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灵与肉》研读一、作家自述。
张贤亮国家一级作家，江苏盱贻人。
1936年生于南京，在家庭影响下，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
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商学院，9.18事变后回国，先后结交过张学良、戴笠等人，1949年，张贤亮的父亲作为旧官僚被关押，于是，被认为出生于反动家庭的张贤亮，注定要历经一番磨难。
1954年不到18岁的张贤亮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后来张贤亮的父亲在监狱中死去，18岁的张贤亮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19岁的张贤亮带着母亲和妹妹，离开北京，到宁夏这块至今也不富裕的土地上，他们在贺兰山下安了家。
1957年7月，张贤亮新创作了一首搏动着青春豪情的《大风歌》，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学月刊《延河》登载，引起了轰动。
但是，就是因为这首《大风歌》，张贤亮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大风歌》成了右派言论的代表作品，作者张贤亮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关进银川市附近的劳改农场，过起了与世隔绝的囚犯生活。
1960年的一天，张贤亮逃离了被关押了三年的劳改农场。
但是，很快就被抓了回去过着遥遥无期的改造生活。
张贤亮右派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劳改和劳教中度过的，在这期间，以“书写反动笔记和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在“社教运动”中再次以“右派翻案”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教；“文化大革命”中，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众专政；1970年，又被投进农垦兵团监狱……运动一来就抓去劳改，劳改几年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农场就业劳教，境遇非常惨烈。
这种抓了放，放了抓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文革后期直到1979年9月张贤亮被彻底平反。
告别了长达22年之久的右派生活，这时的张贤亮已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成了一位四十三岁的中年人。
1980年张贤亮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
1980年，1983年，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肖尔布拉克》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更是让张贤亮名声大振。
他担任了宁夏作家协会主席、文联主席，完成了400多万字的作品。
张贤亮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士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
散文集有《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追求智慧》等。
在他的身上，活泼、开朗是主流，但一半是苦难。
所不同的是，张贤亮把苦难咀嚼成大段大段的抒情文字。
重新执笔后的张贤亮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之一。
199 2年，张贤亮又一次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下海弃文从商。
宁夏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资源。
宁夏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历史。
面对宁夏的荒凉、沉寂，面对巍峨无语的贺兰山，镇北堡是明清时代的边防城堡，张贤亮从这片荒凉中看到了商机，1993年张贤亮当起了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建立了镇北堡西部影城，在影视圈内颇有影响。
张贤亮在 1957 年 4 月 7 日写给《延河》编辑部的信中，以一种直率的年青人的激烈和自信宣称：“我要做诗人，我不把自己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人，不以我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一代的火炬，这是一种罪恶，同时，我有信心，我有可能，况且我已经自觉地挑起了这个担子……。
”这里，我们看到青年张贤亮对人生的奋进和在文学上的宏大抱负。
在他当时发表的《夜》、《在收工后唱的歌》、《在傍晚唱山歌》、《大风歌》等抒情诗中，也显露出他感情炽热、富有浪漫色彩和幻想等诗人的气质。
随即因《大风歌》罹难，这无疑使他神经上受到巨大的震撼，这使他的精神气质又渗进了一种悲剧色彩，一种愤激、悲怆的孤独感。
如同他自己所说：“心灵的深处总有一个孤独感的内核”。
在近二十年的生活磨难中，他从生活的底层汲取了酸甜苦辣毕备的人生经验（包括接受大西北的自然环境和劳动人民的熏陶），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又使他的精神气质中融进了一种对人生的哲学沉思。
正是上述种种因素。
对他作品的艺术氛围，感情基调，语言色彩等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他那雄健、深沉、凝重并富有哲理性思辨色彩的艺术风格。
张贤亮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写作《灵与肉》的意图就是要表现“痛苦中的欢乐，伤痕上的美”，并说，“美和欢乐，必须来自痛苦和伤痕本身，来自于对这种生活的深刻的体验。
张贤亮在《满纸荒唐言》这篇文章里，详尽地叙述了他个人的经历和遭遇，也表述了他许多关于文学观念的见解。
他特别呼吁评论家要注意研究作家的精神气质。
他说，“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一小段对他有强烈影响的经历，他神经上受到的某种巨大的震撼，甚至能决定他一生中的心理状态，使他成为某一种特定精神类型的人……如果这个人恰恰是个作家，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
”统观张贤亮的创作，可以说，他的小说就是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外化而成的哲理与诗美的结晶。
关于作品本身缺憾，张贤亮说道：“《灵与肉》本来准备写成五万多字的中篇，而我为了适应月刊的容量，把它砍成了一个不足两万字的短篇，砍去的部分多半是心理分析和理念的变化过程，结果直到现在还懊悔不迭。
”作者懊悔是有道理的，砍掉的心理分析和理念的变化过程可能正是作品主题及主人公许灵均形象达到更丰满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二、重要评价观点关于小说《灵与肉》的争鸣：争鸣的焦点首先集中在如何评价小说极力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许灵均身上。
肯定者认为，许灵均是当代文学艺术画廊里成功的“爱国者”的典型形象，作者出色地讴歌了这个劳动者的“爱国深情”，“写得很美，很感人，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的深情”（西来：《劳动者的爱国深情》，见《人民日报》，1981年2月11日）“他的恋土之情，爱国之诚，在作品中的表现是生动真实的，饱含深情的，是写得充分的，有说服力的。
他的纯朴，他的诚实，他的坚定，他的信念，都是给人启迪，发人深省的。
”“作家以高超的艺术概括力，运用一支凝练而圆熟的笔，将如此广阔的，盘根错节的生活事件，熔铸于一炉，巧妙地选取了一个集中的焦点（父亲返国让许灵均出走那个关键时刻的人物活动），着力去揭示人物的心灵世界，充分地写出了在此情此景中的人物的典型性格。
”（胡培德：《最美最高尚的灵魂》，见《朔方》1981年第5期）“在劳动中，在大自然中，在同朴实的劳动人民的相处中，逐渐治好了他对命运的委屈，消沉，悲怆，绝望，而代之以对生命，生活，自然和人民的热爱，他重新获得了勇气，信心，他成了一个强者。
”（丁玲：《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见《文学报》1981.4.2 ）“他概括了我国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生活道路。
”（何光汉：《要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简直堪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税海模《<灵与肉>的成败及缘由试析》,见《朔方》1981年第1期）否定者认为，许灵均的形象塑造是不成功的。
“实质上，他确实白白度过了二十年磨难生活，白白走过了艰辛的道路，他不是一个在现代迷信中幡然而勇敢抗争的觉醒者，而是一个在现代惰性中被蚀化的苟且偷安，善于满足的糊涂虫。
是一个既不知自己为何受苦，又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人。
把一个年轻右派分子在农场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诗意化，对原始状态的劳动不是做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乃至提出破旧立新的愿望，而是一味的歌颂，这是对生活的严重歪曲。
也是间接地肯定了血统论对许灵均的摧残，肯定了宿命的力量。
作者把一个新时代的浑浑噩噩的人，一个被异化的人，当做正面人物加以歌颂，赞美，意图把那种在灾难厄运中放弃抗争，自我满足的感情传染给读者。
”（汤本：《一个浑浑噩噩的人》，见《朔方》1981年第4期）“他的灵魂，实际上是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是盲目排斥外来一切物质文明思想的流毒，是封建意识在农民身上留下的精神伤痕的反映。
可见许灵均的灵魂是一个褪化了灵魂，是一个愚昧的畸形的灵魂。
”（孙叔伦，陈同方：《一个畸形的灵魂》，见《朔方》1981年第5期）与许灵均形象塑造密切相关的关于他与秀芝的婚姻情节的描写，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情节生动感人，书写了人道主义的心曲，不是宿命论的颂歌。
同时也为许灵均拒绝出国，对故国故土的真实情感落到实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本来是一次在非人性的状况的下野蛮行为，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状态下必然出现的婚配现象，是宿命论的贯穿。
还有一种观点，在《灵与肉》中，许灵均之所以拒绝海外归来的父亲的富贵邀请，正是他不愿意抛舍和弃置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还有那片曾被自己‘汗水浸过的土地’，那里有他‘生命的根’！遵循本文的阐释逻辑，李秀芝不仅是作家个体无意识中母亲的隐喻，而且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她还是大地的原型。
当牧马人许灵均像‘童话王子’一般陶醉在那片苍茫的原野中时，他实际上正陷入了一种‘无我之境’，无意中扑向了死神的怀抱，返回了弗洛伊德所谓的‘无机物’状态，成为了一个‘浑浑噩噩’的人。
”（拂不去的阴霾——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死亡心理分析李遇春《小说评论》）关于小说的主题，也存在着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小说的主题是热情地歌颂爱国主义精神，是“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丁玲）另一种意见认为，小说的深远，“表现在他别有一种内在的意蕴，劳动的主题和社会批判，社会反思的主题混合交融在一起，通过许灵均这个典型性格的塑造表现出来，长期严酷的体力劳动，与劳动人民的接近，从根本上更新了许灵均的灵与肉。
也有力地回答了许灵均拒绝出国是不真实的肤浅责难。
”（曾镇南：《灵与肉，在严酷的劳动中更新》，见《朔方》1981年第9期）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小说的主题是“控诉反动血统论‘加害于人’”，宣扬宿命论思想等。
关于小说的艺术特色，多数予以肯定。
“排比，迂回，反复，层次，主从，都安排的恰当；写得细致含蓄。
”（丁玲）“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教，却发人深省，移人情性。
作品的每一节，都是用对照的手法写的。
”（西来）“他不同于一般的伤痕文学，而是在展示伤痕的同时，更着重表现了生活的美，劳动的美，精神的美，从而在读者中唤起了健康向上的艺术美感，从而对生活更加充满信心。
”（曾镇南）同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作品“客观形象大于主观思想”，尽管作者的本意是要证明许灵均的劳教生涯是一段很有意义的人生历程，他的描写却在客观上为这一场不明不白之冤做了有力地控诉，主人公与秀芝的结合和相濡以沫，又何其使得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黯然失色。
“张贤亮木秀于林的内核：‘他找到了创作的制高点，掌握了历史的纵深感和艺术的分寸感，是一个对社会发展进行全方位关照的作家。
这里讲的全方位关照，既是指他对历史纵深和社会广阔的开拓，又是指他融哲理与诗美于一炉，从哲理的高度，高屋建瓴地透视生活，并将生活中的事物凝聚为准确的焦点，从而用诗化的情感宣泄于字里行间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