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及应对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及应对

作者：彭征 林曦

来源：《大经贸》 2019年第12期

彭征1 林曦2 1 西南财经大学 2 四川铁投城乡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 “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企业和沿途国家带来了新机遇。但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目前“一带一路”区域尚未形成多边统一规则与区域性投资规则。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并提出应对之策以防范、规避、控制、化解风险，完善对外投资保障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对外投资 风险应对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极佳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但资源丰富，发展呈上升趋势，与我国有广阔的合作前景。据官方统计，“一带一路”倡议首次提出时，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126.3亿美元，5年后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已超过600亿美元，与相关国家的企业合作共建项目近2000个。[1]

区域合作难免产生摩擦，目前“一带一路”区域尚未形成多边统一规则与区域性投资规则。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并提出应对之策以防范、规避、控制、化解风险，完善对外投资保障机制，不仅是对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权益的保护，更是维护“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平台的有益探索。

一、面临的主要风险和种类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完全或部分由政府官员行使权力和政府组织的行为产生的不确定性，通常包括：战争与内乱风险、恐怖主义威胁、高腐败风险、国有化风险、东道国违约风险，等等。

战争内乱风险。战争内乱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东道国国家发生局部或全国性内战内乱，给投资者造成投资财产损失损毁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存在很多政局不稳，政治局势复杂的现状。中国企业对其投资尤其是进行长周期的基础建设投资风险较大。

恐怖组织的威胁。“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中东、中亚等地区是国际恐怖组织的核心根据地。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基地组织猖獗，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恐怖主义往往还伴随着极端宗教主义的爆发，使得风险更加难以预测。2017年中国两名人质在巴基斯坦遭ISIS残忍杀害。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加大对该类区域的投资，恐怖主义的风险始终是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高腐败风险。根据透明国际2017年腐败感知指数发布的数据，传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得分远低于数据所覆盖国家的平均分，部分地区是全球腐败程度极高的区域。腐败会加重投资者的投资成本，扰乱市场公平，使中国企业面临项目停滞乃至主要负责人承担刑事责任等不利后果。[2]

政府违约与投资者资产国有化风险。政府违约风险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常见的风险，尤其是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政府违约风险更是重大。当东道国与中国产生政治摩擦，政府违约风险将急剧上升。典型案例如缅甸密松水电站开发项目搁置。缅甸方以环境因素为借口单方面停止该项目，使中国企业前期投资70亿元以及后续每年增加的3亿人民币付之一炬。投资者资产国有化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面临的另一突出的问题。东道国可能为了满足自己国家利益，撕毁招商协议，对外资企业财产进行征收，可能直接导致的就是中国企业蒙受损失，而且该风险难以预料与防范，也缺乏的有利的上诉机制，企业损失难以挽回。

（二）法律与合规风险

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因自身经营行为的不规范或者外部法律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造成的不利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合规风险是指因违反法律或监管要求而受到制裁、遭受金融损失以及因未能遵守所适用法律、法规或相关标准而给企业带来损失的可能性。除少数国家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法制环境不佳，透明度较低。例如，司法公正度不高，当投资者诉东道国政府时，投资者很难利用东道国法律进行维权。再如对国内投资市场进行准入限制，对国外投资者进行歧视性待遇。

东道国内部的投资性法律普遍比较繁杂，对东道国的法律了解不够、法律尽职调查不到位使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具有极高的法律风险。许多企业不是在进入东道国前去详尽了解东道国法律，而是在遇到问题后进行亡羊补牢，难免发生损失。例如2015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与斯里兰卡共同开发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由于涉嫌违反东道国有关投资与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被叫停。[3]虽然最后项目得以重启，但延长的停工期使中国企业遭受巨大损失。

另外，由于我国企业在建立合规体系，尤其是海外合规体系上起步晚，经验十分欠缺，对海外合规法律所要求的具体技术性规范以及执行程序、执行的严格程度认识不清。

（三）社会文化风险

社会文化风险是指文化这一不确定因素给企业经营活动带来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信仰不同，国家内部也掺杂不同民族文化，政治体制也有差异。沿线穆斯林国家占将近一半信仰伊斯兰教，泰国信仰佛教，土耳其是东突厥民族汇集地。与中国国内不同的宗教信仰与文化差异，当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之前未充分了解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冲突引发政治性事件骚乱，为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困扰。

劳动用工风险，也是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需要重视的风险。如阿曼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开斋节需要放假。而开斋节是根据本地对月亮视线决定，权威机构为假期提供指示日期，之后再在靠近日期时进行确认，不确定的假期制度增加了生产计划的不确定性。[4]中国国内对雇主违法的处罚较轻，导致在对外投资中企业也忽视东道国国家关于劳动用工的严格规定，因此受到法律制裁。如非法雇佣移民问题在俄罗斯的处罚就较中国国内重。除此之外，在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并购时，根据东道国法律，因企业主体变化面临劳动合同继承及解除等问题，并购进程可能遭遇劳动者群体或工会的干预。在与雇主的冲突中，外资企业工人罢工事件层出不穷，如印尼、缅甸等国，最后大多都以雇主让步而收场。大规模罢工不仅使涉事企业蒙受经济损失，同时也影响了中国企业在缅甸的投资形象。

（四）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企业所面对的外部市场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所带来的与经营相关的风险。如税收政策风险。在“走出去”投资实践中，一些企业会选择通过低税率的中间控股公司间接投资目的地国或地区，以此降低税负。BEPS行动计划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转让定价审查和监管措施将逐步得到完善，若投资者不了解相关国家的反避税条款，则易遭受当地税务监管机关的反避税调查，可能面临额度较高的补税和罚款风险。

除此之外，市场风险还包括汇率风险。东道国对投资企业实施汇兑汇率歧视，限制或禁止投资者将在东道国投入的本金、投资收益等其他合法收入汇出东道国，即不允许企业的合法资金汇往投资母国或其他第三国，向企业实行歧视性的汇率。

二、“一带一路”对外投资风险的防控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风险防控，政府要起到引导作用，并与沿线国家完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保护中国企业的投资利益。中国企业也应该加强自身风险防控水平，有准备地“走出去”。政府和企业共同行动，形成合力。

（一）构建对外投资法律保障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生根，必将伴随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国内立法应当充分考虑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资本的安全性，积极借鉴欧美国家对外投资的相关立法技术，构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从法律层面上防范对外投资风险，为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建设提供相应的国内法支持。

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制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迫切需要将《境外投资条例》等配套法律尽快出台，对境外投资的定义、审批程序、人员出入境、资金融通、利润分配及利润再投资、税收政策等作明确规定，对境外投资行为作出鼓励类、禁止类等加以区分；此外，在加快对外投资宏观性法律法规出台的同时，也要推动下位法的推动建立。对外投资与国内投资在税收、保险、外汇、融资等方面千差万别，因此，需要出台专门的《对外投资税收法》《对外投资外汇法》《对外投资保险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对对外投资进行规制，引导企业在海外合法经营，从外部促使企业规避法律风险，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保驾护航。

（二）重视签订双边多边协定

政府应积极与沿线各国谈判，共同签署国际多边投资协定、区域投资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提供制度层面的公共产品。通过高标准、统一性强的贸易投资协议，建立区域性市场的联通，增强资本的自由流通性。坚持一国一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达成高质量的投资协议，借助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权威性，从政治的高度来防范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引导企业到投资环境较差的国家投资，签订完备的协定，更具有积极意义。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差，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越能弥补东道国的法律制度缺陷，越能吸引海外企业前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企业的资本更多的是投向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如东南亚，中亚，中东。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恰好也是国内制度建设较差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双边协定，有助于保护国内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入的资本，保持合作稳定性。

(三)创新争端解决机制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第三十二条“支持相关部门完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尊重多边、双边投资协议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公正高效解决国际投资争端。”可以尝试建立统一、有效的区域性国际仲裁机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广，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仲裁机构难度较大，可以以国家区位为基础，建立区域性仲裁机构。可以优先考量与中国合作最为密切的东盟国家，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进程为基础向西向北外扩，加入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与中国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往来良好的国家。尝试建立“一带一路”区域性国际仲裁机构，专门负责解决“一带一路”投资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投资争端。

另外，我国企业由于参与到国际投资的时间短，对投资争端解决的经验不足，对国际通行的相关操作不够了解。政府应大力推广投资争端解决国际中心（ICSID）的职能，组织专门机构收集和研究典型的ICSID仲裁案件，培养涉外人才做技术指导，让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了解ICSID争端解决机制，为企业在“一带一路”海外投资利用ICSID进行投资争端解决提供智力支撑。[5]

（四）企业应提高自身风险防范能力

1、投资前期做好充分尽职调查，合理规避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情不同，社会法治化进程也不同。东道国一般都会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投资限制以及严格的税收规定，一些国家为了本国经济发展立法限制境外投资。一些国家法条繁杂数量多，在一般性事先查询了解时难免无法完全覆盖，造成疏漏，这些都给我国企业投资带来了阻碍。企业对外投资前必须做好尽职调查。尽职调查至少需要包括以下的方面：调查投资东道国风险，是否适宜投资；调查投资的项目是否符合我国法律许可；调查投资项目是否牵扯东道国反对势力；调查投资东道国的前置审批程序和其他投资项目涉及的程序；调查投资的合作对象是否适宜，目标公司和关联公司是否存在合作风险；调査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数值，进行系统的预算评估。如果企业自身无法做到完善的尽职调查，应该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如对外投资法律风险评估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对外投资法律风险评估机构可以通过对国际投资项目进行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的方式，把法律风险管理嵌入到对外投资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业务流程中，为法律部门全程参与对外投资尽职调查、立项决策、谈判签约和运营管理提供渠道，有效帮助企业掌握东道国的投资环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