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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朝立法指导思想的转变一、从法家思想到道家思想从秦二世的残暴统治到秦朝的灭亡，引发的秦末农民起义，再到刘邦、项羽之间的争霸，到最后刘邦登上权力的巅峰，几十年的锋争和战乱使刚建立的西汉王朝贫困交加，刘邦为收拾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就得寻求合理的治国之道，为了生存和发展，道家的“黄老学说”的统治理念就成了刘邦治理国家不二的选择，也正因如此，西汉的政权才开始逐步稳固，也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局面“文景之治”。
黄老之术最初是作为战国诸子中的一个学派而存在的。
到了汉初，由于它切合汉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统治者当作治国理政之术加以鼓吹和推行。
历史使刘邦成为运用黄老之术以治国的第一人。
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成功地运用黄老之术，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又以柔制刚，以守为攻，次第消灭了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异姓王势力，并分封子弟，以扩大和巩固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
他又利用和亲政策，减轻了匈奴对汉朝边防的压力；在经济上则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
刘邦推行的黄老之术为其继任者所发扬光大，从实际效果看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
黄老之术刘邦老子画像黄帝画像黄老学说是先秦道家的一个流派,尊黄帝为祖,奉老子为宗,故称黄老。
汉初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思想为主,辅之以法家思想。
黄老思想的特点是“无为而治”,“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无成势,无常行,故能究万物之情”。
无为而治是指在国家大政方针上要因循旧制,不要大兴大革,要体恤民生,劝课农桑,发展社会生产力,要重德轻刑,德刑并用。
具体反映在立法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
在黄老思想指导下,为使百姓休养生息,汉初立法以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为宗旨。
让士兵复员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免除徭役,对有功者赏以田宅,对因战乱而逃亡的人不予追究。
此外,还减轻赋税,规定田租十五而税一。
汉文帝继续“劝课农桑、减省租赋”,汉景帝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进一步减轻人民负担。
学年论文题目：浅谈汉代立法的儒家化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专业：历史学毕业年限：2015学生姓名：赵旭学号：201151020280指导教师：李迎春浅谈汉代立法的儒家化摘要：汉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和主流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由“独尊儒术”开始，随着引经决狱进程的推进，法律儒家化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
汉代的立法儒家化可以说是汉朝繁荣昌盛的必备条件。
本文从汉代立法儒家化的背景出发，具体研究了汉代立法儒家化的具体表现及其特点，并对汉代立法儒家化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汉代，认识汉代的立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汉代；立法的儒家化；表现；影响一、引言我国坚持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的治国方针。
这里的德就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法律与儒家思想早已水乳交融的现象可见一斑。
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端于汉初。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汉朝。
秦末以严刑酷法行其暴政，以苛捐杂税刮尽民财，最终促成秦朝的垮台，刘邦建国后，面对国民凋敝的景象，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顺应人心，重德轻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得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但随着时间推移也显现出不少弊端，导致逃避赋税，地方割据一方，匈奴紧逼。
窦太后死后，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学说，儒学大师董仲舒上奏汉武帝“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被采纳，但此时其地位只是形式上的，直至汉元帝，儒学才获得了实质上独尊的地位，而“罢黜百家”的过程也最终完成了。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基础，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历朝统治者都是礼法并用，只是礼法何重何轻根据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有所不同，可“三纲五常之道”成为行为规范的核心是一直不变的，“引礼入律”直至清律都未有改变，如“亲亲得相首匿”等。
汉初治国思想转变下的纳孝入法初探作者：李韶珂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10期摘要汉朝初期，统治者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力主恢复生产、经济，巩固政权。
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日渐强盛，至武帝时期达到极盛。
此时，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等儒生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作为历代皇朝的的正统思想一直影响至今。
而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孝”思想更是被统治者极力推崇，将其从道德层面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以孝治天下”。
而为了维护这种国策的推行，汉朝统治者逐渐制定完善了一系列针对不孝的惩罚措施，在推动了汉代“孝”文化的传播，也对现代老人赡养方面的法律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汉初孝治不孝罪纳孝入法作者简介：李韶珂，郑州大学法学院法律史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制史。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4-278-02一、汉初治国思想转变汉朝初期，经历秦末的农民起义，民生凋敝，百废待兴。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汉书·食货志》）此时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修养生息。
陆贾总结秦朝亡国的教训，针对秦朝的苛政和当时的社会情况，结合黄老之道提出了“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的思想。
他认为秦朝之所以失去人心，并非统治者不愿意积极治理国家，而是因为政令太过繁琐，刑罚太重的缘故从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因此他提出统治者不应对百姓有过多的干扰，应该让人民修养生息，发展经济。
让他们对统治者感恩戴德，减少民众对统治者的抵触情绪，缓和社会矛盾。
而同这种思想得到当时当权者的一致认同。
“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汉代初期政治思想新解*王泽宇【摘要】[摘要]西汉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强盛稳固的朝代，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汉代初期国家从满目疮痍中走出，正在面临着历史的又一大考验。
政权的稳固少不了正确的符合历史阶段的实质性指导思想，以治国理念、文化思维、统治政策为主导的强效政治思想便是其政权取得进一步发展所依靠的强而稳固的基础。
【期刊名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年(卷),期】2019(037)001【总页数】5【关键词】[关键词]汉代；政治；思想；文化在此有必要明晰一下关于汉代初期的历史阶段分期，汉代分为西汉与东汉两个时期。
西汉共经历了13帝，目前根据学术界达成的基本共识认为西汉初期包括汉高祖、汉惠帝、高后、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期。
本文所要论述的便是此历史阶段内的政治思想内容。
一、汉代初期政治思想下的治国理念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与建立一个国的理念不同，需要更全面更为精细的机制体制的默契配合。
汉代初期在政治思想的转变之中所形成的国家建构以及这框架下所奉行的政治思想都有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特色，体现着汉代初期政治思想的倾向性先进性与独特性。
为汉代中期的繁荣鼎盛打下了很好的政治理论基础，推动着整个汉代的进步与发展。
(一)政治思想的转变1.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开国之初，汉高祖刘邦曾训斥陆贾：“乃公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问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1]2250可见这一番犀利的反问便道出了自古以来建国与治国的思想不同。
与之前采取的相对强硬的战略思想相比较，治理国家的思想更在于温和有度。
而在汉代初期面对建国之初的种种问题，政治思想的转变便是整个国家起初的转型过程，决定着国家的发展走向。
经历了秦朝末期的战乱，在总结了以往的治国经验的基础上，政治集团内部在磨合之中确立了治国理念即实施宽松的抚民政策。
这一宏观的政治理念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历来朝代更迭之后的基业凋敝民生不振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来休养生息，二是建立在汉代建国之前的秦朝的历史教训，使得政治集团内部成员融合了各方的思想后得出了一致方案。
中国汉朝的宗教和儒学思想中国汉朝是一个具有深刻影响的时代，是中国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汉朝期间，兴起了一批重要的宗教思想和儒学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深远影响。
本文将分析汉代的宗教思想与儒学思想，并探讨它们的发展与历史意义。
汉朝宗教思想汉朝时期，兴起了多种宗教思想，如道教、佛教、天师道等。
其中，道教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宗教思想。
道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在汉朝时期，道教的影响达到了顶点。
道教被视为一种寻找永生和通达天人合一的思想，它主张“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道教的信仰包括了许多神祇，如三清、阴阳、四凶、五帝等等。
同时，道教也提倡修炼和禅修，主张通过内心的冥想和锻炼，达到身心灵的平衡与超凡脱俗的境界，实现个人的完善。
佛教是另一种在汉朝时期开始兴起的宗教。
佛教起源于印度，经过东传后来到中国，汉朝时期正是它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佛教主张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提倡人们摆脱贪嗔痴，追求心灵的净化与自我超越。
汉朝时期的佛教主要传承的是上座部佛教，这种佛教注重的是严格的个人修行，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涅槃的境界。
在汉代，佛教也获得了皇帝的支持，通过外交手段进行了大规模传播，深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
天师道可以被看做是另一种中国原创的宗教思想，也是汉朝时期兴起的一种教派。
天师道的奠基人是张角，这个时期的天师道主张神仙道教，包括了自然崇拜、星占、符咒、仙术、灵异等直观与神秘的元素。
天师道认为，修道者可以通过学习符咒和练功，获得长生不老的永生之道。
汉朝时期，天师道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一种严密的组织结构，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个宗教教派。
汉朝儒学思想在汉朝时期，儒学思想是社会上普遍的学问。
儒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种重要学说，与孔子、孟子、荀子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汉朝时期，儒学从一种独立于政治与宗教之外的学问逐渐转变为国家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艺术、教育制度的主要规范。
论秦汉政治思想之嬗替【摘要】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思想嬗变的重要时期。
秦始皇思想以集权统一为核心，推行统一的法律制度，追求强大的中央集权。
西汉时代，缓和了集权的过度，提倡礼乐教化和宽容包容的政策，形成了儒家统治思想的基础。
新政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兴起，强调改革和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然而随着王莽的上台，推行了以农为本的思想，试图颠覆旧秩序。
秦汉政治思想经历了从集权到宽容再到改革的过程，不同思想的嬗变影响着整个时代的政治走向。
展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脉络和演变过程。
【关键词】秦始皇思想、西汉思想、新政思想、汉武帝思想、王莽思想、政治思想、嬗替、背景介绍、总结1. 引言1.1 背景介绍秦汉政治思想之嬗替的背景介绍涵盖了从秦始皇到王莽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推行了一系列集权和中央集权思想为主体的政治措施，开创了中国古代集权制度的先河，为后来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而西汉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如辟雍田、车马敕令等，将中央集权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后的新政思想和汉武帝思想则体现了以民为本和以实际为导向的政治理念。
王莽思想则标志着秦汉政治思想的终结，他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挽救疲弱的政治局势，但最终失败了。
这些时期的政治思想的嬗变，表明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2. 正文2.1 秦始皇思想秦始皇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秦始皇的个人特点和统治理念。
秦始皇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取消了封建制度中的分封制度，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推行了法家思想中的重法主义。
他注重政治的实效性，强调法律的严明和统一，希望通过严苛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控制社会的秩序。
秦始皇也充分利用了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的理念，认为统治者应当顺应自然法则，使国家繁荣稳定。
秦始皇思想的主要特点包括集权、实效性和道法自然。
他建立了集权统一的中央制度，通过推行法家思想来维护统治秩序，同时借鉴道家思想来塑造自己的统治形象。
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作者：崔欣欣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9年第01期【摘要】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历史变革中，秦汉思想奠定了主流思想的基础，而汉朝时期，统治者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一种适合国家统一、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思想，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外儒内法”，这也是西汉社会维持强大的本质，有了对外发动战争的条件。
这对历代统治者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统治思想；外儒内法；董仲舒【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在秦汉的历史上，主流统治思想逐渐发展改变。
从秦朝时候以法家思想治国，出现了以李斯为首的一些酷吏，来保证秦始皇严苛的政治措施，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打击儒学地位，思想上愚民，由于秦始皇的暴政，使人民苦不堪言，太多的赋税和徭役，使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社会生产下降，造成了秦朝国运短祚，二世而亡。
到了汉初，统治者为了解决战乱之后的一些问题，减免赋税，休养生息，实行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这时统治者从秦朝灭亡中吸取教训，也从自身做起，大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实行“十五而税一”，后又改为“三十而税一”。
可以看出，统治者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做出了很多政策上的调整。
在思想上黄老之学是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的，经过了近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鼎盛，社会财富上升，也为武帝时期做出的一系列政策提供了物质基础。
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经过“文景之治”的修养生息，国力逐渐恢复，中央的权威达到了鼎盛，出现了很多富商大贾，他们兼并土地，进行买卖，但是国家政策太过于软弱，对于社会出现的弊端无法解决，这时汉武帝决定转变治国思想，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国家的新思想。
武帝即位初年，就萌生了尊崇儒家的思想，就进行举贤方正之士觐见。
丞相卫琯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表明汉武帝从思想上要实行大一统，罢免了其他家的言论，而当时窦太后十分尊崇黄老之学，而魏其、武安、赵琯等人好儒术，贬低道家，引起太后的不悦。
秦汉政治思想与制度变革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秦汉时期被视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经历了政治思想与制度变革的大跃进。
秦汉政治思想与制度变革影响深远，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秦汉政治思想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主要是“法家”和“儒家”。
法家的思想强调“法制”，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在秦朝，法家的思想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法家代表性人物李斯撰写的《秦律》奠定了中国法律系统的基础。
儒家的思想则主张“仁爱之道”，认为仁爱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孔子和汉代经学家们的思想影响深远，后世中国历代政治都围绕儒学展开。
二、秦汉制度变革秦汉时期样式的制度变革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秦朝的制度改革在秦朝时期，政治管理结构主要由中央政府组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实行一系列的制度变革。
他采用了一种类似于中央化的政治形式，加强了民主制度，并且制定了一整套法律，从而更好地控制了国家的治理。
2.汉朝的制度改革汉朝时期的制度改革主要体现在改善土地和人民的生计状况上。
其中，实行政策的代表性人物是汉武帝。
汉武帝的制度改革不仅改善了人民的生计，还对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为国捐躯的精神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汉武帝实行一系列的措施，如划三公、设置坊廓等，使政治管理更加规范有序。
3.秦汉制度的回归与延续秦汉制度的回归与延续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明清以后的封建王朝，都在不同程度地吸取了秦汉政治思想和制度变革的经验，使中国封建王朝政治更加制度化，政治更加稳定。
总之，秦汉政治思想与制度变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思想理论和制度体系。
这些政治传统、思想理论和制度体系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历史总体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浅谈汉代儒学文化浅谈汉代儒学文化浅谈汉代儒学文化郭玉叶（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中）在秦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过程中，一批儒生引用儒家经典评议时政，认为应该依据古制实行分封制，不应推广郡县制，秦始皇疑心儒生传播不利于自己的言论，于是进行了“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对先秦文化的粗暴否定，文化成为政治的附庸，儒学受到打击进入低潮。
秦朝的严苛刑法和暴政以及秦末大规模的战争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据《史记》记载，刘邦做了皇帝后出行时竟然凑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马车，萧丞相出门时也只能用牛车，百姓更是穷困不已。
同时，刘邦也鉴于农民战争中农民的伟大力量，在汉初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道家的思想在汉初甚为流行，对汉初国力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汉武帝时期，国家实力相当雄厚，有条件加强中央集权。
而道家的“无为而治”无法解决王国问题、社会土地兼并、商贾膨胀、边境不宁等问题。
强盛的西汉需要一种新的统治思想来维护封建统治，儒家思想逐渐被统治者确立为正统思想。
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思想，改造儒学。
汉朝经过改造后的儒学增加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大一统”思想等。
“天人感应”学说认为统治者的行为、政策顺应天意，上天就会降下祥瑞表示嘉奖，反之，统治者的行为、政策违背天意，上天就会降下灾异表示谴责和惩罚。
意图用天意来约束君主任意妄为，抑制暴政，鼓励统治者采取限田、薄赋、省役等的措施，实行仁政。
“天人感应”给封建王权加上了一层天意的神圣色彩，其消极影响极为深远，而儒学也开始朝着迷信的方向发展。
“君权神授”神化王权，为专制君权披上了神圣外衣，为君主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大一统”思想符合政治的“大一统”，政治的“大一统”要求思想界要统一，为此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
董仲舒把五行之说歪曲附会在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上，把人间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强加于阴阳，形成“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黑龙江史志2009.16（总第209）】秦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探索时期的两个重要王朝，对统治思想的选择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念，主要是从眼前的现实情况出发来考虑采用那一家的学说。
汉初是统治思想更换的最重要时期，实现了从法家—道家—儒家的转变。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因法而亡，便采用了道家学说，这在当时是适应现实需求的，但到了汉武帝时，各种情况表明道家思想成了巨大的障碍，而儒家思想经过几代儒者的锤炼，以其多元化的姿态迎合了帝王的需求，转身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一巨大的转变值得我们探究，笔者这里谈谈自己的浅识。
一、汉初的统治思想及政策汉王五年（前202），刘邦即皇帝位，大汉天下遂定。
但这个时候的天下，由于秦的暴政以及连年的战争，经济残破，生灵涂炭，急需安定民生，恢复经济。
陆贾曰：“（天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1]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接受他的意见，鉴于秦亡的教训，采取了恢复生产、稳定民生的一系列措施———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这些宽松的政策从道家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因而在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道家的思想便取代法家思想，并与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相结合，成为汉初统治的主导思想。
道家思想主要为守一、无为、清静。
《老子》中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7]《庄子·天下》：“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
”[5]《天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1]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汉初的道家思想更是吸取了名家、墨家、法家、儒家等各派的观念而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实践倾向，要求通过清静少为而达到大治天下，通过无为而至有为。
汉初五六十年间，社会政治较为安定，虽然统治阶级内部有“诸吕之乱”、“七王之乱”等事件的发生，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不大；统治阶级大多出生于下层社会，生活散漫放任；但政治作风比较健康；土地兼并不太严重；中原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和平，这诸多因素正好为道家的思想在汉初取得正统地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汉初大臣中都推崇道家学说的众多，比如曹参、陈平、田淑，及至汉武帝初期的汲黯、直不疑、司马谈等人。
在皇室宗亲中，代表性的有文景两帝、文帝皇后窦氏。
不过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淮南王刘安，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2]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编纂成《淮南子》，是汉武帝时期黄老学的集大成者。
汉初黄老思想极盛，《史记》、《汉书》里均有记载：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
即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
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2]卷三十九《萧何曹参传》。
孝惠、高后之时……君臣俱欲无为……[2]卷三《高后纪》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1]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与为者皆废[1]卷十二《孝武本纪》。
这些史料俱反映了道家思想在汉初占据着正统地位的情形。
道家思想在当时特定环境下，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效果。
社会经济状况从最初的“自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转变为“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
[2]卷二十四《食货志》经过文景两代三十九年的酝酿，政局稳定，经济得到显著地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盛世典型———文景之治。
二、汉武帝时期的统治思想的转变和政策汉武帝即位初期，实权掌握在窦太后手中，这一时期道家思想仍然占有统治地位。
随着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逐渐激化，政治生活日趋复杂，需要大力革除弊制，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就不再能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开始致力于加强自己的权力，以便实现其帝王蓝图。
首先要做的就是清除道家思想的阻碍，寻找一种适合自己口味的统治思想。
他决心一改先帝的思想及做法，进行一次重大的变革。
他曾对卫青说过：“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3]卷二十二《汉纪》（汉武帝征和二年）儒家新思想在内兴外作的政治环境下，以其多元化的姿态迎合了帝王的心思，取代道家黄老思想而成为汉代新的正统思想。
此后，汉武帝“抑道崇儒”，起用了诸多儒家名流，如：公孙弘、董仲舒等。
这些人的看法和意见直接影响着汉武帝的作为，以这些人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将西汉的社会政治推到了极盛。
从此以后，儒家统治思想被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对中国古代社会与政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儒家在文化品德上主张中庸、博学，择善而从。
其政治上的核心主张是“仁政”，他们提倡“入世从政”，他们认为“去极刑”、“行仁义”、“重义轻利”便是“无为”[6]。
但汉之伊始，在道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儒学并没有与汉家统治实践相结合。
儒家思想进入统治者的视线，则是儒学吸收百家学说后的事情了。
陆贾将阴阳家的“天人感应”说引进儒学；叔孙通把“礼”与形而上的“天地”、“阴阳”、“四时”联系在一起；贾谊在其《道德说》中则用道家宇宙观作为其儒学道德论的依据；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2]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这一时期的儒学大家董仲舒则融合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各门学说，在发挥儒家义理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既有儒家“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既有儒家“有为”之举，又有道家“无为”之行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儒家面对“黄老”的极盛，他们积极寻找自我发展的途径：一方面，从政治上维护皇权的角度取得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刘邦、刘恒、刘启）对儒学的好感与赏识，给儒学一个存在的机会。
另一方面，他们兼收并蓄、以适大世。
儒家学说这种鲜明的政治倾向及其致力于建立新的思想秩序的努力，都与汉武帝时期强化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的要求相符合。
于是，儒家学说被推崇了，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
在儒学的影响下，汉武帝做出了一系列的变革。
政治上，采用“推恩令”等一些措施，逐渐消除了藩国对中央的威胁。
在经济上，采用统一货币，实行盐铁专卖等措（下转第27页）浅谈汉代统治思想由道及儒的转变李斯娜（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摘要]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代替道家学说成为统治天下的理论依据，是中国封建社会探索时期的重要成果，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正统主导思想。
儒盛道衰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分析和研究西汉前期统治思想的这一转变及其原因，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汉代统治思想道与儒转变23（上接第23页）施。
重视发展生产，增加国库财政收入，促进经济繁荣。
在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孔子及其弟子们不懈努力的思想体系从此被确立起来，这也标志着儒家思想正式成为汉氏王朝统治的思想支柱。
三、思考及评价汉武帝朝，内忧外患严重影响到了汉政权的巩固，再也不能和先帝一样“恭俭无为”了，他想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他极希望能够有一种支撑自己成“大业”的统治思想。
而儒家思想正如申公所言：“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3]卷十七《汉纪》（汉武帝建元元年）这种“力行”再经过各儒者的加工锤炼，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极其吻合，正好以其多元的姿态迎合了汉武帝的这种内在心理。
这里值得注意是，一方面，这时的儒家思想更多的则是去适应帝王的要求，成为帝王统治国家的工具，已经远离先秦儒家的“克己复礼”、“仁政”等一些追求和信念。
另一方面，汉武帝推崇儒术的目的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图，只不过想利用儒家学说以粉饰其政治，并不是说汉武帝有多高的儒学素养，正如汲黯所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1]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武帝利用儒学的性质。
那么，对于“黄老之学”为何在极盛后一落千丈呢？我从三方面进行了认识：1.文景之治时对黄老之学的运用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思想领域，而在政治制度上大多还是“汉承秦制”。
道家思想对秦朝法家的东西否定太多，虽然盛极一时，却是在没有具体的政治保障的前提下存活的，他们的靠山只是几个崇尚道学的宗室皇族罢了。
相反，儒家思想则与法家更接近些，这就给儒家留下了向上层渗透的机会。
再加上汉天下初定，民间自化程度低，虽然朝廷无为而治，但在地方上豪强地主横行乡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2.汉武帝时期，道家思想的成就集中体现在刘安的《淮南子》。
从《淮南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经历的是一个从“至德之世”逐渐走向衰落的演变过程。
《俶真训》中讲：“至德之世，……浑浑苍苍，纯朴未散，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
……及至之衰也，至伏羲氏，……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视于天地之间，……栖迟至于昆吾、夏后之世，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
施及周室之衰，浇淳散朴，杂道以伪，俭德以行，而巧故萌生。
周室衰而五道废，儒墨乃列道而议，议分徒而讼。
……是故百姓曼衍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
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
”[4]卷二《俶真训》《淮南子》认为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演变规律就是“江河日下”、“世风渐衰”，最终走向没落。
在汉武帝欲展宏图之时，这种思想是很让其反感的，“黄老之学”被造遗弃以为必然之势。
3.从儒学方向看，董仲舒的思想则较为实际，他符合了当时特定条件下的需求。
他以阴阳理论来支持“德治刑辅”的政治主张；以“五行说”来证明“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价值观；以“四时”和“天地”来肯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人伦关系；用“天人感应”的“君权神授”思想取得帝王的“保护符”。
这些思想也正符合了汉王朝中期“人”的“意见”由“天”来表达的理念。
他的宇宙观为汉代的“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创立了理论基础，成为汉帝国的价值准则。
这么一来，儒学被推崇就理所当然了。
综上所述，从春秋到秦汉，法、道、儒三家理论交替被作为统治思想，然而独有儒家“……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修六艺之术”“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通万方之略矣”[2]卷三十《艺文志》，遂得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子学”转变为“经学”。
不难得出，一种思想如果要流芳百世而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能够因时而异、各取所长，以此来不断的丰富自己。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汉武帝的一生是突破诸多笼套大力改制的一生,他首先从思想上根除传统桎梏以为改革扫清道路的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1]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7-3106.[2]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04-2618.[3]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557-726.[4][汉]刘安.淮南鸿烈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5：59-61.[5]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10093.[6]张国华中国秦汉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7]杨润根.老子新解[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352-353.作者简介：李斯娜（1982-），女（满族），内蒙古河根人，西北师范大学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