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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功甫帖》————————————————————————————————作者：————————————————————————————————日期：真假《功甫帖》-历史论文真假《功甫帖》本刊记者｜吕晗子在2013 年9 月19 日纽约苏富比举办的“中国传统书画精品”拍卖会上，宋代大诗人苏轼的书法作品《功甫帖》成为最大的亮点。
这幅估价30 万美元的作品经过70 轮激烈竞价后，以822.9 万美元( 约5037 万元人民币) 被上海收藏家刘益谦拍得。
12 月21 日，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突然向刘益谦发难，称其用5000 万买了一幅赝品。
上博的三位研究员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联合发表声明，力证《功甫帖》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 －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作伪时间大概在道光四年至同治十年之间。
拍卖方苏富比反应迅速，次日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没有收到定为伪作的鉴定报告，并言之凿凿“苏富比一贯恪守艺术拍卖业界的最高德行标准，并保留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
苏富比作为全球知名的拍卖方曾承诺对拍品负责，如果有两个官方鉴定拍品为假，就可全款退货。
由于历史上苏富比也曾有过赔偿退款的先例，因此苏富比在业内一向是信誉权威。
苏富比相对强硬的回复让事件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12 月23 日，《功甫帖》备受压力的买家刘益谦通过“新浪收藏”发表声明，表示“感谢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的学术团队能够群策群力、集合老少研究员共同的学术力量，并且代表上海博物馆这样备受世人瞩目的博物馆的官方组织，如此关注一个私人收藏家的收藏行为。
不仅先在大众媒体发表粗放的研究结论，激发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并且还有详尽的学术文章有待公布，引起相关人士的无限期待。
”虽然语句温和，却绵里藏针。
一方面指责上博不应在得出专业结论前将消息抛给公众，另一方面也向对方施加压力，催促其尽快公布《功甫帖》的完整研究报告。
新年伊始，上海博物馆不甘示弱，将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三位研究馆员署名的两篇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研究文章刊登于《中国文物报· 收藏鉴赏周刊》。
两宋鉴藏印考两宋鉴藏印考兼驳《功甫帖》所铃“义阳世家”印宋代说李路平清初金石家、书画鉴赏家周亮工论及宋代印学尝言：“此道与声诗同，宋元无诗，至明而诗可继唐；唐宋元无印，至明而印章可继汉。
”清人陈克恕所著《篆刻箴度》亦延此说。
三百年后的傅抱石先生在《中国篆刻史述略》有“隋唐以后的朱文印，则面目全非，是以’诎曲盘回’为主，偏重正齐和对称的。
”三家论说举此而遗彼，几近偏废。
印学盛于秦汉，明清篆刻流派的发展更是对“印宗秦汉”观念性突破，但舍去宋印而割断历史，将无法诠释明清文人篆刻所依托的风格来源。
宋初开国后出于对唐末以来武夫横行这一积弊的痛切认识，倡导以德治国，文治天下。
两宋江山三百余年，于文艺类足可媲美盛唐，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
词更成了两宋标志性文学体裁。
文学成就最高的唐宋八大家，唐代只有韩柳，而宋占据六家。
两宋宫廷设立了完整周密的翰林图画院，书画艺术更是灿烂完备，而两宋印学置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岂有不兴之理。
宋徽宗、高宗偏爱书画，内府书画鉴藏印记更是蔚为大观。
皇帝迷恋书画更成了一种风尚导向，文人学者参与实践则是将印学向前推演的关捩使两宋成了印学史上无可替代的转折点，更影响了“元朱文”印风的形成，可谓柳暗花明。
一、两宋内府用印隋唐人鉴定书法时很少有铃盖鉴藏印的先例，只是在法书字迹上或副页上签署姓名，表示经其过眼鉴定过，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记载：“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
”“押署”，顾名思义即花押署款是也。
如王羲之《丧乱帖》右下旁徐僧权押署，王徽之《新月帖》后满鶱、姚怀珍押署，王羲之《二谢帖》“良不”与“再拜”之间姚怀珍“珍”字押署，特别《奉桔帖》押署有隋代的诸葛桢、柳顾言、智果以及宋代的欧阳修、韩琦等十多人。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押署无疑会污损古人法帖，但古代鉴藏制度尚未完善，检历代印记可知，直到北宋以后才逐渐以鉴藏印代替了押署。
我国最贵的十幅书法之二——王羲之草书《平安帖》（唐代双钩摹本）草书《平安帖》又名《告姜道帖》，为绢本，纵24.5厘米，横13.8厘米，共4行，41个字。
《平安帖》上并没有作者的名款，但历史上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王羲之所书。
延展开这幅草书帖，41个字的周围盖满了几十方收藏鉴赏印章，可见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屡次易主。
乾隆帝盛誉该帖“可亚时晴”，媲美“三希堂”瑰宝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民间流传王羲之高古摹本无出其右。
在中国书画界就有“无王论”的说法。
但在专家看来，王羲之摹本也属于大国宝级文物，且唐代精摹本历来被当作真迹看待。
该帖经乾隆二次题识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且历经多位收藏家收藏，流传有序，极其难得。
经考证，它在元代被鉴定大家柯九思收藏，在其左右及宋绫隔水的骑缝上盖有他多方收藏印。
此后这件作品入明初收藏家李锦之手，之后为文徵明所得，明嘉靖二十年文氏父子将其刻入《停云馆法帖》卷四，被认定为唐人所摹，后此帖归其长子文彭所有。
万历年间流入北京，被王世懋、孙鑛等发现。
明末藏于安徽歙县收藏家吴家凤处。
清初分别藏于曹溶、李宗孔及梁清标家，之后被收入内府……北宋时期记载内府所藏名家法帖的《宣和书谱》中，共记载了243件王羲之法书，其中就有草书《平安帖》。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金运昌表示，北宋潘师旦刻《绛帖》也收入了王羲之的《告姜道帖》。
此外，该帖还见刻于南宋《澄清堂帖》。
以上三种重要著录，表明早在宋代，《平安帖》就已经在公、私鉴藏家心中具有显赫的地位。
《宣和书谱》，其中对于《平安帖》的记载比较简单，只有目录。
他说，《宣和书谱》中记录的王羲之帖被分为行书和草书两类。
两类中都有叫《平安帖》的，现藏于台北故宫的《平安帖》为纸本行书，与此次拍卖的绢本草书《平安帖》内容完全不同，只不过“同名同姓”而已。
而在《绛帖》中，《告姜道帖》是9行，74字；此次现身的绢本草书《平安帖》保存了它的前4行计41个字，绢地极古，墨色浓黑。
盘点中华十大传世名帖-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中华十大传世名帖是中国书法艺术瑰宝的代表，记录了中国悠久历史中一些杰出的书法家的作品，无论是笔法、用纸、墨迹还是题字，都堪称经典之作。
这些名帖以其出色的艺术价值、独特的字体风格和传世收藏的价值，成为了世人所公认的艺术珍品。
这篇文章旨在盘点中华十大传世名帖，通过对每一张名帖的传世背景及其特点的介绍，展示中国书法的卓越成就和无穷魅力。
通过深入了解这些名帖，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千年前的文化遗产，更可以体验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本文中，我将依次介绍十张传世名帖，并探讨它们的背景故事、字体特点以及在书法史中的地位和贡献。
通过对这些名帖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书法家在不同时期所倡导的书法理念和技法，并从中感受到中国书法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韵味。
最后，本文将总结这些传世名帖的共同特点，探讨它们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意义和影响。
这些名帖不仅是书法艺术的典范，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学习和欣赏这些名帖，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在当代书法创作中汲取灵感，传承发展中华书法艺术的瑰宝。
1.2 文章结构一、文章结构本文按照以下结构组织内容：1. 引言部分：对中华十大传世名帖的重要性进行概述，并介绍本篇文章的目的。
2. 正文部分：依次介绍中华十大传世名帖。
每个名帖的介绍包括背景介绍和名帖特点。
2.1 传世名帖1：介绍该传世名帖的历史背景、作者以及创作背景。
接着，详细描述该名帖的特点、题词、书法风格等相关内容。
2.2 传世名帖2：介绍该传世名帖的历史背景、作者以及创作背景。
接着，详细描述该名帖的特点、题词、书法风格等相关内容。
2.3 传世名帖3：介绍该传世名帖的历史背景、作者以及创作背景。
接着，详细描述该名帖的特点、题词、书法风格等相关内容。
2.4 传世名帖4：介绍该传世名帖的历史背景、作者以及创作背景。
接着，详细描述该名帖的特点、题词、书法风格等相关内容。
上海市（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真题2015年（B类）及答案解析(1/5)选词填空根据题意，从所给的词语中选出最恰当的词语填入空格内，从而使句子的意思表达得最准确。
第1题为了自己想过的生活，勇于放弃一些东西。
这个世界没有公正之处，你也永远得不到两全之计。
若要自由，就得______安全；要闲散，就不能______别人评价中的成就；要愉悦，就别______身边人给予的态度；要前行，就得______你现在停留的地方。
A.放弃，获得，计较，牺牲B.放弃，计较，获得，离开C.牺牲，计较，获得，放弃D.牺牲，获得，计较，离开下一题(2/5)选词填空根据题意，从所给的词语中选出最恰当的词语填入空格内，从而使句子的意思表达得最准确。
第2题______建国以来城镇化发展的道路并非平坦顺畅，______我国城镇化的总体发展速度，明显快于欧美发达国家与众多发展中国家。
______，城镇化进程并不是越快越好，要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新增就业岗位、资源、生态环境保持协调、可持续的关系，不能依靠透支土地、透支资源、透支环境推进城镇化。
______一味地将长期累积的城镇化压力在短期内完全释放，______极有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
A.鉴于，可是，然而，如果，就B.虽然，然而，因而，如果，那么C.虽然，但，然而，倘若，则D.虽然，可是，所以，由于，就上一题下一题(3/5)选词填空根据题意，从所给的词语中选出最恰当的词语填入空格内，从而使句子的意思表达得最准确。
第3题过多信息摄入或过度信息______让我的人生不自由。
十五年来，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光阴都花在互联网上，花在许多与我的人生并无关系的______上。
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______地过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A.爆炸，名人轶事，美滋滋B.爆炸，奇闻异事，懒洋洋C.依赖，奇闻异事，懒洋洋D.依赖，名人轶事，美滋滋上一题下一题(4/5)选词填空根据题意，从所给的词语中选出最恰当的词语填入空格内，从而使句子的意思表达得最准确。
《功甫帖》《功甫帖》是苏轼写给其朋友郭功甫的告别手札。
2013年9月，收藏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8229000美元投得苏轼的《功甫帖》。
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透露，经考证后发现这件《功甫帖》拍品，钩摹自晚清鲍漱芳辑刻的《安素轩石刻》，是“双钩廓填”的伪本……近日，“开今·借古——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大展”展出，最受关注的《功甫帖》则以文献特展形式亮相。
对于收藏界，因其珍贵《功甫帖》遂有真伪之谜。
而对于扬州来说，无论怎样，《功甫帖》关联的却是一段段扬州的文化传奇与故事。
《功甫帖》经明代项元汴，后或经扬州张镠介绍为梁清标收藏，又转让给扬州盐商安歧，乾隆年间为曾任徽州知府、寓居扬州的江恂所得，江恂去世后为其子江德量继承，嘉庆元年（1796）前被寓居扬州的徽商鲍漱芳收藏，又被刻入《安素轩石刻》。
现有资料表明：《功甫帖》真迹从康熙初期至道光中期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与扬州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约一百年的时间此帖就保存在古城扬州。
《功甫帖》真假之辨是从鲍漱芳家藏之后变得扑朔迷离。
裱画师慧眼识宝收藏家购买宝藏《功甫帖》从诞生之日起至明代，未见载于典籍。
从现有文献记载中看：它于明代末期被鉴藏家项元汴(1525－1590)收藏。
后被明末清初扬州裱画师兼古董商张镠慧眼识宝。
张镠，字黄美。
吴其贞(1607－1677后)《书画记》云：“扬州有张黄美者，善于裱褙。
”吴其贞在康熙七年(1668)记载：“赵松雪《写生水草鸳鸯图》纸画一小幅……此图观于扬州张黄美(镠)裱室……时戊申季冬六日。
”张镠先为扬州通判王廷宾掌眼，“目力日隆”。
王廷宾，字师臣，三韩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臬司，降扬州通判，为人刚毅，富书画收藏，曾获藏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的一部分《剩山图》卷(现为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等。
张镠早前曾为王氏物色书画。
康熙初年，张镠“游艺都门”，为时任大司农的梁清标见爱，为他收藏书画把关并装潢，“便为佳士”。
汉晋时期文书书写材料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韩树峰中国古代用以书写文书的材料种类很多,包括动物、矿物和植物。
有的是自然产品,有的是人工制成。
有些是坚硬耐久的,如甲骨、金属、玉石等;有些是柔软易损的,如竹、木、帛、纸等。
其中前者主要应用于先秦时代,后者则主要行之于汉晋期间。
下面仅就汉晋期间文书书写材料的变化略加探讨。
秦汉时期文书书写材料主要为竹木制成的简牒。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秦代文书主要以竹简形式保留下来,其中最为典型的文书材料是1975年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竹简。
其中的秦律部分最具代表性,这些法律文书大致可分为四类:即公告性法律文书、律文性法律文书、解释性法律文书、案例性法律文书,①泛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对研究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汉代保存下来的文书载体,既有竹简,亦有木简、木牍。
竹是生长迅速的禾本科植物,常见于热带及亚热带。
按古籍所载,除长江以南外,中国古代的华北地区即今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省,也是竹子的重要产地。
所以竹简在中原地区也有大量发现,如山东临沂汉简。
当然,现今发现的竹简仍以南方为主,如上述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竹简多达一千多枚,江陵一带屡次发掘的汉墓中也有大量竹简。
由此可知南方当时用竹作书写材料的普遍性。
至于西北地区出土的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多由杨木和柳木制成。
杨和柳多产于中国北部,其中某些种类,更是沙漠中绿洲的产物。
在西北地区,竹简甚为少见,因竹主要产于中原。
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木简、木牍,多是白杨木;前中央研究院发现的,有松、柳、杨及柽柳。
②这些木类,皆以色白、质轻以及易于吸纳墨汁为其特色;更因在当地出产,自然便于采用为书写材料。
因此,迄今所见,西北文书大多以木料书写。
汉简保存的文书内容远比秦简广泛,包括诏书、法律文书、病书、府书、应书、爰书、报书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文书上呈下达的路径来说,即有向皇帝、中央政府机构及上级长官呈递的上行文书,也有以皇帝名义下达给大臣以及中央政府某个机构发布的下行文书,还有郡与郡、县与县之间互相往来的平行文书。
《功甫贴》曾入藏上博：徐邦达论述或存隐情《功甫贴》曾入藏上博:徐邦达论述或存隐情邮件群发有关媒体1月6日报道:“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
”，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或许没有想到，其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02期的这段描述，成为了这两天网上最大的热点之一，因为这句话对于目前正处于漩涡中的《功甫帖》真伪之争来说，或许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图片说明:徐邦达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中的文章图片说明: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一书中对于《功甫贴》的记述在1992年02期的《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徐邦达先生撰写了“苏轼《宣德郎刘锡勅草》一页”一文，其中提到“宋神宗朝以来，台阁诸学士、舍人，颇多学苏体，凡流传制草，略似东坡书的，后世便附会以为东坡手迹。
曾见赐《宣德郎刘锡勒草》一通，在《苏米翰札》合册中，见之《书画鉴影》卷一O，闻今已分拆。
其中苏书《功甫帖》、米带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
” 作为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堪称为古代书画鉴定的“泰斗”。
其在生前在鉴定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或许当属他识别出真伪《富春山居图》。
对于《功甫帖》，其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一书中曾有专门的记载，并认为“虽有九字，极为神采”。
同时，在《故宫博物院院刊》的文章中，也称“真迹无疑”。
这也应该算是徐老对于《功甫贴》的一个判断。
但是仔细阅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闻今已分拆”的论述，从白话文去解释，就是“现在听说它们已经分拆开来”，这与目前《功甫贴》单独拍卖的事实也是吻合的，但正是这个“闻”字，读者是不是也应该对于后面的“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这句话有所疑问呢,从推理的角度来说，虽然拆开本身都是听说的，那之后入藏的信息也应该是听说的，毕竟如果在入藏之后还看过《功甫贴》的话，那么徐邦达先生应该不会用“闻今已分拆”的词语。
《功甫贴》真伪之争到了今天，很多事情可能是当事者最初都没有想到的。
毕竟二十年前的一篇文章，而且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作为一份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其是全国文物考古类中文核心期刊，上面刊登的文章，特别是像徐邦达先生这样大家的文章，其意义肯定远远大于一般的新闻，这里对于《功甫帖》的考证，对于判断其真伪也是具有意义的。
苏富比关于苏轼《功甫帖》的研究报告纽约蘇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摘要：蘇富比专家团队经过再次论证，并听取了包括中国大陆文博前辈在内的国际及国内专家和业内人士的专业意见，坚持认为2013年9月在纽约蘇富比成功拍卖的苏轼《功甫帖》，是一件流传有绪，历经清初安岐《墨缘汇观》等历代专著著录，包括近现代鉴定大家张葱玉、徐邦达先生鉴定并肯定为苏轼真迹的墨迹本。
不同意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先生所指认的该作品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
同时，不同意钟、凌二位先生所指认的上博现藏苏轼《刘锡勅帖》也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 本的观点。
我们支持徐邦达先生所做的苏轼《刘锡勅帖》系明人伪笔的鉴定结论。
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刊登文章，称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先生指认2013年9月纽约蘇富比拍出的苏轼《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
《中国文物报》2014年第一期又刊登了上述三位研究员先生署名的两篇文章，正式指认上述苏轼《功甫帖》是“双钩廓填”本。
蘇富比专家团队经过再次专业论证，就三位先生的文章做出如下回应。
纽约蘇富比拍卖公司在2013年9月19日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拍卖中，成功拍卖第565号拍品——苏轼《功甫帖》。
整幅作品为立轴，包括四个部份(图一)：1. 苏轼《功甫帖》，上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钤鉴藏印九处：有四方不可全辨半印，有清代安岐、江德量、张镠、翁方纲以及近代许汉卿的鉴藏印；2. 同轴另纸装裱翁方纲小楷题跋和题诗，钤明代项元汴常见鉴藏印三方；3. 同轴另纸装裱翁方纲《功甫帖》双钩填墨摹本；4. 同轴另纸装裱许汉卿题跋。
我们认为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是一件经清代安岐《墨缘汇观》、李佐贤《书画鉴影》、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近现代张珩《张葱玉日记?诗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等中国书画权威著作著录，被张葱玉先生和徐邦达先生一致肯定为北宋苏轼墨迹原作的书法作品。
三位先生指认该苏轼《功甫帖》墨迹本(下称“墨迹本”)是“双钩廓填”的伪本，钩摹自清代《安素轩石刻》；指认墨迹本上除许汉卿藏印外，其余鉴藏印皆为清中期以后伪印，理由是所有鉴藏印印色相同；指认墨迹本是从拓本翻刻而来，证据是墨迹本上“世家”半印作为骑缝章与芯纸边缘却尚有距离；指认翁方纲题跋与题诗是伪作，理由是翁方纲书法结构不稳，“翁方纲”、“宝苏室”二印有疑问，且翁氏题跋与翁氏《复初斋文集》所载跋文内容有出入。
《功甫帖》真伪之辩作者：王悦阳来源：《财富堂》2014年第02期东坡法帖，是真是假？国宝回归，名不副实？短短数月，沧海桑田，才以五千万高价『国宝』身份回归祖国的苏东坡《功甫帖》，旋即引来强烈质疑。
一方面是上海博物馆的三位资深专家，一方面是声名赫赫的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夹在中间的则是近年来收藏界的大红人，孰是孰非，令人咋舌。
个中玄机，扑朔迷离。
纽约当地时间2013年9月19日，正值中国的中秋之夜，在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精品”拍卖会上，著名中国收藏家刘益谦通过与五位拍卖会电话委托方竞拍者的激烈角逐，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最终拍得苏轼的《功甫帖》，领衔“中国古代书画精品”拍卖会，并计划将该作品亮相于上海龙美术馆浦西馆的开馆展览。
随后，经过多方努力，《功甫帖》以艺术品保税的方式回归，此举也被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是促进艺术品回流国内的有效方式之一。
没想到“国宝”甫抵上海，2013年12月21日，一则“苏轼《功甫帖》被上博称为伪本”的新闻使这幅价值连城的古代艺术品再度成为焦点。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通过一系列考证，在2014年元旦后发表论证文章，共同指认该作品系伪作，并非东坡真迹。
千求万证大胆决拍作为一名资深的收藏家，刘益谦曾说过：“参与艺术品投资，在外界看来是门槛比较高，需要很深的专业知识。
但我没有专业知识，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障碍，我的优势是有钱，所以我要发挥我的优势。
”纵观龙美术馆的收藏品，从宋徽宗《写生珍禽册》到南宋诸家、元四家、明四家、清四家……美术史上的经典，几乎应有尽有。
而当代艺术藏品，也可谓全面之极，几乎全面涵盖了市场一线的当代艺术家代表作，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而今面对藏品《功甫帖》被质疑，刘益谦先是表示了自己的惊诧：“我此前没听说有一个人对这个有不同意见，至于今天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文章，我也搞不清楚。
新闻出现之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因此这个事情在背后有什么蹊跷我也搞不清楚。
上博《功甫帖》研究报告：从法帖中双钩2014年01月01日15:17 新民晚报上博《功甫帖》研究报告：单国霖《形体极相似气韵却不畅——苏富比拍品《功甫帖》辨析》“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钟银兰凌利中“双钩廓填”之法，一般而言，系覆透明薄纸于书画原作之上，先以墨线勾描轮廓，再以纸绢于稿本上钩摹，墨线勾好后，再染墨敷色。
以书法为例，具体而言，即以细线双钩轮廓于纸绢上，可深可淡，再填墨；或用影摹手法，将双钩稿本垫于纸绢之下，在纸绢上或摹写、或钩摹结合。
上述手法，均以原作双钩轮廓为依据，故称“双钩廓填”，作品谓“摹本”或“钩摹本”等。
“摹本”最初主要用于复制古代名家原作，旨在保护原迹，以及易于传播流行、临摹学习等功用。
此法盛于唐宋，并以精妙著称于史。
如宋濂(1310－1381)称：“摹书至难，必钩勒而后填墨，最鲜得形神两全者，必唐人妙笔，始为无愧如此。
”(题虞世南《摹兰亭序卷》，故宫博物院藏)王穉登(1535－1613)亦曰：“宋人双钩最精，出米南宫(米芾)所临，往往乱真。
”(题《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由于文物散佚的原因，古代法书名画尤其是唐以前墨迹，原作大都无存，故即便为唐宋摹本，往往可视为重要文物，甚至是国宝，如著名的唐摹王氏一门《万岁通天帖》(辽宁省博物馆)、唐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故宫藏)、唐摹王羲之《上虞帖》(上海博物馆藏)等。
其中被视为国宝的唐宋摹本，一般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摹自真迹原作，二是善书名家亲为。
如陈方所言：“钩填摹揭之法，盛宋时，惟米南宫、薛绍彭能之。
盖深得笔意者，然后可以造化，否则用墨不精，如小儿学描朱耳。
”(题陆继善《行书唐摹兰亭序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及沈荃(1624－1684)“加以善书之家，钩填精妙，几欲乱真”(同上)、董其昌(1555－1636)“下真一等”(题《万岁通天帖》)等精辟之论。
明清以降，“双钩廓填”更被作为坊间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对此，嘉庆间萧山文人王端履于其《重论文斋笔录》中曾就晚清钩摹作伪现象一针见血地予以揭橥：“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
”“从法帖中双钩”，实属与上析唐宋依据原作钩填之性质同中有异的另类手法。
兹以上海博物馆所藏苏轼《刘锡敕》伪本、以及今年于纽约所见的《功甫帖》墨迹为个中实例典型试作剖析。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两帖钩摹本制作的具体时间，目前可能存在不同看法，笔者的深入研究也在持续进行，本文拟将其中一种看法的阶段性成果发表如下，以祈教于方家。
《功甫帖》墨迹本与《安素轩石刻》对《刘锡敕》伪本之研究，十分有助于对《功甫帖》墨迹的鉴别，二者且可相佐互证。
这两件百余年前就在一起、民国时又同为许汉卿旧藏的墨迹，其钩摹性质竟如出一辙。
《功甫帖》墨迹，纸本，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
原与《刘锡敕》伪本以及米芾真迹合册，亦属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苏米翰札合册》之一，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包括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各札，亦为许汉卿同时购得。
许汉卿旧藏《功甫帖》墨迹现改为轴，据本轴许氏自跋，知应为其于1954年重裱所为。
重装时，其情形与手法犹如《刘锡敕》伪本，许氏也另行增添了其从英和后裔处所获的翁方纲《钩摹功甫帖》油笺本，以及款署“翁方纲”题跋，连同许氏本人题署，共计四页，合裱成一轴。
图1《景苏园帖》中《功甫帖》拓本(翻刻自《安素轩石刻》(左)、《安素轩石刻》中《功甫帖》拓本(中)、《功甫帖》墨迹本(右)(图中所标黑线表示原纸右边缘)本版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一)《功甫帖》墨迹本钩摹自《安素轩石刻》苏轼《功甫帖》被模勒上石，最早见于徽籍儒商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上海博物馆藏)。
该石刻共计十七卷，系鲍氏自嘉庆元年(1796)从其家藏古代法书原迹中，辑选唐宋明五十件，自嘉庆四年(1799)至道光四年(1824)，分别由扬州篆刻家党锡龄、鲍氏二子治亭、约亭陆续精心钩摹上石。
鲍氏家藏，多有名迹，如唐人《郁单越经》、李邕《出师表》、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苏轼《楷书祭黄幾道文卷》以及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苏轼《行书春中帖》(亦名《与德孺运使书》)等名品赫然在列。
而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著录、后为许汉卿如获至宝的米芾《道祖帖》、《章侯帖》两件名品均来自于鲍氏“安素轩”旧藏，且二帖皆经鲍氏辑选刻入《安素轩石刻》。
需指出的是，鲍氏所藏，其间亦不免掺入少量赝品，评者如石韫玉(1756－1837)、张伯英皆有专门指出，如“盖嗜古而疏于赏鉴者”。
然而，对鲍氏“唐帖临本及前人石刻本不复捃入，重墨宝也”之精神，以及帖中所收大量名品真迹之事实，则无不给予充分肯定，如“悉依墨迹，不参以石，其他所刻犹多，则不列入此编。
鲍氏徽之盐商，寄居扬州，刻石均在维扬，洪杨劫后，石遂散佚，今全帙罕有矣”(张伯英语)。
此帖之价值，可见一斑。
光绪十八年(1892)，成都杨寿昌出资，星悟杨守敬(1839－1915)辑选古代法帖，刘宝臣手摹上石刻成《景苏园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其中苏轼《功甫帖》系从《安素轩石刻》中翻刻而来【图①】。
《安素轩石刻》(上海博物馆藏)共收苏轼书作六件，其中有两件张伯英指出为伪，其余《功甫帖》《楷书祭黄幾道文卷》《与德孺运使书》及《与质翁朝散书》等四件皆真，历来不持异议。
这四件原作墨迹中，除《功甫帖》不见传世外，另三件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处。
图2《道祖帖》墨迹(左)、《安素轩石刻》拓本(右)如前所述，古代摹本之佳者，皆“几欲乱真”。
然而，钩摹者即便为“深得笔意”之名家如虞世南(558－638)、冯承素、米芾等，钩摹再精，亦只能“下真一等”。
诚如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题苏轼《新岁展庆帖卷》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钩廓填。
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益不免墨猪之论。
”换言之，凡摹本，其丰韵神采与母本相较总是见拙，尤其是在古代技术条件下。
石刻拓本与墨迹母本之间的关系亦然【图②】。
以此检视《功甫帖》墨迹与《安素轩石刻》中所收《功甫帖》拓本，其间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即现在这件《功甫帖》墨迹(以下简称“墨迹本”)不是鲍氏据以模勒上石的家藏原作，而是钩摹自《安素轩石刻》之“拓本”(纵32厘米，横8.5厘米，以下简称“拓本”)。
现举证简析如下：■“墨迹本”所呈现的书艺与苏书公认的传世墨迹差距甚远人们对于苏书的完整认识，是建立在传世可信的墨迹和早期刻帖善本基础上的。
所见“墨迹本”失缺了苏书稳健浑厚特质，尤其是出现了种种非自然书写的特征，与苏氏书艺差距甚远。
苏书的风格特征无论书法界还是书法艺术界，都是具有共识的，在这一层面上的对话，目前所讨论的“墨迹本”与传世苏氏墨迹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质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可以作出的判断，在此已毋庸赘述。
为了比较简明地揭示问题，同时也是本文论题的旨归，因此，我们直接将“墨迹本”与笔者认定的母本作一些具体对比。
■“拓本”之书艺远胜于“墨迹本”，更接近苏字书法特征“拓本”较好地体现了苏字逆入平出、无往不收、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因此线条更显饱满圆厚、蕴藉丰腴，且起收、使转、起伏等运笔过程交待更为明晰，其于颜书取法的习性亦一脉相承。
如“奉议”中“奉”字捺笔的一波三折，“甫”字、“奉别”中“奉”字的悬针，“议”字竖勾，“功”字弯勾等。
试看“墨迹本”，如两“奉”字共计十横的起止，“谨”字言旁、“轼”字勾挑、“议”字长撇等，“甫”字左竖等，显得单薄枯梗，用笔以偏锋为主，失却苏书凝重饱满、沉着稳健特质，运笔的起止及提按使转处，多含糊不清、交待不明，反映出摹写者不知所措的作伪心态。
“墨迹”本所显示的用笔风格属性，亦远不及后世承学苏氏家法的名家如欧阳玄(1283－1357)、牟应龙(1247－1324)、吴宽(1436－1504)等，其实这已颇可说明问题。
■“墨迹本”出现了石刻“拓本”特有的形态因“墨迹本”显示出缺乏自然书写的种种特征，故墨韵神采、节奏韵律等皆黯然失色。
撇开“墨迹本”中如“苏”、“别”等字外轮廓有明显廓填痕迹外，“拓本”中非人工自然书写而莫名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以及石刻中不甚自然的牵丝、飞白、散毫、枯笔等运笔与笔触，出现在“墨迹本”中。
其蛛丝马迹甚多，兹举如下：(1)“墨迹本”中缺乏浑然天成的牵丝来源于“拓本”比如“拓本”中“苏”字中“鱼”撇与横撇间的牵丝，刻石者还是注意到了原迹中用笔的丰富变化保存了笔断意连之书写形势；而“墨迹本”中，状若枯枝，且行笔多处缺失承转呼应，尤其是不见用笔动作的左撇，显得单薄而孤立。
另如“议”、“奉”、“甫”、“别”等字的牵丝，虽有一些粗细的变化，但其形态呈显了石刻味，透露了从法帖中摹写的特性。
(2)“墨迹本”中的莫名笔触来自石刻“拓本”“拓本”中的石斑、石花、石裂——原本属石刻自身局限与特点的细节，反而在“墨迹本”中出现，如“议”字右撇长出的圆角、勾底的小裂口，以及“轼”字的勾、“奉别”之“奉”字长撇起笔处的形态失常等。
甚至加以夸张，越描越乱，出现了正常书写一笔难以完成的线条状态，充分暴露了作伪者摹写的作坊行家特点。
(3)“墨迹本”中的不明墨斑源于“拓本”“拓本”中“谨”字最后两横间的不明棱凹，“墨迹本”则处理成上下相连的墨斑，当为填墨者不明就里的结果，造成了两横间行笔的失去书写理路，线条枯梗僵直，缺乏骨肉停匀的质感与丰富而劲健的形态。
由此可以看出摹写者的书法技巧，远不及刻帖者。
图3《景苏园帖》拓本(上右二)、《安素轩石刻》拓本(上右一)、《功甫帖》墨迹本(下右二)、《安素轩石刻》拓本与“墨迹本”叠影(下右一)■“墨迹本”中“苏”字末笔收尾透露了钩摹者对刻石特有手法的不解书家在自然书写过程中，由于笔之新旧、大小、笔毫软硬，用笔的轻重、缓急、起伏以及墨量等因素的瞬息变化，在纸绢上往往出现诸如飞白、枯笔、锋毫聚散等丰富的笔情墨趣、节奏韵律。
这对以刀代笔、把石当纸的刻工而言，恰恰是最大的难点，这也是衡量刻工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
事实上，也是需要重点指出的，“拓本”中有一处十分明显的散毫处，即“苏”字末笔收尾【图③】，应该视为体现了母本墨迹的原貌的。
具有丰富娴熟经验的刻工，往往有意识地虚化笔画轮廓，以避免过于分明，通过控制下刀的力度、速度，以及刀线的疏密、虚实、粗细、轻重等变化，力图接近原迹的笔墨形态。
即使是一些较好的翻刻者，对于同行的这一手法，往往也是心领神会，比如翻刻自《安素轩石刻》的《景苏园帖》，体现了尽量忠实于墨迹原作的刻帖准则。
而“墨迹本”中则依廓填死，这一方面佐证了非据墨迹原作钩摹的性质，也泄露了作伪者于刻石特征的理解肤浅。
另外，“拓本”中“别”字右侧立刀，右上轮廓边缘显得不太分明，状若飞白、枯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