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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解构？建构？——评《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朱灵慧
【期刊名称】《科教文汇》
【年(卷),期】2007(000)029
【摘要】《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在对已有的几种翻译研究范式展开批评
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建构主义的视角,即:以返回翻译本体为主旨,以实践哲学为哲学基础,以交往理性为理论基础,以共识性真理为真理观,以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学基础.本书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又有对国外译论的借鉴,思辨结合,有驳有立,在证实与证伪的结合中提出了新的翻译研究范式.
【总页数】2页(P185,189)
【作者】朱灵慧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6
【相关文献】
1.论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建构精神——翻译学视角下的阐释 [J], 王军平;陈忠良
2.译学的反思与重建──评译学新著《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 [J], 秦文华
3.建构主义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特色词翻译——以《今日中国》的中国特色词为例[J], 何姗;潘缌缌
4.三种视角下的翻译理论研究——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建构主义 [J], 程孟利
5.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中医英译实践的解构与建构 [J], 张宏;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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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术语Intelligence汉译述评作者：路玮丽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8年第01期内容摘要：术语命名与翻译规范与否影响学科发展。
情报学理论的引进要求译者用准确的汉语译名指称引进的概念。
核心术语intelligence在英文著作的汉译本中大多被译为“情报”，该汉译是否尊重知识的客观性和原文作品的定向性？是否具有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有效性？译名应该是什么？在建构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评论不同语境下intelligence的汉译，并建议根据原文的定向性，将其分别译为“情报”、“情报工作”或“情报机构”，或采取零翻译策略，即在译语中引进源语术语并加注释。
规范术语汉译，厘清相关概念，有利于推进情报学健康发展。
关键词：建构主义翻译情报 intelligence术语是在特定学科领域通过语言文字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是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1]、科学研究的前提。
术语规范与否直接影响着学科发展。
因此，在科学研究中，规范术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翻译中规范术语译名同样重要。
我国的术语翻译实践历史悠久，从汉唐的佛经翻译到明清的科技翻译，从五四时期的西学译介到当今各学科的国际交流，术语翻译都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在情报学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大量情报学理论的引进要求译者用准确的汉语译名指称引进的概念。
我国的情报学理论得益于术语的引介和翻译，但也难免受到误译的消极影响。
例如，情报学术语“intelligence”基本被译为“情报”，该译名是否尊重知识的客观性和原文作品的定向性？是否具有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有效性？译名应该是什么？建构主义翻译理论为我们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1.理论框架：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翻译标准翻译标准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关于翻译标准的研究和争鸣从未停止。
其中有代表性的标准有“忠实”和“等值”。
忠实标准以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为代表；等值标准以奈达的“等值论”为代表。
![建构主义视角下翻译课堂自主学习模式[论文]](https://img.taocdn.com/s1/m/9fa81cf6c8d376eeaeaa31ac.png)
建构主义视角下翻译课堂自主学习模式探讨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翻译教学的地位日益凸显。
而翻译能力的提高，靠的是翻译学习者大量的翻译实践，这就需要学习者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
那么，翻译教学必须从传统模式中走出来，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正是强调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主动地位，同时也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作与教师的重要性。
根据这一理论，在翻译课堂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自身翻译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充分实现课堂价值；强调学生中心观，促进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扬协作精神，在翻译协作中建构翻译知识；改善教学环境，应用多媒体和网络来辅助教学来提高课堂效率；利用网络的优势，在教师的指导帮助下注重评价环节，鼓励翻译实践。
改革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翻译过程中相互协作，体验翻译的乐趣，建立翻译的信心，从而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获得翻译能力的提高。
建构主义翻译自主学习一、引言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以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我国大多数高等学府、大学院校都开设了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并加强了对翻译人才的重视和培养。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社会上对翻译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对翻译人才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
虽然这对外语教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但其教学存在诸多问题，仍处于全面改革时期，特别是翻译教学方面。
然而，翻译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在翻译课上学点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就能达到的。
毕竟，翻译是英语专业学生必备的一项技能，涉及到学生对英汉两种语言的综合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翻译能力的提高，必须通过翻译者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才可以获得。
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以课堂为中心，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
老师围绕有限的教材进行填鸭式的教学，一味地站在讲台上灌输书本中死板的知识；而学生则依赖于教师填鸭式的教学，被动地接受所限的书本中的知识。
在目前的翻译教学课上，很多老师在翻译课堂上仍然沿用这样的传统教学模式：以“教”为中心，介绍翻译的历史、要求及翻译；讲解翻译中用到的各种方法技巧；介绍英汉句子结构的差异；提供一些句子或段落供学生练习然后给出译文；讲解语域、文化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名家名译赏析等。
2362018年24期总第412期ENGLISH ON CAMPUS建构主义——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范式文/梁秀秀【摘要】翻译学是当前我国翻译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吕俊教授提出的“建构主义翻译学”在众多西方翻译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
建构主义是对以往几种翻译研究范式的总结，分析和批判，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范式。
本文从翻译研究范式出发，着重探讨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翻译研究范式；建构主义；解构主义【作者简介】梁秀秀(1993.03- )，女，山东即墨人，青岛市崂山区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已历经两次大的范式嬗变，带有神秘主义的语文学范式遭到了结构主义的冲击，而后结构主义的“工具性”又遭到了解构主义的抨击。
但这三种范式大多带有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子，很少有中国学者自己的创见。
一时间，解构主义思潮成为了当时的主流，但是解构主义的“任意性”也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
不久，吕俊教授提出的“建构主义翻译学”打破了这一沉寂期，对以往的三种范式做了比较和中肯的评价，并论证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合理性。
一、为何要进行建构的翻译学研究语文学范式的缺陷是依赖译者的主观直觉来理解客体，强调人的精神与灵感，在翻译上造成了神秘主义。
这种范式是一种心灵真理观，那结构主义就变成了符合论真理观。
“符合论真理观认为真理是某种负荷者与它所表达(或代表的)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果它们相符则为真，否则则为假”，这种真理把语言视为工具。
其“封闭性”、“工具性”遭到了解构主义的否定。
建构的翻译学在反思解构主义的同时，也从解构主义的身上学到了很多。
其一、解构主义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以前的知识结构被改变，其目的是让人们去分析这一结构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去发现其中有什么不合理的东西。
西方翻译学者抓住了解构主义的“重构性”(reconstruction)，重构性是指完全破坏事物等表面特征，而是拆解旧的理性，发现其中的不合的逻辑因素，找出其理论上的缺陷，建立一种新的联系。
建构主义翻译论对翻译实践指导意义的一点认识1 建构主义理论翻译学简介最早提出建构主义的是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后来经过维果茨基（ Vygotsky）、奥苏贝尔（ Ausubel）、布鲁纳（Bruner ）等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的丰富和发展，其发展为完整的理论。
建构主义指出人类在已有的旧有认识的基础上，对新知识进行认识和处理。
旧知识与新知识的互相发酵建构了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吕俊在2006年发行了一本名为《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的著作后，建构主义翻译学开始正式介入中国学术圈。
并为翻译评价、翻译实践甚至翻译教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在译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建构主义翻译学主张用在现实交往活动中译文是否能实现源文的交际功能来检验译文的质量；共识性真理观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即人类的一切知识和经验都是在背景知识中沉淀下来的，是大多数交往主体认同的。
①（吕敏宏，2008）基于此，建构主义翻译学在翻译标准上提出译文不仅要遵循“符合性真理”，更要用“共识性真理观”来考察其理解的合理性和普遍有效性。
②（吕俊，2003）也就是说，译文要遵守目标语语言环境中既有的共识性理解。
译文的交际价值要在最大程度上与源文的交际意义对等。
吕俊教授指出：“建构主义……语言观认为在人类交往中……必须遵从语言的协调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
”③在翻译的不同领域，建构主义翻译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可以通过建构主义翻译学对文学翻译、商务翻译、科技翻译的指导意义来认识其运用及价值。
1.1 文学翻译领域“An old dog like him never barks in vain， whenever he barks， he always has some wise counsel worth listening to.” 的中文翻译可如下：译文1. 像他这样的老狗是从来不乱叫的，一叫他总有高见。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翻译教学之初探摘要：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翻译教学相结合，倡导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情境教学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有助于翻译教学目标的实现，并将其应用于翻译教学能满足《教学大纲》对翻译人才培养的要求。
关键词：建构主义；翻译教学；应用长期以来，英语专业翻译教学遵循“以教师为中心，基于文本”的传统教学模式，使翻译教学效率低下，教学气氛压抑，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往往处于被动状态，自信心和创造力均受到制约。
当代教育改革大力提倡“启发式”教学。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13，以下简称就《教学大纲》）指出，“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改变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在教学中要开展以任务为中心的，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教学大纲》的要求体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
起源于皮亚杰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而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何克抗，1997：75）。
本文尝试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出发，探讨其在我国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的适用性及重要指导意义。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内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来源于杜威的社会行为主义，维果斯基的社会历史发展论和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知识的本质、学习过程、学习结果、师生角色定位、学习情境创设、学习策略和方法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具有“其他学习理论未能同时兼得的优点（刘志雅，黄建榕，2004：9）”，“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外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颇具针对性（刘国忠等，2008：119）”。
1. 关于知识本质的论述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个体之外，尽管已有词语符号赋予它一定的普遍认可的外在形式（章伟民，2000：25）。
科技信息近些年来，针对国内高校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一直在进行改革，但翻译教学因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和约束较多，改革效果并不显著。
翻译课是高年级的重点课程，也是教学大纲里明确提出培养的重要技能之一，如何提高翻译课的教学效果，已经成为专业英语教学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本文尝试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提出对英语专业翻译课程改革的建议，以期能够有效促进翻译教学。
一、专业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目前，客观来讲，专业英语翻译教学依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教学方法上仍旧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
往往是老师按照课本，精选一些词句的翻译进行讲解示范；或者介绍翻译的标准和要求，演示一些常用的翻译方法；或者是选取一些名篇名句以供练习，然后对照译文进行语言层面的讲解。
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往往只记住了一些生硬的翻译方法和技巧，缺乏灵活运用的能力，对翻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技能方面。
其二，目前翻译教程所配套使用的教材内容也比较陈旧，大多数教材侧重于各种翻译技巧的罗列，选材例句段落大多数偏向于文学文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涵盖文本外的职业翻译特点或因素，如旅游翻译，商务文本翻译等。
教材的时效性，功能性较差也使学生的翻译能力多停留在语言层面，缺少用英语交流信息、表达思想的能力和机会；学生也缺乏必要的积极运用心理的培育和养成。
其三，翻译测试仍采用传统的机械法或印象法，而且对于测试的内容和评分标准，基本上都是由教师自己随意决定的，几乎没有依据相关理论来科学制定翻译测试试卷。
整个翻译测试,特别是文本翻译测试具有相当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另外各种方法单独使用分别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未能发挥各种方法的综合效应。
二、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源自皮亚杰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后经科恩伯格、维果斯基等进一步发展完善。
该理论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即学习者是学习的中心，学习是由学习者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教师只是知识构建的辅助者。
建构主义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翻译活动是人类的交际活动，而交际活动是离不开语言的，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词典·语言文学卷》对语言的解释：“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
当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这一解释很全面，它把语言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作用阐述的十分清楚，同时也阐明了语言与三个世界（外部实存世界，社会群体世界，个人精神主体世界）的关系，指出语言是联系这三个世界的媒介。
1、结构主义和本体论语言观及其翻译观翻译活动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活动。
作为媒介的语言,无论是在怎样的翻译研究范式中都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
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看法会直接影响到对翻译本身的看法,即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和产生不同的翻译观。
迄今为止,人们对语言的本质性揭示已有不少理论,如语言的过程说,语言的结构说,语言本体说,语言行为说,等等。
本文拟就这几种关于语言的观点来谈一下语言观与翻译观的关系问题。
语言的结构说始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
它被认为是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因为从索绪尔之后的各派语言学开始用语言分析的方法从语言材料中寻找规律性模式,从而结束了对语言的规定式研究,走上了描写性研究,也从历时性研究走上了共时性研究。
由于结构语言学在语言内部规律上的研究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人们对这些规律性的强调导致了人这一言说主体,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地位日益下降,最后成了陷入语言牢笼之中的存在物,失去了主观能动作用。
这一点正如杰姆逊所批评的“结构主义宣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
”索绪尔把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
内部语言学是指语言系统内部的关系网络,而外部语言学是指有主体和语境参与的语言使用情况。
他认为只是内部语言学才是有规律的,而外部语言学则带有私人性质,是无规律的。
在这种语言观影响下,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应运而生。
这种翻译观首先强调语言的共性与普遍性,认为语言具有普遍的表达力,在翻译中表现为“用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奈达)只是它们的形式各有不同。
因此,翻译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成了探讨不同语言之间在形式上的转换规律,用奈达的话来说只是把同样的衣服摆放在不同的衣箱里,摆法不同罢了。
因此,语义—句法模式就成了主要的研究模式,即通过语言分析,找出表达相同意义的语言形式。
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在翻译研究中,一切与语言内部结构无关的因素也被排除在外,或忽略不计,如言说主体被视作价值中立的,语境被设定为理想性的。
翻译者的任务只是按语言规律去解码与编码,整个翻译过程被简单化、机械化、程式化了。
在这里起作用的只是语言的工具理性,即其规律性。
在这种理性的支配下,一种以科学模式建立翻译(科)学的构想随之而来,但是这一构想随着解构主义大潮的到来幻灭了。
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解构也是以语言为突破口的。
首先,它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认为意义不是由语言规则预先设定下来的,而是在主体间对话生成的,从而强调了语言之中蕴涵着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解构主义认为由于每个人的前理解结构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对话中所生成的意义是不同的。
解构主义的这种意义观来自于它的语言观。
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完全不同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它是站在语言本体论的立场上来看待语言的,即:它不是一种外在于言说主体的工具,而是看作是人的存在形式。
在语言论转向之后的哲学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对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世界的关系的关注,而是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关注。
语言本体论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语言的本质既非意味所能穷尽,语言也决不是某种符号和密码。
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
显然,这是一种元语言学的语言观,而不是经验语言学的。
元语言学是以语言自身作为反思的对象,它不指向经验世界的事物,所以有形而上学的性质。
这种语言学把存在、真理与语言放在一起讨论,不是像经验语言学中的符合论真理那样,把语言表达视作真值负荷者,如果它表达的与经验世界中的事实相符合即为真,否则为假。
在那里,它们分属于不同领域。
但在这种语言观中,它们同处于语言王国之中,存在的意义被规定为存在的真理,而存在的真理被展现为存在的语言,因此是语言言说存在,尽管存在先于语言,但不通过语言我们无法抵达存在。
因此,语言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存在只是语言中的存在。
也就是说,解构主义的多元研究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拓宽了它的领域,但并不能成为翻译学体系。
建构的翻译学应是“主干清晰,多元丰富”的,主干应是语言的,多元应是互相关联的并以主干为中心而展开的,而不是与主干无关;它们自身也各不相关,甚至彼此矛盾的。
从对上述两种语言观的分析来看,以它们作为翻译学知识体系的语言学基础都有些问题。
解构主义虽然打破了结构主义的封闭与静止,带来了人文气息,但它的元语言学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不属于经验语言学范畴,而翻译中所使用的语言学显然是现实世界的,是经验性的。
而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在语言的构成规律上做了很好的研究,为翻译活动中语言之间的转换提供了很丰富的理论知识与方法论方面的内容,但它的封闭性与静止性又不完全适用于翻译活动中实际使用的语言情况。
实际使用的语言是言语而不是封闭的语言系统,言语属于索绪尔所说的外部语言学,即有言语主体和实际语境参与的语言。
2、言语行为理论及其哲学基础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行为说的主要代表。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约翰·奥斯汀首先提出的,后经其弟子,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约翰·塞尔等人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学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言语是人类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人们在交际和交往过程中离不开说话和写字这类言语行为。
语言哲学的任务应该是研究这种言语行为的本质和内在逻辑构造,他们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
这种理论的产生是西方语言学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和必然结果,也是哲学发展的结果。
柏拉图的本体论哲学为人们确立了知识对象和客体。
而笛卡尔的认识论哲学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展开知识问题的研究和人类知识能力与界限问题的探讨,这就是认识论的转向。
但到了20世纪之后,人们认识到许多认识上的问题是源于语言问题,这又使哲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语言,即发生了哲学的即语言学的转向。
这一场哲学运动是由英美分析哲学所发起的哲学革命。
虽然这一时期哲学流派繁多,其共同特点是从语言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并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
在这一转向中有两股思潮是比较主要的。
一是人工语言学派,另一个是日常语言学派。
人工语言学派是在维特根斯坦前期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其代表性人物还有弗雷格,罗素,蒯因,以及戴维森等人。
他们的哲学思想是逻辑实证主义,这种哲学关心科学问题,他们认为科学是知识的楷模,是最完善、最系统的知识形式,而这种科学知识就是语言的逻辑形式,所以哲学的分析对象是科学语言,他们认为自然语言缺乏精确性,一词多义或词义模糊,有许多弊病,会掩盖反映语言本质的逻辑形式,从而会把表面语法形式误认为是真正的逻辑形式,因此提倡以人工语言作为科学语言。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语言的唯一目的,或首要目的是传达与表现事实的知识,关心的是确定语句为真的条件。
所以他们尽力排除言说者的主体性,如意图、目的等,同时也排除会引起意义变化的语境因素,以便考察语言的一般结构。
可以说这一派认为语言是构造起来的。
卡尔纳普就曾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规划语言。
规划是指考究一个系统的一般结构。
”哈贝马斯也接受并改造了言语行为理论,并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语言学基础,进而提出了他著名的普遍语用学(又称规范语用学)的理论。
我们的建构的翻译学就是以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学基础的。
这样做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打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封闭性,以理性(交往理性)来克服解构主义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混乱与无序,并用语言把我们的三个世界联结起来。
3、言语行为理论与建构翻译学翻译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而交往活动是离不开语言中介的。
作为翻译研究,它也必须以语言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以怎样的语言观看待翻译中的语言问题又是一个不得不探讨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语言观会带来不同范式的翻译研究。
正如前面所说过的一样,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与静止性带来的是封闭与静止的结构主义的翻译研究模式;以元语言学为基础的解构主义研究无法触及具体语言问题,也无法解释翻译中具体的语言现象和解决语言中出现的矛盾。
建构的翻译学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
这种语言观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从而扩大翻译研究领域,解决以往存在的问题,给翻译学的建立带来新的契机,为之最终建立打下基础。
第一,它是一种理性的重建。
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但翻译学在这一问题上却走过弯路。
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它建立在技术—工具理性上,把语言的构成规则当成决定一切的万能工具,忽视或者说否定了语言在具体使用中同样遵循规则(即协调性规则)的事实,因此是一种不完整的理性,也可以说不适合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理性,使得其研究结果不能解释许多翻译中出现的问题。
而解构主义者也正是以这些问题为佐证来证明结构主义语言观的不足,从而拆解结构,否定规律,走上一条反理性的道路。
西方翻译研究学派放弃了语言研究这条主线,从被结构主义语言学排除在外的一些要素入手开展了多元性的研究,如译者目的论派,文化建构学派,诠释论派,文学操控派等,从文化、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等外在因素上开展研究。
但是因为他们的研究缺乏主线,找不到这些要素的内在联系,更因为解构主义本身就是反理性的思潮,其语言观是形而上学的,并不与现实世界相联系,所以这种所谓的多元翻译研究之间缺乏一种内在逻辑关联,形成了表面轰轰烈烈,但落不到实处的研究。
其结果竟是拆解了翻译活动,或者说否定了翻译的可能性,更谈不上建立翻译学,只是把翻译变成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附庸或只为其提供素材的工具,或者变成满足译者个人兴趣与达到个人目的要求的私人活动。
第二,使翻译研究走向真正的开放。
解构主义者批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研究与翻译研究都是封闭的,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知识的开放应是怎样的呢?它首先是向现实世界,即生活世界的开放。
一句话,把翻译研究同翻译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并把翻译活动视作人类跨文化交往的重要形式。
翻译研究的任务就是探讨在这样的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则性,文化以及其他要素对这一转换的影响和翻译的不同目的、不同性质文本等与这种转换的关系,等等。
总之,这一切外部要素都是与内部要素,尤其是语言这一要素有密切联系的,而不是如解构主义那样,完全抛弃语言与文本,专门去谈文化、意识形态、译者目的、权力操控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