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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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价值意蕴、现实挑战及实践路径目录一、内容综述 (2)(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3)(二)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4)(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5)二、新就业群体的特征及其融入基层治理的价值意蕴 (7)(一)新就业群体的特征分析 (8)(二)融入基层治理的价值理念 (9)(三)价值意蕴的实现机制 (11)三、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现实挑战 (12)(一)社会认知与认同的困境 (13)(二)制度设计与执行的偏差 (15)(三)资源整合与能力提升的难题 (15)(四)沟通互动与协同参与的障碍 (16)四、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 (17)(一)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持 (19)(二)完善制度规范与流程优化 (20)(三)提升个体素质与能力水平 (21)(四)搭建平台载体促进互动融合 (23)(五)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 (24)五、案例分析——以某地实践为例 (26)(一)背景介绍与主要做法 (27)(二)成效评估与经验总结 (28)(三)存在问题与改进对策 (29)六、结论与展望 (30)(一)主要研究发现与结论归纳 (31)(二)未来展望与政策建议 (32)(三)研究不足与展望空间 (33)一、内容综述随着新时代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新就业群体逐渐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这一群体不仅具有独特的职业特征,更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期待与诉求。
探索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价值意蕴、现实挑战及实践路径,对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价值意蕴在于实现社会共治与和谐稳定。
新就业群体作为新兴社会力量,其快速融入基层治理体系,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丰富社会治理主体,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新就业群体的参与也有助于缓解基层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在实践中,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由于新就业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何准确识别其需求和利益诉求成为一个难题。
论新时期我国弱势群体的保护措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就是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在新时期,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弱势群体,这些措施包括:一、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我国政府制定和完善了许多法律法规,在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例如,我国实施了《儿童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法律,并针对各个特定群体的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使得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落实。
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重要措施之一。
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包括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
此外,还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征收全国统一的个人缴费标准,联网直接结算等,提高了覆盖面。
三、加大扶贫力度减贫扶贫是保护弱势群体的重要措施之一。
新时期,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实行精准扶贫,通过推进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措施,使得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四、积极推动就业就业是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益之一的重要方式。
我国政府对推动就业高度重视,实施创业补贴,鼓励创业创新,鼓励企业吸纳困难群体就业、加强培训、实施稳就业,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
五、加强教育改革教育是改变个人命运,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教育改革,加强义务教育基础,加大助学金支持力度,优化中高等教育管理,普及职业教育,建立起学生资助体系和教育保障制度,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促进了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总之,新时期我国弱势群体的保护措施得到了有效的加强,包括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扶贫力度、积极推动就业、加强教育改革等。
城市更新中如何平衡发展与居民利益诉求在当今社会,城市更新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
城市更新不仅仅是对老旧建筑的拆除和重建,更是对城市功能的优化、空间的合理利用以及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平衡城市的发展需求与居民的利益诉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城市发展是推动城市更新的重要动力。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城市需要不断拓展新的空间,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
新的商业区、科技园区的建设可以吸引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的繁荣。
交通设施的改善能够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减少拥堵。
公共服务设施的升级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医疗和文化资源,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
但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居民的利益诉求也不容忽视。
居民是城市的主体,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工作,对城市有着深厚的情感和依赖。
城市更新可能会导致居民被迫搬迁,失去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交网络。
对于一些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来说,适应新的环境可能会带来诸多困难。
此外,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会给居民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和生活上的不便。
为了在城市更新中平衡发展与居民利益诉求,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的沟通机制。
政府和开发商应该积极倾听居民的声音,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意见。
在规划阶段,就应该充分考虑居民的利益,让居民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合理的规划是关键。
在制定城市更新规划时,要综合考虑城市的发展目标和居民的生活需求。
比如,在规划新的商业区时,可以预留一定比例的公共空间,用于建设公园、广场等休闲设施,为居民提供活动场所。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既要注重建筑外观的翻新,也要关注内部设施的改善,如加装电梯、改善排水系统等,提高居民的居住舒适度。
拆迁补偿和安置政策的公平合理也是至关重要的。
政府和开发商应该制定明确的补偿标准,确保居民能够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
在安置方面,要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如货币补偿、回迁安置、异地安置等,满足不同居民的需求。
社会福利与税收政策近年来,社会福利和税收政策一直是社会热议的话题。
社会福利旨在改善社会经济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而税收政策则是财政部门调控经济、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社会福利与税收政策息息相关,相互影响,二者的关系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社会福利与税收政策的关系在于共同营造一个平等、包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社会福利的提供需要财政投入,而这部分财政投入往往依靠税收收入实现。
税收政策的科学合理设计可以保证社会福利的可持续发展。
高收入群体缴纳相对较高的税款,可以有效地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从而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
同时,税收政策还可以通过减免税收等措施,鼓励企业投资、创业,促进经济发展,为社会福利提供更广范围的支持。
其次,税收政策的合理调整也能促进社会福利的提升。
不同的税收政策会对不同层次的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
降低一些社会福利领域的税收负担,例如医疗保健、教育等,可以激发民众的消费意愿,提高生活质量。
通过针对性的税收政策调整,可以鼓励企业增加对员工的福利投入,如提供更好的健康保险、养老金等,从而提高员工的生活品质和社会福利水平。
此外,社会福利与税收政策还需要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等多个因素。
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的国家,应该加大对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支持,同时进行税收政策的相应调整。
相反,年轻人口较多的地方,则可以更加关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进行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福利的需求。
然而,社会福利与税收政策的协调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一方面,税收政策的合理性和执行力度需要不断提升。
在现实中,存在偷税漏税等问题,这导致税收收入不足以满足社会福利的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福利的提供也需要避免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投入,要加强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
这需要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以及社会组织和企业的积极参与。
我国当前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背景介绍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就业形势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促进就业,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我国当前就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就业压力加大1.大学生就业困难: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不断提高,大学生规模逐年增加,导致竞争激烈。
同时,部分高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使得大学生很难找到合适工作。
2.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由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仍然较大,在城市中找到适合农村劳动力的岗位是一个挑战。
3.老年人再就业困难:据统计,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延迟退休或再次参与工作。
然而,他们却面临更严峻的就业困境。
三、职业结构升级1.传统产业矛盾突出:我国目前仍以传统产业为主导,如制造业和建筑业。
这些行业存在人力资源浪费和就业岗位稳定性低的问题。
2.新兴产业发展不平衡:尽管信息技术、互联网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但在部分地区和群体中,对这些领域的需求与现有人才供应之间存在失衡。
四、劳动力市场问题1.用工成本上升:随着社会成本的增加,如劳动力成本、社会保障等费用增加,企业开展招聘活动所需投入也逐渐增加。
2.农民工权益保障不足:虽然农民工承担着重要劳动力资源转移的角色,但他们仍面临许多问题,如低收入、薪资欠缺等。
五、政策对策1.优化教育体系:改革教育评价机制,引导学生选择合适的专业,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高校专业设置。
同时加强技能培训,在提高求职者综合素质的同时,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
2.加大产业升级力度:加大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采纳新技术、新工艺,提高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同时,积极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人才、吸引资金。
3.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
同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和吸纳程度。
4.完善劳动法律制度:加强对企业用工成本的监管并减轻其负担,确保正常用工权益。
新时期弱势群体经济法保护探析摘要:任何一种法律制度均是以诉诸公平,保护弱者为己任的,经济法也不例外。
本文从新时期弱势群体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对其实施经济法保护的重要性及科学理念,并就如何保护展开了深层次讨论,对健全经济法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有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经济法;弱势群体;保护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06-0226-01一、何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由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对该类群体范畴的界定学术界论点不一,经过了长时间的探讨目前已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即弱势群体主要指由一些缺乏相应政治、经济与社会机遇而导致的在社会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一类人群。
也就是说弱势群体紧靠自身能力很难达到社会认可的基本生活标准,因此他们必须受到社会、国家等力量的支持与帮助。
纵观弱势群体的存在发展状况其包含三类特征,即生活基本状况无法满足社会认可标准;由于缺乏自然、社会及人力资本或一些均等机遇,弱势群体社会地位仅依靠自身努力很难有所改变;他们的生存、发展状况仅能通过国家、社会的宏观倾向与特有支持、扶植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改变。
二、对弱势群体实施经济法律保护的科学理念法律制度的科学建立需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因此在探讨如何对弱势群体实施法律保护时我们也应将公众意识引入其中,令其成为凸显法律保护价值性的基础与前提。
我们首先应在观念上合理转变,变歧视弱势群体为关怀、善待弱势群体;由随机性救助变为有效建立固定的生存保障机制;由单一的自我救助转向社会连带责任的全员性保护;由单一输入式救助向输入与创造双重并进的发展。
对弱势群体实施保护既可借助市场力量、又可借助政府力量,然而无论何种力量均需要法治、法律的科学保障。
这是由法制法规固有的整体公平理念、实质公平理念及社会发展理念决定的。
法律最基本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公平,而弱势群体则往往由社会权利不公平分配、结构不合理等缺陷导致。
内容提要: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变化,平均每年8%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但必须承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失业率上升等诸多问题,这已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障碍。
失业人员的增加,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困人口的激增及对社会公平的思考。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在城镇,由于失业,大部分人陷入绝对贫困,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个新的阶层:城市新弱势群体。
一、城市新弱势群体的现状与一般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不同,城市新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职业技能差、文化水平低,虽然都在积极寻找工作,但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就业也基本属于临时就业或弹性就业,就业质量低下,享受不到各种保险和有关福利待遇的人员。
下岗失业人员与进城务工的农民是城市新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者。
在数量上,他们已经超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在生活水平上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低点。
如表1、表2所示。
就业环境不利于城市新弱势群体就业。
近两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明显供大于求的局面,就业弹性逐年下降。
不但城市新弱势群体需要工作岗位,每年的大中专毕业生也面临就业难的局面。
经济模式的转变是引起失业严重的主要原因。
在经济模式走向集约化发展道路的情况下,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拉动60万~70万个就业岗位。
而过去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拉动就业可以达到200多万人。
加入WTO后我国企业面临着结构性冲击,受影响的行业、企业必将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结构性失业人员的增加不可避免,进一步加大了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状态。
城市新弱势群体自身素质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城市新弱势群体的显著特点是职业技能差、文化水平低,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下岗失业人员大专及以上的占到下岗失业人员总数的约7.9%,中专及高中的占到38.4%,初中及以下的占到53.7%;农民工情况更差,大专以上的只占到0.4%,中专及高中的占到11.3%,初中及以下的占到88.4%.这种情况使他们在就业方面往往面临着种种劳动力市场障碍,如受歧视、缺乏接受培训的机会、自身不能适应经济的迅猛变革,以及伴随贫困而来的各种不利因素,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就业。
二、税收政策与城市新弱势群体就业关系与一般性失业不同,城市新弱势群体失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解决该问题,不能单靠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
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起着二次分配的重要作用,很多政策与企业、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通过积极发挥其杠杆作用,并与其他政策手段相配合,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城市新弱势群体就业。
现代失业理论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失业原因进行了解释:最低工资限制、工会集体谈判、效率工资理论、隐含契约理论等,在解决该问题上,认为可以通过降低税收负担,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刺激厂商增加就业。
(注:Pierre M.Picard和Eric Toulemonde(2003)指出,失业许多年以来一直是欧洲的主要问题。
高劳动成本经常被认为对这种状况负有责任。
因而许多政府被迫通过重塑税制结构或减税以降低劳动力成本。
Lutz Altenburg和Martin Straub(2002)也指出,在欧洲一个普通流行的观念是高税收负担是高失业的主要原因,降低税收负担将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并刺激厂商增加劳动力需求。
)而我国城市新弱势群体就业困难、失业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体制转轨所必须付出的一种成本体现以及隐蔽性失业(注:隐蔽性失业是指劳动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时的就业。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隐蔽性失业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都存在,但以农村部门最为普遍。
结构学派和新古典派在这里存在着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区分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和劳动时间的边际生产率。
隐蔽性失业是否存在,主要取决于工作日长度是否能够改变。
由此可见,如果工作日长度可以改变,以前需要N个工人所干工作,现在只需要M个工人M<N),只要这M个工人增加有效工作时间,这与我国企业情况很类似,所以应该认为我国以前企业中存在着大量的隐蔽性失业。
)的释放。
如胡鞍钢(2004)认为,在转轨中期(1992至今)国有集体企业等传统部门被摧毁的岗位远远大于新兴行业及私营个体经济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造成严重的工人下岗失业问题。
尤其是1996年后,由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双因素驱动的格局变为非正规就业单因素驱动,正规就业出现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抵消了非正规就业所带来的增幅,导致总体就业增长能力下降,甚至变为负增长。
熊志军(2004)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长期实行的是低收入高就业政策,减少了社会就业的压力,但实际上是将显形失业隐性化,把社会失业人口转到了企业,造成国有企业富余人员过多,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以及对外开放的深化,国有企业赖以生存的软预算约束(财政和信贷)不复存在,不进行减人增效国有企业就不能进入市场,就没有竞争力。
同时,在改革以前,城市化是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制度安排为基础的。
市场化改革后,劳动力流动及劳动力供求的市场机制力量不断增大,阻挡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隔离墙被打破,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加入城市工业化劳动力中。
也就是说,在国有部门和乡村存在着大量的隐蔽性失业,而现在所要解决的正是这部分隐蔽性失业释放后所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
税收政策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要想解决城市新弱势群体就业问题,必须引起内生变量如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以及企业雇佣弱势群体的积极性等增长,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另外,税收政策的实施必须和其他政策相配合,尤其是财政政策,如果财政连基本的公共服务都不能保证,怎么可能满足城市新弱势群体这一特定类型人员的基本需求呢。
Erkki Koskela和Ronnie Schob(1999)提出了一项很有新意的解决失业的税改方案,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为我所用。
他们认为,通过对污染产品征税所获得的额外收入可以被用于替代劳动税收,因而获得双重收益,一方面改进了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减轻了失业。
按照我国现有已经出台的与城市新弱势群体就业相关的优惠政策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10项:税收减免政策、小额贷款政策、社保补贴政策、就业援助政策、主辅分离政策、就业服务政策、财政投入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企业裁员政策、社区平台政策。
笔者根据政策效用发挥阶段不同,将其归纳为三类,即事前、事中、事后政策,事前主要针对企业的政策,包括税收减免政策、主辅分离政策、财政投入政策和企业裁员政策;事中主要针对个人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的政策,包括税收减免政策、小额贷款政策、社保补贴政策、就业援助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社区平台政策;事后主要针对实现就业后后续稳固政策,包括税收减免政策和就业服务政策。
可以看出,税收政策在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政府解决城市新弱势群体就业的主要优惠措施之一。
在国外,为解决就业问题,税收优惠政策也是重要手段。
(注:李勇和林勇(2003)在介绍西方发达国家解决困难群体就业经验时指出,在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税收减免是促进困难群体就业的一项重要措施,尤其是针对劳动密集型、吸纳劳动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
如德国政府规定,小企业的最高免税额可达到32500马克。
)所以,针对城市新弱势群体实施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是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措施之一。
三、促进城市新弱势群体就业税收政策的着眼点为支持城市新弱势群体就业,我国政府积极采取各种应对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98年至2004年6年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达2800多万人,其中1890多万人从第二产业转到第三产业,(注:信长星《中国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问题的基本政策》,中国就业论坛2004.)实现了再就业。
2004年第一季度,全国共有110万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但是,从这些政策中很难找到针对农民工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下岗失业人员的优惠、再就业培训、优惠对象和范围等方面也存在一定不足,亟需改进。
具体建议如下:(一)增大对教育培训的支持由于城市新弱势群体自身的特殊性,如职业技能单一、文化教育水平低,尤其是下岗职工以前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里从业,(注: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1990年的一项统计,国有企业下岗的652万人中,年龄在35岁以上的占到了总数的64%,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到了53.7%,男性占到了55.4%,在下岗前从事的行业统计发现,工匠和其他相关行业工人占20.8%,工厂和机器操作与组装工人占到了33%.)再就业过程往往是职业类型的转变,从资本密集型行业向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变,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所以再就业过程一般要经过一定的岗前培训过程。
很多地区实行就业训练中心计划,通过就业训练以达到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的目的。
2002年全国就业训练中心经费来源总计为7.59亿元,其中通过财政补助经费1.86亿元,两者缺口相差5.72亿元,需要通过其他方式予以筹集。
而且从地区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经费远远大于下岗较为集中的中、西部地区,如广东2002年就业训练中心经费合计1.36亿元,财政补助6056万元,占经费来源的44.53%;辽宁仅407万元,财政补助70万元,占经费来源的17.12%.在上述情况下,探索新的培训模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如上海市政府实行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计划,形成“政府政策引导,社会各方参与,培训瞄准需求”的体系。
上海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用人单位定向委托培训机构的培训项目,这类培训项目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职业介绍机构确认后,纳入政府培训经费补贴范围;二是职业介绍机构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确定的培训项目,这类项目通过就业培训网络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后,确定中标培训机构,由其实施培训,培训结束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其培训合格率和就业率予以不同的培训经费补贴。
这种有针对性的办法,可以有效地将搜寻工作的城市新弱势群体和企业的空缺匹配起来,提高培训效果,节省经费开支。
从税收政策角度讲,为促进城市新弱势群体就业,通过给予像上述这种新型培训机构一定的税收支持,鼓励其发展,可以有效带动培训机构发展以及就业培训的社会化、专业化和企业化进程,从而提高新弱势群体的职业技能,这应作为税收政策的着眼点之一。
(二)加大对企业的支持1.促进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兴办经济实体。
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兴办经济实体可以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通过重组改制,有利于发挥国有企业潜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利于国有大企业内部的产权制度改革,有利于国有企业的结构优化,有利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更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解决下岗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