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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PDF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深刻的，之所以存在，与各自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本文将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形成及其原因。
地理环境的差异东亚文明的显著特点是山水，且实际上以山为主，少有平原（如长江、黄河中央平原），土地干旱水少险峻，地路交通不便，只有东、南、西三条外线。
同时，山地又多因为地形太陡，草木难以生长。
这样的地理环境，促成了以各自为中心的地区文化形态的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区文化便衍生成为独特的东亚文化。
西方，尤其是欧洲，地势大致上呈现交错盘踞的局面，海陆遍布，平原、丘陵、山岭、高原等地形地貌种类丰富。
与东亚相比，这样的地形地貌进一步提高了地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的难度。
同时，主要地区人口较多，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会带来文化融合，从而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和繁荣。
文化特征的差异东亚文化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强调和合的理念和观念，如“和谐社会”，“合乎天人之道”，“不倚重个人”等思想。
这些观念反映了东亚文化倡导的自我调适、奉献和忍让的态度，这与东亚文化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
相反，西方文化很强调个人主义，有自由、平等、竞争为核心的价值观。
这与西方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分不开，一方面是正反两面的角度，另一方面是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
在这两种文化价值观之间，有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西方文化的易接受和开放性。
有迹象表明，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交流和沟通，它们出现了一种文化交织的趋势。
这种混合文化并不是简单的融合，而是从双方优点吸取，形成完全新的、独特的文化。
这些由地理环境所导致的文化差异，更加突出了中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差异，也深刻的影响着当代世界各个领域的发展。
世界地理格局变迁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地理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迫使中国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
本文将探讨世界地理格局变迁对中国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应对策略。
一、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全球化作为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改变了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从中受益匪浅。
全球化扩大了中国的市场规模，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遇。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引进。
然而，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首先，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对中国传统产业造成了冲击。
许多中国企业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和创新转型，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其次，全球化也带来了环境问题。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污染和资源短缺等挑战，需要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二、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对中国的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影响着中国的安全和发展。
中国面临着来自东海、南海等地区的领土争端和海上安全问题。
此外，中国还受到来自周边国家的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压力。
其次，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主要大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也对中国构成影响。
例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引起了中国的关注和回应。
中国必须通过外交手段和战略部署来应对这些挑战，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为了应对世界地理格局变迁带来的挑战，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应对策略。
首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
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了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合作，通过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进程。
其次，中国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对话。
中国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地区国家间的和平稳定。
与东盟和平发展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中国争取在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中国坚持走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道路。
浅谈中西方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中国和西方文化发展的影响2010级中文三班武晨鹏（2０1０0１1４０4)当我们放眼任何一个国家或是文明时，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他们的地理环境。
因此,对地理环境的研究对比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本论文从地理环境入手，比较中西方古国文化的不同发展经历，对两者形成现如今的政治、经济、科学、思想原因作出简要地分析。
并希望能以此为加强两方对彼此观念冲突方面的互相理解与包容做出贡献。
１.文化与地貌综述中国大陆的地理概况是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总面积的66%,盆地和平原约占陆地面积的34％。
即平原少,山地多,陆地高差悬殊,全国近70%的县区分布于山区。
近海地区在东部与南部，南北长约５5０0公里,东西宽约520０公里。
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却最先从内陆的黄河流域产生。
由于中国内地距海洋距离较远，故中国人文文化应该是以黄河、长江所组成的两河流域牧耕经济孕育的文化,其中以黄河流域文化为代表。
西方文化与地理环境概况欧洲大陆基本呈现南宽北窄的梯形，半岛和岛屿的面积约占总面积的1/3。
陆地与海湾犬牙交错,加上欧洲面积本不大，这就使欧洲各地到海洋距离都不远,欧洲西部各地方距海洋均不超过700公里，东欧距海最远处也只有约1６００公里左右。
因此,欧洲人文文化应该是海洋性经济与内陆经济相互参融而催生的文化。
而欧洲文化的主要源泉是古希腊文化。
对比对象经过对上述概况的分析可以得知，本文所对比的中西方古文化以古黄河流域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为代表。
文化是居住在不同地区人民历经千年智慧与心血的结晶,是历史的沉淀,底蕴深厚,源远流长。
同时，文化也是由许多不同的内容构成的,本文主要对经济、政治、思想、科技艺术、精神几方面进行探讨,以得出我的结论。
2.地理环境对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农业经济众所周知，中国的古代经济的基础就是农业经济，可见,中国的地理环境十分适宜农业的发展。
也由于农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中国人流传有一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可见农业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重要。
欧盟经济的地缘风险与应对地缘风险对欧盟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
欧盟作为一个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政治和经济联盟，其经济状况存在着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欧盟经济面临的地缘风险，以及面对这些风险时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地缘政治风险地缘政治风险是指由于政治冲突、战争、政策变化等因素导致的经济不稳定情况。
在欧盟，乌克兰危机及俄罗斯的行动对欧洲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制裁、贸易中断以及能源供应中断等问题导致欧盟成员国经济发展受阻。
为了应对这一地缘政治风险，欧盟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加强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与俄罗斯进行对话以及推动能源多元化等。
二、地缘经济风险地缘经济风险是指由于贸易壁垒、全球经济不稳定等因素导致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
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实体之一，面临着来自全球各地的贸易压力和金融波动的威胁。
例如，2018年美国对进口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对欧盟出口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欧盟为了应对这一地缘经济风险，积极推动与其他国际组织和贸易伙伴进行谈判，维护自身的贸易利益。
三、地缘气候风险地缘气候风险是指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和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构成的潜在威胁。
欧盟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然而，气候变化依然对欧盟经济带来了重大挑战，如干旱、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等。
欧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提供资金支持，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以及鼓励可持续发展等。
四、地缘市场风险地缘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规模、竞争格局以及行业变革等因素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
欧盟内部各成员国存在着不同的市场情况和竞争力。
例如，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一些国家面临着高失业率和严重经济衰退。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欧盟推动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以提高整体经济竞争力和市场透明度。
综上所述，地缘风险对欧盟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
欧盟通过政策协调、贸易谈判、气候应对和市场改革等手段，积极应对这些风险。
然而，地缘风险的变化是常态，欧盟需要不断适应和应对，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欧洲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政策应对随着欧洲经济危机的深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欧洲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洲的经济形势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外汇储备等方面。
本文将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探讨欧洲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政府应对的政策。
宏观层面影响欧洲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的经济环境有直接的影响。
基于国际经济互相关联，欧洲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欧洲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具有很大的比重。
欧洲经济萎靡不振意味着市场需求的萎缩，中国出口也会受到影响，出口量下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消极影响。
其次，欧洲危机对中国外汇储备造成影响。
欧洲国家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危机形势下企业和个人对金融市场的信任度降低，企业和个人抛售国外的资产，包括中国的国债、股票、货币等，可能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下降，这对中国政府来说将是巨大的挑战。
微观层面影响欧洲危机也对中国企业和个人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对在欧洲工作和生活的中国民众。
首先，中国留学生失业率增加。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欧洲留学后，选择留在欧洲工作，但欧洲危机形势下，许多企业遭受打击，选择裁员，导致中国留学生失业率增加。
这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将是巨大的打击。
其次，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受到影响。
欧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形势严峻，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这会使得中国公司在欧洲的投资收益变得更为不确定。
政策应对在面对欧洲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挑战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应对。
首先，加强国内市场的建设，促进内需发展。
通过政策引导，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市场的扩大，从而减轻对出口市场的依赖。
其次，出台经济建设的新政策。
通过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政策，开发新的贸易市场和合作伙伴，减少对欧洲市场的依赖。
第三，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加强技术和管理创新，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以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中国对外开放的地理原因和影响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本文试图从地理角度分析中国对外开放的原因和影响，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历史进程。
中国对外开放的地理原因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更易于与世界各地进行交流和贸易，从而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内陆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对外开放的步伐相对较慢。
人口众多和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为国内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也日益旺盛。
这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地理邻近优势中国与许多周边国家接壤，这为对外开放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与俄罗斯、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密切，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
此外，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区的国家也建立了良好的经贸关系，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中国对外开放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年均增长9.5%的奇迹。
对外开放使得中国能够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国内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同时，对外开放也促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为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提供了机遇。
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对外开放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文化逐渐与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融。
外来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多元化和开放，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论中国的国际形势和国防战略我国是一个陆地大国，陆地直接与16个国家接壤，历史遗留问题很多，关系复杂多变，长期以来国家安全形势和核心利益受到多方严重威胁，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的崛起，被一些旧势力不良国家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将中国的发展看成是一大威胁，特别是美国霸权感到摇摇如坠，大有中国取而代之时。
更加变本加厉实施制约中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手段。
然而历史的潮流和变迁是有其根源的，中国要崛起那也算是符合规律。
但中国还未达到鼎盛时期的辉煌。
要达到，还要看国际安全形势；看我们能不能把握好历史机遇。
一、现阶段中国国防形势下主要问题纵观中国国防形势，尚有三大问题有待突破。
一是个小野心大的日本；一个是不可一世的国际警察、强霸-美国，还有一个是天天在边界蠢蠢欲动的发展中国家印度。
前者无时不刻钻中国的空子，有朝之日借强者之手致中国于死地。
后者为长期遏制中国发展、打压中国战略空间和核心利益，干涉中国内政62年。
87、88年虽然与中国和好，是利用中国牵制前苏联。
但并未予以中国统一台湾，“87公报”并未完全贯切执行。
再后者，则是羡慕中国发展，讨好强国共同遏制中国。
二、我国在各地区面临的新形势及突破方法中国位于亚太西部，亚洲东部，被人为地缘位置最差，东部沿海与周边国家有领海争议，西南有达赖问题，西北有东突问题，东南有台海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有西方国家干涉使原本纯粹的内部问题国际化，复杂化。
下面我用分地区的方式来说明现在中国面临新形势下采取的措施。
中日虽然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存在争议，但由于日本在面临金融危机背景下，在资金方面有求于中国，所以他会采取一定的缓和举措。
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存在领海争议，中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当务之急是打开一条通道，能通过南海进出马六甲海峡，但当前各国割据一方，犬牙交错的格局，对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大的难度。
不过近期面对着中国的崛起，各国已开始考虑，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通过观察发现，美国在这次与中国对峙过程中，东南亚各国保持观望，可以看出他们在犹豫，对此我们应树立良好的形象，扶持亲中国的势力，努力扩大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但为了保卫海上贸易通道的畅通，保卫海洋权益，冲突仍然会有，而且会很多，我们应坚决回击，但不应是矛盾扩大化，谨防被反华势力利用和挑拨。
欧盟产业地理集中对我国实施反倾销的影响趋势分析——探索欧盟对外反倾销的新视角作者：罗琪来源：《对外经贸实务》 2014年第1期罗琪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自从欧盟1993年启动单一市场建设，迄今已二十年。
这二十年中，随着其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单一市场计划的推行，欧盟一些传统产业在某些国家已出现空心化趋势转而集中于其他国家。
这种集中使这些产业在该国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占据较大比例，当产品遭遇外来产品的竞争时，所带来的产值下降和失业增加，使得政府无法坐视不理。
同时，这些产业的地理集中催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代表行业利益不断对各国政府或欧盟决策机构进行游说，从而导致欧盟对外的反倾销行为。
而产业已大部分或完全转移出去、以进口方式来满足市场的其他欧盟国家，则相应成了对抗的政治力量，反对实施反倾销。
利益集团和成员国态度鲜明的博弈，使得欧盟层面反倾销决策过程中越来越“政治化”,政治化的影响特点。
一、欧盟反倾销的决策机构及程序欧盟反倾销涉及四个机构，分别为欧盟委员会、欧盟反倾销咨询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欧洲一审法院和欧洲最高法院。
欧盟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于各成员国，是为欧共体的利益而独立行使职责的机构。
该委员会负责反倾销行政调查及倾销和损害的认定，主导反倾销案的整个过程；欧盟反倾销咨询委员会由成员国代表组成，通常体现着他们所代表的成员国的意志和利益，在欧委会反倾销案的整个调查过程中起到一个协助和咨询的作用。
正是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咨询委员会在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之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的角色。
实际上，咨询委员会的非正式投票被欧盟委员会看成是成员国的直接表态；欧盟理事会由各成员国部长级代表组成，负责反倾销终裁的决定，这种“决定”以理事会“简单多数”的投票表决方式进行，每个成员国仅有一票表决权。
当然，各国理事对反倾销措施态度的基础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如果实施反倾销措施有利于本国利益，他们便会赞成，反之就会反对。
各机构的组成和各自的职能体现出了成员国在欧盟对外反倾销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决定性。
地理与政治：中国经济应谨防“欧洲化”——陆铭教授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讲演陆铭2013-02-25 20:50:06 来源：文汇报 2013-02-25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背后实际是地理和政治的逻辑。
中国城市和区域的发展，目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从地理角度来讲就是“动人”，而从政治角度讲就是“动钱”。
中国未来还是要“动人”，“动人”以后，不是不要“动钱”，而是先在“动人”过程中让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指标的流向一致起来，然后中央政府就有更多财力来补贴欠发达地区。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作为兼职研究员受聘于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
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领域为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社会经济学。
获得的荣誉包括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误解，认为内需会使得地理因素变得不重要，因为未来出口加工制造业没有那么重要了，而服务业会变得更加重要。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内需不等于内地的需求，东部也存在内需。
服务业可以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要靠近制造业，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则取决于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地理之间的关系的确小一些，但仍然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度。
”欧债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比较我想首先来梳理一下欧债危机形成的经济学逻辑，我认为欧债危机的形成主要有三大条件，最重要是前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欧洲的国和国（或者地区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实际上这跟欧洲内部劳动力自由流动没有充分实现有关系。
这里我特别强调语言和文化对欧洲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欧洲其实不存在制度层面上针对移民的障碍，那里的移民障碍主要是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这点同中国的状况有非常大的差别。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欧债危机形成条件是统一的货币政策。
在经济扩张期，当利率偏低的时候，大家都有借债的冲动，但是经济一旦进入衰退期，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地方就会首先出现偿债危机。
统一货币政策的麻烦在哪里？试想一下，如果希腊在经济衰退，面临偿债危机时能够有独立的货币主权，那么它就可以采取本币贬值的方法，推动出口和经济增长，最简单也最直接。
而现实是，在劳动生产率差距非常大的区域里，不可能因为希腊这个国家出现问题，就实施欧元贬值的政策。
结果就是，尽管欧元的币值相对于希腊的劳动生产率而言是偏高的，但它却没有办法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来推动自己的经济增长，化解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爆发的第三个条件没有前两条重要，就是欧元区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政策，当欧债危机出现的时候，是否要救助边缘国家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在欧洲，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而言，是一个政治问题。
同样把这三个条件对应到中国的情况，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欧债危机同中国地方债务的相似性。
第一，中国也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地区间巨大差异，而这跟中国劳动力流动不充分有关系。
跟欧洲差别非常大的是，欧洲是语言和文化差异阻碍了劳动力流动，而在中国则主要是制度障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户籍制度。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一个统一的货币政策。
在衰退期，欠发达地区一旦出现偿债危机也不可能单独实现人民币贬值，相反，人民币总体上还在升值，这更加可能使得内地在地理缺乏优势的情况下出现“本币”高估的情况。
跟欧洲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国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不会爆发欧洲式的财政危机。
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之下，欠发达地区一旦出现偿债危机，只有三条出路，第一是核销，实际是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
第二是注资，因为债务一部分是从银行系统借来的，地方债务以银行坏账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央政府就可能通过向银行注资来冲销这些坏账。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通胀。
但是，无论采取上述三种方式中的哪一种，都可能会造成地方政府严重的“道德风险”。
因为地方债务危机一旦发生，中央政府不能不救，但是救助也可能导致后患，让地方政府在下一次借债时更加肆无忌惮。
由此可见，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相似之处，而非常重要的制度性根源就是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充分重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性，从而使得中国目前出现劳动生产率地区间差别非常大的问题，给地方政府的债务转化成金融危机埋下非常坏的种子。
因为如果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不大，那么一旦政府出现偿债困难，通过本币贬值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
进一步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背后实际是地理和政治的逻辑。
中国城市和区域的发展，目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从地理角度来讲就是“动人”，而从政治角度讲就是“动钱”。
在地理和政治间的选择，前者更加尊重市场的作用，采取“动人”方式，使中国经济走出危机，而后者则是用“动钱”的方式，可以在短期内化解一些问题，但是后患无穷。
地理和政治的逻辑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作用下，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在中国大地上日渐显现。
首先观察一下人口密度和工资的关系。
数据显示，在中国，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平均而言，职工平均工资会更高。
地理之所以变得非常重要，是因为地理优势会导致经济集聚，并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这个城市规模经济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机制，叫做“人力资本外部性”。
当一个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时候，不仅这些受高等教育者本身会得到更高收入，它还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率。
由于在大城市集聚着更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同时大城市人口密度更高，更加便于信息的交流，所以会导致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更强。
根据我最近的研究，一个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就会提高20%。
另一个现象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港口的重要性也非常大。
中国跟其他大国的差别是，其他大国都是多面环海的，而中国只有东南面是沿海的，这就导致东南部的发展优势特别明显，尤其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后。
我的研究发现，从香港或上海出发，往内地走500公里，城市的职工工资水平就要下降一半左右，同时，越往内地，经济增长率也就越低。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误解，认为内需会使得地理因素变得不重要，因为未来出口加工制造业没有那么重要了，而服务业会变得更加重要，所以包括港口在内的地理位置就不重要了。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内需不等于内地的需求，东部也存在内需。
服务业可以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一般而言，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要靠近制造业，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则取决于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研究中，我区分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跟地理之间的关系，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地理之间的关系的确会小一些，但仍然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度。
所以，不能说服务业发展了，地理位置就不重要了。
我们再看小城镇的发展。
当前中国采取的战略是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在土地的供给上予以限制，而将资源分配给中小城镇，这样一来，这些城镇就会发展得更快吗？我们的研究发现，距离区域性的中心大城市越远，中小城市增长速度就越慢。
也就是说，将大城市和小城市增长分割开来，以为“动钱”就可以帮助中小城市的发展，这种思维方式应该被摒弃。
地理的逻辑是市场的效率逻辑，而政治的逻辑是通过“动钱”的方式来实现地区间的平衡。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规模维度上的平衡，也就是把全国各地的城市做得一样大；第二个是人均维度的平衡，也就是人均GDP、人均收入、生活质量等的平衡。
从规模差异来说，中国经济并不是集聚过度，而是集聚还远远不够。
恰恰在人均意义上，中国未来要在集聚中走向平衡，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来实现人均GDP、人均收入、生活质量这些方面的平衡；而在规模维度上拉开地区间的规模差距。
在规模差距和人均差距两个概念混淆的情况下，中国目前在劳动力、土地、资本三大生产要素上都存在着地区间资源再配置的体制性障碍。
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导致地区间生产率差别和收入差别难以缩小；土地制度方面，中国实施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制度，并向内地倾斜；在资本方面，中国实施大规模的财政转移，鼓励国有企业向内地投资，结果导致内地经济的过度资本化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即每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下降，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持续下滑，已经低于比中国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再来谈谈地和钱的问题。
土地配置是跟中国的开发区政策一起实施的。
2003—2004年开始开发区的整顿工作，当年全国70%的开发区被压缩，同时把开发区政策和建设用地指标更多给了欠发达地区，结果导致中国内地的开发区企业数量在全国的比重有非常明显地上升。
建设用地向内地的倾斜配置导致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出现严重脱节。
全国层面，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接近8%，而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还不到5%。
如果分开看，东部的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差距并不大，到中部，差距就扩大了，而西部的土地面积扩张速度几乎是人口扩张速度的3倍。
也就是说，如果把大量资源往内地转移，城市面积是扩张了，但并不会等量创造GDP增长和就业。
将建设用地指标用于鼓励内地发展制造业的结果是，地区间的土地利用效率差异日益扩大。
跟大港口附近区域相比，距离500公里的地区每单位建成区面积上的二三产产出为度量的土地利用效率要低一半。
不相信地理和市场的作用，结果就是导致土地资源被大量低效率地使用。
再看中国资本深化的进程。
因为中国实行低利率，鼓励投资，并大量向内地转移支付以及国企投资，中国经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资本深化进程，我的分析显示，在2003、2004两年，越往内地中国企业的人均资本拥有量越高，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还在上升，到2007年，中国内地的资本密集度相比沿海还要高。
在此过程中，西部地区单位GDP吸纳就业能力的下滑状况则更严重。
在增长中避免危机既然当前的政策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那就意味着，如果制度的障碍消减，经济就会进一步向东部和内地的大城市和都市圈集聚。
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角度来说，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一个在集聚的好处和坏处之间进行权衡的问题。
集聚的好处是规模收益，这里面有很多机制在发挥作用，包括人力资本外部性、规模经济、运输成本节省等。
坏处就是地价、房价高企，包括大城市的交通拥挤、污染、犯罪等问题。
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时点，既有生产要素向地理优势地区和城市的集聚，又有向外的扩散，它们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所以，当我们说经济更加集聚或更加离散的时候，是指在集聚和离散两个力量同时产生作用的情况下，哪个力量占据主导。
从全球范围的趋势看，截至到目前，主导力量仍旧是前者，全球都仍然处于人口向大城市和都市圈集聚的进程中。
如果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当然处于城市扩大、经济集聚程度提高的过程中。
但是如果从国际比较角度而言，基本事实则是：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中国的集聚程度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中国城市规模不是偏大而是偏小了；即便在特大城市，除了市中心人口密度接近于东京和纽约地区外，像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中，远郊地区的人口密度仍然低于世界上同样级别大都市圈的人口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