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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文化的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和墓葬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分裂成为了北魏、东魏、西魏、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和南朝陈等七个朝代，而在这些朝代中，墓葬文化不断演变和发展。
墓葬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体现，它与古代人们的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紧密相关。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墓葬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从华丽到简朴在魏晋南北朝的前期，墓葬的规模通常比较大且富丽堂皇。
如果说上古时期的墓葬文化是以特大型墓葬为主，那么魏晋南北朝的墓葬文化则是以大规模墓葬为主。
这个时期的墓葬经常有用贵重材料装饰的墓室和精美的石雕、陶俑等陪葬品。
这种墓葬的墓主人往往都是社会上的贵族、富豪等，他们的经济实力相当雄厚，可以大量使用贵重材料来装饰墓穴，以体现自己的权势地位。
但是，随着儒家思想的逐渐普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墓葬文化逐渐从华丽、排场化转向了简朴、朴素化。
对于许多儒家学者和普通民众来说，华丽排场的墓葬并不重要，他们更关心人们的品德和行为。
二、从多样到统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的陪葬品种类非常多样化，有的墓葬中用的是陶俑、石雕、画像、青铜器等，而有的墓葬则使用玉器、文玩、书籍等等。
但是，随着政治、文化、思想的变化，墓葬中的陪葬品逐渐趋于统一化和规范化。
这是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逐渐加深，人们开始强调简朴、素质等价值观念，而且也因为这个时期文化的发达和交流的逐渐加深，人们所接触到的文化也越来越广泛，那么墓葬中的文物就必须趋于一致化才能够确认其真实质量。
三、从尊重神灵到尊重先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文化逐渐从尊重神灵向尊重先祖转变。
这也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所导致的。
在这个时期前，人们认为死后的人会变成神灵，在人类世界中扮演至高无上的力量，因此在墓葬中对神灵的尊重十分重视。
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流行逐渐推翻了这种思想观念，将人们的重心引向了六世祖谥、商业成功、家族荣誉等价值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铭研究及历史价值评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和思想都有一些特殊的特点，而这些特点都可以从墓志铭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墓志铭是反映某一个历史时期文化、信仰、生活等方面的一个载体，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铭研究和历史价值评估也成为了历史学者和考古学家们的重要研究方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志铭的独特之处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志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所反映的文化和信仰的多元性。
这个时期出现了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同时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文化思潮，例如文人雅士的风度和百姓民间的生活信仰等等。
这些不同的文化和信仰都可以在墓志铭中找到体现。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志铭的文字和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具有独特性。
在文字方面，墓志铭文字对于学者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史、文字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艺术方面，墓志铭包括了雕刻、绘画、题字等多种形式，这些艺术形式对于文化艺术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墓志铭中反映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文化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文化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文化艺术、信仰和生活方式。
在墓志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特点的体现。
首先是文化艺术方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铭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作为中古史上文化和艺术的代表的艺术和设计，例如华丽的雕刻、细腻的线条和华丽的表现力等等。
这些艺术和设计都反映了这个时期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和独特性。
其次是信仰方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铭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和道教在这个时期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这些相信的信仰附着在墓志铭上，从而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信仰的多元性和佛教和道教在这个时期的渐进性发展。
最后是生活方式方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铭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工人等边缘群体的生活和信仰。
尤其是在南北朝时期，在南北朝的动荡时期，墓志铭中的一些阶级与职业层次显示的更为明显，这一点为研究什么样的人群有权力和社会地位提供了历史证据和参考。
图一１．石棺类装饰古坟２．石障类装饰古坟纪初的冈山县千足古坟凹。
主要纹饰仍是直弧纹和圆圈纹，且加施了红、白、青、绿等色彩，与石棺的装饰有所不同。
而熊本县千金甲一号坟石障上，不仅在绘制的同心圆及对角线内加入了箭袋图案的浮雕，而且还加施红、青、黄等色彩。
实际上，这种装饰古坟，是石棺类装饰古坟向墓室的壁画类装饰古坟过渡的中间环节。
壁画类装饰古坟，是在横穴式石棺的壁面上直接绘彩，或者描绘出线刻的纹饰。
如６世纪初福冈县日之岗古坟钞，在墓道、墓室、天井部位，绘有同心圆纹、连续三角纹、蕨菜纹，并加饰了盾、大刀、马等图案。
色彩以红色为主，用蓝色和黄色点缀。
６世纪中期的福冈县王冢古坟＠，还出现了几何纹、武器及人骑马图案。
这个时期还产生了故事题材的壁画。
进入７世坟，如鸟取县的尾山古坟、茨城县的虎冢古坟。
这时的壁画除了传统内容以外，还有武器、船、动植物、人物等图案。
在摄取自然与社会生活现实的景物入画方面，呈现出一种更为自由的风格＠。
横穴类装饰古坟，实际上是一种崖墓形制的古坟。
通常是在崖面上挖掘出一个横穴墓室，壁面上有线刻和浮雕纹饰。
６、７世纪流行于九州、东日本以及近畿地区。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熊本县菊池川、球磨川流域的装饰古坟ｏ。
墓室内有人物和武器的浮雕。
而宫崎县的墓室中则有表现建筑的图案四。
装饰古坟的线刻和壁画内容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些绘画及图案总是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
装饰古坟最早出现的纹饰是直弧纹和铜镜纹饰。
直弧纹即直线和弧线的组合，寓意着屏障邪恶，消灾避难。
另有铜镜纹饰、盾、刀等器具的变形图案，也是镇妖避邪的思想占主导。
至于人物图案中的武士形象，应与古坟时代墓葬周围树立的埴轮一样，起着某种防范作用。
而墓室中鸟站船头的画面，则寄寓了一种引导死者平安到达冥间彼岸的期盼固。
三、魏晋南北朝壁画墓和装饰古坟的比较我们拟从中日两国壁画墓的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壁画内容等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纪后，九步｝Ｉ以夕ｈ的地区图二１．壁画类装饰古坟２．横穴类装饰古坟也出现了壁画类装饰古·７３·家族合葬。
中国古代墓葬的发展史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馀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
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馀的固定设施，称为“墓”。
在中国考古学上，两者常合称为“墓葬”。
下面店铺整理了中国古代墓葬的发展史，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石器时代墓葬文化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埋葬的发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按一定的方式埋葬死者。
到新石器时代，墓葬已有了一定的制度。
墓圹一般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式土坑。
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尸体在墓内的放置方式以仰身直肢的为多，偶然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后者可能是由于凶死。
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除仰身直肢葬以外，还流行屈肢葬。
仰韶文化墓中的尸体头多向西;大汶口文化墓中的尸体头多向东。
这些都说明不同的部族有着不同的葬俗。
墓中随葬品以陶器皿为最普遍，其次是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亦偶有发现，有时还有谷物和家畜。
商周时代墓葬文化商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盛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着庞大的国家。
因此，在商代的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的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
河南省安阳的商王陵墓，有“亚字形墓”和“中字形墓”。
亚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亚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个墓道。
中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北两面各有一个墓道。
了王陵以外，其他贵族的墓也有中字形的，但规模略逊。
在贵族的墓中，还有一种“甲字形墓”，只在墓室南面有一个墓道，规模一般都较中字形墓为小。
商代绝大多数的墓，都是没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
商代统治阶级墓葬的特点之一，是使用大量的人和牲畜殉葬。
殉葬者的葬式各有不同，其中颇多采用俯身葬。
殉葬的牲畜，以马与狗为最多。
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的墓，墓主都只有一人，尚未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
浅议考古发掘报告——从三代到魏晋的墓葬形制变化最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就出现了有一定葬制的墓葬,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墓坑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墓,小而浅,仅仅够容纳下尸体。
即使是氏族首领的墓葬,墓坑也比较小,与氏族成员的墓葬比起来,也仅是随葬品比较多而已,这是因为新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为磨制的石器、骨器,磨制工具在建筑上是很难有大作为的,墓葬形制受社会条件的制约,整体表现为墓坑狭小、浅显,距地表的深度大体在2 米以内。
而磨制工具的盛行,使得氏族首领和宗教领袖的墓中玉器的随葬比较多,这是由于其所处的时代对玉器等坚硬石材的磨制比较娴熟。
夏商周时期，商周时代的墓葬,大型墓的墓坑平面面积由五六十平方米到四五百平方米不等,深达10 米,且均有墓道,中型墓的墓道面积也达到30 平方米,深达5～8 米,商朝出现了墓道，西周出现了用鼎制度，到了东周春秋末年时期地上出现了高大坟丘、陵园，东周战国时期，地上形成了一套陵园设施，包括陪葬坑、陪葬墓等，地下多重棺椁也继续发展。
在两周时期，主要是以多重棺椁和用鼎制度来规范墓主的等级制度——丧葬的等级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型墓出现了高大的封土堆,与夏、商时代地上无封土相比,这是更加盛行的高台建筑在地下墓葬中的延伸和扩展,封土堆基本上呈履斗状。
战国晚期，在洛阳一带出现了空心砖墓——新的墓葬形制。
两汉时期的墓葬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盛行了2 000 余年的竖穴墓逐渐转变为砖室墓和画像砖墓, 特别是砖室墓,传播最快,西汉中期以后,大型多室砖墓更加流行，其建筑程序是 , 先在地表挖出近方形的竖穴土坑,在竖穴土坑的一壁又挖出斜坡墓道,坑底用砖石构筑墓室,墓室与土坑之间的空隙回填原坑土,夯实。
秦汉时期的秦始皇陵出现了坟丘、陵园、陵寝建筑、陪葬坑、陪葬墓。
到了两汉时期，最终形成了一套新的丧葬等级制度，其中有皇帝陵、诸侯王陵、王侯墓、二千石官吏墓、平民墓和刑徒墓。
西汉的诸侯王陵共发现了45座以上，属于18个诸侯王国，坟丘以圆形为主，也有方形，墓葬形制有四种。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考古魏晋十六国墓葬魏晋十六国时期，一般指曹魏黄初元年篡汉起至北魏攻灭北凉统一北方止（220～439）。
这期间，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部地区，各政权各民族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息，社会经济调敝，反映在埋葬方面，一般表现为简埋薄葬，与秦汉墓比较，已大为逊色。
曹魏西晋的统治者，迫于经济困难，无力营建宏大陵寝，又为防止死后陵墓被盗掘，往往“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不设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考古探觅较难。
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防止坟墓被盗掘，大多沿用本族流行的“潜埋”而不起坟的葬法，所以他们的坟墓也不易被发现。
但是，帝陵以外的一般魏晋十六国墓葬，并不受此限制。
1915 年，英国斯坦因盗掘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从已发表的资料看，至少有六座墓属于十六国时期的墓葬。
本世纪上半叶，日本人鸟居龙藏、驹井和爱等人先后多次在辽阳一带发掘汉魏晋壁画墓。
1944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墓地发掘十多座魏晋墓。
还有，自本世纪初以来，魏晋墓志不断在洛阳出土，其中有晋贾充妻郭槐墓志、武帝贵人左棻墓志、晋中书侍郎荀岳夫妇墓志。
这些墓志为研究这一地区的魏晋墓，特别是西晋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不断被发现，就北部地区来说，河南的洛阳、偃师、郑州、延津、焦作、安阳、南阳，陕西的西安，河北的石家庄，北京市，山东的苍山、诸城，辽宁的辽阳、北票、锦州、义县、旅顺、朝阳、本溪，甘肃的敦煌、酒泉、嘉峪关、张掖、永昌、武威、崇信，青海的大通，新疆的吐鲁番，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墓葬。
在这个时期的大中型墓中，往往有纪年墓砖或其他带有纪年的器物随葬，还有记录墓主姓名身份的碑形墓志、印章和壁画题记，这些都为墓葬断代、器物编年以及墓主身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是先秦两汉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北部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不尽一致。
国内学者一般把北方魏晋十六国墓葬划分为中原、西北、东北三个区。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及其邻近的中原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其主要特点是，以砖室墓为主要形式，土洞墓次之；较大型的砖室墓有斜坡墓道，并在墓道两侧壁留出递减的台阶，甬道间安置石门；随葬器物中以陶制的牛车、武士俑、镇墓兽、长方形果榼、绛釉小罐，“位至三公”铭文的双夔纹铜镜等最具特色。
魏晋都城洛阳，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这一地区的埋葬制度和习俗，往往给其他地区的墓制以较大的影响。
其中有明确纪年或已知身份的计有：洛阳16 工区曹魏正始八年（247）墓，西晋太康八年（287）墓，元康九年（299）贾后乳母徐美人墓，永宁二年（302）士孙氏墓，以及北京发现的西晋永嘉元年（307）王浚妻华芳墓，山东诸城发现的西晋太康六年墓。
本地区虽然没有发现十六国纪年墓，但在西安收集到一件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制作的金错泥筩。
根据随葬器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十六国时期墓的至少有西安草厂坡墓、安阳孝民屯154 号墓等多座。
探寻西晋帝陵是本地区的一项重要考古工作。
据《晋书》记载，仅知司马氏三代都葬在洛阳故城东的首阳山，而且都是依山为陵，勘查不易。
考古工作者利用本世纪初出上的左棻、荀岳两墓志，根据志文所载的晋陵方位进行核查钻探，结果在左荀二墓志出土地点的附近，各探出一组排列有序的墓群。
其中一组在峻阳儿地，共二十三座：另一组在枕头山前，共五座。
考古工乍者发掘了两组中的大墓各一座，初步确定枕头山前墓地应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墓地，峻阳儿地应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墓地。
这两座已发掘的大墓，有可能就是崇阳陵和峻阳凌④。
由于两墓早年被盗，没有留下直接的物证，目前尚不能确定。
但这项工作已为解决西晋陵问题迈开了第一步。
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绝大多数发现于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吐鲁番地区。
其主要特点是，地面上常见平面方形的坟院式茔域，坟院内的墓葬作斜行排列或横行排列，有覆斗形或馒头形的坟丘为标志。
墓葬以砖室墓和土洞墓为主。
较大型的墓，墓门上砌有门楼或照墙，有的高达10 多米，上砌仿木构的斗拱、门阙，并嵌彩绘或雕刻的小砖。
墓室内绘壁画或小砖画。
随葬陶器上多施刻划的水波纹，有较多木制明器。
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等地的随葬器物，以带有纪年的镇墓陶瓶和衣物最具特色。
本地区有明确纪年或可知身份的墓葬很多。
粗略统计，发现于嘉峪关新城的有曹魏甘露二年（257）段清墓，武乡亭侯墓（M9）墓、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墓、后凉麟加（嘉）八年（396）墓、北凉玄始十年（421）墓：发现于武威的有魏青龙四年（236）墓、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墓：发现于陇东崇信于家湾的有前赵光初二年（319）墓；发现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有西晋泰始九年（273）墓，前秦建元二十年（3s4）墓、建元二十二年墓；前凉建兴三十六年（348）墓、升平十一年（367）墓；西凉建初十四年（405）墓；北凉义和二年（432）墓、义和三年墓，缘禾五年（436）墓、缘禾六年墓；以及青海大通发现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墓，等等。
已发现的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数以万计，目前已发掘500 多座。
这批墓葬分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以土洞墓居多。
都有斜坡墓道，有的墓道还有过洞、天井，有的砖室墓照墙为仿木结构建筑，也有在土洞墓的墓门上镶嵌土坯以构筑门相的。
不论是土洞墓还是砖室墓，都由墓道（包括过洞、天井）、甬道、墓室（包括耳室、龛）组成。
墓内彩绘壁画是河西魏晋十六国墓的一个特点。
壁画有大幅和小幅之分。
大幅壁画是在几块砖面上用筛过的黄土掺合胶性物抹平作底，后用土红色起稿，再用墨线勾勒定稿，继而用石黄、白、朱、赭石、粉黄、灰浅赭色施彩。
小幅壁画基本上是一砖一画，作图程序与大幅壁画相同，只是用色较单纯，一般以墨、赭石和朱为主。
河西发现的壁画墓，以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和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壁画为代表。
新城发现六座壁画墓，共保存壁画600 多幅，内容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以农桑、牲畜、酿造、出行、宴乐、狩猎、庖厨、生活用具、兵屯、营垒、坞壁、穹庐和建筑装饰图案为主要题材，借以炫耀墓主人生前的燕居行乐情景。
丁家闸壁画墓（M5）的墓主似为西凉的王侯或三公，墓中着重描绘道家神话传说中的天上、人间、地下三境界，东王公、西王母、神兽、圣贤人物。
壁画布满前室四壁，顶部绘复瓣莲花藻井，以土红色宽线为栏界，气势雄伟，是一幅不可多得的长画卷。
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十六国时期大型壁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十六国时期流行带斜坡墓道或竖井墓道的土洞墓。
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四角攒尖或覆斗式。
洞内仅可容木棺，洞口用土坯或石头封闭。
尸体用麻布缠裹，苇绳捆扎，因气候干燥，常形成千尸。
死者大多是汉魏以来屯戍西域的汉人后裔，埋葬制度与中原相似。
墓中随葬各种染织品、绢纸制品、陶木器、俪、钱币和金属饰品。
绢纸制品中常发现墨书的文字，内容大多是当时的官私文书，被学者称为“吐鲁番文书’。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
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集中发现于辽宁省，尤以辽阳、朝阳发现为多。
普遍以石板、石块砌筑墓室，砖室墓少见。
较大型的石室墓，墓内常见彩绘壁画。
随葬器物中以腹部穿孔的陶瓶、把怀、炭炉以及马具、金花冠和各种金饰品最具地方特色。
其中有明确纪年或可知墓主身份的有辽阳三道壕太康二年（281）墓，□令支令张君夫妇墓，朝阳后燕建兴十年（395）昌黎太守崔■墓，北票北燕太平七年（415）范阳公大将军大司马冯索弗墓等。
东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变化较大。
一般地说，曹魏时期，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辽东，墓葬形制基本上沿袭东汉的多室墓制。
魏末至西晋，辽东统一于中原，墓葬形制与中原渐趋一致。
流行于中原的釉陶小壶、“位至三公”铜镜，以及南方的青瓷虎子，都可以在东北晋墓中发现。
十六国时期，东北一带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等政权，统治者为鲜卑慕容部或鲜卑化的汉族冯氏。
这时鲜卑文化占居主要地位，但汉文化仍有很大影响。
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墓葬中都得到反映。
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北燕开国主冯跋之弟冯素弗夫妇墓。
冯氏夫妇同坟异穴，都是长方形石椁墓，东西向。
椁内殉犬。
木棺前端高宽后尾低窄。
冯氏头戴顶插步摇的金冠饰，明显属于鲜卑习俗。
但石椁内置柏木画棺，椁内壁施彩绘，椁顶画天象图，四壁画墓主人家居出行场面。
画棺绘羽人、屋宇、云气等图象，则承袭东汉大墓的特点。
随葬器物同样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系统。
冯妻墓早年被盗，遗物不多。
冯氏墓随葬陶器、铜容器、漆器等470 多件。
其中的铁制工具、兵器和甲胄，以及铁马衔、木芯鎏金铜马镫等成套马具，还有镂孔高圈足铜鍑，提梁铜罐等炊煮器，都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
但是，表示墓主人身份的印章，各种仪仗用的鎏金铜工具和铁质车器、漆案等食具和用具，以及文具、舆服杂用等，则又显示着传统的汉文化特征。
此外，墓中还有东罗马制作的玻璃器和印有佛像的金冠。
都是研究北燕的历史社会、思想意识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北朝墓葬北魏初都平城（今大同），后迁洛阳。
保存下来的北魏墓亦以大同、洛阳两地为最多。
在大同，经考古发掘的有文明太后冯氏的永固陵和分布在大同郊区的二百六十多座北魏早期墓。
永固陵永固陵是南北朝最大的墓葬之一，位于大同方山，坟丘呈方形，底边长117～124 米，现存高约23 米。
墓室在坟丘下面，坐北向南，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
前后两室全长23.5 米，用砖20 多万块。
两室之间有甬道。
甬道内设两重石门。
以后的北魏皇室墓大都采用这种墓制。
永固陵的陵园布局沿袭东汉旧制，在陵南600 米处设石殿，号永固堂。
现存一长方形基址，有柱础、龟蚨等残迹。
又在永固堂南200 米处建佛寺，至今仍保存带回廊的塔院遗迹。
这种富有佛教色彩的墓寺结合的做法，成为北朝陵墓的一个特点，同时反映了佛教在北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此外，在永固陵东北一里处有孝文帝豫营的陵墓，号万年堂，也是双室墓，但规模较小。
早年被盗，已遭到严重破坏。
北魏早期墓葬大同郊区的北魏早期墓，以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为主，墓向大多朝南，砖砌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微呈弧线形，其上收成四角攒尖顶。
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还有不少来自波斯萨珊朝的玻璃碗和鎏金银碗。
在这批北朝早期墓中，最重要的是北魏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冀州刺史瑯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墓和屯骑校尉建威将军洛州刺史封和突墓。
司马金龙夫妇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后室、耳室及连接各室的甬道所组成。
墓室总长17.5 米，墓道长28.1 米，全长45.6 米。
墓砖呈青灰色，砖侧模印“瑯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十个字。
主室西侧置石雕棺床，上置漆棺。
墓葬早年被盗，但仍遗存367 件陶俑。
陶俑大都是侍从俑、仪仗俑，身披铠甲的步兵俑和骑兵俑。
还有与陶俑相配合的驮粮马和大小马匹、骆驼等30 多件。
