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与汉代礼制建构

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汉代的经学教育
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
1、文字上：“今文经学”，是指运用汉代流行的隶书字体记录下来的儒经；“古文经学”，是指运用古文字（即先秦六国文字）记录下来的传本。

2、学统上：均视“六经”为正宗。

今文经学家视孔子为政治家，改革家，“六经”为其“托古改制”之作，因此研究和传授“六经”的目的在于阐发其“微言大义”，寻求治国安邦之道，所本者为《春秋》；
古文经学家视孔子为历史学家，认定“六经皆史”，研究与传授“六经”，应遵循孔子的“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之原则。

所本者为《周礼》、《尚书》。

学风上：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之阐发，故奔放、开阔，但缺乏实在，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古文经学则重论据、训诂，学风朴实。

3、政治态度上：今文经学家竭立迎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在儒学中渗入大量阴阳五行思想，相信并宣传灾异、谶纬迷信。

一般为社会改革派人物，思想较为激进；古文经学家则相反，讲求实学，注重训诂，恪守传统，思想较为保守。

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起因：
今古文经学的公开对立，始于刘歆向朝廷建议设立“古文经”学官（博士），而其水火不容的发展态势，则有着深层的社会、政治原因。

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暂告结束：
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杂糅了今、古两派的经说，今、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暂行结束。

（精）心得体会：汉代经学与“五常”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最新）最早提出“五常”当是汉初陆贾，《新语·术事》云：“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但他没有说明此“五常”所指。

后董仲舒明确提出“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汉书·董仲舒传》)，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

《说文解字》：“常，下帬也。

从巾，尚声。

裳，常或从衣。

”“常”本指下身穿的衣裙，表示崇尚的、流行的意思。

后进一步引申为恒久、普遍的理论、道理。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核心观念是超越时空、恒常不变之道。

“五常”不是仁、义、礼、智、信五个观念简单的相加，而是经过儒者长期的精心筛选、提炼、组合而构建起来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结构。

本文以汉代为重点，探讨汉代儒者如何以经学为基础构建“五常”核心价值观。

一、先秦儒家对仁、义、礼、智、信的论述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仁、义、礼、智、信多有论述，只是还没有形成“五常”体系。

孔子仁礼并重，他一方面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视仁为礼的灵魂；另一方面又要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渊颜》)，以礼为实现仁的条件。

仁与礼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两大支柱。

他论仁与智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

”(《论语·宪问》)“仁者安人，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有以仁统智的意思。

论仁、智、礼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智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

智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论语·卫灵公》)有以仁统智、礼的意思。

论礼、义、信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子路》)“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信以成之。

”(《论语·卫灵公》)礼、义、信对于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具有重要性，而三者的关系是平行的。

由以上可见，在孔子思想里仁、义、礼、智、信五个观念都有了，且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排列组合，除了能够看出仁居于核心，居于统摄性之外，还没有有意地把五者作为一个整体讨论其内在结构与整体建构。

汉朝的文化教育经学音乐与书法的培养与传承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还在文化教育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汉朝期间，文化教育得到了高度重视，经学、音乐与书法成为主要的培养和传承内容。

一、经学的培养与传承经学在汉朝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学问，被列为官方教育的重点内容。

朝廷设立了许多官学，如太学和郡国学，专门培养人才。

学生在官学中学习经典著作，掌握礼制、音乐、历法以及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知识。

为了鼓励学生的学习，汉武帝还下令为优秀学子提供奖学金，以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汉朝还注重经学的传承，将经典的著作收录编纂成《五经》和《十三经》等重要文化典籍。

同时，为了方便学生学习，还发明了石韵来记忆歌谱和乐器的音律，使音乐与经学相结合，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方式。

二、音乐的培养与传承汉朝的音乐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期，不仅在宫廷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也在民间流传。

朝廷设立了乐府，负责创作音乐作品，同时还成立乐官，负责维护和传承音乐的文化。

在汉朝的音乐教育中，培养乐师是一项重要任务。

乐师通过学习乐理和乐曲演奏技巧，成为宫廷和民间的音乐家。

同时，汉朝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音乐改革，将古代雅乐与民间音乐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汉朝的音乐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

许多音乐作品被收录在《乐府诗集》中，这些作品通过口头传承和书写传承方式，一直延续到后世。

汉朝的音乐对后世的音乐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代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书法的培养与传承在汉朝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成为了国家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廷对书法的培养和传承非常重视，选派了一批优秀的书法家在宫廷中担任官职，负责刻石铭文和书写史书。

为了促进书法的传承，汉朝还制定了《帝王世纪法帖》和《虞参考法帖》等法帖，供后来的书法家学习和模仿。

这些法帖成为了后来书法发展的重要素材，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孝文帝还下令要求官员的文书必须规范、整洁，提倡行书的书写方式，以确保文书的质量和美观。

以经注律礼法并用内容提要：郑玄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家。

他以经注律的法律思想、礼法并用的法制原则、与时俱进的法律解释都取得了法律学上的巨大成就。

这为后人研究法律制度提供了思路，也为后世历代的法律学建设奠定了基础。

郑玄（127—200年），字康成，东汉末年经学大师、文献学家、教育家、大司农（未任职），遍注群经、统一经学、创立“郑学”。

山东高密市双羊镇郑公村人，年轻时，曾任“乡啬夫”（1），这段负责听讼和收赋税的小官生涯，也许正是他法律思想开始启蒙的阶段。

现在青岛崂山（即墨东南不其侯国——作者注）还存有的“康成书院”遗迹、“书院村”、“演礼村”、“书带草”都和郑玄在崂山设坛注经讲学有关。

郑玄在经学上的造诣，常使人忽略他在法律学上的贡献。

《律学章句》是郑玄以经注律的经典文献，虽然已经散佚，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在魏定《新律》十八篇时，明帝曾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2）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谈起《唐律疏议》时曾说：“郑义多在其中。

”（3）从中也可以看出郑玄在法律学上的权威性。

以经注律郑玄的法律思想和他的政治、教育、科技、训诂思想一样，是以经注的方式出现的。

萧何奉命制定《九章律》（4），这部法律虽然崇尚宽简，但仍体现法家的立法思想。

汉武帝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5）成为汉代维护政权的指导思想，董仲舒所创立的新儒学成为汉代基本的治国方略。

解释和修改法律条文成为那个时代的要求，这也是汉代以经注律的动力之源。

汉代“律令繁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6）。

这种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混乱局面迫切需要国家对法律条文予以准确诠释和界定，以保证法律的尊严和正常有序运行。

汉朝一改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之弊，允许民间注释法律和进行法律教学。

以经注律成为经学家不可推卸的学术责任，这也是汉代立法技术走上规范化的客观要求。

从俗而礼、由礼而法、礼法并用的汉代法律路线，体现了法律的本质在于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严肃性和封建礼教的合法性。

汉代学校教育制度经学教育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学校教育制度也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

在汉代的学校教育制度中，经学教育占据了很大的比例，甚至可以说是汉代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经学在汉代的地位经学是古代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对古代文化和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汉代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稳定，各种学术成果都得到了较好的整理和发扬，使得经学在当时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汉代的学校教育制度中，由于经学占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经学教育也成为了当时学校教育的重点。

汉代时期的学校大多采用了经学为基础，授课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经学注疏等。

汉代学校教育制度汉代学校教育制度可以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

官学一般由政府设立，其中有些是为培养官员的专门学校，如明经、举人、进士等。

私学则由私人或由租庸调制担任的教书先生自行设立，教授内容并不限于官学规定的课程。

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学生们的教育都以经学为中心，学生们在学习中也必须按照经书的规定进行学习。

其中，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汉代教育的核心内容。

此外，汉代的学校教育制度还有其它特色。

例如，学生在学习中必须进行诵读、背诵、讲授、写作等多种形式的训练，以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考能力。

学校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和规章制度，以培养学生的纪律意识和行为习惯。

同时，学生们的制服也非常重要，这些制服不仅标志着学生的身份，也是文化和道德的象征。

汉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汉代学校教育制度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学的发展使得中国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并对后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汉代学校教育制度也为后来的中国各个朝代的学校教育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其基本模式一直延用到了今天。

总之，在汉代学校教育中，经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黄丽丽(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上海200001)提要: 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是学术体系的全方位对立,它们在学派宗旨、学术内容、治学方法、学术渊源和思想资料等诸方面有很大的歧异。

这两大学派斗争的性质是学术成分参杂着政治成分。

在阶级社会中学术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但学术有其独立的价值所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种学术或学派衰朽了,自有另一种学术或学派兴起以矫正其弊病或取而代之。

今古文经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斗争和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 汉代;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斗争;性质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7)02-0094-08一、目前学术界的六种意见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极予人启迪的经典个案。

前贤时哲对此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建树甚多。

但在这两大学派的斗争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上,则见仁见智,观点至今仍有分歧。

目前主要有六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是学术观点之争。

如清季廖平认为今古两派学术观点截然不同,各自为家,今文学派宗奉孔子,以 王制为本,谓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政治家;古文学派宗奉周公,以 周礼为本,谓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史学家,故两派壁垒森严,势如水火、阴阳!。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政治斗争和政治利益之争。

如蒋逸雪说:∀汉代今、古之争,自来视为学术论难,今观武帝之于河间献王,光武之于桓谭、尹敏,以及经师之作伪篡易,是属于学术问题者少,而属于政治问题者多也。

#∃范文澜也指出:∀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争斗的结果,由于得势部分的腐朽无能崩溃下去了,原来不得势的部分一方面与某些崩溃中的得势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胜利成为得势者。

#&孙筱则认为今文学派是维新派,其观点是王权专制政治的反映;古文学派是守旧派,其观点是宗法政治的反映,代表了两汉时诸侯王国和豪门世族的要求;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各种政治斗争的表现。

从“以《春秋》为纲”到“以周礼为本”———郑玄的经学史意义陈壁生【摘要】汉代末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以成一家之学。

郑玄的经学构建不仅是重新解释经典，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经学的根本性变革。

两汉经学以《春秋》为基本纲领，而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遍解群经，经学成为礼学。

经学的内涵，从孔子为后王所制的价值体系，转向圣王制作、孔子整理的礼制规范。

对经学的整体性理解，也从“空言”转向已经实行的“行迹”。

五经的性质，从两汉经师所注重的微言大义、家法师法授受转向客观知识，即经学从口耳之学转向眼手之学。

正是经过郑玄的改造，“礼”从一种价值变成一种“规范”。

而汉以后的王朝形成了制礼的传统，“礼”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

【关键词】郑玄；礼学；《春秋》学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４ 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３４－０９作者简介：陈壁生，广东潮阳人，哲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贵州省２０２０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孝经》集释”（２０ＧＺＧＸ２０）一、《春秋》学与礼学之别在中国经学史上，自孔子删削制作六经，并作《孝经》，演《论语》，汉世立五经博士，六经之名称各异，旨意殊别，所教不同。

有一经而能统六经者，惟今文《春秋》学、郑玄礼学而已，而其所以统者则不相同。

今文《春秋》学之统率六经，主要是《公羊》的核心观念，即孔子素王说与孔子作《春秋》“为汉立法”论，成为群经之所以获得内在一致性的基础。

《春秋》纯粹是孔子所“作”，“作”意味着《春秋》不是周公旧法，而是孔子的“一王之法”，“作《春秋》”的孔子也因其有德无位、立一王之法而成为“素王”。

《诗》《书》《礼》《易》，在材料意义上，都是圣王时代王官所遗；而在经学意义上，经过孔子删削其文，诸儒口传其义，先王之法统一于孔子而成为一套系统的法度。

也就是说，在材料意义上，五经的王者不同、时代不同、法度不同，但经孔子删削则一系于孔子。

论汉代礼学两种趋势的分别与融合汉代礼学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两种趋向。

两种趋向多有分别，在汉代礼学发展中呈现出不同色彩，前人已作了充分论述。

同时，汉代礼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礼，很多汉代礼学学者如叔孙通、后苍及庆氏一系经师兼顾古礼与今仪，共同显示出两种趋向相互交织的表征，汉代礼学两种趋向的融合现象同样不能忽视。

汉代礼学存在偏重古礼研究和偏重当代礼制建设的两端，前者可称为汉代礼学的学术性趋向，而后者则是实用性趋向。

两种趋向之间，既有区分，又有联系。

其区别体现在前者重古礼，而后者重今仪，前者学术性强而后者实用性强；但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融合的。

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一现象加以描述分析，并尝试推究其因。

需要预先说明的是，汉代的礼学主要是指《礼经》学，即专门研究《仪礼》的学问，包括《仪礼》本经，以及当时尚未升格为经的二戴《礼记》等融合了古礼与后师学说的传记，相对于《周礼》为古学来说，又可称“今文《礼》”。

由于《周礼》在两汉的大多数时期没有在官学中取得重要地位，汉代《周礼》学仅在私家流传，故本文专门围绕《礼经》学展开，并径称之为礼学。

一、学界对汉代礼学两种不同趋向的区分《史记》言及汉代礼学发展时，有如下记载：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成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

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

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

传子至孙徐延、徐襄。

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

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

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

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

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汉书》字句略同（唯“容”作“颂”，字通，《史记索隐》云音“容”），并补叙了萧奋以后的礼学传习情况：孟卿，东海人也。

事萧奋，以授后苍、鲁闾丘卿。

两汉今、古文经学一“两汉时期，因所据文本不同、师承解说不同、研究目的不同，经学分为今文学和古文学两大派。

今文学派认为六经是政治学说，他们偏重微言大义，以经术饰吏治，重实用而轻经术。

古文经学派认为六经皆史，以考据之法治经，重视名物训诂，被称为朴学。

”［1］p25“今文经学派主张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惯于以唯心主义的态度解释经学，进而来穿凿比附时政，直接为当时的封建统治、伦理道德提供思想根据。

代表人物是《公羊》学派的董仲舒。

…古文经学派力求保持先秦儒学的史官文化传统，反对随心所欲地解释古代文献。

他们以出土好传世文献为依据，以恢复古书的本来面貌为目的，主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重点解决经籍中的文字、音韵、训诂等问题。

代表人物是刘向、刘歆父子。

”［2］p7二（以下内容均摘自许道勋、徐洪业《中国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不一一注明。

）“古文”与“今文”对举，最早见于《史记》。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标志着今文经由民间私学变为朝廷官学。

《汉书·儒林传·赞》：“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生）、《礼》后（苍）、《易》杨（何）、《春秋》公羊而已。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召开了著名的石渠阁会议，命儒生讲论五经异同，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宣帝亲自参加，并作最后的裁定者。

因此，评议经义异同就是以维护封建礼制为准则，凡是符合统治需要的，就会得到皇帝的认可与推崇。

两年后，黄龙元年（前49年），从官制上正式确立博士生员数额，这就是黄龙十二博士。

东汉光武帝“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

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携图书，遁逃林薮。

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

”于是，建武初年立十四博士。

建武十四博士的设置标志着今文经达到了繁盛的阶段，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经学开始走下坡路了。

原来的博士官隶属一九卿之一的太常官署，现在只是太学里讲授经学的教官。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召开白虎观会议，讲论五经异同。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一、概述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极为丰富的时期，经学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学术流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古文经学作为汉代经学的两大主要分支，它们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构成了汉代经学发展的重要线索。

今文经学主要依据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进行阐释，强调经文的微言大义和义理阐发。

而古文经学则依据更早的篆书或六国文字书写的经书，注重经文的文字训诂和历史背景。

由于这两种经学在经书的版本、解读方法以及学术理念上存在差异，因此它们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这种斗争不仅体现在学术观点的交锋上，更体现在政治权力和文化地位的争夺上。

今文经学在汉代初期受到官方的推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发展，其学术地位逐渐得到认可，并对今文经学构成了挑战。

尽管今古文经学之间存在斗争，但它们之间并非完全对立，而是有着相互融合的趋势。

今文经学家在坚持自身学术理念的也吸收了古文经学的某些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古文经学家也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与今文经学形成互补。

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汉代经学的内涵，也为后世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是汉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反映了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发展性。

1. 汉代经学的历史背景与重要性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均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在这一时期，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发展与演变对于整个汉代乃至后世的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经学的兴起，首先源于秦朝焚书坑儒后儒家文化的衰落与复兴。

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寻求治国理政的方略，开始重视儒家文化，提倡经学。

随着汉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人们对于文化传承的需求也日益增强，经学因此得以在汉代社会中广泛传播。

汉代经学的重要性在于其对于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经学家们通过对经典文献的诠释与注解，不仅使得儒家文化得以延续，更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汉代经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