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案例

案例分析英国的社会福利第一篇：案例分析英国的社会福利第一组演讲内容一、英国的社会福利二战后，欧洲国家普通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那些民主国家，他们把富人的一部分所得通过福利形式分发给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低下的人们，让部门人将他们养好，而并不是养活，因此这个地区变成了一个养懒汉的好地方。

其中，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英国懒汉这样的寄生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福利制度。

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大致分为七类：儿童和孕妇福利，伤残或者疾病福利，退休福利，寡妇福利，失业福利，低收入人士福利和社会基金。

由于这样的福利，因此，个人和家庭所得的补助、津贴和救济金种繁多。

结合书上的案例，一方面，沃克本身是一名失业人员，他可以享受每周65英镑(104美元)的救济金，再加上他子女众多，或者再找其他名目就可获得更多的津贴；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只规定申请救助必须符合条件，符合救助条件的人政府肯定给办理，而且经办人只按程序办事情，其他情况他不会过问，监管审查的力度不够，因此，使得沃克可以长期的领取高额的救济金和津贴。

二、改革的方向对于这样保障范围和项目繁多且监管审核不足的高福利制度，提出了以下改革方向：第一、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努力让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逐渐向私营部门转移，尽量缩小政府干预社会福利范围和项目，把其交给非志愿政府机关、工人合作社和其它社会团体承担。

让福利“市场化”、“私人化”、“资本化”。

第二、增收节支、开源节流。

可以采取增收社会保障所得税，提高退休年龄，限制保证金增长等措施。

第三、引入工作福利制度，努力减少非正常性失业人口。

工作福利制度指凡接受政府补助者，必须接受工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也就是要变“无偿给付”为“有偿领取”。

比如，澳大利亚就有这样的规定：失业救助领取人必须努力寻找就业机会，并接受政府安排的再培训计划，否则剥夺救助金领取资格。

第四、改善社会福利管理。

部门要严格审查福利发入的资格和条件，缩小覆盖面，比如，养老金支付的年限工求，疾病、失业的带天数要求等。

一般均衡与福利案例1：汽油价格与小型汽车的需求如果市场对某几种产品的需求相互影响，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其中一种情形就是，导致一种产品价格发生变化的因素，将同时影响对另一种产品的需求。

举例而言，在70年代，美国的汽油价格上升，这一变化马上对小型汽车的需求产生了影响。

回顾20世纪70年代，美国市场的汽油价格两次上升，第一次发生在1973年，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切断了对美国的石油输出；第二次是在1979年，由于伊朗国王被推翻而导致该国石油供应瘫痪。

经过这两件事件，美国的汽油价格从1973年的每加仑1.27美元猛增至1981年的每加仑1.40美元。

作为“轮子上的国家”，石油价格急剧上升当然不是一件小事，美国人面临一个严峻的节省汽油的问题。

既然公司和住宅的距离不可能缩短，人们只好继续奔波于两地之间。

美国司机找到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他们需要放弃自己的旧车、购置新车的时候，选择较小型的汽车，这样每加仑汽油就可以多跑一段距离。

分析家们根据汽车的大小来分类确定其销售额。

就在第一次汽油价格上升之后，每年大约出售250万辆大型汽车、280万辆中型汽车以及230万辆小型汽车。

到了1985年，这三种汽车的销售比例出现明显变化，当年售出150万辆大型汽车，220万辆中型汽车以及370万辆小型汽车。

由此可见，大型汽车的销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速下降；反过来，小型汽车的销售却持续攀升，只有中型汽车勉强维持了原有水平。

对于任何产品的需求曲线均假设其互补产品的价格保持不变。

以汽车为例，它的互补产品之一就是汽油。

汽油价格上升导致小型汽车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与此同时大型汽车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造成这种变化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假设你每年需要驾驶15000英里，每加仑汽油可供一辆大型汽车行驶15英里，如果是一辆小型汽车就可以行驶30英里。

这就是说如果你坚持选择大型汽车，每年你必须购买1000加仑汽油，如果你满足于小型汽车，你只需购买一半的汽油，也就是500加仑就够了，当汽油价格处于1981年的最高点，即每加仑1.40美元的时候，选择小型汽车意味着每年可以节省700美元。

第七章社会福利制度第一节社会福利院案例1 有子女的老人，可以进入社会福利院吗？案例介绍王长生，某市某企业退休人员，丧偶。

2002年9月，王长生退休后，常常感到生活寂寞。

王长生的子女工作比较忙，每周只来看望老人一两次，没有时间照顾老人。

2004年5月，王长生想到本市第三社会福利院生活，有子女的老人可以进入社会福利院吗？案例分析王长生可以进入社会福利院。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由此也促使我国社会福利院的工作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往社会福利院收养的全部是无子女、无收入、无劳动能力的老人。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福利院已经开始了市场化经营、运作。

社会福利院在收养“三无”老人的同时，也吸收有子女、有收入的自费老人入住，以解决在职劳动力的后顾之忧。

长期以来，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方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的改变，家庭子女养老功能呈现弱化趋势，依靠老年个人劳动自养又受到年龄和健康状况的限制。

因此，需要打破身份限制，只要老年人有需求，就可以进入养老院，这也体现了福利项目的内在规律，符合福利制度社会化的改革方向。

本案中，王长生进入社会福利院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也可以解除子女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工作。

案例4 社会福利院有钱给孩子看病吗？案例介绍某日，某市中心医院心脏病专家愿意为某社会福利院的幼儿免费施行心脏病手术。

党开红、党艺、党冬星、党中敏这4个小女孩是不幸的，她们都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她们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被4个家庭抛弃了，社会福利院成了她们的家。

在临床中，先天性心脏病患儿，1岁以内做手术，有70%的成活率；5岁做手术治疗，成活率只有30%。

早一些进行手术治疗，她们获得新生的机会就会大一些。

但是，对于这4个幼小的生命来说，高昂的检查费和治疗费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某市中心医院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对她们施行爱心救助，免费为患儿进行诊治。

阿马蒂亚·森和福利经济学经济学巨匠阿马蒂亚·森和福利经济学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印度人。

1933年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应。

在三一学院继续停留四年之后，他回到了印度德里经济学院任教，直至1971年再次赴英，在牛津大学任教十七年。

1977年成为牛津大学教授，1989年到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年初他回到了母校剑桥大学，担任了著名的三一学院的院长。

1998年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

森是第一位亚洲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他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为印度文学教授和畅销书作家，他自述在其很小的时候便与祖父严肃地讨论过"价值"和"信仰"；少年时期的阿马蒂亚曾考虑出家当和尚，但为了做些与俗世有关的事，他转而研习经济、数学和哲学，他承认放弃佛教是因为"宗教有点遥不可及"，孟加拉语中的阿马蒂亚就是"必然不朽"之意。

值得一提的是，森出生在印度的Bengal邦，与印度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大诗人泰戈尔同乡；而且，森一家与泰戈尔过往从密，森本人在1933年出生时便是由泰戈尔施的洗礼。

这种关系或许为森日后得奖埋下了伏笔。

和大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样，阿马蒂亚的学术视野是十分宽泛的，但真正奠定他在经济学和哲学界的地位的，却是在研究灾荒成因、贫富悬殊原因、如何衡量贫困以至福利经济学等方面。

阿马蒂亚自己获悉得奖后解释自己工作时说："你不能凭富裕和繁华判断一个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这句看似简单的肺腑之言，深刻昭示出他1993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被称为"沉闷科学(经济学)的良知"，确非溢美之词。

在印度完成了他早期的大学教育后，森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继续其学业，森从师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案例：关于阿罗不可能定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阿罗采用数学中的公理化方法，于1951年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得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否定的结论，那就是鼎鼎大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阿罗不可能定理是指在一般情况下，要从已知的各种个人偏好顺序中推导出统一的社会偏好顺序是不可能的。

我们对此加以证明。

案例：假定有张，李，王三个人，他们为自己最喜欢的明星发生了争执，他们在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三人谁更受观众欢迎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张排的顺序是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

李四排的顺序是张学友、郭富城、刘德华。

王排的顺序是郭富城、刘德华、张学友。

到底谁更受欢迎呢?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结果。

如果规定每人只投一票，三个明星将各得一票，无法分出胜负，如果将改为对每两个明星都采取三人投票然后依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次序，结果又会怎样呢?案例分析：首先看对刘德华和张学友的评价，由于张和王都把刘德华放在张学友的前边，两人都会选择刘德华而放弃张学友，只有李认为张学有的魅力大于刘德华，依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第一轮刘德华以二比一胜出；再看对张学有和郭富城的评价，张和李都认为应把张学有放在郭富城的前边，只有王一人投郭富城的票。

在第二轮角逐中，自然是张学有胜出；接着再来看对刘德华和郭富城的评价，李和王都认为还是郭富城更棒，只有张认为应该把刘德华放在前边，第三轮当然是郭富城获胜。

通过这三轮投票，我们发现对刘德华的评价大于张学有，对张学有的评价大于郭富城，而对郭富城的评价又大于刘德华，很明显我们陷入了一个循环的境地。

这就是“投票悖论”也就说不管采用何种游戏规则，都无法通过投票得出符合游戏规则的结果。

如果世界上仅限于选明星的事情就好办多了，问题在于一些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事情的决定上，也往往会出现上述的“投票悖论”问题。

对此很多人进行了探讨，但都没有拿出更有说服力的办法。

在所有人为寻找“最优公共选择原则”奔忙而无获的时候，美国经济学家阿罗经过苦心研究，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提出他的不可能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