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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我国行政程序立法论文一、引言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入，行政程序立法成为了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一环。
行政程序，即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遵循的步骤、方式、时限和顺序。
它不仅关系到行政效率，更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因此，探讨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现状、问题及未来方向，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历史发展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也逐渐加快步伐。
早期，我国主要通过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来规范行政程序。
例如，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就对行政处罚的程序作了初步规定。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行政程序立法也逐渐走向系统化、规范化。
2004年，《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程序立法进入了新的阶段。
该法对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和监督等程序作了详细规定，为其他行政领域的程序立法提供了借鉴。
三、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现状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行政程序法律体系。
除了《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外，还有《行政复议法》、《行政强制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作了明确规定。
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有效地规范了行政机关的行为，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同时，我国还在不断探索和创新行政程序立法的方式和途径。
例如，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制定行政程序地方性法规，以更好地适应地方实际。
此外，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电子政务也逐渐成为行政程序立法的重要内容，为公民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行政服务。
四、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存在的问题尽管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部分行政程序法律规定仍然较为原则化，缺乏具体的操作性。
这导致在实际操作中，行政机关和公民往往难以准确把握法律要求，影响了行政程序的执行效果。
其次，行政程序立法与实体法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
在某些情况下，行政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存在冲突或矛盾，导致行政机关在执法时面临困境。
我国地方立法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一、地方立法概念界定本文所探讨的地方立法不仅局限于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活动,还应包括地方政府所发布的具有规范性质的行政措施的立法活动。
即认为地方立法应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活动;这些地方的人民政府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活动以及地方人民政府所发布的一些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行政措施等立法活动。
二、当前我国地方立法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一)部门立法现象严重,起草主体往往由相关利益部门牵头担任在我国当前的地方立法中,大量出现地方人大或政府将本应属于人大或政府法制部门的立法职权,委托给相关行业或主管部门,由其来直接担任地方立法的起草主体或以其为核心组成立法起草主体。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起草者将会成为最终的法规实施者,甚至出现了一些地方利益集团影响地方立法现象。
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立法实践证明,部门立法往往会造成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受狭隘的部门利益驱动,使得立法时造成条块分割不清,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严重,部门利益割裂了整体利益。
出现了很多起草部门不顾权力的设置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只顾扩大自己部门的权力或只考虑本部门的利益的现象,如一些行政部门为本部门的利益,在起草立法草案时不合理设定行政许可,造成行政效率低下,但这种行政许可一旦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合法确定下来以后,对人民群众生活和基层部门的影响很大。
同时部门立法还容易出现在地方立法体系中协调性差,造成法律冲突;部门立法的约束性不够,科学性和规范性差等问题。
因此为解决此问题,在立法起草过程中,笔者认为首先要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固定地方立法的起草主体,地方性法规应由人大以专家立法的方式取代由主管部门立法,即应当尽量由法学专家、行政管理相对人为主要起草者;以部门代表为辅的方式组成立法起草小组,以更好地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努力消除部门立法的痕迹,避免负面效应。
摘要：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当前依法行政中存在着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以及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是当前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面临的共同课题。
本文力图通过对我国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几项对策。
关键词：依法行政，依法治国，问题，对策众所周知，实现法治国家是我们当前的目标，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然而，依法行政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
为了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执政为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以及主要任务和措施，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要使我国真正走向法治，实现依法行政，就要充分重视目前我国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拟就当前我国依法行政中存在的某些突出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此做些探索性思考。
一、依法行政的内涵什么是依法行政？概括起来讲，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行使行政权力，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现代社会，依法行政之“法”不仅包括法律规范，还包括法律的一般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目的。
依法行政最早是由资产阶级提出并在资产阶级国家付诸实践的。
由于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法治传统的区别，各国在称谓上有所差别，英国称为“法治”或“依法行政”，美国将依法行政包含在“法治原则”之内。
依法行政的内容在各国也存在较大差异。
英国的依法行政包括越权无效原则和自然公正原则。
前者是指实体上越权的行为一律无效，但程序上的越权行为其效力不能一概而论，应对照具体成文法规定。
后者是指任何政府或个人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也可以避免偏私，“不能自己做自己的法官”。
56赤子一、行政立法之认知行政立法是行政执法的前提，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法治之法应当是良法，而良法首先必须是制定良好的法，其次该良法应当是得到普遍遵守的法。
可见一部法律首先必须是制定良好的法是前提，行政立法更是如此。
行政立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行政立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关于行政管理方面的立法活动都属于行政立法，与民事、刑事立法相对；狭义上的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授权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的立法行为。
本文所探讨的行政立法为狭义上的行政立法。
当代中国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发展对法律的需求也远远大于过去，由于国家立法机关立法程序繁琐，事务繁重，加之立法自身的滞后性致使法律无法及时对社会出现的新现象调整，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将一部分立法权授权或委托行政机关进行立法活动。
通过立法权下放，加之地方政府本身对法律的解释权，最终也致使行政机关立法权不断扩大，根据2011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法律共236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行政法规则有690多件[5]。
而行政规章的数量更是多得惊人——据统计，早在10年前，即2000年10月底，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就已经达到30000多件，[6]远远超过了立法机关的立法。
在缺乏立法监督和责任制度的情况下，行政立法则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政府立法权膨胀，越权立法，缺乏民主，缺乏监督，违反程序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才能保证法律之法定主义原则。
二、当前我国行政立法暴露出的问题（一）政府立法权过于膨胀。
政府部门是执法部门，重在于执行法律，也可以接受立法机关的授权和委托立法，同时可以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也可以对部分法律进行行政解释。
但是在国家立法机关无法及时立法的时，将立法权简单授予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的立法权扩大化。
政府部门调整当地社会经济关系时常常会越权立法，税收立法就是典型，在我国众多税种中只有少数几个税收立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其他大部分则是国务院制定，税务总局出台办法进行征税，并且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往往私自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很大一定程度上是违背税收法定原则的。
浅谈依法行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者：卢海林来源：《决策探索·下旬刊》 2013年第10期卢海林一、当前依法行政存在的问题(一)我国行政立法着重于实体，事前程序得不到体现，着重强调事后程序和事中程序例如现如今我国的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行政程序中相对人的义务、权利等重视解决行政前的实体问题；忽视行政执法相应的程序，如对行政的时间、方式方法、步骤等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相对人的程序知情权等，在有关立法中几乎得不到体现。
现有的行政程序最多只是涉及到行政监察、复议、诉讼、国家赔偿等，而在办理相应的事情时法律几乎没有规定事前、事中的程序以及纪检监察制度。
（二）法制程序意识较为薄弱大多数人认为依法行政只是依照实体法办事，更有甚者片面认为行政执法过程中法定程序是不需要的，认为只有违反法定职权才是违法，违反法定程序不算违法。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法制建设，造成依法行政成为无法可依。
（三）法律程序不完善法律程序的不完善不仅影响公民行使正当权利，对行政机关也有很大影响。
依法行政要求不但行政机关要遵守和实施，公民也要遵守。
目前我国的行政执法程序参差不齐，在法律上有公民的实体权利，但在一定条件约束下难以实现；法律上规定的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依法行政的义务，同样在一定条件下得不到履行。
二、如何做到依法行政的法定程序化（一）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程序是落实依法行政的最佳途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行政要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基本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局面。
由于依法行政程序和纪检监察制度的缺陷，当务之急就是在加强立法的同时，将法律程序完善和纪检监察制度深入贯彻。
（二）提高行政办事水平就要完善行政程序行政机关的管理和相对人之间存在着矛盾，其中行政机关是矛盾产生的主要方面，因为其掌握着是否依法行政的程序。
那么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如何让纪检监察介入其中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要求。
我国行政法目前存在的五大问题及对策(一)【内容提要】目前，我国行政法还存在着诸如立法的统一性在个别领域遭到破坏、法与法之间有些规定尚不够和谐、有些法律规范和条文自相矛盾、有些规范缺少法律责任的规定而导致后患无穷以及规范的清理工作明显滞后等五大问题。
这些问题应尽快地予以解决，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关键词】行政法/问题/对策【正文】行政法在我国是仅次于宪法的部门法，它与宪法、民法、刑法规范系统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制。
行政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调整着广泛而重要的社会关系，其与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息息相关，担负着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行使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两方面的法律使命，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因此八届人大期间，为顺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立法机构均极重视行政立法工作，立法的数量、质量明显超过往届。
其中，金融、税务、房地产法律制度的改革，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的确立，已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标志着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如此，但由于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立法工作难免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历史环境、封建主义残余观念、全民族的民主与法治意识水平、社会管理事务繁杂、行政立法主体较多、立法者的知识素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使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存在着一些问题。
站在“实现和增进公民基本权益”、“依法立法”和“法制统一”这样的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则的角度，考察我国行政法的现状，我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五大问题：问题之一：立法的统一性在个别领域正在遭到破坏立法的统一性指的就是合宪法。
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具体地说，首先是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内容都要符合和服从宪法规定的原则；其次是一切法律、法规都要与宪法保持协调的关系，要随着宪法或其中某些条款的制定、修改或废止而相应地制定、修改或废止；再次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一定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必须按照宪法规定的立法权限行使立法权，而不能超越。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注意的问题作者：窦安旎辛一科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31期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当注重立法层面的制度设计，体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以制度手段的保障行政程序理念的实现；其次，应当协调好单一立法与统一立法的关系。
关键词行政程序立法立法思路指导思想作者简介：窦安旎，云南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辛一科，法学硕士，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法哲学。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1-136-02在我国依法行政的大背景下，对行政程序进行统一立法是对“行政法治具体化”、“政府再造”理想图景的憧憬与描绘。
今后，制定出一整套集操作性、合理性、科学性于一体、普遍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现代行政程序法成为我国行政立法领域的一项基本目标。
欲达致该基本目标，必须在行政程序立法的过程中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转变行政程序立法的思路所谓思路就是指人们思考一个问题时思维活动进展的线路或者轨迹，依此概念推而广之，行政立法的思路便是立法者在进行立法活动时所应遵循的立法路线与立法轨迹。
笔者认为，我国传统的立法思路有待矫正，应当减少法律的原则性规定，突出现代行政理念对立法层面的具体制度、机制的建构性作用，充分注重行政法律、法规间的协调，维护行政法治的统一。
因此，当前我国行政程序的立法思路应当包括：注重行政程序立法层面的制度设计、协调单行行政程序立法与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立法中体现公民权与行政权的平衡三个方面。
（一）注重行政程序立法层面的制度设计在平衡理念下，行政法制建设的价值在于“确保行政权在程序的限度内行使，将行政主体纳入到行政法治的轨道之内，“最终以实现公民的自由” 为目的。
理念的实现需要制度的保障。
平衡论把制度的建构看作是法律的灵魂与实现正义的根本手段，因此，平衡论素来重视制度建设。
行政程序法具备一般程序法的根本特征，结合行政程序法的根本特征与平衡论的基本理念，所以制度的设计成为必备。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湖南省的行政程序立法实践看，程序性制度的设计必不可少，将立法、决策、执法、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纠纷解决与监督机制纳入到程序性规定之中。
在所有这些制度的设计中，贯穿其中的是听证制度，并奉之为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
目前，我国听证制度虽亟待完善，但其开了行政程序制度化的先河。
这就有助于规范行政活动，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政府和民众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从而在整体上大大提升政府治理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程序规定不仅仅是法治创新，同时也是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
法治和政府管理体制的完善既符合中央的战略部署，同时又是在新形势下地方通过制度软环境的改善提升经济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
诚如罗豪才教授所言：“法学对法制建设的方法启示功能有助于造成法制（法治）的操作要素” 。
自“看得见的正义”的程序正义诞生之日起，程序的制度建设便构成了英美行政法制的核心内容。
相比实体正义，程序正义有着更强的操作性，程序法治更有利于实现，而这也正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缺乏的。
正因如此，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大纛引领下，如何尽快地构建、完善中国现代行政程序法的各项制度，重构一个有“活力”的行政程序法成为当前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协调单一立法与统一立法的关系回溯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历史，从单一立法到统一立法，是当前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采用的一种立法路径。
在行政立法实践中，我国“采取了先将具体行政行为类型化，再分别对类型化的行政行为的程序加以规定的办法”③。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已制定了诸多规制具体行政行为的单行行政法；在抽象行政行为领域，行政法规和规章已经初见体系。
采用这种立法路径必然会面临单行行政程序立法与统一行政程序立法如何协调问题。
在协调单一立法同统一立法的关系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当采用法典式体例模式。
理由如下：首先，行政行为的种类业已明晰，制定出共同的规则标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其次，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并非事无巨细，涵摄一切行政行为，而只是就“重要的行政程序原则和制度作出一般性的规定”④，因此，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并不影响行政行为的灵活性。
最后，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会提高行政效率，将进一步实现行政效能，而非之前很多人认为的降低了行政效率。
出于上述三个方面原因，采用法典式体例模式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有利于行政效能的实现、提高行政效率。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已制定了一些单行行政法，与此同时着手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等到统一法典化的程序法时机成熟，便不再制定单行行政法，而应当将注意力转移到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上。
统一行政程序法本身便宣告了程序价值的自我实现，更体现了“让行政权在阳光下运行”⑤的客观要求。
（三）立法中体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相对于强大的、无处不在行政权力，公民权的行使则显得弱小而有限。
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冲刷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治的色彩依然浓厚，使得公民权长期沉睡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实行、完善与民主法治的进步，公民权的幼芽逐步从义务意识、服从意识浓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中萌发，然而公民权的萌发速度与社会发展的速度是不成比例的，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这便对我国公民权的重塑提出了新的挑战。
要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态势，在笔者看来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限制行政权的行使。
这就要求在不放弃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的前提下，通过行政程序法实现对行政权力的事中（过程）控制；其次，改善行政权力的行使方式。
改善权力的行使方式，就是要弱化其强制性、命令性色彩，以描绘行政权力的亲民色彩，从而改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缓和两者的紧张、对立态势。
这就需要，疏浚公民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沟通渠道。
就具体制度设计而言，将行政听证制度作为行政决策的前提与必经程序。
总之，藉行政程序立法的契机，践行行政权与公民权总体的、动态的平衡。
综上，立法是现实性与前瞻性的统一，既要考虑法律社会效果又要兼顾法律理想价值模式的前瞻性建构。
这就要求，要切实转变行政程序立法的思路，顺应行政程序统一立法的时代要求与现实呼唤，重新认识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实现行政程序法典化诉求。
行政程序立法不仅是立法科学化、严密化的表现，更是行政理念具体化与法律操作性的统一。
因此，在行政程序立法中，要将程序及其理念的实现看成是遵守、执行等实效操作的要求，亦是程序法社会化的前提。
二、明确行政程序立法的指导思想所谓立法的指导思想，即立法的理论基础、理论根据和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或者基本原则。
法律出自理性，而立法活动更是闪耀着人类理性的光芒。
吴邦国委员长认为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是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理所当然亦应当包括我国立法事业的发展。
因此，我国的立法活动也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根本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于我国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切国家、社会事务的基本思想与根本主张。
历史证明，只有通过法治实现对国家的治理才是科学的，才是符合国情、世情的。
那么如何实现法的治理？就需要将这些思想与主张制度化、法律化，将一切国家、社会事务纳入法治的轨道，亦即实现法的统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时俱进的，那么在该理论体系指导下的法治思维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理应秉持全新的法治思维。
笔者看来，新的法治思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合理性思维，即任何行政权力的行使都要合乎法律的规定，任何行政措施的采取、行政决策的作出都要有法律依据，若无法律依据，即可认定该行政行为违法；程序性思维，即我们把程序看做是从事某一法律行为、作出某项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那么程序必然表现为时间、空间以及关系三者的统一，在此过程表现为时间性，方式与关系则表现为空间性，法律行为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结合便是法律行使的场合。
权利义务思维，权利与义务构成法律的基本要素，法律本质是权利义务关系，十八大报告中反复强调人民的权利义务，这便要求运用权利义务作为设定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关系的准则；公平正义思维，“公正必须首先是被看得见的公正”⑥，“看得见的公正”就是程序公正，既然结果的真实难以还原与检验，那么只能通过程序是否正当来断定结果是否符合公平正义。
总之，要推进行政程序立法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切实把握国情、时情，以增强程序立法的本土性、自适性。
（二）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承载着历代中国人的“中国梦”。
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奋斗，首先是为了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和谐、“让人人同享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其中公平正义是首要价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深刻认识到，要实现这些追求，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的基本才出发点就是要运用法律的手段实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
要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不可或缺，没有对人民尊严的肯定难以长期维持国家的强大；没有对人民权利的尊重，难以实现人民幸福的祈祉。
在当代，党的性质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基本诉求都是我国立法所要努力体现的价值和本意。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作为我国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以我国社会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对规范我国立法活动、厘定立法主体、明确立法原则、设立立法权限、设定立法程序、划定法律效力等级、实施立法监督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如果说我国社会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决定了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原则，那么也直接影响行政程序立法的质量。
立法表现为一定的运动性，即立法是一个过程，那么如何规制立法这一过程，制定出高质量的法律便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所要体现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