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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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Theory&Practice
SHANGHAIINSURANCEMONTHLY·NOV2017“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管理研究吕志勇王毓雯王凯妮山东财经大学保险学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且大多局势动荡、政权更迭、战争战乱,因此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面临着诸多风险,比如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法律政策风险等。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预警,对风险进行正确识别和有效评估,是我国对外投资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为有效应对“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投资风险,我国应增进战略互信,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加强国际担保机构与投资条约的保护;企业要增强法律意识,积极融入当地;保险公司应充分发挥其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投资的风险管理。一、引言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势头更加迅猛。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3%,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其中,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占当年流量总额的13%,高达189.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是对全球投资增幅的两倍。另有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1至8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5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8.1%,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老挝、俄罗斯等国家地区;中国企业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912份,新签合同额698.2亿美元,同比增长28.3%,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2.6%。未来,中国对外投资将继续保持强劲态势,其中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将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但是,由于“一带一路”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且大多局势动荡、政权更迭、战争战乱,使得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着诸多风险。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的相关数据,2005年1月至2014年6月(以下用“2005-2014年”表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或受阻的风险案例共130起,涉及全球59个国家或地区,总金额高达2359.7亿美元,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额18.2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案例有33起(占总数的25.4%),总金额565.2亿美元(占24.0%),涉及20个国家,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额17.1亿美元(参见表1)。从发生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伊朗、俄罗斯等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以及菲律宾、缅甸、叙利亚、阿富汗、越南等社会动荡的国家;从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能源和金属两个行业,两行业合计的案例数占比高达78.8%,金额占比为87.1%。在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面临的外部风险也显著提升。斯里兰卡重新评估中国援建港口项目、伊朗本土公司取代中石油开发南阿扎德甘油田项目、缅甸密松水坝项目停工等事件,均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受阻或失败的典型案例。因此,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预警,对风险进行正确识别和有效应对,是我国对外投资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投资的风险识别根据风险管理理论,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是做好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的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因投资目的国政府行为、政治事件乃至发生战争、暴乱、恐怖活动等政治性事件而引起的海外投资目的国环境的变化,从而对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目前,在欧亚大陆由东向西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社会政治动荡风险弧”,包括中南半▶表12005-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案例统计注:数据来源于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数据库;括号内为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统计数据。年份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共计案例数1(0)9(6)11(5)15(1)16(2)18(4)22(2)16(6)14(4)8(3)130(33)涉及金额(亿美元)180(0)347.6(218.7)146.1(73.6)366(3)354.9(18.3)176.9(18.3)340.3(40.5)163.4(86.4)213.3(69.5)71.2(36.9)2359.7(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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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上海保险岛、南亚、中亚、西亚及北非,地缘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合,推升了我国对外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而且,资源型境外投资比其他行业面临更高的政治风险。因为从产品特性上看,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更有可能加剧武装斗争,比如伊朗、印度尼西亚等国。而且,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在国内外投资指数的基础上,首度增加了“能源资源”和“环境气候”两大因素,将传统的风险指数所考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投资4个维度拓展至6个,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中国人民大学能源投资政治风险指数”,并以此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度量),“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属于中等风险,低风险国家只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阿联酋,较高风险和高风险国家主要集中在南亚、西亚和北非地区,主要原因是战乱频繁、恐怖主义横行、政府管治能力低下等。(二)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市场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都将产生积极效应,但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也存在众多经济风险或潜在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指企业海外投资目的国的经济环境或者国际市场发生变化,从而对企业的战略目标和经营管理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主要包括通货膨胀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国际市场风险等。例如,2014年由于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被迫采取汇兑限制,造成我国在俄罗斯投资的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汇兑风险。大量研究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国内经济状况受国际资源、能源价格指数波动的影响较大,进而影响其经济环境稳定性。《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年)》显示,“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基础设施指数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再者,我国目前的资本输出仍以基础建设、基础工程为主,而在“一带一路”许多地区,因为人口稀少、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盈利前景并不明朗,甚至其收益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弥补运营的赤字。因此,我国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经济风险予以重视。(三)社会风险社会风险是指因文化价值观、宗教信仰、社会风俗、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强烈的排外情绪、社会治安混乱等导致企业在投资目的国的生产经营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有使经营活动失败的可能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局势动荡、治安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海盗威胁、毒品走私等组织犯罪较多,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环境,提升了社会风险。(四)法律政策风险法律政策风险是指企业海外投资目的国的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如财政、货币、税收政策等,与国内的法律及政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的不熟悉、不了解,或者在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相关法律及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由此对海外项目的经营、发展和战略目标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不可避免要受到东道国关于税收、进出口、环保、建筑等法律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如果这些政策频繁变动,将给我国的对外投资项目带来巨大损失。例如,2015年1月,墨西哥联邦环境保护署以触犯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规章及长期欠缴罚款为由,全面叫停位于该国加勒比海岸坎昆市郊的中资商城项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表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低风险新加坡(73.89)马来西亚(73.6)阿联酋(71.35)较低风险哈萨克斯坦(69.57)沙特阿拉伯(67.63)波兰(67.56)文莱(66.49)越南(65.96)俄罗斯(65.27)阿曼(65.24)卡塔尔(65.04)科威特(64.6)匈牙利(64.29)以色列(64.12)爱沙尼亚(64.09)罗马尼亚(63.73)菲律宾(63.34)蒙古(63.06)泰国(62.93)阿塞拜疆(62.73)拉脱维亚(61.45)斯洛文尼亚(61.42)印度尼西亚(60.75)立陶宛(60.71)格鲁吉亚(60.4)中等风险伊朗(59.88)土耳其(59.6)印度(59.25)斯洛伐克(59.21)捷克(58.95)巴林(58.25)保加利亚(58.17)埃及(57.8)土库曼斯坦(57.19)塞尔维亚(57.11)阿尔巴尼亚(57.05)缅甸(56.31)吉尔吉斯斯坦(56.12)柬埔寨(56.07)老挝(55.93)斯里兰卡(55.74)白俄罗斯(55.3)伊拉克(54.91)克罗地亚(54.55)巴基斯坦(54.08)亚美尼亚(53.17)孟加拉国(52.02)塔吉克斯坦(51.93)乌克兰(51.8)也门(51.47)约旦(51.36)波斯尼亚(51.02)黑山(50.96)较高风险叙利亚(48.5)黎巴嫩(48.18)摩尔多瓦(48.1)马其顿(47.91)乌兹别克斯坦(46.98)马尔代夫(45.44)东帝汶(42.08)不丹(42.02)高风险尼泊尔(39.54)阿富汗(37.21)巴勒斯坦(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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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2017目——“坎昆龙城”。(五)外交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关系分化较大,既有与中国特别交好的巴基斯坦、老挝等国家,也有对中国有所警惕并对“一带一路”心存疑虑的国家,比如印度等。“一带一路”战略能够顺利实施,不仅仅是要带给沿线国家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要征得对方的理解和信任。(六)巨灾风险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灾害频发、多发、易发地区,同时也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风险意识和风险管控能力都相对落后。灾害的发生容易引起社会、经济甚至政治问题的连锁反应,因此,关注巨灾风险问题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三、“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价(一)指标的选取为量化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参照中国社科院的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CROIC-IWEP)的指标体系,选取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34个子指标。1.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指标代表一个国家投资环境的长期基础,较好的经济基础是对外投资收益水平和安全性的根本保障,其子指标详见表3。2.偿债能力偿债能力指标反映一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动态和偿债能力,它包含9个子指标(见表4)。3.社会弹性社会弹性指标反映了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风险因素,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能确保企业有序经营,它包括8个子指标(见表5)。4.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指标考察的是一国政府的稳定性和质量,以及法律环境和外部冲突,较低的政治风险是企业安全投资的先决条件之一。5.对华关系对华关系指标衡量了影响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风险的重要双边投资政策、投资情绪和政治关系,较好的对华关系是降低投资风险的重要缓冲。(二)标准化处理在选取指标并获得原始数据后,采取0-1标准化,将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使结果落在[0,1]区间,分数越高表示风险越低。转换函数如下:当的值越大代表风险程度越低时,当的值越大代表风险程度越高时,其中,为将进行标准化后的值,max为样本数据最大值,min为样本数据最小值。(三)计算风险得分对34个子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加权平均可得到5个一级指标的风险得分,即:其中,为子指标的权重,本文中假定,为第个一级指标下子指标的个数。在得到五个一级指标的风险得分之后,对其进行加权平均,权重为0.2,便得到每个国家的总风险得分:(四)实证分析考虑到数据的时滞性,本文基于《中国▶表3经济基础指标指标代码X11X12X13X14X15X16X17指标说明GDP总量人均GDPGDP增速(进口+出口)/GDP(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