄在远东的野心感到不安，对日本军队的战斗力极为欣赏，但是他也不愿意让日本在远东独大。
罗斯福召集两国代表在新罕不什尔州普兹茅斯港进行和谈，他对调停人的角色非常着迷，连哄带吓，最终使两国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
罗斯福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并且获得190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战争期间，美国共借予日本美元达四亿五千万之巨，并且认购了日本债券的大部分。
1905年，陆军部长塔夫脱与日本首相挂太郎缔结密约。
规定对美日吞并的菲律宾与朝鲜予以相互承认。
这是美国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强盗式的侵吞。
1917年，美日签订蓝辛--石井协定，承诺：“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
”美国以对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的承认，换取了日本对美国的“门户开放”的认可。
二、对欧洲列强和日本外交政策的演变(一)孤立主义政策的历史背景孤立主义作为美国的对外政策，由来已久。
建国初期，在国内，各州之间内争不已，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在国外，又同英、法诸国矛盾重重，在国际舞台上一时难有作为。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之前看的书里提到了意识这个形态这玩意儿，于是大感好奇，因此在之后专门查阅各方资料进行了一定的了解。
很多人看到这四个字首先肯定会觉得很纳闷因为觉得这个词语和政策的关联性不大，然而实施并非如此。
总的来说，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因此可以把意识形态类比于一种思想观念，一种特殊的思想观念。
哲学上讲的话，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对事物的理解、认知，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
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会存在。
人的意识形态受思维能力、环境、信息（教育、宣传）、价值取向等等因素影响。
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认知也不同。
因此如果单独把意识形态提出来是很难理解的。
意识形态有五个特殊的性质：（1）现实性：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并不是纯粹空洞的东西。
它有指向性，总是指向现实。
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还是居非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要么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要么是为了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
（2）总体性：意识形态是由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成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艺术、伦理、宗教、哲学等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
（3）阶级性：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功能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由于其利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地位决定的。
（4）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虽然为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它有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是相对独立的。
（5）依赖性：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的，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存在。
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总的来说拥有如下三种功能：第一是知道对外行为的功能。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意识形态指导人们对于世界的真理和价值的确定认识，是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现实行动的根本依据，因而限制了其对于国际现象的表达方式和态度倾向；第二是合理化的功能。
中美外交前沿的意识形态较量作者：熊光清来源：《人民论坛》2012年第30期意识形态曾对中国外交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曾经是非常负面的。
然而当中国吸取这一教训，努力摆脱意识形态对外交的束缚之时，一些西方国家却总在力图把这种枷锁套在中国身上。
随着近期美国重返亚太攻势日趋明显，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总是对中国充满戒心，这里面除了现实利益的考虑，同样有美国自身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中国外交面临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表明中国外交开始放弃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原则，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开始减弱。
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中国特别需要加强与不同社会制度的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中国总是力图降低意识形态对外交的不利影响，强调外交要超越意识形态因素。
邓小平明确提出，处理外交关系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起，中国外交吸取了以往片面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教训，把凸显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这一外交策略推进了对外开放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的对象不断拓展，朋友越来越多，对外开放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中国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在与许多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也强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主张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
但是，近年来，中国这种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政策遇到了很大挑战。
简单地说，中国外交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有些国家却要以意识形态划线，从而达到离间中国、孤立中国的目的，并迫使中国外交被动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
美国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发挥和运用到了极致美国在对外政策中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美国人对“天定命运论”、“美国例外论”非常信奉，并把它们贯彻到对外政策中。
美国人相信自己是一座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山巅之城”，是照亮全人类的光，美利坚民族肩负着上帝所托付的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神圣使命，因而大力主张和不遗余力地对外实施“民主”、“人权”外交。
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
学过外交学的人都知道，外交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
依照这一理论，国际上的外交活动都是围绕着本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的。
所谓国家利益，一般是指以经济利益为主的领土、资源、市场等可计量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等不可计量的利益。
这个理论有一句名言，叫做“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
这句名言一直被讲述外交和参与外交实践的人们奉为圭臬。
这个理论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可以说非常形象与深刻地讲明了外交的目的与实质。
它尤其适用于世俗化国家。
所谓世俗化国家，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已摆脱宗教控制的国家，用这一理论来读解这些国家的外交，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他们外交的来龙去脉，明白其目的与实质。
比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化国家，除了在古代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外，宗教从来没能够统治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近代日本的外交，就一直遵循着利益原则。
它的典型的利益外交的实例，是三十多年前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并且不顾盟主国美国的反对而与中国建交。
三十多年前主政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从国家利益出发，舍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顾国内右派的威胁与反对，也不顾不愿被搅乱战略步伐的盟主国美国的反对，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一般人理解，田中角荣与中国建交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的缘故，中国媒体以及日本左派媒体也都喜欢炒作这种感情，但在其背后，其实是政治家们及其所代表财团对建交之后所获好处的精确算计。
田中角荣及所代表的财团看到，与台湾相比，中国大陆丰富的廉价资源和潜在的广袤市场更有利于日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为日本企业就近获得发展资源和进入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
这是日本外交史上利益外交的一篇杰作，充分体现了世俗国家的利益主导型外交风格。
这种理论在中国也一直很有市场，很受许多学者及外交家的追捧和信奉。
中国也属于政教分离、社会世俗化的国家，对利益论外交有强烈共鸣。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外交的务实色彩愈见浓厚，意识形态色彩愈见淡薄，利益外交论愈发受到学者或专家的推崇。
在近期的很多外交声明以及论文中，我国的学者和有关人员都公开地不加掩饰地把国家利益当做外交活动的正当性依据。
在联合国大会的某次发言中，中国代表在对某提案表示反对态度时，提出的理由与根据是：它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很多外交人员在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人员交往时往往提出“国家利益为重”的原则，即超越意识形态或国家体制障碍，寻找利益的共同点。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其薄弱之处，就是它不能涵盖偏重意识形态国家的外交，尤其是不能涵盖宗教影响强烈或者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外交，利益论不能解释这些国家外交的实质与目的。
偏重意识形态或宗教色彩强烈的国家的外交，其行动取向深受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其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或宗教的目的。
作为极端外交行为的战争，这些国家，尤其是宗教国家进行的战争，往往不是争夺领土或资源等逐利性战争，而是宗教战争。
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美国人的外交，其实也一直是偏重意识形态的外交。
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与一般世俗化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意识形态往往是其外交的重要目标：
美国人一直把人权当做一个重要的外交要价。
美国人在其外交活动中，习惯性地要求对方改善人权状况，甚至在最高层次的领导人会晤中也非常认真地提出人权问题。
比如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美国人又将朝鲜的人权问题提出来，要求获得一揽子解决，似乎解除朝鲜核威胁这种现实利益与朝鲜政府是否善待自己的国民同样紧迫、同样重要。
美国人又坚持世界上的国家都应该成为民主政体的国家，要求别的国家采取西方式民主体制，并不惜投入大量的资源来促进世界的“民主化”。
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地区，美国挑起“颜色革命”，旨在促进该地区的进一步“民主化”；对非洲贫穷国家的债务免除上，美国以民主化实现与否为条件；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美国试图通过伊拉克战争来实现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造”。
美国还将宗教自由当做它一个重要的外交目标。
1998年10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Clinton）签署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宣称，美国政府把“宗教自由当做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苏丹政府被美国认为是迫害基督教的政府，于是美国政府制裁苏丹几十年。
当布什听说在朝鲜存在着迫害基督徒现象时，不顾外交影响，对记者脱口而出“我
极其讨厌金正日”。
再往以前看，就会发现，不仅是现在，就是在以前，美国的外交也是以意识形态为目标，而不单纯遵循利益论原则。
比如说，二次大战美国的参战，就不是一个利益论能够厘清的行为。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在二战前完全可以依照18世纪以来盛行的帝国主义逻辑，依据自己的实力，与当时占上风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来共同瓜分世界，当时的德日两国出于对美国国力的畏惧，也有这个企图，因此多次向美国示好。
但美国还是站在了民主主义这一边，参与了针对德、日法西斯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
从利益考量来讲，美国参与二战不是一个很经济的、符合利益原则的行为。
这种人权外交、民主外交、自由权利外交从利益论角度来看很不明智。
首先，从利益论来讲，别的国家的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权，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依照利益论的逻辑，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只要别国政府支持美国在国际上的利益即可，而不必管该政府如何对待其人民。
其次，一个最简单的算计是，人权外交、民主外交容易造成很多国家的反弹，甚至可能产生对立面或敌对势力，从而影响自己国家在国际上实现国家利益。
但美国人却不按照这个逻辑办事，人权状况以及民主与否，一直是美国对外交往中衡量敌友的一个标准，是美国对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要价。
事实上，美国因为坚持人权外交，并且因为经常将经济制裁当做实现人权外交的一个手段，结果自己也经常为此付出代价。
在制裁苏丹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禁止企业参与石油管道铺设等项目，美国的财团也失去了相应的市场。
在克林顿时代，美国在与中国的几次人权外交的较量中，都曾以经济制裁要挟中国。
但经济制裁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对华的经济制裁，虽然意味着中国众多的企业失去了美国市场，但也意味着众多的美国企业，被排斥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体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