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酷儿理论“酷儿”（queer)由英文音译而来，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有“怪异”之意，随着同性恋文化（gay culture）的深入演进,酷儿文化（queer culture）在九十年代形成，并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自己的理论，含反讽之意。
酷儿理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火起来的一种关于性与性别的理论。
“酷儿”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
“酷儿”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nonstraight)的表达方式，这一范畴既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
（李银河，2000）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
酷儿理论是一种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
它起源于同性恋运动，但很快便超越了仅仅对同性恋的关注，成为为所有性少数人群“正名”的理论，进而成为一种质疑和颠覆性与性别的两分模式，挑战男权文化的思想武器。
酷儿理论告诉人们：人的性倾向是流动的，不存在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只存在此一时的同性间的性行为，以及彼一时的异性间的性行为；甚至，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只存在着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酷儿理论认为人在性行为与性倾向上均是具有多元的可能性。
酷儿理论对二元划分的方法，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它对男权文化和异性恋霸权模式的冲击和颠覆至少在今天看来是最为彻底的。
酷儿理论的观点和主张酷儿理论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挑战。
所谓常态主要指的是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也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
对于学术界和解放运动活跃分子来说，把自己定义为”酷儿”，就是为了向所有的常态挑战，其批判锋芒直指异性恋霸权。
酷儿理论\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关系摘要：酷儿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性和性别的研究的批评理论。
本文介绍了酷儿理论、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其内涵。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者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最后就三者的关系和区别进行了总结讨论。
关键词：酷儿理论性别研究女性主义关系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酷儿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性和性别的研究的批评理论。
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把它称之为“一种对于主体，性别与其表现方式之间的关系的激进式反思”。
酷儿理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致力于探讨跟性、性别以及性欲相关领域的问题。
提到酷儿理论，不得不提性别研究；而作为一种相对来说较新的跨学科理论综合的性别研究又是从女性主义研究中所衍生出来了。
众所周知，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三次浪潮。
概括地说，第一次运动浪潮主要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主要的诉求是女性在经济上与男性平等，各国妇女积极争取选举权。
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后期，主要处理的是女性在工作、薪水、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妇女的堕胎权以及妇女在家庭或工作中的性别角色。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此次浪潮中，女性主义研究的热潮逐渐形成了。
或者说，女性主义研究实际上就是女性主义运动在学术理论领域方面的延伸。
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后现代女性主义。
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次思潮主要致力下实现各种不同身份的女性在性别方面的平等：黑人女性、少数民族女性、双性恋女性、同性恋女性、变性的女性、来自于后殖民地区以及社会底层的女性。
也正是在此次运动浪潮当中性别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作为对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回应，性别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
正如其名所暗示，性别研究主要通过使用性别(gender)这个概念来分析研究各种不同的学科。
酷儿理论什么是酷儿理论“酷儿”（queer)由英文音译而来，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有“怪异”之意，后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含反讽之意。
酷儿理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火起来的一种关于性与性别的理论。
它起源于同性恋运动，但是，很快便超越了仅仅对同性恋的关注，成为为所有性少数人群“正名”的理论，进而，成为一种质疑和颠覆性与性别的两分模式，挑战男权文化的思想武器。
是后现代主义在性学研究上的典型表现。
酷儿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性倾向是流动的，不存在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只存在此一时的同性间的性行为，以及彼一时的异性间的性行为；甚至，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只存在着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酷儿理论认为人在性行为与性倾向上均是具有多元的可能的。
酷儿理论对二元划分的方法，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它对男权文化和异性恋霸权模式的冲击和颠覆至少在今天看来是最为彻底的。
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历史、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
酷儿理论是一种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
”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
酷儿理论就是这些人的理论。
“酷儿”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nonstraight)的表达方式。
这一范畴既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
酷儿理论的观点和主张酷儿理论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挑战。
所谓常态主要指的是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也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
对于学术界和解放运动活跃分子来说，把自己定义为”酷儿”，就是为了向所有的常态挑战，其批判锋芒直指异性恋霸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中外文学文化研究本栏目责任编辑：王力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是当代美国影响力极大的女性主义学者之一，经常被人称为“不男不女的巴特勒”，而“巴特勒”这个名字和“酷儿理论”、“操演理论”、“性别戏仿”、“变装实践”、“性别研究”等话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她也被许多学者誉为“对权利、社会性别、生物性别及身份认同都有出色研究的学者”。
在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基础上，巴特勒提出了酷儿理论，开启了女性主义向后女性主义转型的进程，并且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以独特的视角建构起一座独特的女性主义殿堂。
本文将以巴特勒1988年发表的“表演与性别建构：关于现象学和女性主义理论”一文为例，对其的“性别操演理论”进行解读，剖析巴特勒是如何利用其“酷儿理论”并借鉴现象学和女性主义等理论向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两分结构、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以及传统的同性恋文化所挑战的。
1“Gender performative ”在国内通常被译为“性别表演理论”在英文词典中“performative ”是一个新词而在法语中,“per⁃formative ”指的是“表述行为”。
后来，翻译者们借用与“perfor⁃mance ”的词根相同,就将其译为“表演性”，从而产生出今天我们所说的“性别操演理论”。
开篇巴特勒便对西蒙娜·波伏娃的名言：“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女性主义提出了“sex ”与“gender ”的区别，前者是生理性的“天生”，后者是社会性地被社会所塑造的“成为”的过程。
女性主义学者因为政治和写作的目的，把女性看成是先天的、生物性的有机体，这不但抹杀了“女性”这一概念中所隐藏的个性差异，而且掩盖了这一范畴背后蕴含的复杂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文化、阶级、种族、性和权力关系上面。
女性主义提出在性别身份背后存在一个意志主体，可以自由选择并决定性别是什么。
酷儿理论\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关系
摘要：酷儿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性和性别的研究的批评理论。
本文介绍了酷儿理论、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其内涵。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者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最后就三者的关系和区别进行了总结讨论。
关键词：酷儿理论性别研究女性主义关系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酷儿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性和性别的研究的批评理论。
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把它称之为“一种对于主体，性别与其表现方式之间的关系的激进式反思”。
酷儿理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致力于探讨跟性、性别以及性欲相关领域的问题。
提到酷儿理论，不得不提性别研究；而作为一种相对来说较新的跨学科理论综合的性别研究又是从女性主义研究中所衍生出来了。
众所周知，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三次浪潮。
概括地说，第一次运动浪潮主要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主要的诉求是女性在经济上与男性平等，各国妇女积极争取选举权。
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后期，主要处理的是女性在工作、薪水、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妇女的堕胎权以及妇女在家庭或工作中的性别角色。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此次浪潮中，女性主义研究的热潮逐渐形成了。
或者说，女性主义研究实际上就是女性主义运动在学术理论领域方面的延伸。
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后现代女性主义。
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次思潮主要致力下实现各种不同身份的女性在性别方面的平等：黑人女性、少数民族女性、双性恋女性、同性恋女性、变性的女性、来自于后殖民地区以及社会底层的女性。
也正是在此次运动浪潮当中性别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作为对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回应，性别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
正如其名所暗示，性别研究主要通过使用性别(gender)这个概念来分析研究各种不同的学科。
在过去，大部分人都把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两者混淆起来使用。
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西方女性主义者才对两者作了区分。
1968年，美国知名性科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斯托勒(RobertStoller)反驳了佛洛依德提出的人都是双性特质的观点，第一次从理论上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作出了明确的区分。
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性别才被理解为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构建下所形成的性别角色、行为以及属性差异，而生理性别指的是人类生理上的从解剖学角度来确定男女的一种生物属性。
从这个观点来看，前者是流动的、易变的并且以社会文化为基础，而后者是固定不变的。
以自然为基础。
很多著名的学者都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
最有名的当属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Beauvoir)，在她最重要的作品——被尊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的《第二性》里，她指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造成的。
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
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
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
创造了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琼·瓦拉赫·斯科特(Joan WallachScott)把社会性别定义为强加在被性别化的身体即某一男性或女性身上的一种社会范畴。
“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而这种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可见的生理性别之间的差异上的。
它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
”1975年，美国女学者盖尔·鲁宾(Gale Rubin)在她的硕士论文《妇女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这一概念，并把它定义为“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并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强加在生理性别上的部分。
”在承认了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建构之后，大部分女性主义学者和酷儿理论学者都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反抗不平等的有力武器。
我们都知道。
虽然性别研究中的很多争论的焦点是从女性主义研究中汲取灵感的。
然而性别研究却摆脱了女性主义研究的限制。
“性别研究是一个分析性别现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它有时是对阶级、种族、民族、性别和位置的研究。
”性别研究又可以细分为女性研究、男性研究以及男女同性恋研究。
而酷儿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和男女同性恋研究的一个分支出现的。
顾名思义，男女同性恋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同性恋的行为，而酷儿理论扩展了它的含义，扩大了它所包含的人群。
黛安·理查森(Diane Richardson)详细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酷儿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对性别和性的分类的解构和瓦解过程……与此同时，包括酷儿理论学家在内的批评家认为女性主义实践很可能恰恰加强和维护了性和性别的这种两分结构。
特别是，女性主义运动(包括男女同性恋运动)可以看作是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
尽管这类运动把连根拔除这些两分结构作为它们主要的政治目标，然而整个社会化进程却会给它们带来一种错觉，就是认为性和性别的两分结构是稳定不变而统一的存在体。
”根据这个论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尽管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女性主义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理论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它们对性和性别的理论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设想。
我们也清楚的知道，女性主义研究和男女同性恋研究都是局限于某一类特定的群体上的。
广义地说，女性主义研究主要致力于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和均等的机会，而男女同性恋研究主要针对为同性恋谋取平等权利。
酷儿理论超越了这两者的限制，它所关注的不是其中的某一类群体而是所有在性行为和性倾向方面与古统治地位的主流社会规范不符的人。
在现有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男女同性恋研究试图以一种较之以前更为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同性恋行为。
与之相比，酷儿理论却要“搞怪”这些社会规范，也就是说它试图通过清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异性恋偏见来改变现有的社会规范。
让酷儿理论这么“酷”的原因。
不是因为酷儿理论关注的是同性恋，也不是因为酷儿理论学家们都是男同性恋或者女同性恋者，而是因为它质疑和颠覆了现有的异性恋霸权中的那些可笑的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