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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变迁，尤其是政治生态充满弹性变化的今天，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日益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
这需要我们对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思辨，以自己的智识、勇气和情怀“给养”这一深具历史意蕴的话题。
本专题四篇文章聚焦中国国家治理诸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真切而有深度的思考。
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专题讨论）内容提要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
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审视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与作用。
任剑涛通过《国家的均衡治理：超越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反省了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所导致的国家治理失衡及顾此失彼的连锁反应，并提出了审慎思考。
席伟健的《“建制议程”与请愿权：信访制度宪法化及其链接》试图从国家治理的实用角度刷新信访制度与宪法秩序的关联，并探索将其导入宪法之请愿权的可能。
刘正强的《人民调解：国家治理语境下的政治重构》基于对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及中共传统执政理念的政治分析，倡导增进人民调解政治凝聚、道德净化、社会动员的功能，从而使其成为疏通国家政治与民间生活的优质执政和治理资源。
关键词 整体性视角 均衡治理 超大型项目 建制议程 人民调解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10-0005-28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周雪光“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庞大精细的官僚运作机制，也伴随着周期性的组织失败和运行困境。
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全能国家结构，既有卡理斯玛常规化的内核，亦有运动式治理的持续冲动。
今天，中国政治结构一方面不断注入现代价值理念，尤其是技术化的治理愈益凸显；另一方面，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紧张不断衍生出国家治理的复杂生态。
读《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除了梵蒂冈等几个袖珍国家外，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着众多的地方政府。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与行政，就必须弄清楚它地方政府的情况，因为在一个国家内，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生活更息息相关，一些具体的政治与行政事务更多地发生在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里。
地方政府对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有效行政及经济社会发展史至关重要的，然而，在我们通常的理论研究和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却经常忽视地方政府的因素，很容易地把地方政府的管理等同于中央政府的管理，试图用一般性的原则去解释地方公共管理的事务，尤其在我国这一问题更为明显，当然，这样一种倾向也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迫切等待我们的是对地方管理乃至地方治理的独立研究，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地方或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全国社会治理的向前推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上掀起了一阵对传统公共管理范式进行改革的浪潮，这些改革立足于对传统范式中官僚制度的猛烈批判，认为等级制和官僚制严重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及治理理论都是这些改革理论中的代表，它们认识到政府规模过于庞大、政府行为过于僵化、没有效率等等，现在看来，这些对传统组织及管理范式的批判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也仅仅是立足于政府及组织的职能范围内部的批判，都忽视了当代复杂社会背景中管理已超越了组织内部这一事实。
在今天复杂的网络时代中，如何处理政府于政府之间，政府于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如何利用政府于其他组织之间的协作或合作①共同进行公共管理，实现地方治理目标的达成，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
现在笔者手中的这本《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的新战略》便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最新贡献，本书的两位作者通过对美国237个城市及其官员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详细地论证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中大量存在着协作性的公共管理活动，这些活动对政府治理辖区的作用与影响大大超过了等级制组织内的管理活动。
探讨国企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措施1. 前言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改革是持久的动力。
我国国企改革已有三十年历史，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国企改革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以管理原则、管理组织和管理方式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以抓大放小为主要思路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以及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要形式的非公有制企业发展。
国企改革在较为明确的改革思路下实现了巨大的改革成就，主要体现在：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建立，国有经济结构日趋合理，国有企业效益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快速发展。
一方面，国企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改革中浅层次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另一方面，一些实质问题依然存在，这影响了国有企业自身素质及国民经济的整体提高。
因此，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国企改革的历史现状及方向，才能深层次挖掘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以及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本文就国企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2. 国企改革中面临的问题2.1 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国有企业在公司制改造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产生一个有效的经营管理层的问题。
在现代公司制度下，公司经营者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制定公司决策和公司政策；二是公司经理层，负责公司日常事务。
事实上，许多公司董事会直接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经理人员主要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委派或指定。
由此产生的董事和经理人员与股东会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丧失，不称职的经营者不能及时罢免，优秀的经营者不能走上经营岗位，公司治理结构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2.2 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结构是指各种股权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的比例数量及其相互关系。
目前，我国虽然有一部分国企经过了产权制度改革，实行了股份制和股票上市，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国有独资和国家控股的企业还占很大比重。
深圳社区管理体制现状、问题及治理模式探讨深圳社区管理体制现状、问题及治理模式探讨张则武深圳在城市化进程中，对行政管理体制和基层公共治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笔者作为基层社区管理的一名工作者，试图从深圳社区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对当前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探讨。
一、深圳社区治理的沿革和现状随着改革和农村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入，深圳基层治理经历了几个阶段不同模式的探索：2002年以前，基层治理的模式主要是传统的村委会、居委会村（居）民自治并存的模式。
2002年起，在居委会内部试行“议行分设”体制，并对全市社区规模进行了调整。
2004年开始，实行“撤镇设街”、“村改居”，全面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工作。
2005年以后，在全市推行“居站分设”体制，并逐步实行“一站多居”。
到目前，深圳共有社区工作站630个，社区居委会854个。
结合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目前深圳逐步形成了行政与自治、政府与民间多种形式互相补充的多元治理结构。
主要表现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党群共建模式日益发挥作用；政府职能通过社区工作站向社区延伸；基层民主在“居站分设”下回归了居民自治的功能；社会保障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各种机构向居民提供服务；业主自治在业主大会、业委会中得以体现；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进一步规范。
从社区类型来看，目前深圳社区主要有六种类型：一是花园式社区，即以商住房、政策性住房为主的社区。
此类社区配套完善，住宅相对集中和独立，人员流动少，管理规范，城市社区氛围浓厚。
二是商业型社区，即社区内商业街、店铺为主的商贸区，此类社区商业气氛浓厚，人来人往。
三是“村改居”社区，即以原村委管辖的范围或自然村落形成的住宅小区，此类社区原居民与外来人员混居，大部分为出租屋，配套先天不足，环境较差，地下加工厂和治安、安全隐患较多。
四是“非村改居”城中村社区，此类社区主要是地下开发商开发的私人住宅楼形成的住宅小区，环境同“村改居”社区，但管理上会有不同，社区内违法建筑多。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结构性风险及其治理路径分析【摘要】地方政府性债务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本文首先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现状，揭示了其规模不断增长、结构日益复杂的特点。
接着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其源头和风险点。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治理路径，包括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机制、加强预算管理和规范债务行为等。
文章还探讨了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具体措施和提升地方政府财务管理水平的方法。
文章总结了根本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途径，展望了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未来。
通过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全面分析和探讨，有望为解决地方政府财务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地方政府性债务、结构性风险、风险治理、财务管理、控制措施、未来展望1. 引言1.1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结构性风险及其治理路径分析地方政府性债务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随着各级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不断增加，造成了一定的结构性风险。
如何有效治理地方政府性债务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分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现状，探讨存在的结构性风险，并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现状分析是了解问题的前提。
结构性风险分析将有助于找出问题的根源。
接着，探讨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路径，将为有效控制和降低风险提供思路。
进一步，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措施是具体操作层面的实施方案。
提升地方政府财务管理水平是长期治理的关键。
通过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可以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参考和建议，为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2. 正文2.1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现状分析地方政府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从各种渠道借贷而形成的债务。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急剧增加，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不断扩大。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累计债务余额已经达到了数十万亿元。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重点及改革建议温来成贺志强（中央财经大学，北京102206）内容提要：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总体安全可控，地方债风险主要来自隐性债务，这已在社会各界达成共识。
为了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转化为全国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甚至债务危机、社会危机，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广义隐性债务角度出发，首先分析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和治理的阻力，并通过现状和存在主要问题的梳理认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国有事业单位2015年以前形成的历史债务、养老金缺口债务应是现阶段治理的重点。
最后，本文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五个政策选择，即积极推进风险识别统计制度、动态监测评估制度、隔离制度、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投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
关键词：隐性债务治理重点制度改革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1)03-0010-07〔收稿日期〕2021-03-23〔作者简介〕温来成，中财-中证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政投融资、城市公共财政管理；贺志强，财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
近年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总体安全可控，风险主要来自隐性债务。
由于诸多原因，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还在继续蔓延，债务风险治理的形势依然严峻。
基于此背景，本文从广义隐性债务出发（有别于当前按照政策文件精神定义的隐性债务），就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重点及改革建议这一问题，展开专门探讨。
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理论认识的分歧与治理的阻力（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认识和理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内涵，既是研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重要前提，也是精准测度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基础，以及治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关键。
在国际上，世界银行专家汉娜认为，政府隐性债务是政府基于维护社会稳定、公平等道义上的责任，负有一定救助义务的债务。
地方政府行为对企业发展的思考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
而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发展是首要目标。
政府在企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怎样建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对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我们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为了在深层次的分析和挖掘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效能最大化，也就是政府如何为企业发展创造环境，企业如何创造更大价值回馈社会。
当前各地都在强调更快更好发展经济，从操作的层面来讲，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通过转变职能，理顺政企关系；推进依法行政，建立健全社会法治；完善监管规则,强化执行机制；完善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等手段，大力提升行政服务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实现经济腾飞。
一、地方政府与企业发展的关系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它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能否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完善,经济能否实现健康持续发展等。
因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透明高效的政企关系,是我国必须重视和尽快解决的重大课题。
政府与企业关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实行政企分开。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府权力的影响无孔不入，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府与社会关系开始进行根本性的重组。
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
政府逐渐建立起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将社会纳入到政府的权力体系之下，政府的权力空前扩张，社会权力萎缩。
在建国初期，这一权力格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巩固了新政权，也很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改革开放不仅仅给中国带来了持续30年的繁荣，也给中国带来了深层次的变革，它从根本上改革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从本质上变革了中国社会的权力格局。
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逐渐从国家主义模式中走了出来，政府开始还权于社会，政府的权力渐渐从部分社会领域退出，而社会的力量开始积聚与壮大起来。
参与式治理及地方政府治理的优化刘桂花［摘要］参与式治理是实现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促进政府转型的动力。
通过参与式治理，可以在全社会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行政的最终目标—善治。
［关键词］参与式治理；治理优化；政府转型［中图分类号］D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14）02－114－05〔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四川不同类型区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政府信任和公众参与研究》（项目编号：XJQ012）。
［收稿日期］2013－12－10［作者简介］刘桂花，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府信任，公民参与。
四川成都610031从上世纪80年代始，各国开始了参与式治理的实践。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巴西的参与式预算，美国的邻里治理，印度的村镇自治，中国的村民选举和村民议事制度，南非的工人合作治理和孟加拉的公共服务提供的改革等。
这些参与式治理改善了当地的治理状况，给当地的公共治理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同时，这些成功的参与式治理带来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引起了全球性的参与式治理实践。
那么，“参与式治理”的具体模式是什么？参与式治理如何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治理优化？这些都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文将就参与式治理模式的国内外实践做一梳理，挖掘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优化的关系，探讨我国参与式治理的困境及实现良性参与式治理的途径。
一、参与式治理的理论演变20世纪80年代至今，政府行政改革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治理善治理论。
三个理论都对公民参与治理公共事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只不过在不同的公共行政理论中，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同而已。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肇始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时期，参与式治理受到充分重视则始于新公共服务理论时期，而在治理善治理论时期，参与式治理得到了全面应用，下面将就这几个理论中蕴含的参与式治理的演变历程作一简单梳理。
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及其治理文章作者：宫希魁文章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11.4日期：2011-6-7浏览次数：［摘要］近年来，地方政府出现的一系列偏离正确方向的施政行为，都与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有关。
地方政府为逐利而拼命追求规模扩张，象公司追求利润那样追求财政收入增长，以公司管理方式来进行社会管理，以企业竞争方式处理地区关系问题。
其不良后果是影响民生福祉提升，引发市场秩序混乱，使政府公信力下降，阻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过度市场化、行政性垄断、不合理的分税体制、片面的绩效考核标准都起了催生婆的作用。
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必须从顶层设计开始，实现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一系列观念和体制创新。
［关键词］地方政府；公司化；政府转型；治理如果给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下一个定义，大致可以表述为：地方政府在自己所辖的行政区域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对各种行政资源的控制和支配为资本，以商业行为和超经济强制为背景的市场交易为经营手段，以获取民众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为用工和人事管理策略，以伪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经营城市”为理念，以官员老板化为从政之道，围绕着“政绩”和升迁而形成的一整套类似于公司制的官场规则体系，或可称为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
近年来，地方政府出现的一系列偏离正确方向的施政行为，都与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有关。
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列车误入了企业的轨道，模拟企业方式行使政府职能，其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多种紊乱和不满。
对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和整顿，使其回归正确轨道。
一、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表现形式1、政府为逐利而拼命追求规模扩张作为公司制企业，赚钱或实现利润最大化，无疑是其核心目标，公司的一切努力都必须围绕这个目标而展开。
政府却不能这样，它必须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职能，本应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营造者和守护神。
但是，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却不是这样，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在市场上不停拼杀的“大公司”，不遗余力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 GDP成为“公司”的营业额，财政收入成为“公司”的利润。
为了做大GDP这个营业额，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1]从来没有停止过。
除了1960、1990、1997、2008年底到2009年初几个短暂时期之外，多数情况下需要防止的是“经济过热”中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和政府换届之后，几乎都引发一次强劲的经济扩张。
这种扩张不是自然经济周期的体现，而是各级政府靠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
2009年在反危机、“保增长”的背景下，中央下达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随后地方政府就跟进了几十万亿的盘子仅湖北一省就达12万亿之多。
在“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弯道超车”、“逆势而上”、“转危为机”等口号下，又引发了一场争速度、上项目、铺摊子、盲目扩张的老毛病，开工了一批明显缺乏科学论证的项目，被关闭的“五小”企业有些又死灰复燃，使此前“转方式”、“调结构”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得而复失。
一年后当危机缓解，反过味来，才又重新向“转方式”、“调结构”的正确方向回归，并且把政策级别上升到“主线”、“主攻方向”的更高层次上。
为什么搞科学发展难，搞盲目扩张却这样轻车熟路，就是因为我们的地方政府在体制深处存在一种内在的“扩张冲动”。
就象一个野心勃勃的公司一样，为了把自己做大，通过上市、兼并重组、投资新项目设立子公司等，不断进行数量和外延扩张。
地方政府主导的数量扩张，在招商引资、城市改造、圈占土地强拆强建、过度融资、滥设开发区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扩张欲表现为“好大狂”。
什么都追求“大”。
有不少城市领导者好大喜功，对“大”字近乎于崇拜并充满了激情。
全国有180多个城市声称要建“国际大都市”。
据说如果不追求一个“大”字，城市就没有规模，就没有人气，市场容量和GDP都受到限制，在竞争中就要落伍，云云。
于是，在这样的城市里，一时间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大”字风。
盖个楼，修条路，引进个项目，办个学习班，等等，都要与这个“大”字联系在一起。
如果一个干部，在公开场合不能一连气说上几个“大”字，似乎就有思想“保守”，不“与时俱进”之嫌。
“大”成了城市最时髦的用语，“大项目”、“大广场”、“大马路”、“大学城”、“大剧院”、“栽大树”、“大思路”、“大手笔”等等，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
岂不知大有大的难处。
在“大”的好处没看到多少时，由于“大”而引起的各种问题，即人们常说的“大城市病”却接踵而至。
2、象公司追求利润那样追求财政收入增长地方政府既然成了一个“大公司”，追求规模扩张只是其中间目标，进一步的目标是要实现“利润”这个“利润”就是财政收入。
从近年来财政收入飙升的情况来看，足见其动力实足之势。
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37636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多，比上年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增收额超过199年全年税收收入总额。
［2］２００７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５．１万亿元，税收收入完成4944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4％。
[3]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6.13万亿元，同比增长19.5%。
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7%。
（见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上半年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涨幅又超过20%。
我国税收连年高速增长，反映了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的成就。
但是，凡事有利亦有弊，在税收高增长的背后，企业负担重，个体业户开办成本居高不下，数量急剧减少也是不争的事实。
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年均增长9.3%，90年代为10.1%。
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80年代为7.5%，90年代降为5.2%。
( 汪同三，2004 )２０００年后这一趋势并未好转，且有恶化的兆头．从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在逐年下降，１９９１年为１５．３％１９９６年为１３％，２０００年下降到１２％，２００５年下降到１１％。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职工数指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约１．１亿，尚不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等［4］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家税收增长的速度大大快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
所以出现这种“国富民穷”的情况，与地方政府公司化带来的逐利化倾向有很大关系。
在目前的税务工作指导理念上，形成了一种偏好，就是追求税收总量最大化。
似乎每年税收增长速度越快，税收总量越大，政府的工作成绩就越大，财政状况就越好，反映出来的经济形势也就越乐观。
其实，这种认识是很狭隘也是很片面的。
税收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用品的前提条件。
因此，税负总体水平和征税合理区间的确定，必须用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这个标准来衡量。
征税不足政府职能不能有效发挥，有害于社会整体利益。
征过头税，使纳税人不堪重负，失去活力，同样不可取应审时度势，依据不同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采取弹性的适度征税政策。
税收总量可以有增有减，结构性的有增有减就更应该灵活把握了。
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有些企业和社会群体的税负已经不轻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继续采取税收总量最大化方针，只能进一步扼杀社会发展的活力造成更严重的社会不和谐。
3、以公司管理方式来进行社会管理政府公司化倾向还表现在其管理方式的扭曲上。
城市公用设施，其性质是公共用品，而非私人用品。
建造这类设施的出发点应该是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而非商业性盈利目的。
因此，由政府出资建设这类设施和补贴其日常运营，是早有定论的事。
即使部分地引进市场机制，也只能是政府严格监管下的模拟市场运营和与主体分割开来限定范围的市场化运作。
这种市场化运作只能作为实现公用设施社会职能的补充手段加以运用，而非主要途径和根本出路。
然而，目前国内有些城市由于制定了大而无当的城市发展规划和改造计划，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用于城市公用设施建设，于是便打起了民资的主意。
他们打着市场化经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旗号，把拟建的公用设施项目向社会招商，“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有偿出让公园、动物园公交线路、公路、停车场经营权；把城市土地、道路、桥梁、污水处理、供水、供气、供暖、环卫、公交出租客运、公园、广场、消防等有形资产和依附于其上的名称、形象等无形资产统统纳入产业化经营的范围。
总之，要通过上述种种办法广开财源，为大规模的城建筹集资金。
严格禁止民资进入公用设施投资领域，显然是一种僵化的不恰当的做法。
但是，民资进入公共领域有一个前提条件绝不能放弃，这就是保证公共用品的性质和社会职能不被改变。
如果把公共用品演化成为私人盈利目的服务的物品，那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犯。
不能因为有什么人愿意出几个钱缓解了政府当前的燃眉之急或迎合了政府为追求“政绩”而确定的扩张偏好，就轻易转让这种社会公益权。
私人资本的天性是盈利，不赚钱的买卖它是不会干的。
私人资本不会因为进入了公共领域而改变自己的这一本性。
要盈利，就要计算投入产出，就要收费，就不会免费让人们尽情使用，就注定要限制公众对原本是公共用品的使用和消费的自由。
路，你不能随便走了，要走你先交钱；公园，你不能随便进了，要进你先交钱；公交车，你当然可以坐，但票价要上调；煤气，你可以用，但你总不能让我亏损吧。
这些由私人投资建造的公用设施，必然通过收费或提高收费标准来收回投资成本，最终达到盈利的目的，由此导致地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加大，居民消费价格上扬，投资和商业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不良反映。
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津津乐道，声称“不花政府一分钱”搞成了多少个大项目，岂不知这些费用都通过价格渠道，层层转嫁到了企业、居民户的头上。
本来应该由政府出钱办的事情，政府却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一句托词推向了社会，但它的税收和收费不但不减，还变着法地增加，这不是典型的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吗？2010年初，由赢利性公司投资和管理的沈阳森林动物园由于经营不善，资金困难，仅用鸡架低标准喂养，至使11只老虎短期内相继死去。
为了收拾残局，沈阳市政府紧急拨出专款700万用于老虎等动物救治和恢复动物园正常管护。
从这一事件中，应当吸取什么教训，不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吗？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说了算。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地方党政机构中，折射出领导干部“老板化”倾向非常严重。
书记成了“董事长”，市长成了“总经理”。
在系统内部，有不少部门的下属已经很习惯把上级主管称为“老板”。
自上而下，只能服从，民主协商已成鲜见之物。
对下，命令之风盛行，动不动就口出狂言，“你到底能不能干，不能干就换人”，成为一些官员的口头禅。
对涉及地区发展规划等重大决策问题，有些地方领导人靠拍脑门定盘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