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机制和市场重构内容提要：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视野继续阐述大众行为过程中的市场机制。
明确指出所谓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就是资本本身。
在大众行为的市场机制当中，存在三个必要的要件：1、主导资本，2、市场价值，3、市场大众。
主导资本操纵着市场过程，市场就是主导资本的狩猎场。
改革开放过程中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乱象源于中国资本在市场中迷失和价值观的混乱，在我国的市场机制的运转过程当中，一方面，本国资本的掌管者在对市场运行方面毫无应有的主导和控制意识，在市场的主导权方面严重缺位；另一方面，就是市场中的人们缺乏不同于西方的属于自己独立思考和理解的价值观，对西方的价值观的渗透无法抵御，出现迷信和盲从。
在分析中发现了国家行为受到跨国资本的影响和左右的危险倾向。
市场主权的实现，依赖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市场由本国资本主导和控制，其二，通过市场运行，主导资本的利益和意志得以充分体现，也就是在市场价值的形成中，主导资本将自身的理念或者价值观贯彻于市场过程，对市场大众的观念进行塑造和改变。
市场重构必须从两个方面展开：中国的主导资本应该重新控制市场运行，为后资本主义时代进行经济理论准备和重塑我们的价值观。
正文长期以来，我们对市场本质及其诸要素的理解，都是模糊地和片面的；造成这种模糊和片面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市场观的持续灌输，一些所谓被西方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人们在市场本质的认识上具有盲从和迷信的倾向，主张照搬他们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洋为中用，丢掉了文化观念的传统和自主性，不肯也不敢对西方的舶来品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是另一些人们，常常痛陈现实市场的种种弊端甚至罪恶，摆出一副慷概激昂的正义人士形象，极力否定市场本身，将自己心中的简单想法和看似科学公平的办法大肆宣扬，和前一种人一样，玩弄眼球效应；在指责、恐吓和辱骂过后，常常是一地鸡毛。
这两种倾向，都在思想上钻了牛角尖；使得冷静而又批判地研究问题成为不可能。
批评别人误导的同时，如果又产生新的误导，社会思想就会更加混乱，害人误国。
我们的社会仍在不断地变革当中，我们的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仍在探索当中。
就我们的经济运行而言，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要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改革开放继续提供有益的思路和设想，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本文试图从社会化的角度，重新概述市场机制构成的诸要素和运行方式，描述市场机制的现实运行状态，提出一些重构市场机制的设想，抛砖引玉。
基本的市场机制在以前的论文中，笔者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开始，对市场过程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和推导，现将基本观点概述如下（注①）：在货币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商品交换中间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市场投机行为的产生；投机行为的结果，导致投机者获得价格差或者利润，用来投机的货币，就成为资本最初的形态，也是资本的起源。
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交换行为的发生，意味着对商品交换价格的看法在市场买方和卖方间交流后达成一致，某个交换行为的达成之前如果在市场中存在不止一个参与者，就会存在竞争，即以更低的价格买进和以更高的价格卖出，询价行为和讨价还价意味着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看法和观念的传递，一轮又一轮的商品交换，意味着对商品价格的看法和观念在市场里的人群中反复传递和相互影响，从而导致看法和观念越来越接近或者趋同，这就是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市场价值存在于一组存在差异的商品交换价格当中。
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投机者的市场角色和以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市场角色是不同的；投机者以低买高卖、谋取价格差异为生，一方面，投机者不仅要找到自己的交易对手，而且要找到愿意低价出卖商品的卖方和愿意高价买进的买方，要克服这些买方和卖方时间和空间上的阻隔，在询价过程中要与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接触，询价和讨价还价，从而将市场的范围扩展和将更多的人群衔接到市场中；另一方面，在反复的投机中，投机者积累差价利润，这是最初和最简单的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投机者也就能与更多的市场参与者交易。
这就是商人和商业的起源。
市场价值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就以商品交换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的市场参与者而言，由于他与交易对手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和次数有限的交易行为，其观念和看法的交流传递比较有限。
商人（也是资本所有者）由于资本积累的逐步扩大和与更多的市场参与者交易，商人的看法和观念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交流，商人的这些观念和看法就会对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看法和观念产生更多更频繁地影响，从对市场价值的形成具有意见领导性。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人们会将他们的意见领导性或者说这种市场优势又反过来用于他们的投机事业，面对商品的买方，尽力抬高交易价格，面对他们的卖方，尽力压低交易价格，扩大投机利润，并且运用他们的意见领导性证明这些价格的合理性。
同时因为时间、空间和等待或者寻找的费用限制，商人们既是商品生产者的最便捷的买方和商品消费者最便捷的卖方，从而成为他们之间的中介，这样商人们将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消费者分离，既控制了商品生产者，也控制了商品消费者。
在完成必要的商品低价收购或者对商品来源获得足够的控制后，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商人资本会提高卖出报价；为了在更高的价格上将商品卖出去，就必须给予人们涨价的理由，在讨价还价中使更高的交易价格为消费者所接受。
在商品涨价过程之初，商人资本会根据市场里历史经验和已经塑造完成的市场理念或者市场价值，释放相关信息或者理由，这些信息和理由如果在市场参与者人群中已经熟识，那么随着消息和理由的发布，涨价就会被市场再次证明“合理”而自然而然。
这种市场的既有理念，是一个奇怪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中，可能包括各种观念和想法，甚至还有某些复杂逻辑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些想法、观念和理论的合理性，不是由所谓的经济或者市场科学来证明的，而是由市场本身的历史经验来反复“证明”和足够多的市场参与者的行动来支持的。
价格上涨的消息和理由，可以来自于既有的市场观念体系之中，也可以是新的市场理念（理念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体系）。
新的市场理念能否建立，并且被广大消费者认可，同样要通过涨价过程来证明，如果发布一次有关新理念的消息和理由并且价格随之上涨还不够，那么多发布几次消息或者理由，通过商人资本的主动买入提价以及有其他市场参与者追随成交，反复来几次就“证明”了。
商人们的理念和价格及其变动的社会联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久而久之就有了“理论”的外壳包裹，而且因为理论多多，这种外壳就花样翻新；反复宣扬和反复的市场证明，人们就可能接受所谓的种种“科学”解释。
随着一次次导致价格上涨的消息的发布，交易价格的反复上扬，价格上涨的趋势在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当中确立，消费者的趁“低价”买入和价格的上涨将反复自我推动和自我强化，商品交易量不断增加，一方面，交易价格不断攀登新高，另一方面消费者人群不断入市和扩大，在价格的高位形成消费者的买方市场。
在价格高峰附近，因为涨价的乐观预期，至于涨价理由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向市场参与者们提示过了，在提示过程中的价格屡创新高也反复证明了这些涨价理由的“正确”。
于是由消费者们自发集合而形成的买方市场就形成了，这也是商人们或者商人资本所需要的：消费者蜂拥而入，形成消费热潮和市场高潮，商人资本原先在相对低价收购的的商品则源源而出，市场的交易量更是骤增。
随着商人资本的投机性卖出逐步走向尾声，商品高价套现活动结束，商人资本实现了商品到货币的转变，继续推高价格已经没有意义；同时由于“导致”价格下降的消息或者理由的露面或者不再被商人们掩盖，市场会转向下降。
同样，因为“导致降价消息和理由”与价格的“联系”或者关联，市场的价格下降过程会自我强化，直到价格跌到商人资本认可的低价为止。
商人资本在自身认可的低价区域，又开始缓慢的收购活动。
在完成必要的商品低价收购或者对相对低价商品来源获得足够的控制后，新的涨价过程又重新开始。
如此反复不已。
在大众行为的市场机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三个必要的要件：1、起主导作用的资本，我们这里称为主导资本。
在相对简单或者初级的市场阶段，就是商人资本，商人资本在这里有两个特征：一是因为投机的需要和以资本作为基础，成为大量的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对手；二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或者与私欲有关的林林种种的想法和构思，利用自己在市场的交易中建立的联系，向广大的市场参与者传递或者灌输。
在其它种类或者历史阶段的市场上，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我们都界定为主导资本。
2、市场价值，这是一种趋同的理念或者观念体系，形成于商品交换或者交易过程之中并且存在于一组价格当中。
它是在主导资本和市场大众的互动或者博弈中形成的。
市场价值是市场中的资本和人群的社会联系的基础。
3、市场大众，也就是在交换中形成和与主导资本相对的大量的市场参与者。
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市场中居于被动地位，因为时间、空间和信息限制，在交换过程中只能接受被市场中主导资本和市场大众自身互动或者博弈所“证明”的市场理念和价值，因为自利和自我保护的动机，构成市场中追涨杀跌的群体行为或者大众行为，这也是羊群行为或者羊群现象在市场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的提出，最早起于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
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应利用好自己的资本，使之产生最大的价值。
从主观上讲，一个人无意去增进公共福利或者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利益所得的增加。
当每个人都如此行动的时候，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们去帮助实现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
通过追求个人利益，却无意识地增进了社会福利，其效果比自觉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要好。
斯密认为人们的“利己心”驱使着人们去获得最大利益，每个人都得到了利益，那么社会也就得到了，因为财富是所有国民对必需品和享用品的消费。
“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在后世引起诸多争论，对西方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表述，与他的传世“名作”《国富论》是分不开的。
据一些经济史家考证，1766年至1776年间《国富论》的写作，得到了著名的犹太财团——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
当时正值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夺取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权、与英国传统的银行家集团的争斗进入白热化的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基于自身利益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英国经济政策的想法和要点，只是需要一个人或者枪手加以“理论”包装，找到了亚当·斯密。
经过亚当·斯密的努力，罗斯柴尔德家族需要的经济政策，被包装成普遍性的“经济原理”，都写进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来简称“国富论”）。
亚当·斯密是一个共济会成员，也是一个爱国者。
此后他感觉出如果否定政府管理，英国经济会大乱，最终将使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切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