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守家商人妇的生活困境与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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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内忧外患与治理困境在宋朝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但也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
内忧方面,主要是经济困境和政治腐败的问题;外患则包括党争、族群问题以及对外侵略势力的威胁。
这些问题使得宋朝在治理过程中陷入困境。
一、经济困境宋朝经济发展起初较为繁荣,但到了后期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货币贬值是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
由于世界上流通的货币不断增加,加之政府经常发行钞票来满足开销,导致宋朝的货币逐渐贬值。
这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此外,农业产量的下降也是宋朝经济困境的一大原因。
由于农田过度开垦、土地私有化严重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农田退化,农作物产量下降。
这不仅让百姓生活更加困难,还导致了政府税收减少,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
二、政治腐败宋朝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也面临着严重的腐败问题。
官僚体系庞大,官员却普遍缺乏廉洁奉公的精神,贪污腐化现象十分普遍。
贪官污吏钻法律的漏洞,私设关卡,以权谋私,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此外,宋朝政府的选拔制度也存在问题。
科举制度虽然为朝廷选拔人才提供了一种机会,但也让贪官污吏得以钻营,通过贿赂等手段获取官职。
这导致了政府官员普遍缺乏责任感和才干,无法有效地治理社会问题。
三、党争与族群问题宋朝时期,由于政治斗争激烈,形成了北方党争与南方党争的格局。
北方守旧派追求保守主义,崇尚儒家传统,强调稳定与秩序;而南方新党则追求变革,倡导法治与科学。
这种矛盾使得朝廷内部出现了激烈的党争现象,导致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困难。
此外,宋朝内部也存在着多个族群之间的矛盾。
北方的契丹族和西北的西夏族形成了对宋朝的边患,经常进行侵略。
这使得宋朝需要投入大量的军力来应对外患,不得不大量调动资源,加剧了内部的负担。
面对内忧外患与治理困境,宋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
首先,朝廷加强了对朝内腐败现象的打击,加大了监察力度,加强了法律执行力度,力图恢复社会的公平正义。
聊聊宋朝女性生存法则宋朝女性生存法则是指在宋朝时期,女性为了在家庭和社会中生存,所遵循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和观念。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封建保守的时期,女性在这个时期的地位相对较低,家庭和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较高。
宋朝女性生存法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传统的女红和嫁娶制度是宋朝女性生存法则的重要内容之一。
女红是指女性学习和掌握的家庭技能和礼仪,包括织布、绣花、缝补等技能,以及孝敬父母、服从丈夫等礼节。
女红对于宋朝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和母亲之前,女性需要学习和掌握这些技能和礼节。
宋朝女性生存法则强调婚姻的重要性。
在宋朝社会中,婚姻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女性的婚姻需要经过父母和媒人的安排和介绍,很少有女性有权选择自己的伴侣。
女性在婚姻中的主要作用是侍奉丈夫、生育子女,以及管理家务。
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保障,女性在婚姻中需要尽力去维持和谐的夫妻关系。
守贞忍辱是宋朝女性生存法则的重要方面。
在宋朝社会中,女性的贞操是非常重要的,保持贞操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道德和社会责任。
女性在面对丈夫外遇和家庭纷争时,需要选择忍辱和守贞的态度,以维护家庭的和睦和社会的稳定。
宋朝女性应该承受丈夫的不忠和家庭的矛盾,以求得一个稳定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知书达理和自我修养也是宋朝女性生存法则的重要内容。
宋朝的社会对于女性的教育程度要求相对较高,而且女性的知识水平和修养对于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也有一定的影响。
女性需要学习书法、诗词和音乐等文化艺术,并且注重修养和修身养性,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受人尊重的程度。
宋朝女性生存法则是女性为了在家庭和社会中生存,所遵循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和观念。
尽管宋朝女性在社会地位和权益方面较为受限,但是她们通过遵循传统的女红和嫁娶制度、注重婚姻的重要性、坚持守贞忍辱和提升自我修养等方式,努力在家庭和社会中生存,并且维护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聊聊宋朝女性生存法则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女性的地位和生存状态也有了一些变化。
作为女性在这个时期,她们需要通过一些法则来生存并获得一定的自由和权利。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宋朝女性的生存法则。
一、婚姻和家庭在宋朝时代,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婚姻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生存状态。
对于富贵人家的女性来说,嫁入豪门是她们的向往和生存法则。
通过嫁入豪门,她们可以提高自己和家族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和资源。
而对于一般人家的女性来说,结婚又是一个生存法则。
婚姻不仅能够保证她们的生活和生存,还可以给她们带来一定的权利和地位。
在家庭中,女性也需要遵守一些法则来保证自己的地位和生存。
她们需要顺从丈夫和婆婆,孝顺公婆和尊敬长辈。
她们也需要承担起照顾家庭和子女的责任,这也是她们在家庭中的生存法则。
二、教育和知识在宋朝时代,女性的教育和知识水平也对她们的生存和地位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一些富贵人家的女性来说,她们通常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学习诗词书画等知识,这样可以提高她们的地位和修养。
而对于一般人家的女性来说,她们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这样可以帮助她们更好地照顾家庭和子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三、劳动和生产宋朝时代,女性也需要通过劳动和生产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在农村,女性通常需要参与农业生产,帮助丈夫和家庭种地、耕作、收割等。
而在城市,女性也需要参与一些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帮助家庭增加收入。
通过劳动和生产,女性可以赚取一些钱财,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自由和权利。
四、社交和交际在宋朝时代,女性的社交和交际也是一个重要的生存法则。
通过社交和交际,女性可以结交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社交和交际也可以帮助女性提高自己的地位和修养,增加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五、自我保护和自我提升在宋朝时代,女性需要通过自我保护和自我提升来维护自己的生存和权利。
知否知否,宋朝小妾的生存环境其实很险恶【摘要】宋朝小妾虽然在社会中地位较低,但她们却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权力控制。
由于生存困境,她们常常处于社会的边缘,难以摆脱困境。
宋朝小妾的社会地位虽有限,但她们的生存环境却是十分险恶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小妾遭遇了悲剧的命运,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知否知否,宋朝小妾的生存境地实际情况其实很危险,她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压力,使得她们的生活真实而悲剧。
对于这些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小妾来说,唯有默默承受着社会的压力和不公平待遇,等待命运的低头。
【关键词】宋朝小妾、生存环境、竞争压力、权力控制、生存困境、社会地位、生存境地、遭遇、悲剧命运1. 引言1.1 宋朝小妾的地位宋朝小妾的地位在当时社会是非常低下的,她们通常是被富家人或官员作为陪嫁人妾的角色。
这些小妾们没有正式的身份,受到严格的权力控制和限制。
在宋朝的宫廷中,小妾们常常被当做工具和玩物,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可言。
她们的存在往往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欲望和需求,毫无独立自主的权利。
由于她们没有正统的地位,宋朝小妾经常面临着严重的歧视和排挤。
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较低微,往往受尽姨娘、岳母等长辈的欺凌和虐待。
在宫廷中,她们也没有任何发言权和权力,只能任人摆布和随时被抛弃。
宋朝小妾的地位是十分卑微的,生活在一个充满困境和压力的环境中。
她们无法享受到正统妻子的地位和权利,常常被迫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里,默默承受着命运的不公。
对于这些小妾来说,生存的道路是充满危险和艰难的,她们需要不断忍受着社会给予的压力和歧视,只能期盼着能够获得一丝权力和尊严,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1.2 宋朝小妾的生存状态宋朝小妾的生存状态在当时社会可以说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
宋朝时期,小妾的地位低下,常常受到男性主人和正室的压迫和欺凌,甚至经常面临着被抛弃或者遭受暴力的风险。
她们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于男性的供养和庇护,生活处境可谓是岌岌可危。
养家与守家:宋代商人妇的家庭生活及解读
田欣
【期刊名称】《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27)003
【摘要】宋代商人家庭中,商人妇对于家庭的维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不仅承担了养冢的重任,还是不可或缺的守家人.商人妇养家与守家的过程,一方面反映出宋代商人妇较强的养家与持家能力,同时也反映出其在家庭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总页数】3页(P47-49)
【作者】田欣
【作者单位】军械工程学院,基础部,河北石家庄,050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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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百姓的“出路”与“活路”作者:李晓来源:《月读》2014年第01期王朝兴亡,过客缤纷,而究其覆亡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亡于内乱,二是亡于外患。
所谓亡于内乱,就是王朝内部出了问题,要么是民众造反,要么是统治集团高层篡权。
所谓亡于外患,就是王朝被外部打击而颠覆。
自秦迄清,主要王朝之中,秦、西汉、东汉、隋、唐、元、明、清之覆灭,都是亡于内乱。
唯独宋朝,二度倾覆,皆缘外患——北宋亡于金朝之手,南宋亡于元朝铁骑。
宋朝立国的320年间,不是没有昏君奸臣,也不是没有民众造反。
然而,历代王朝,为何唯独宋朝没有亡于内乱?语其大者,盖在于宋朝比较好地为内部臣民解决好了两条“路”。
哪两条“路”?“出路”与“活路”是也。
王朝的属下臣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能力有追求的精英分子,再一类是养家糊口的普通百姓。
对于精英,应该给他们“出路”;对于百姓,应该给他们“活路”。
“出路”:精英分子的上升通道古代社会,以官为尊。
我国历史上,官员选拔办法,不外三种:基于血缘的宗法制、基于推荐的察举制、基于考试的科举制。
从公平竞争的角度看,科举制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科举制起源于隋,定型于唐,成熟于宋。
宋朝对科举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一是实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
每次科举考试,要经过乡试、省试、殿试三个步骤。
只有殿试合格,才算中进士,才有资格做官。
这个办法,形式上是把人才选拔的权力直接抓到了皇帝手上,深层次的作用是打破了私人利益集团的垄断。
二是取消“良贱”之别。
自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士、农谓之“良民”,工、商堕为“贱业”。
隋唐搞科举,工商子弟是靠边站的。
宋朝打破出身限制,不管父祖职业、家境穷富、年龄大小,只要没犯过罪,都可以报名应试。
三是“锁院”“糊名”“誊录”。
所谓“锁院”,就是任命考官后,要立即隔离,让人们无法找关系、走后门。
所谓“糊名”,就是把考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
所谓“誊录”,就是由专人把考生的答卷另外誊抄一份,考官只能评审誊抄稿,见不到原件。
宋朝的妇女地位与社会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时期。
它是一个持续时间较长且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逐渐有所提升的时期。
宋朝的妇女地位与社会角色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也面临着一些限制和挑战。
一、宋朝妇女的地位提升1. 教育机会增加:宋朝重视教育,不仅开设了一些女子学校,还鼓励女性接受教育。
一些家庭可以为女儿聘请私人教师,使她们能够接受文化的熏陶。
这种教育机会的增加有助于女性的知识储备和社会认同感的提升。
2. 经济独立性增强:宋朝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商业活动和手工业蓬勃发展。
许多女性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成为商人、作坊主甚至是店主。
这样的经济独立性使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
3. 社会地位的改善:妇女在宋朝社会中享有一定的地位,被认为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妇女的地位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婚姻制度的变化中,女性的个人意愿在婚姻中得以重视。
宋朝实行的是男女双方对等自愿的婚姻制度,这使得妇女更有话语权和选择权。
二、宋朝妇女的社会角色1. 家庭中的角色:宋朝的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们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和组织者。
由于发达的经济和商业活动,许多妇女经营家庭产业,同时也参与决策和管理。
她们在家庭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且能够影响家庭的方方面面。
2. 社会参与角色:妇女在宋朝的社会生活中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一些妇女参与到慈善事业、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为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有些女性成为佛教徒,参与到寺庙的修行和管理工作中。
在文化艺术中,妇女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华,如文学、绘画等领域有不少名女。
3. 社交角色:宋朝的妇女在社交活动中也能享受一定的权益和地位。
一些女子会所和茶馆成为妇女们交流和社交的场所,她们可以在这些场所中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彼此的生活和经验。
这些社交活动为妇女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使她们得以展现自己的魅力和才华。
宋代商人屡禁不止的“奢侈之风”[摘要]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宋朝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此之外,此时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转变,而其中商人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一股“奢侈之风”弥漫于商人的生活之中,从北宋到南宋从未间断的“禁奢令”来看,商人逾礼僭越的现象随处可见,而政府所制定的禁令亦无济于事。
那么在宋朝,为什么针对商人的“禁奢令”往往会成为一纸空文呢?[关键词]宋代;商人;奢侈之风一、物质生活的繁荣与个人财富的积累二、商人地位的提高自从管仲制定了“四民分业定居论”之后,正如宋人黄震在《黄氏日抄》中提到的:“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元不相干”,但是到了宋朝,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成为财富力量的代表者,司马迁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5)。
社会环境决定着社会意识,在宋代商业高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宋人冲破了“以农为本”传统观念的束缚,表现出对商业的高度认同,从而对商人的社会价值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明确的提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
尤其是宋朝官僚的普遍经商,更是直接反映了商人“同是一等齐民”,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重新定位。
因此在商人在财富力量崛起而地位得到重新定位的背景下,他们势必不甘默默遵循“贵贱有章,丰杀有度”的封建礼法规定。
三、对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仿效如上所述,商人在自身财富力量崛起的情况下,积极谋取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极力想要冲破封建等级制度的枷锁。
尽管在宋朝,士人经商的史料记载屡见不鲜,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此时“父商子仕”的现象成为一种社会趋势,这充分说明了因循至宋的古代官本位传统,使得宋人依然十分仰慕官僚阶层。
(当然,“父商子仕”也是商人家庭寻求保全家庭财富的一种途径。
)因此对官僚阶层生活方式的仿效,则是他们为自身赢得尊重而创造的最佳证据。
在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处境较为优越。
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宋朝统治者便知道利用富贵荣华来收买人心,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宋朝以后的统治者更是很好的继承了祖宗们的统治“智慧”。
从宋词看宋代妇女的命运作者:师步越来源:《文学教育》 2016年第3期师步越内容摘要:宋代是中国封建王朝中较为积贫积弱的朝代,“歌儿舞女以终千年”思想的盛行,朱熹理学作为官学的确立,军事外交的虚弱等等,都给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阶层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这些痛苦和灾难在宋词中便有如实的反映,其中有不少篇章描写了游子妇、征人妇、商人妇、弃妇、下层歌女、宫女、沦陷区妇女的血泪生活,这些怨如慕、泣如诉、凄婉感伤的词篇充分展示了赵宋一代妇女的不幸命运。
关键词:宋词女性血泪悲歌命运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词堪称一枝艳丽的奇葩。
这些以反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为内容的词篇,以其优美的词调,丰富细腻的情感和新奇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过后世不同时代读者的共鸣,流传不衰,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其中一些以女性为抒写对象的词作,以其香气之艳,闺情之深,词体之婉为人们所喜爱。
在这些词作中,抒写闺怨、游子妇、征人妇、商人妇、弃妇、歌妓、宫女、沦陷区被掳掠妇女血泪生活的比比皆是。
它们或由文人以女性为抒写对象妙手偶得,或由墨客代女性立言出手成章,甚或由一些知书能文的女性作者笔醮心血,墨合热泪,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抒写自己的血泪苦史。
在这些词作中,如果说男性作者多少是出于文人对女性的同情,带有居高临下或旁观指评姿态的话,那么女性作者的词作便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呐喊和愤怒的抗争。
宋代是程朱理学产生且影响较为深远的时代,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女性生活为抒写对象词作的繁荣,是其特定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反映着这一时代社会的全貌和特征。
本文试就宋词中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使人们对宋代妇女的悲惨命运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闺中少妇的饱经相思之苦两宋时男子或好冶游;或请托权门,走为幕僚,以求出身;或外出游学经商,以求名利;或外出做官,以求腾达;或因边事,应伍。
常一外出,经年不归。
这便是宋词中闺怨词特盛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与宋代妇女地位的低下直接相关。
知否知否,宋朝小妾的生存环境其实很险恶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繁荣的时代,但对于宋朝的小妾来说,她们的生存环境却是相当险恶的。
在宋朝,尽管小妾在家族中有一定的地位,但她们的生活却充满了困境和不安全。
宋朝小妾的身份地位非常低下,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和地位。
她们是男主人的财物,完全受其支配。
小妾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于男主人供给生活所需。
她们缺乏自由,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宋朝的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妇女被视为家庭的附属品。
小妾更是被视为低级女性,毫不受重视。
她们无法出席正式场合,参与重要的家族事务,甚至连嫁娶生子都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待遇。
在家族中,小妾几乎被忽视,不受尊重。
宋朝小妾的生活环境极其恶劣。
首先是居住条件,小妾通常被安排居住在家族中的次要宅邸或者附属建筑中,居住条件差,生活简陋。
其次是生活待遇,小妾所得并不丰厚,通常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长期以来贫困是她们的常态。
再次是性别暴力,小妾在家族中容易成为性虐待的对象,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
小妾在家族中的地位不稳定,经常受到排挤和嫉妒。
如果男主人有了合法的妻子或有嫡子,她们将会被打压甚至被迫退出家庭。
一旦男主人去世,小妾无法得到任何继承权益,被迫离开家庭,生活无着。
这种不稳定的地位使小妾们时刻感到不安和恐惧。
宋朝小妾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
她们没有自主权利和地位,生活条件差,承受着各种不公平待遇和虐待。
在这个时代,小妾的命运几乎完全被男主人决定,她们的生活是如此的脆弱和无助。
宋人云:“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是以夫之家为其家也,妇人谓嫁日归,是以得嫁为得所归也。
”婚姻的缔结意味着新的核心家庭的建立,夫妻双方要各自承担起家的责任,共同垒筑家庭生活的根基。
宋代女子出嫁后多从夫居,家庭生活占去了她们一生中多数的光阴。
综览学界已有成果,对宋代女性的研究已蔚然可观,但从家庭史的角度研究女眭的论著不多,对宋代商人妇的家庭生活进行研究的则更少。
妇女是家中的“半边天”,对家庭的维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么,宋代商人妇到底过着怎样的家庭生活?杨冠卿《商妇吟》云:“妾本良家子,嫁作商人妇。
荡子去不归,幽闺长独守。
”文人墨客不绝于笔的商妇怨远不是商人妇家庭生活的全部,本文拟在追溯历史的过程中探寻宋代商人妇较为真实的家庭生活。
宋代家庭的规模与唐代相比变化不大,通常是“三代五口”之家,但结构明显不同。
唐代家庭的三代以最年长的祖父母为核心,而宋代家庭的三代则以中间的壮年夫妇为核心,上养老人,下育子女,祖父母在此寄养而不是核心了。
丈夫外出经商,商人妇就成为维系家庭的重要一员,有时甚至是核心一员。
那么,商人妇能否守住这个家?这与她们面临的生活闲境及其艰难程度直接相关。
守家商人妇的困境之一是居家的孤独与寂寞。
“心苦泪更苦,洞烂闺中土。
”丈夫离家的13子里,商人妇往往顾影自怜、叹息自身命运愁苦。
年少无子的商人妇则更深一筹,因为丈夫外出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夫家人中最为亲近的人。
内心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是商妇哀怨产生的重要原因,而安全感与归属感的缺失又与她们的婚姻状态直接相关。
现实婚姻状态是商人妇守家之难的根源之一。
宋代守家高人妇口河北师范大学田欣的生活困境与摆脱商人尤其是行商的婚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从法律上讲是切切实实的夫妻,但从空间距离上看又往往是千里姻缘。
婚姻生活的形近而实远使得变数较一般家庭为多。
婚变是商人妇最担心的事。
宋人说:“大抵行旅远役而挟黄衙逞者,多招意外之祸,而江湖尤甚。
”南宋时有个叫曹一的人,见财起意,设计“和药于中”杀了路过的12个商人。
海商的生死更为难料。
海商王三的父亲曾到泉南辗转贸易,遇“风涛败舟,同载数十人俱溺”,只有王的父亲幸免于难。
如若自然与人为的风险交织在一起则在劫难逃。
建康巨商杨二郎,“数贩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资千万。
淳熙中,遇盗于鲸波中,一行尽遭害。
杨偶先坠水得免”。
丈夫的死就意味着婚姻生活的结束,但有时丈夫的音讯又不能及时传回家中。
这就使得婚姻一方的当事人已经死亡或无法回归故里,而另一方妻子依然在一无所知地空等。
生活困境之二是维持家庭生计之难。
守家商人妇不仅要经受精神上的别离之苦,同时还要面临诸多家庭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家庭生计能否维系,这既是丈夫离家后最担心的事情,也是商人妇家庭生活中最大的难关。
丈夫离家后,对于那些主要依靠丈夫经商所得而自身没有收入来源的商人妇而言,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
因为丈夫离家就意味着妻子在一个时段内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经济的困顿往往使她们的家庭生活举步维艰。
商人杨大同“为商往他州,顾恋娟女,不知还”,妻子至“贫困不能自存”,携女儿“赴井死”。
居家的寂寞孤独加之经济上的拮据,使得一些商人妇宁愿走出家门一0外出寻夫是商人妇摆脱家庭生活困境的一种选择。
邹曾九妻甘氏在家中近两年没有丈夫确切消息,就“不告其兄,潜窜而东,欲寻访存亡”。
金陵人陆道姑丈夫“出作商,累岁无音耗”,于是把孩子寄养在亲戚家,“布裳草履独往他邦访觅”。
甘氏外出不仅没有得到丈夫消息,反而沦为娼妓。
陆道姑路遇一僧强取钱物,“姑所赍才三千,畏其暴也,与之大半,度前程无以自给”,于是只能重返家中。
这说明商人妇独自外出寻夫,又缺少社会阅历,往往事与愿违,遭受挫折。
此外,商人妇外出,家中事务可能就无人照料,于是,有的商人妇就选择了依托娘家人。
通过姻亲扶助来维持生活是商人妇摆脱生活困境的另一种方式。
宋代“有女无子”又不准备立嗣的家庭,所招赘婿往往与岳父母生活在一起。
施革是赘婿,新婚不久就“出外作商”。
施革外出“经纪不遂”,妻子在家的生活主要依靠岳父母的接济。
商人邹亚刘也是这样。
在荆门长林县,邹亚刘做了蹇大的赘婿,“薄有赀业,且常为人佣,跋涉远道,在家之13少”。
招赘婿的家庭是一种非常态的家庭,但反映出的商人妇接受姻亲扶助的情况确实存在。
也有的商人把妻子留在了妻兄的家中,邹曾九对妻子甘氏就是这样。
如果既不主动寻求丈夫的接济,也不愿或无法得到姻亲的资助,有的商人妇就以另一种方式——私通来摆脱家中的经济困境与寻求情感的寄托。
这样的方式违背法理人情,甚至会破坏原有家庭,但确实有之。
“张年五十,而少妻不登其半,美而且荡,李健壮,每与私通。
”“河中市人刘庠,娶郑氏女,以色称。
庠不能治生,贫悴落魄,唯日从其侣饮酒。
郑饥寒寂寞,日夕咨怨。
”于是,刘庠出门远去。
期间,一少年五郎君恰好给颇有姿色的郑氏提供了物质生活上的帮助与情感的慰藉。
刘庠妻子的私通使得“金帛钱绮盈室”。
林语堂先生说,“女人在连续不断的家庭生活中,不单是个装饰品或玩具,也不单是一个妻,而实是这株家庭大树的一个关系生存和必须的分子”。
如若从家庭延续的角度来看,宋代守家的商人妇确实关乎“这株家庭大树”的生存与否。
宋代商人家庭尤其是行商家庭夫妇聚少离多的生活状态,使得家中商人妇的“守志”成为家庭成员十分关心的事。
商人妇守志不仅使得千里姻缘得以维系,更重要的是守住了一份家业。
商人在外奔波劳苦,最终也是为了妻子为之守候的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妇留守则家在,商人妇不安守“妇道”则家散,因而行商家庭中商人妇维持家庭稳定的责任更加突出,同时也忍受着更多的生活上的困苦。
夫妻天各一的家庭生活状态也54兰台世界2010.1月上中国古代科举筇I I度的兴衰口沈阳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谭丽梅提及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人们自然会想到其中被刻画得入木三分的“范进”这一代表}生人物形象。
而那极富戏剧性的情节安排,更给人们留下一个深刻思考的空间。
范进是一个科举考试的热衷者。
他考_『20余次,到54岁还是童生。
进考场时“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着一顶破毡帽”,“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
可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范进在考取了秀才并中了举人之后,脆弱的神经经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竟然发了疯,半天才清醒过来。
他的丈人胡屠户、乡绅张静斋及邻里对他的态度,也立刻从先前的鄙薄变为谄谀。
之前被胡屠户骂为“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范进,此刻在其丈人的眼里变得“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更成了“天上的星宿”。
“一向有失亲近”的张静斋也连忙送银子、赠房产。
只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r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好一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图。
更有甚者,范进的母亲为这瞬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惊讶、困惑、狂喜,以至于“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归天去了”。
是喜是悲,个中滋味,想必只有“范进们”晓知一二了。
造成这人问悲喜剧的根本原因,其实是把人弄得神魂颠倒的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是隋唐到清代的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
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曾经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有效机制的科举,滥觞于隋开皇七年(5871,那年诏令:“诸州岁贡,三人。
”此后历经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诸朝,科举制度不断演进。
科举考试废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I905),在此前1300多年间,科举是中国旧式教育的缩影。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颁布诏令:“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科试亦即停止。
”——这是中国科举考试的“休止符”。
于是,光绪三十年使得一般情况下商人妇在家中较少有其他可以借力之人。
于是,商人妇有限的养家能力使得她们不得不借助外援来维系家庭。
这种外援有时来自合法的家庭关系如姻(1904)的甲辰科会试实际上就成了最后一次科举大考了。
科举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
两汉时代经百余年的努力,完备了选拔人才的制度。
“察举”制度到汉武帝时才臻于完善。
这种察举制度在汉初曾取得一些成效,确实选拔了一些优秀人才,如晁错、董仲舒等。
但到后期,这种制度则流于形式,察举者行贿受贿,被选拔的人才有很多名不副实。
晋武帝时还保留着察举制度,但主要的选官制度已是“九品中正”制了。
三国时期士族制度就已经形成,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需要取得士族的支持,所以就必须对士族采取一些笼络的政策,这就是产生“九品中正”制的社会因素。
因为九品中的前三品亦即上三品,只限于士族,而寒门之士德才再高也不能升人上品;后六品亦即中下各三品,由寒门寻常子弟中选出,所以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说。
这种制度是按门第高低取士,是保证土族政治特权的产物。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统一了全国。
这时,士族失去了政治上的垄断地位。
庶族地主的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要求参政。
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皇帝便把选官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在这种形势下,“九品中正”制已不适合时代的要求,“科举制”便应运而生了。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科举考试的特点是专以考试来选拔人才,而不借助地方荐举,隋唐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社会选士制度上一大分界线。
科举制度从隋到清,经历1300余年,亲,有时来自非法与悖理的途径如私通情人,后者往往对既有的家庭内关系造成冲击甚至是破坏。
无论采取何种式的外援,都反映出守家商人妇独立维持家庭生计能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
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
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是帝王随己意而设的一个科目,为选拔特殊人才所用。
唐代最吸引人也最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
明经科就是考查熟悉经典的程度,全凭死记硬背;进士科注重诗赋。
有的人明经科没发挥好,但诗赋好也可录取。
这对于唐诗的兴盛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要想步人仕途,考中进士,必须熟谙诗赋格律,这不能不促进立志求功名的人去努力学习掌握它。
由于明经科较容易,进士科较难,习俗便重视进士而轻明经,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
唐代科举到中晚期后,便发生了请托、通关节、私荐、考前内定等弊病,再加之考试制度不完善,极易作弊。
晚唐的考试则更流于形式,并不能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人。
宋朝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对科举进行了改革。
在内容方面,宋朝的改革主要表现在王安石变法时所实行的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的政策,放宽了录取和任用的范围,大大地增加了录取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